自序
本集专述“激情燃烧”的1950年代，史褶滴血，疤痂未合。以事为证，以史为凭，多列证据，少发或不发议论。不过，这么一段血腥肃杀的疯狂岁月，实在做不到某些香港学者要求的“纯客观”。述史叙事不可能没有一点倾向性，只能尽量“莎士比亚化”——史论出自史实本身。
1950年代，中共暴力推进共产，用刺刀与漫画铺展“最新最美”的红色图纸，强塞大陆于马列之鞋，吾华进入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伟大毛时代”，腥风血雨、肃杀狰狞，长夜难熬。仅举一例——
1950年，西南师院外语系19岁女生郭辉霞，其父“逃亡地主”走投无路，两天未食，投江前见女儿最后一面。女儿领至寝室：“你躺一会儿，我去给你买两碗面条吃。”女儿没去买面条，而是叫来公安，一起将父押送回乡，女儿也参加斗争会。结果，先打“逃亡地主”，接着揪打地主女儿，“打她的骚勾子（屁股丑称）！”郭辉霞被扒下裤子打得皮开肉绽。西南师院吴宓教授认为太伤风化，专门找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1]
土改、镇反、肃反，至少杀了200余万“阶级敌人”；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工商业公有化）、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61年至少饿死四千万“阶级兄弟”；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寰内士民瑟缩捱命于“无产阶级专政”。恐怖越来越浓，日子越过越穷，苦难越来越重，还须时时念叨“党的恩情”、天天得跪谢中共，必须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若无1950年代的“激情燃烧”，没有思想改造运动（六旬教授都得扭秧歌）[2]，就不可能有反右、反右倾、大饥荒、文革、六四。没有马列主义的引导，就不可能有走入地狱的公社化；没有焚烧理性的1950年代“激情”，就不可能有公然失信天下的反右、不可能再演兔死狗烹的文革、不可能有坦克碾街的六四。
文革后，血腥“镇反”（镇压百万“反革命”）[3]、人祸“公社化”不便再提了，祸国深重的反右，明令“淡化”。但土改还是“大仁政”（穷人翻身），抗美援朝还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保家卫国”，大陆人民仍须继续磕头谢恩，无限怀念“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否则就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破坏安定团结”，就是“妨碍国家安全”……
英国阿克顿勋爵（1843～1902）早有警言：
历史不仅是一个发现的航程，也是一个与敌人斗争的过程。敌人就是早已实权在握的人，这些人强烈希望隐藏真相。[4]
秽史者自秽，谤书者自谤。“伟大毛时代”真相渐露，天安门毛像摇摇将坠。但出于“合法性”，中共仍在精心装饰1950年代，似乎那是一段与民更始、百废俱兴的“美好时光”，大陆人民“意气奋发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中共之所以还在维护老毛形象，还在修补这段千疮百孔的灾难岁月，当然是“司马昭之心”。“红灯”仍闪，意识形态未拆违清障。“阶级本能”使中共敢做不敢书，动用一切手段遮抹血印，以推捱“历史审判”。只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遮掩那只马脚——政治利益。还原1950年代真相，凸现这段被竭力“淡化”的史实，当然是正义的“填补空白”。
如今，中共已完全背叛马列原教旨、背叛“毛思想”，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以“三大改造”为标志的中国共运彻底失败，“西风”终于压倒“东风”。中共希望用“后三十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解释“前三十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合法性，南辕北辙，驴唇马嘴，当然是永远无法完成的“历史任务”。
笔者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久伏“铁屋”，50岁才在香港惊悉“大饥荒”，研究方向发生“战略大转移”——从浪漫文学转向实沉史学，由于不合中共“主旋律”，在大陆完全边缘化，分赃式的各级课题一律与我无缘（无论我怎么申请）。从结果看，非常感谢见弃于“党和政府”，反而成就我研究的“价值最大化”，将我旋送至解析赤潮祸华这一大课题。出身大兴安岭的筑路小工，能参与国家意识形态重大转型，以这样的方式“报国”，深感荣幸与焉。
官史无真，逢恶必讳，利益压倒是非。尤其当代史，钩挂诸多政治利益，阻力自必重重。不过，中共干都干的，岂有评说不得？亲感亲受，亲历亲述，势必“主观”，虽带好恶，但原始鲜活。后世学者纯粹依靠资料研史，缺乏现场感，多多隔膜，也有相当局限。
笔者从小嗜史，50岁由文入史，也算叶落归根。文学研究者不少中年转史，一些作家（如冯骥才）也从虚构转向纪实，大概也是“价值升级”。二十世纪国史如此苦难深重，文学毕竟高蹈轻浅，难羁我步。青年爱文，中年研史，晚年思哲，实在也是学人的“必由之路”。浪漫空灵的文学，难以承载历史之重。1980年代解冻初期那阵“文学热”，寒蝉仍噤，送走“两个凡是”，来了“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框定思想，不许揭露文革伤痕，不准指说毛共罪恶，只能用文学曲笔“弯着说”，文学因承担史学功能而显赫一时。随着反思深入，明晰直接的史学自然百倍给力于形象思维的文学。
1990年代，“六四”后去职的《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韩寅之女大学毕业，得自谋职业，向父亲抱怨。父亲乃1960届复旦新闻系毕业生，开导曰：“自找单位是难点，但较之我们当年的计划分配，硬‘拉郎配’，任掌权者摆布，家破人亡，撕心裂肺，口含黄连还不敢呻吟一声，今天的自由择业要强得多。”1960年该父毕业，父瘫、母瞎、妹肺穿孔，他打报告要求留沪照顾家庭。系总支书训斥：“你是革命第一，还是家庭第一？”他只能噙着眼泪咽着苦水，为53.5元工资赴赣。是年冬，其父见背，1964年老母去世。[5]笔者1982年大学毕业，系总支书教导我：“资本主义国家大学毕业哪像我们100%就业。”明明剥夺自由，却被说成“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歪歪理难道不需要拧过来么？
2013年，一位青年责问老年“右派”——
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反抗他们？
这位老“右派”极为担忧——
不去谴责专制者反而去谴责受难者，这真叫人有点担忧。前两年，我不再担心中国再会发生“文革”的可能，现在不了，样板戏又唱起来了，毛主席又被尊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者也要“讨个公道”了……当历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来重演一遍的可能。[6]
我们这代赤祸亲历者（尤其人文学子）负有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将赤祸钉上史柱——“千万不要忘记”！
[1] 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年，页159～161。
[2] 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年，页152～153。
[3]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透露：“镇反”杀了70万，1955年“肃反”杀了7万，1956年杀掉少一些。这些资料《人民日报》发表时删除。参见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上），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页111。
[4] （英）达尔伯格·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11年，页334。
[5] 韩寅：〈漏船载酒泛中流〉，载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131～132。韩寅分配江西公安厅，改革开放后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六·四”去职。
[6]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