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我用鲁班胡同的两间平房,换了一套金鱼池中街的简易楼房。简易楼的好处是楼道里有厕所和自来水,方便时不用去公共厕所,也不再需要到街上的水站担水。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分校200号工作,每周星期六乘班车进城,星期一一早再从平安里返回昌平。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楼道给大钢种壶蓄水,碰到一个看上去比我年长几岁的中年男子。他的眼睛忽然一亮,惊喜地喊出我的名字,然后向我伸出右手:“还记得九十中的一八班吧?”

我握着他那只粗糙得带着棱角的手,用眼波滤去了印记着岁月的褶皱,慢慢地复原了一个少年同学的笑脸:“林大宝!”他激动地说:“对!我就是林大宝。在缸瓦厂工作。听说你后来上了大学,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还在清华,不过是分校,一星期回家一次。”他说:“我在怀柔,也不能天天回家。现在成了街坊,太好了。”大壶里的水已经溢了出来,我说:“我得回屋做开水去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咱哥俩慢慢儿聊。”

把大壶坐到火炉上后,我的眼前呈现出一个头发乱作一团,补丁套着补丁,面黄肌瘦的孩子,唯一比别人特殊的就是那张温存的笑脸,那笑脸和他褴褛的衣着和营养欠缺的菜色有点不大般配。他就是家住金鱼池边上的林大宝。大宝没啥爱好,同学们课间打百分时,他在一旁看着。同学一起吹口琴时,他在一旁听着。似乎他也想分享到一点童年的快乐。放学后,同学们都去操场打球,练双杠。他却背着书包,一个人默默地走回家去。

几周以后,大家推举我当了学习委员,经常把批改后的试卷和作业发给同学。我发现大宝的成绩大部分都是三分,有时还有二分。我把他当成不爱学习、漫不经心的后进学生。有一次,他的数学作业没有完成就交上去了,被老师退了回来。我急赤白脸地对他说:“林大宝,学校免除了你的学杂费,你怎么还不好好学习,你对得起国家吗?”大宝耷拉着脸,眼里含着泪花,什么都没说。

老师发现我对大宝的急躁情绪,把我叫到教员预备室,轻声对我说:“大宝不是坏孩子,从来不跟同学争吵打架,见谁都笑呵呵的。他的学习成绩上不去是因为家里有困难。父亲收入低,家里有四个孩子,他又是老大。回家后除了看管弟弟妹妹还要做许多家务活儿。哪儿像你,可以在院子里安安静静地看书、写作业。今后,你应当多帮助他,不能再用讥讽的字眼刺激他,太伤人了。”

听了老师的解释,我开始为自己的简单粗暴感到内疚。大宝小小年纪就被家所累,不能和我们一样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也不能在知识的海洋里汲取养分。同情心让我开始对大宝另眼看待。试卷发下来后,把他做错的地方告诉他,希望他下一次不再重复。有一天放学后,我背着书包和他一起走出学校,顺便到他家看看。

中国人喜欢风水,于是在龙须沟的北边挖出了一个元宝形的水塘,叫金鱼池。元宝的开口朝北,底座朝南。周围是密密麻麻的一片低矮破旧的民房,这些居民虽然天天守着大元宝,却终年为填饱肚子而奋斗,世世代代在贫困线上挣扎。大宝家在元宝凹进去的那块地方,一间小黑屋背北朝南,开门见水。门外堆着大大小小的鱼缸,墙上凌乱地挂着形似球篮的鱼网。几个顽皮的孩子趿拉着破鞋在门前嬉戏玩耍。大宝的父亲在捞鱼虫,大宝的母亲在蒸棒子面菜团子。回家后,大宝放下书包,还得织鱼网,为金鱼换水,挑水、劈柴和买煤球也是他的活计。难怪他的成绩总也上不去。

大宝属羊,比我大一岁。踩肩膀下来,他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老二在读高小,老三刚上小学,老四是女孩,不到五岁。这一家老小六口人的生活费用全部落到老爹的身上。他夏天卖小金鱼、蝌蚪和莲蓬,冬天卖糖葫芦。一年四季不闲着,但平均每月不过四十几元的收入,按人口平均,每人不到十元。于是大宝交不起一个学期才两块多钱的学费。

初中第二年的时候,大宝成了我们班上第一个退学者,全时做起家务。老师说,他的母亲生了第五个孩子后,得了产后风,没几个月就死了。大宝只好回家去照顾小弟弟,五宝。到了初中三年级,九十中搬家到永定门外的琉璃井,我不再天天路过金鱼池,从此和大宝也失去了联系。

四人帮倒台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在楼道见了大宝,两个人似乎都从黑暗里看到了国家的光明前景,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内心的喜悦。按照他家的排行,我说:“大哥,今儿中午咱哥儿俩喝二两,也庆祝庆祝。”于是我拿着空酒瓶到副食店打了半斤一毛三一两的白酒,买了一截儿粉肠,四两猪头肉,跟大宝痛快地喝了起来。

酒一进肚,话就多了,除了诉说四人帮的劣迹恶行,也交流了各自的经历。在小弟三岁多能走以后,大宝走出家门在远郊区的缸瓦厂找了个工作,开始从经济上协助父亲。一个月十七块钱的徒工津贴,他交给父亲七块,只留下十元作伙食费。每天中午都是素熬白菜,晚上啃腌萝卜。干的是体力活,常常跟不上劲,只好咬着牙,扛了过来。不久二弟也在区属五金厂找了工作,父亲肩上的担子又减轻了几分。

大哥知道家里离不开他的支持,因而对工作机会十分珍惜。苦学苦练,没几年的工夫,就把陶瓦制作的流程工艺掌握得一清二楚,包括配料、加水、上釉和火候。三年出师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厂里最年轻的行家里手。可惜只有初中一年的学历,文化水平太低,评不上技师。出师三年后他被提升为二级工,基本工资38.5元。大哥只留下十五元生活费,剩下的全部交给父亲,养家糊口。周末回家还要帮助弟弟妹妹洗衣服,督促他们写作业。

文革后老领导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个斗私批修、作检讨。造反派看重他的出身和业务能力,于是把大哥推上领导岗位,当了厂长。大哥是个实在人,只知道促生产,不懂得抓革命。可无论如何造反派也需要一位业务干部,把生产搞上去。由于大哥的努力,在文革的强烈冲击下,缸瓦厂的效益没受到多大的影响。

1972年,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徐柏玲分配到厂里做徒工,年轻漂亮,读过一年高中。有几个单身的小伙子在她身边像苍蝇一样蹭来蹭去,有的帮她干活,有的帮她打水,有的还常用粗鲁的言辞调戏挑逗。作为厂长,大哥常常为这位姑娘解围。一个周末的晚上,大哥准备骑车进城,忽然听到一阵喊叫。大哥返身回单身宿舍,看见有个农村青年正在强迫柏玲。大哥抄起一把铁锹,照着那小子后背一甩,把他吓得抱头就跑。姑娘一下子扑到大哥怀里,哭了一场。大哥为了安慰她,那天晚上没回家。

过了些日子,这姑娘在吃饭或休息的时候,经常主动来到大哥的旁边,还把几块肉片放到大哥的碗里。大哥以为她在感激解救之恩,也没在意。有一天姑娘不好意思地问:“厂长,你结婚了吗?”大哥回答:“没有,问这干什么?”姑娘鼓起勇气,说:“我受不了这些青工的骚扰,想嫁给你,有个安全感。”大哥说:“我自己工资低,没文化,家庭负担又重,跟了我你没幸福。”

姑娘用恳切的语气说:“我不在乎,你这个人朴实厚道,在厂子里又有威信。我父母都是干部,虽说现在靠边站,但经济状况不差。”大哥只好说:“那我们就相处一段时间看看发展吧。”

过了半年,大哥到了三十岁,父亲也因为健康问题办了退休手续,他希望大儿子能找个媳妇成家。于是大哥和柏玲在派出所登记结婚。一来林家经济拮据,二来女方家长还在接受审查,婚事只好从简。二人买了几斤杂拌糖分送给邻居和厂里的同事。厂办公室为了照顾厂长,分给他俩一间集体宿舍。师傅们都羡慕林厂长,一个穷困潦倒的卖油郎,居然找到一位貌美如玉的花魁。

一年后,柏玲为大哥生了个虎头虎脑的儿子。到了周末,两个人可忙了,抱着孩子又是去爷爷家,又是去老爷家,几位老人都喜欢得不得了,恨不得天天看着这个隔代的宝贝。

王张江姚四人帮倒台不久,柏玲的父母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个当了二轻局的副局长,一个做了东城区委的办公室主任。地位变了,于是两位领导开始意识到大哥的短处,不修边幅,说话粗鲁,而且在花钱方面过于精打细算。老两口背后经常嘀嘀咕咕,开始后悔这门亲事。一不留神,竟把鲜花插到了牛粪上。

碰巧,徐副局长的老上级周局长的儿子青年丧偶,需要续弦。局长想起他看着长大的柏玲,于是动了心思。徐局长知道了老领导的意思后,也想借此机会让女儿弃驴换马,攀上门当户对的亲家。女儿开始不同意,觉得这样做对大哥太不公平。可是架不住父母接连吹风,也顶不住小周的殷勤追求,最后她终于投降,点头应允。

大哥开始时有点舍不得,希望柏玲看在儿子的面上,保持家庭的完整。柏玲则坚持另起炉灶,和大哥开始分居,并且把孩子放到自己父母的家中。大哥一看,事已至此,难以挽回,只好忍痛和柏玲办了离婚手续。离婚之后,柏玲调到东城区妇联,挂了个虚职。由于女方的坚持和经济条件的优越,孩子也判给了徐家。

离婚后的那个周末,大哥没有进城看望老爸,一个人买了半瓶酒和一斤江米条,在宿舍里闷声闷气地喝了起来。酒不醉人人自醉,事未愁我我自愁。只喝得酩酊大醉,迷迷糊糊地和衣而卧。大约有三五天的时间,大哥才从痛苦的深渊爬了出来,挺起腰板,直面惨淡的人生。

老爸几个月没见孙子,心里起急。大哥也明白,能瞒一时,但瞒不了一世,只好把离婚的事告诉父亲。儿子离婚,父亲倒不大在乎,还可以再找吗。可是他舍不得活泼可爱的大孙子,那可是林家的血脉。于是一病不起,嘴里总叫着孙子的名字小虎。

大哥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到徐副局长的宅院里去找前妻,希望能把孩子抱过去给父亲看一眼。可是前岳母横眉怒目,像《天河配》里的王母娘娘,愣把大哥给赶了出去。大哥淌着泪水,恨自己没本事,窝囊,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看上一眼,不能抱回去宽慰父亲。

没几天,老爸思念孙子过度,茶不思,饭不想,再加上一生操劳,累坏了的身子骨儿。抢救无效,饮恨身亡。

一年以后,大哥和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姑娘李志华结婚。不久又生了一个女儿。大哥平时还住在工厂,周末回家。家里只有三十多平米的一间半的屋子,妹妹已经出嫁,三宝去了东北兵团,两个弟弟一个结婚,一个正在处对象,没有大哥和嫂子落脚的地方。为了给妻子安排个住处,只好在简易楼边挨墙靠北搭起了一个小棚子。做饭、吃饭都到楼上,其余时间志华和孩子都呆在小棚里。孩子能走以后,志华在街道工厂找了个糊纸盒的工作,缓解一下紧张的经济状况。一家人对付着也说得过去。

1981年,我离开了金鱼池这块宝地,留学美国。浩瀚的大洋隔开了我和这里纯朴的人气。

1999年夏天,我回国休假,还是在楼道的自来水管子旁,见到了林家的二宝。我问他:“大哥还好吗?”老二低着头说:“怹去年得了胃癌,没过仨月就走了。”

我禁不住一阵凄凉,多好的大哥呀,从小就扛起了养家的担子。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他和父亲一起勇敢地和现实搏斗着。小小的年纪就离开家门,到郊区打工,好不容易有了个儿子却又不能相认。再婚后连个像样的屋子都没有,只能暂住在临街的小棚子里。他去世的时候,小女儿还不到十岁,妻子还没有北京户口。

他来到这个世上似乎只为了挑担,为了受苦,为了应对磨难。也许,死亡是他的解脱,他要去的才是天堂。

2021-12-4
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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