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的开幕,是以多名网络大V被捕并在央视上未审先判、挂牌示众为标志。如果说网络大V算是“一个人的媒体”,触角稍稍敏感的人由此就可以作出判断:即将到来的是媒体的寒冬,而非媒体的春天。

国际记者联会在《中国新闻自由年报》中指出,2014年以高瑜、殷玉生、向南夫、辛健、吴薇、宋志标等为代表,越来越多传媒人和网民被骚扰、解聘、拘押和逮捕等政治迫害。因此,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被认为是言论自由的敌人。

这份报告评论说:“在前苏联、纳粹德国和中国等极权国家,几乎不受制约的宣传部门必定是黑幕化的,有宣传部的地方自然就没有新闻自由。2014年中国的宣传部门仍然向过去一样经常向传媒发布指令,根据现实和宣传需要严格控制舆论,人为地制造‘真理’和‘真相’。宣传部门的禁令也被当作所谓的机密予以保护。”

媒体界最有名的习近平的囚徒,是享誉世界的女记者高瑜。如果说胡锦涛时代逮捕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是后来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那么习近平时代逮捕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就是高瑜——我们一帮朋友正在推动欧盟将萨哈罗夫奖颁发给高瑜,如果高瑜获得这个崇高奖项,当然是实至名归,她在今天的中国所从事的人权工作,与当年萨哈罗夫在苏联所从事的人权工作同样重要。

习近平精心挑选高瑜作为打击对象,首先是因为2013年10月高瑜在纽约强烈批评习近平。在那段视频讲话中,高瑜警告人们不要对习近平存有任何幻想。她认为,习近平上任后的行为,是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的人,一旦得势之后的翻盘报复。在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对习近平抱有良好的期待,即便他不断集权,大家也认为集权之后,习会推动政治改革。那时,很少有人像高瑜那样,准确地判断出习近平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其次,高瑜是80年代改革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因89学运坐过牢,在反对运动阵营中属于老资格,人品好、声望高,且获得多个国际大奖,是指标性的人物。习近平怀着“射人先射马”的策略,抓捕高瑜,震慑其他异议人士,并让媒体界产生寒蝉效应,从此谨言慎行、小心翼翼。

我在国内时,多次跟高瑜在同仁聚集的饭局上会面,也曾送书给她,可惜一直没有机会深谈。

反倒是我流亡美国之后,我们在纽约的一次纪念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学术会议上相遇,一起乘坐一段漫长的纽约地铁,一路上听高瑜介绍了不少国内的新动向。那时,我正在写作第1本批判习近平的著作《中国教父习近平》,我将书中的基本观告诉高瑜,请她提意见。高瑜听了后表示,她同意我对习近平的看法,习绝对不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式的改革派,习是心狠手辣的红二代,是“编外红卫兵”。

在那次学术会议上,高瑜一边细致梳理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脉络,一边忠告大家,切勿对习近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如同胡温刚上台时,有些人一厢情愿地泡制“胡温新政”的说法,最后沦为自我羞辱。

那一次,虽然只有短短1个多小时的时间,却是我跟高瑜之间最长的一次交谈。她的年龄跟我的母亲相仿,却毫无长辈的架子。其学识之渊博、思维之敏捷、观点之澄澈,更让作为后辈的我肃然起敬。我再三向她表示,希望她多多小心,习近平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如此明目张胆地否定习近平,她回国后的危险性会大大增加。高瑜乐观地回答,她早已坐过牢、吃过牢饭了,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果然,我们分别不久之后,我就听到高瑜被捕的消息。

近日,狱中的高瑜身体状况急遽恶化,体检出身患肿瘤,良性或恶性尚待进一步确认。然而,残忍的国保乘机向高瑜施压,逼迫其认罪才能保外就医,甚至诱骗她解除与律师之间的委托关系,遭到高瑜的严词拒绝。高瑜的身体状况牵动着全世界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人士的心,记者无疆界组织再度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当局尽快释放高瑜,并建议法国外交部长紧急召见中国驻法大使,就高瑜的个案展开外交斡旋。

习近平关押了高瑜,却不能摧毁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追求真相和真理的欲求。正如国际记者联会在《中国新闻自由年报》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世界里,一个政权想长期给传媒罩上铁幕并以此与世界舆论隔绝,是难以持续的。因为真理部的存在侵犯自由、侵犯人类、侵犯国际法,每一个渴望自由和真相的人都会抗议真理部的存在。长期以来,渴望自由的中国人为争取自由流血流汗,中国人将继续努力推倒专制政府筑起的每一道墙。”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不是一个明君贤相的诞生,而是每一个公民的觉醒。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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