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荣：重重雾释鸭绿江：抗美援朝决策新解（连载二）

缺失这份档案材料留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印象，正如巴贾诺夫所指出的：根据现有材料，苏联主人从未向中国客人透露他决定对南韩发动进攻的决定。 但是，下列材料暴露出来：当斯大林在莫斯科和毛泽东会面时，他的的确确和毛泽东讨论过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

首先，时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在一次访谈当中告诉作者：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的确和他讨论过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 其次，沃尔克戈诺夫证实，于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和他数次谈到朝鲜问题。 再次，1989年，苏共中央委员会曾下令在苏联外交部档案中搜索关于朝鲜战争的文件。这次搜索找到了一份毛泽东和米高扬于1956年4月的谈话记录。这个谈话记录载明: 毛泽东承认，于访问莫斯科时，他和斯大林讨论过朝鲜问题。

具体而言，他们讨论了什么问题？尽管没有官方公布材料，作者仍然可以提供以下信息：

其一，他们很可能讨论了毛泽东于1949年5月初在北京与金一会谈的结果。在那次会谈中，毛泽东建议平壤应事先争取莫斯科对于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的同意，并答应向金日成提供为北朝所需的支持。在那次会谈后，金日成曾于1950年1月说过，他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的命运，将会在莫斯科得到决定，因为毛泽东于访苏期间将会接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指令。 显然，毛泽东会告诉斯大林他于1949年5月和金日成的使节金一所说的事。

其二，在莫斯科，毛泽东和斯大林讨论了美国派出自身地面部队入朝参战的可能性。关于这个问题，师哲回忆说，斯大林问毛泽东：美国可会直接干涉？毛泽东答道：美国人可能不会来，因为这是朝鲜的内部事务。 赫鲁晓夫也证实了，毛泽东提出过美国“不会干涉，因为这是一场将由朝鲜人民自己决定结局的内战”的判断。

其三和其四，他们讨论了避免莫斯科和华盛顿直接武装对抗的必要性，以及苏联为中国入朝作战部队提供苏式装备和空中掩护的必要性。据师哲所说，在那次访问中，毛泽东建议斯大林为中国地面部队提供日本武器，以避免引起外界对于苏联干涉的怀疑，同时为入朝中国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其五，他们讨论了将解放军中剩余的朝鲜人部队移交给北朝的问题。1950年1月4日，当毛泽东还在莫斯科的时候，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林彪给毛泽东拍发了一份电报。林彪说，在他的部队里仍有一万六千名朝鲜人。当部队挺进到亚热带南中国之时，许多人都在考虑回到他们在中国东北寒冷的家乡，甚至回到他们的祖籍国家朝鲜。林彪可能并不知道毛泽东和金一早在九个月前就达成了中国向北朝移交这些部队的协议，于电报中，他提出让他们走。毛泽东将林彪的电报交给了斯大林。根据苏联档案记录，苏联外交部于1950年1月8日向什特科夫通报了林彪的建议，并指示后者了解金日成的反应。

如果这些朝鲜人部队，按卡明斯所说，是平壤以前派到中国助战的朝鲜裔朝鲜人， 那么，莫斯科只需将北京的决定通知平壤就行了，无需了解金日成的反应。但是，由于他们实际上是，至少大部分是朝鲜裔中国人，让他们进入北朝，必会增强北朝境内延安派别的势力，莫斯科就觉得有必要事先征得平壤同意。

平壤立即同意了林彪的建议，并于1950年1月中，派出朝鲜战争爆发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的金光侠和另外两名人民军军官到北京，与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办理这次移交。金光侠请求中国为这些部队提供装备，因为再与苏联谈判解决装备问题必会花费很多时间，他的要求得到满足。这些部队被重组为人数为一万四千的第15独立师（第一章已提及），在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抵达朝鲜。

根据毛泽东与金一于1949年5月初达成的协议，中朝两方在移交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之时，须得征求莫斯科的同意。现在我们看到，是毛泽东亲自将这个问题提交给斯大林的。这一事实，以及中国应平壤要求将齐装满员的第15独立师移交给平壤，以契合北朝准备发动战争的时间表又一事实，证明斯大林和毛泽东不仅讨论了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而且谈妥了中国应给北朝提供哪些必要的、提前的援助。这就否定了曾被普遍接受的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只是“笼统”谈过朝鲜问题的观点 ——正好相反，由于根据官方材料记录，于1949年12月24日举行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讨论了“亚洲共产党的问题”。 所以可以推断，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谈中受到讨论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第一次会谈的要点，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应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第二次会谈的要点。

作者出狱以后将近两年，方才得知: 其一，于1950年7月9日、18日，9月29日和10月4日，周恩来做了四次支援北朝的安排，向后者提供低阶朝鲜裔中国人技术人员，包括军工技术员、医生护士、工矿工程师和卡车司机。

其二，沈志华书中记载，斯大林于毛泽东访苏期间，两次邀请后者到其私人别墅，举行高度保密的会谈，除了军方派出的一位翻译，任何人都不许进入会谈房间。两人于1950年2月5日的会谈中，如前所述，确实讨论了朝鲜问题。

其三，156独立师充分装备到了什么地步？我从《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卷当中得知，全师装备得有：一万二千支步枪、四百四十支轻机枪、一百八十支重机枪、一百二十支手枪、一百三十二门壕用迫击炮、七十二门反坦克炮、三十二门105毫米口径榴弹炮。 全师总共装备得有二百三十二门火炮，平均每两个排即摊得一门炮，实在不像林彪所说的装备过差了吧？若是一个军的话，就起码九十六门有以上105毫米口径榴弹炮了啊。日将本间雅晴在菲律宾歼灭美军二万之数，手上也只有一百门山炮而已。

2.3 斯大林先批准金氏统一提议

1950年1月17日，北朝外交部长朴宪永为北朝驻华大使举办送行午宴。几位北朝领袖和北朝、苏联、中国的外交官出席了午宴。在午宴中金日成说，目前中国正在接近它的完全解放，现在轮到解放对他和人民军充满信任的期待国家统一的南韩人民了。金日成充满感情地说，一想到不应辜负南韩人民的热切希望，他便夜不能寐。如果迟迟不能统一，南韩人民定会大失所望。金日成回忆，于1949年3月，斯大林同意他们进行反击。但很遗憾，李承晚没有首先发动战争，没有给人民军反击的口实。由于这个原因，金日成希望就目前南韩的局势与斯大林会谈，讨论他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如果提议获得批准，他有信心在数日内占领瓮津半岛，甚至汉城。

金日成说，如果无法与斯大林会晤，他希望能与毛泽东会晤。他相信，正如前文所提，“毛泽东于其访苏期间将会接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指令”。 金日成强调，毛泽东曾经承诺，在中国国内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就将予他援助。显然，在提到这个承诺时，金日成想到的是他的使节金一于1949年5月初和毛泽东的谈话。金日成几次说道，北朝大使到了中国应该大胆地工作，因为毛泽东是他的朋友，必会不懈地帮助朝鲜。 要对金日成所说的“毛泽东于其访苏期间将会接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指令”的背景有更加清晰和详细的了解，还需要从档案材料中寻找更确切的证据。作者推测：斯大林业已告诉金日成，如果中国同意于有需要时，代替苏联出兵朝鲜干涉，他就会批准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且能说服毛泽东接受这个意见。否则，我们无法理解金日成的这段话。

但是，为了回避这个话题并将谈话转到别的话题上，苏联外交官甚至不愿问金日成：毛泽东会从斯大林那里接到什么指令。什特科夫回应金日成说：不许进攻南韩。

什特科夫将金日成希望会见斯大林的请求以及他在午宴的讲话报告莫斯科，强调金日成一直在考虑进攻南韩，他在午宴中情绪有些亢奋。

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给什特科夫发去一份电报，首次对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表示积极态度：他对金日成的不满表示理解，但指示北朝领袖应对进攻问题作更周密的部署；并应懂得，为实现统一目标而作过分的冒险是不可取的。斯大林表示准备会晤金日成，和他讨论这一问题；他明确表明了他支持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的意向。

“对进攻问题作更周密的部署”以及“作过分的冒险是不可取的”应该不是光指北朝和苏联。从物资供应和军事专业的观点来看，如果斯大林同意金日成于1949年3月首次作出的提议，那他可以在1949年的头六个月内通过向金日成提供苏联武器和军事顾问来帮助金日成做好准备和组织工作，正如他在1950年头六个月内所做的一样。由此可以推测，斯大林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中国还未做好准备和组织工作。这两句话可以理解为：在中共尚未完全控制全国之前，在毛泽东还未答应金日成一旦发生外国武装干涉中国应邀派出部队之前，斯大林无法就此提议帮助金日成。

同日，什特科夫将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了金日成。金日成非常满意，并为斯大林对他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所表现出来的新的态度深受感动。他立刻为即将与斯大林的会晤准备文件，并且加快了向南韩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

于金日成1950年3月底至4月底秘密访问莫斯科时，据称，斯大林曾告诉他，鉴于国际形势已向有利方面转化，他现在同意北朝武力统一朝鲜提议。随后，他们讨论了武力统一朝鲜的方式方法，斯大林就如何准备进攻提出了他的观点。 最后，斯大林指示，最后的决定应由北朝和中国共同做出——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中方不同意就不能做出进攻决定。

金日成从莫斯科回到平壤后，北朝全力开展临战战备。莫斯科将大量加送武器到清津港，这些武器被迅速发到部置在三八线附近的部队。莫斯科还派出一个军事顾问团到平壤监督备战。 进攻的作战方案由苏联顾问团以俄文起草，然后译成韩文。方案估计进攻只需一个月，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6月16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汇报了此一作战方案。

如果是国际形势的变化让斯大林改变对金日成提议的态度，那么，斯大林所指的国际形势变化是什么呢？

韦瑟斯比曾正确地指出：在苏联战争策划各点之上，估计美国有没可能进行干涉都是要点。她提出：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的时间是1950年1月底，这至少是针对美国新防卫政策的反应之一，该政策是由艾奇逊于1月12日提出的，它将南韩置于美国太平洋防卫圈之外。

韦瑟斯比的观点站得住脚吗？由于苏联档案文件没有收录艾奇逊的讲话，更没有收录金日成、斯大林和毛泽东对其讲话的反应，我们只能推测斯大林对于艾奇逊声明的真实态度。

考虑到：（1）第一章所提到的莫斯科对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的多次回应，可以看出回应对于美国可能进行武装干涉的顾虑很大；（2）苏联有过1941年被希特勒出卖的痛苦经历；（3）苏联有过1945年伊朗事件和1948年—1949年间柏林事件受到美国遏制的痛苦经历，正如怀廷所说，当时美国不惜动用武力，迫使苏联放弃使用武力； 人们很难相信斯大林会完全相信美国人的话。作者推测，事实恰好相反：作为一名老练的战略家，斯大林很有可能相信美国会行武力干涉，不过他寄望于人民军能在美国派出大量地面部队入朝参战之前，便已控制了整个朝鲜。如果人民军做不到这一点，从而导致苏美武装对抗可能出现，他将驱使毛泽东出面实施武装干涉——注意此时他已成功地说服了毛泽东同意此种安排。

那么，斯大林所见到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是什么呢？中苏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关于长春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协议中的一段话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1945年以来，远东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包括：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被推翻了；中国成为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了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并实行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

简而言之，中共对于全国的控制以及当时行将出台的中苏结盟，必定在斯大林所说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占据突出地位。 在斯大林眼中，一旦北朝发现它面对的是由外国地面部队支持的南韩，北京完全可以代替莫斯科出兵朝鲜，而中苏结盟则可以让北京不必担心朝鲜战火蔓延到中国本土。

除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之外，当然还有其他令斯大林转变对于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的态度的原因。这些原因看起来是：（1）在他们在莫斯科面对面地交谈后，斯大林大大减少了其历来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感；（2）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的积极态度，这已为沃尔克戈诺夫所指出； （3）苏联已制成原子弹；（4）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以及苏联与西方关系的恶化。

所有这些因素极有可能导致斯大林得出结论：在支持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方面，毛泽东将会成为可靠而热切的同伙。此一结论促使他于1950年1月底批准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

金日成访苏后，斯大林授权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告诉毛泽东：最近朝鲜同志拜访了我们，我会尽快告诉你我们会谈的结果。

作者出狱以后将近两年，方才得知沈志华于2003年和2007年两次对于斯大林的上述转变态度所作的解释：由于毛泽东巧妙地通过他的情报主管李克农 向斯大林发出暗示“北京可能模仿铁托走独立于莫斯科之外路线”，斯大林被迫同意新签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举意味着莫斯科行将丧失它原先通过雅尔塔协议和旧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曾在远东获得的重大利益。所以，如果斯大林仍想保住苏联二战之后在此地区的先决战略目标，他就得设法绕过中国重拾上述重大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改变它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便属理所当然。如果平壤进攻得手，那么莫斯科便可得到位于南韩的两个不会结冰港和不受威胁港：仁川和釜山。如果平壤进攻失手，那么北京将会更加依赖莫斯科，从而使苏联在远东的重大利益基本得以依旧保存。 在我看来，沈志华的解释颇有道理，尽管——沈志华也坦率承认——仍然缺乏过硬档案材料支持。

2.4 毛泽东后同意金氏统一提议

在金日成于1950年3月30日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前的1950年3月底，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北朝驻华大使李周渊。 1950年4月初，李周渊向金日成汇报：毛泽东对即将来临的与金日成的会晤持积极态度，毛泽东会将此次会晤与武力统一朝鲜提议联系起来。据此推断，金日成于莫斯科时，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对他的提议所持的态度。一回国，金日成就接到李周渊的来信，内中说道：（1）毛泽东认为通过和平方式统一朝鲜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使用军事手段；（2）没有必要害怕美国人，他们不会为南韩这么一小块领土而冒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3）同时，毛泽东还警告北朝，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北朝不可能不参战，因此北朝要做好战备；（4）毛泽东告诉大使，如果金日成已经就武力统一朝鲜制定了具体计划，他与金日成的会晤便得秘密举行，如果他还没有，会晤则可以公开举行。 看起来，毛泽东不想过早公开中国与北朝入侵南韩的关系，其中的原因将在下文探讨。

1950年5月12日，金日成告诉什特科夫他打算和毛泽东讨论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告诉中方他们打算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的意图，并向中方汇报他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果。” 金日成说他不会向毛泽东请求援助，因为莫斯科已经满足了他就苏联军事援助所提出的所有要求。

第二天，金日成和朴宪永在北京与毛泽东会晤。他们向毛泽东转告了斯大林的指示：由于国际形势已和过去不同，因此北朝可以开始将武力统一朝鲜计划付诸行动。但是，最终的决定应取决于他们和毛泽东同志协商的结果。

显然，斯大林没有想到金日成和朴宪永会将他们在莫斯科会谈的结果告诉毛泽东，尽管他曾答应毛泽东会告诉他结果，因为据记录，毛泽东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请求斯大林证实北朝领袖所言是否属实。 斯大林可能事后想到还是先让北朝领袖告诉毛泽东会谈的结果为好，以避免引起毛泽东的怀疑，认为苏联企图向中国下命令。如果是这样，并联系到斯大林一再强调平壤在采取任何实施武力统一朝鲜提议前，必须咨询北京这个事实，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并无不尊重毛泽东。因此，巴贾诺夫的下述观点“斯大林想在没有中国干涉和反对的情况下，自行制定朝鲜战争计划，然后将它作为既成事实提交给北京，让毛泽东没有选择，只好同意（北朝的）侵略并提供支持” 之说，乃属错判。当然，作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毛泽东要求斯大林证实会谈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只是勉强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提议而已，或者意味着他不相信金日成，它只不过属于一种官僚体系中常见的那种谨慎行为。

次日，斯大林给毛泽东拍发电报，声明：在与朝鲜同志会谈时，菲利波夫（斯大林的化名）和他的朋友们表达了以下观点：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他们同意朝鲜同志着手进行武力统一朝鲜提议。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应由中国统治和朝鲜同志共同做出。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就应推迟决定，直到再次讨论决定。”

在罗申将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告诉他，他同意金日成就目前南北朝鲜局势和双方军事实力所做出的判断。毛泽东还建议，在朝鲜统一后，中朝两国可以按照中苏联盟条约的模式，签订北朝所提议的中朝互相防卫条约，但就这个“未定问题”做出决定之前，他想听听斯大林的意见。两天后，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 这再次表明毛泽东不想过早公开中国与北朝入侵南韩有关。毛泽东避免过早公开中朝之间的合作关系似乎更多地是出于战略欺骗的需要，这一点将在第四章第5节讨论。

1950年5月15日，中朝双方再次交换观点。北朝领袖提出了他们实现其目标的三个阶段：（1）集中并加强三八线附近的部队；（2）呼吁南韩赞成和平统一；（3）在南韩拒绝呼吁后，采取军事行动。毛泽东同意这个方案，并提出三点建议：（1）必须认真做好进攻的准备工作；（2）向每个指战员提供具体行动指导至关重要；（3）行动必得迅速，人民军必须包围主要城市，但不要为夺取它们而恋战，而应集中力量消灭敌军。

随后，毛泽东问金日成美国派出日本军队入朝参战的可能性。金日成说，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美国可能会派二万到三万日军到朝鲜。但是，这种规模的日军力量不具有决定性。相反，它会激怒人民军的士兵，令他们更不屈不挠地战斗。毛泽东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战争就会被拖延。不过，金日成和毛泽东都认为，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毛泽东可能告诉过金日成中国估计美国最多会派六万到七万日本雇佣军到朝鲜，但金日成于此却将这一数目降至二万到三万。
在讨论中，他俩对于美国派出自身地面部队入朝参战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毛泽东答应金日成，如果美国出兵，中国仍会派出部队援助北朝。毛泽东解释道，苏联不便参战，因为它与美国就以三八线划分南北朝鲜一事签订过协议。但是，中国无需承担类似条约义务，能向北朝提供帮助。金日成看来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毛泽东在北京与金日成讨论后者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时，并没有完全排除美国派兵入朝参战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他也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当然，毛泽东曾向斯大林保证，就算美国派出自身地面部队到朝鲜，中国依然会出兵帮助北朝，因为这正是斯大林想与他讨论朝鲜问题的原因。没有这种保证，斯大林完全没有理由于1950年1月中同意金日成提议。 不过，作者认为毛泽东这样说，纯粹出于“毛泽东著名的辩证思维方式” ，这种毛式思维方式乃以他的名言“一分为二”为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辩证特色”表现为，他并不完全排除美国出兵的可能性，但他基本上认为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一份题为《关于朝鲜战争（1950—1953）和停战谈判》的苏联档案文件概括了金日成与毛泽东于1950年5月会谈的结果：在金日成于1950年5月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在会谈中强调了他认为美国不会“为朝鲜这么小一块领土参战”的信念，并声明中国政府将派出一支部队到沈阳地区，以便在南韩将日军投入战斗时提供必要的援助。中国领导人是基于美国部队不会参加朝鲜战争这个事实来考虑的，他们不想派出大批部队入朝帮助金日成。

巴贾诺夫和杰尼索夫同样证实，由于相信北朝领袖关于美国自身部队不会卷入冲突的分析，毛泽东赞成对于朝鲜统一问题采取迅速军事解决，并且坚信不会失手。 志愿军38军113师师长江潮曾为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胜利作过决定性贡献，后被尊为民族英雄，这种特殊地位无疑会让他知道更多关于中国在朝军事行动的内幕——在作者对其访谈中，江潮将军明确无误地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有估计到美国会出兵。

斯大林确实是玩弄阴谋诡计的高手，竟然骗得毛泽东、金日成一愣一愣的，误信美国只会派出日本地面部队入朝参战。只懂“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论”的中朝两共领袖不谙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实践：此时美国岂会允许刚刚被己战败，曾对自身造成巨创的日本重新武装，“修正”（Revisionist undertaking）二战之后国际体系？中朝两国当时对于日本的情报搜集工作亦属太差（不是还有日共窝里帮忙吗？），美国在日哪有重组日军达到五六个野战师之多啊？没有经过重型武器装备、训练的警察部队能够瞬时摇身一变吗？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以为可以依靠只有轻型武器的内务部部队，结果不是落个夫妻双双被国防部部队抓获枪毙？事后看来，事前相信美国只会派出日本地面部队入朝参战，真是不知从何谈起！英明领袖此番大大失算了一回。

陈兼指出，北京一度预计迟早会在以下三个地区之一与美国发生军事对抗：台湾，印度支那和朝鲜，因为长期以来，它一直感受到了华盛顿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敌视。 中共的这一宣称以及民众因此宣称而起的普遍理解，基于上述几段所列背景，其真实性便有必要受到重新审视。

在会谈中，毛泽东告诉他的北朝客人，他原来是想在解放台湾后才行帮助他们统一朝鲜。但是，由于莫斯科已经批准了他们武力统一朝鲜的作战案和时间表，他愿意优先考虑武力统一朝鲜问题。

作者出狱以后将近两年，方才得知，1950年4月13日，北京实际上向莫斯科通报了、确认了：于1950年它只会发动舟山战役和金门战役，而将计划中的解放台湾战役推迟至1951年中期。

据信，金日成和朴宪永并没有向毛泽东提供人民军作战案， 因为，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个方案直到1950年6月中旬才被最后确定。从苏联档案中可以找到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其中一个证据是，仁川登陆三天后，周恩来向罗申抱怨，北京一点儿也不知道人民军的作战案。 但这并不能够排除北朝领袖可能已向毛泽东介绍了该作战案的梗概。首先，杰尼索夫透露，当金日成与毛泽东于1950年5月15日会晤时，毛泽东“同意金日成的计划”，该计划“提到用二十五至到二十七天占领南韩”。 巴贾诺夫也透露，毛泽东“相信会成功”。 其次，时任中国中央人民政务院情报部部长邹大鹏于1950年7月4日与罗申会谈时，除了告诉对方中国已经派出间谍深入南韩之外，还向对方描述了中国如何利用民间船只做掩护，通过山东半岛的某一港口，将一支朝鲜裔中国人营或团运至南韩某一港口，以行截后偷袭。 这种战争中的跨海运输无疑应属北京和平壤之间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达成的协议。 如果平壤没有事先告诉北京人民军作战案的梗概，并令北京对作战案持有信心，作者无法想象能够出现这一行动，因为这会冒招致敌军对中国本土进行报复的风险。

在此之前，主要是根据最新公布的中方材料，人们普遍接受类似解放军的一位军史教授李孝民提出的一种观点：中国入朝参战决定，乃为迟至1950年6月末美国派出自身地面部队入朝之后，方行做出。人们同样普遍接受：决策过程分三个阶段，1950年6月末预备阶段、10月初决策阶段和10月8-19日开始实施阶段。 另一方面，于中国新的材料被公布几十年之前，怀廷和其他人认为：如将部队调动、换装训练、思想教育、外交活动以及宣传转变结合起来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最初做出入朝参战决定——一旦政治手段不奏效的话——的时间是1950年8月底。 苏联档案的出现，证明这一观点并不成立。毛泽东早几个月对金日成做出的承诺：在紧急情况下，中国将会出兵朝鲜——实际上相当于正式宣布“中国将会参战”，尽管此一宣布附有条件，而且若无出现紧急情况，他还可以选择按兵不动。

从苏联档案材料来看，在毛泽东将他的决定告诉金日成和朴宪永之前，中国高层领导并无对此举行集体投票。实际之上，毛泽东完全握有独自做出这个决定的权力，因为早在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授予了他这种独自做出最终决定的权力。 因此，他不需要将此决定提交集体投票。西方学者本难理解这么重要的决策可以不按程序进行，因此他们必然倾向于相信，如前所述：这个决定乃是于1950年10月初在一次有许多中共高层领导出席的会议上集体投票做出的。实际之上，中共最高领导历来惯于独自做出重大决定。例如，于1936年7月，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1927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就是党内的大独裁者， 其做重大决策时从不与中央委员会讨论，也不向中央委员会出示共产国际的指示。 另外据知，长征的决定乃是由时任中共实际最高领导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驻的德国籍中国军事顾问奥托·布莱恩即李德两人做出的，而不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 如今，毛泽东于1950年5月做出兵朝鲜的决定，乃是按照之前陈独秀和博古的方式。

根据苏联档案材料来看，毛泽东同意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并承诺在紧急情况下出兵援助北朝的决定，乃是在毛泽东和斯大林达成一致的前提下做出的。这意味着毛泽东事先完全理解并且同意苏联对于朝鲜地面军事行动不做参与一事。根据这个情况，作者认为，为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有关观点，乃属大错特错。例如西蒙斯曾说：

中国不仅是于美国已实际上威胁到它的领土之时方才决定参战的，而且亦为同样重要的是，是于它清楚看到苏联坚拒出动自身部队入朝，以保护中国免受美国利用朝鲜半岛作为通道侵略中国之时，方才决定参战的。

2.5 毛氏响应斯氏批准诸种原因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爽快地答应斯大林，一旦外国军队侵略北朝，他将派兵入朝，而不顾及当时中国刚刚摆脱已逾百年的持续战乱呢？和第一章第四节所用方法相似，本节仅从源于中苏关系的因素来探讨，将中国出兵的其他出兵目标留待后面的章节来探讨。

意识形态纽带驱动：作者推断，第一个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和斯大林有着共同的思想体系，由此生出中共→中国和苏联的亲密关系。根据记录来看，中共高层领导多次使用直白语言论述这个问题。例如，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日强调说：如果北朝在没有中国军事干涉的情况下遭逢彻底失败，那么美国侵略者就会变得更加傲慢，这对整个东方是很不利的。 周恩来于1950年10月24日警告说：只有朝鲜取得胜利，才能避免和平阵营遭逢破裂，如果在朝鲜出现破裂，那么其他地方也会一个跟着一个地出现破裂。 周恩来进一步争辩说：美国若在朝遭逢失败，就会影响到它在西欧的军事部署。 稍后方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于1950年10月4日问道：如果中国不出兵，那怎么能够证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强大呢？ 彭德怀于1950年10月16日在反驳中国不妨推迟三至四年方才出兵的观点时，表达了他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和西德的担忧。到那个时候，彭德怀警告说，我们抵抗侵略就会更加困难;西德的钢铁产量愈发巨大; 其他西欧国家的革命许遭扑灭。

作者认为中共高层领导于1950年10月所提出上述的观点，乃与毛泽东于1949年12月底和1950年1月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所讲的一致。一份1963年的中共文件证实，中国出兵朝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苏联和美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中国将承担起它不可避免的自我牺牲的重担，站到保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线，让苏联站在它的后方。 当斯大林明确提出他的请求时，毛泽东很可能想到了自我牺牲的必要性。以下证据可资进一步证实：如前所述，斯大林不想因北朝向南韩发动进攻而在朝鲜半岛引发苏美直接军事对抗，因此，他想减少苏联军事卷入这场冲突的成分，毛泽东实际上很同情斯大林的谨慎态度。如前所述，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毛泽东甚至建议斯大林应向志愿军提供由苏联红军在东北缴获的日制武器，而非苏制武器，以免引起外界怀疑。

两大债务带来服从。毛泽东爽快地答应斯大林请求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乃是源自中共近30年来在财政、军事和外交三个方面曾对苏联严重依附这一事实，以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仍然需要苏联援助这一前景。由于中共无法得到苏联以外任何施主如美国，它也吸取了一个惨痛教训：如果企图摆脱苏联，后果将是一场特大灾难。这一依附便令毛泽东在政治上必得服从斯大林，恰如刘少奇于1949年7月—8月访苏期间竟然告诉斯大林：中共将服从苏共中央的所有决议一事所示。 显然刘少奇乃是遵照毛泽东的意思而说这番话的。有鉴于此，斯大林必然估计到了：当他与毛泽东于1949年末和1950年初讨论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之时，毛泽东几无可能拒绝他的请求。应当承认，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并不赞同斯大林，甚至不喜欢他；反过来，斯大林对于毛泽东也是如此。但是，与他对斯大林的依附相比，这些分歧仅像茶杯里的风暴。不幸的是，毛泽东和中共故意夸大了这些茶杯里的风暴，而且，由于他们在中国大陆严格控制着官方档案，严格限制着客观询查，此种夸大得以大奏其效。多年以来，中国大陆内外多数学者都被毛泽东和中共的上述夸大所蒙蔽，将中共的成功错误地归因于它大胆独立于苏联之外。时至今日，不能不说：毛泽东即使躺在水晶棺里，仍在操控着这个弥天大谎。

如今，斯大林通过大量苏援饷械支持毛泽东成功夺取国家政权已经成了铁一般的事实，而不再是国民党和西方的毫无根据的宣传。除了相关苏俄公布文献，读者尽可以从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期；《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491-492页；孙艳玲《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共武器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4期等文献，以及数以千计的网文了解这一事实， 尽管各种数据很难坐实。不过作者仍可对于此一史实钩沉另辟蹊径锦上添花，铺陈如下。

从1924年莫斯科开始向国民党提供饷械援助，至1927年国民党与莫斯科分裂这三年间，莫斯科向国民党提供了三千万银圆 [北伐第一阶段（1926年7月—1927年4月）国民革命军花费了五千万银圆]、十二万步枪和其他装备，以及五百名军事顾问。苏联先给国民党后给共产党提供的，只要有可能，往往是沙皇时期库存的别国制而非苏联制武器。 苏联通过海路将武器运到广州港和汕头港给以广州为都的国民党，陆路接续（衡阳—韶关当时没有铁路）运输则以当时湖广铁路南端终点韶关为卸货港。给北方国民党冯玉祥部队运送的武器乃为通过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运抵中国西北。 第一批苏联武器于1924年运达广州。四年后，成立了二十三年的国民党 在1926—1927年北伐战争的第一、第二阶段过后，就宣称它已控制了全国。

国民党的积极经验给苏共、中共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及如下结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及其军队，一经得获足量苏援饷械援助，几年之内就可夺取国家政权。 因此，从中共1921年建党以来，尤其是于1927年它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以后，得获足量苏援饷械就成了中共革命的基本路线，此为事理不得不然。注意：1945年“八一五”之后，中共所得苏援饷械方从不够变为足够。

关于苏联的财政援助：对于苏共经常——如果不是定期的话——向中共提供经费一事，我们可从许多中共党史资料当中找到证明（尾注列出了其中要者出处）。 下面一些实例可以清晰展示苏共源源不断地为中共提供经费的情况, 尽管它们还远远不能反映全貌——“会计全册”仍然缺失，有待后人“挖地三尺”寻将出来：
据杨奎松称，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苏共给中共提供了一万六千六百银圆的活动经费；从1923年1月至8月，一万五千银圆，1924年，三万五千银圆；1925年，四万银圆，1926年，十二万银圆；从1927年1月至7月这七个月内，十八万银圆，即每个月约二万六千银圆。 但是，一份新公布的中文材料证实，从1927年至1932年，共产国际每个月给中共提供约四万银圆的活动经费。 尤其是在1925年年中，共产国际在德国工人中募集了五十万金马克的基金，用途是支援省港工人罢工。 作者怀疑，此次长达年余的罢工，目的在于暗中阻碍驻港英国海军截查苏联海船运往广州军火。1927年8月，莫斯科给中共拨款二百万美元和一百万日元，帮助中共准备预定当年12月举行的广州起义以及在其他地方举行的起义。 1933年，红军挥戈东向占领汀江河口城市漳州。罗瑞卿、杨成武率部驻扎漳州市龙海县石码镇长达月余。 作者怀疑，罗杨乃于此地等待苏联小型海船秘运大笔经费前来。红军占领漳州之后，列强驻沪海军舰只曾经联合启碇，开往漳州、厦门海面，意在阻止苏联通过此二港口运交重型武器予中共。 1936年秋中共完成长征后，“国际无产阶级”向中共捐助了一大笔款项，时任中共延安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毛泽东的弟弟，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将这笔捐款分批从上海运到延安。 另一份材料提到，从1936年末至1937年初，莫斯科为中共提供了一百八十万美元。 所谓的“国际无产阶级捐款”很可能就是这一百八十万美元。除了毛泽民，还有两位中共干部参加了这批经费的转运工作。第一个是毛泽东派到新疆的私人代表周小舟。他于1937年10月末接到毛泽东的指示：我们急需（莫斯科通过盛世才）援助的武器和经费。经费必须在第一批（由盛世才援助的）皮衣成功运送后才能运送。 怀廷的叙述可以证实这一点：1937年底盛世才将莫斯科的经费运到延安，谣传这笔经费达到三十万CNG。 CNG是苏联货币“切尔福涅特金币”的缩写，每个金币等于十个普通卢布。1930年代，一个含金量为119.4826克的切尔福涅特金币,几乎等同于当时含金量为118.001610克的英镑。 因此，于1937年末，一个切尔福涅特金币相当于5.3美元，三十万切尔福涅特金币相当于一百五十九万美元。第二个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他于1938年8月回延安时，随身带着莫斯科提供的三十万美元。 1937年9月，潘汉年曾致信王明，请其向共产国际转达：毛泽东和张闻天希望共产国际能够再度按月为延安提供经费。 苏共从1942年至1945年派驻延安的代表彼得·弗拉基米罗夫，曾在他的日记当中这样写道，即使是于苏德战争中的最困难的时期，苏共仍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经费：我亲眼目睹了这些经费的移交。毛泽东很清楚这些，他个人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一笔钱。 出狱以后三年有多，我又从网上得知：2014年已为108岁的前中共传奇特工黄慕兰（曾与郭沫若同居），曾于1929年12月，乔装成贵夫人，乘坐豪华游轮，将巨额革命经费从香港运送到上海交给中共中央。 另据大约同时看到一份史料透露，？解放战争期间，苏联给予中共价值9,07亿卢布的支援，十亿卢布约合4.8071亿美元（若是金卢布——切尔福涅特金币——则为亿美元）， 除了武器之外，应当还有现金，用于向苏联购买除了武器以外的其他战争物资如斜纹布、西医药、小麦粉等。 当时负责调拨使用这些卢布现金的，应是解放后曾出任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的姚醒吾将军：2013年，他的后人听我说了苏联曾经援助四野价值约合48.071亿美元的卢布事之后，恍然大悟道：“原来我们一直弄不明白解放战争期间，大伯为何脱下军装换上便服，进入位于大连的一处钱庄工作。他是至死守口如瓶。现在终于对上号了！”

应当指出，苏联援助中共经费不止用于苏区割据、军事斗争，而且必有用于白区罢工、地下工作。安源路矿罢工得以大获成功，作者猜测，必与共产国际大量拨款补贴罢工工人有关。有关证据迟早会被查找出来。

由于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补贴——应称拨款更为贴切，在很大程度上，它就必须对共产国际负责：中共定期向共产国际提交各类文件，如财政预算、工作计划、大会决议以及下发指令、行动报告和出版书刊等等。例如，仅从1929年5月至12月，中共就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五百七十份文件，平均每个工作日三份！ 仅此中共接受苏共津贴→定期向它提交报告一事（联想英文Accountable），就已不容置疑地表明了：中共史上对于苏共的的确确存在政治依附关系。所谓长征到

达陕北之后，中共便不依赖苏援饷械，足可自给自足，读者再读下去便知乃属巨大误导。

关于苏联的武器援助：莫斯科的军事援助是另一类证明中共政治依附莫斯科的证据，对其追溯更为复杂。从1927年8月共产党武装起义起，至1934年9月中共开始长征，中共主要在中国南方和东南方举行起义、进行作战以及建立基地，目的是夺取汕头、广州、厦门等海港，以接受苏联海上运来的重型武器。选择位于赣南、闽西建立中央苏区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从这个地区，中共军队可以包围汕头，也可接近广州和厦门。在这七年当中，中共发动了八次旨在夺取这些港口的战役或者作战行动，平均每年一次还多。一本最新出版的关于中共和苏联关系的书指出，在这段期间，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为“每支红军部队”制定作战计划。然而，与中共在江西的五次之中的前四次成功的反围剿战役不同，奇了怪了，所有这些旨在夺取海港的战役都以失败告终。

然而苏援轻型武器另有常川秘密供应渠道。作者出狱以后三年，得以逼近真相：国共首次合作（1923—1927）末期，苏联秘密海运三十万支步枪及未知数量弹药、未知价值财宝到广东，意在武装中共新军。这批苏援饷械乃由广东军阀陈济棠接收中转，先行储藏在粤北两处溶洞之中。军火疑为藏在南雄县钟鼓岩，财宝疑为藏在连南某秘洞——陈毅曾于三河坝被击溃后，带领少数部众来此，并经此进入广西贺县，然后转回湘粤，陈氏此行何为？这些苏援饷械于红军长征之前，卓有成效地支撑了为毛泽东、张国焘、贺龙所分别领导的中共军队。 红军长征离开瑞金苏区以后，陈毅曾经率兵一团（后来降至一营）匿藏梅岭、油山，山上工事全为面对江西蒋军而非广东陈军，既不“闹红”，又不出战；叶挺与项英不和，独自来到宝安，与旧部余汉谋合作，招兵买马，意欲成立另一新四军；抗战末期，陕甘二王部队南下粤北，广东共军纵队北上迎接，欲在南雄西面建立根据地；1949年底，毛泽东交代叶剑英南下治粤之时，使用密语说道“广东清泉”（Spa。联想陈毅诗句“此去泉台”）， 以上四事若与“守库”、“取枪”、“毁枪灭迹”无关，是否难以解释？

作者通过实地考察提出以下假想：广东军阀陈济棠阳为国民党党员阴为共产党党员，而且是像盛世才一样的苏共秘密党员——猜想他于1927年“四一二”事件前后各一二月出使苏联期间便被苏联策反——他是单独一人乘坐苏联邮船抵达海参崴再单独一人乘坐火车抵达莫斯科会合代表团余部的。过后，苏联送给中共的枪械便由海参崴港秘运至黄埔水面，再被内河驳船转运至韶关南雄梅岭关南钟鼓岩大溶洞秘藏起来。从1927年秋至1934年秋，中共三大苏区皆从此一枪库秘密趸取步枪为主的各种枪械及其弹药。 其时广东韶关、河源、梅州三大邻近江西南端尖凸地区，大部位于省界的乡镇乃属于中央苏区，至少属于陈济棠部、中央苏区共辖地区。如今这些乡镇为着弘扬本地荣誉，开辟红色旅游，业已无一例外自行公布此种历史身份，尽管中央党史研究权威机构迄今仅仅承认广东只有大埔，南雄，饶平，龙川四县属于中央苏区，文革之前，碍于不宜暴露陈济棠部联俄通共、中共依靠陈济棠转运苏援饷械缘故，更是否认广东曾有属于中央苏区的县、镇、乡、村。这又构成陈济棠乃为秘密苏共党员有力证据。中央苏区应被称为赣东南—闽西南—粤东北根据地才符合真相。苏联指示于此建立中央苏区——甚至不惜要求毛泽东放弃井冈山根据地——的目的在于此地接近汕头、厦门海港，便于中共接受苏联海运而来重型武器，而不是什么“农村包围城市”。作者推断：钟鼓岩军火库枪械、弹药运送中共苏区安全路线，应是向东横贯韶关、河源，然后向北经由梅州北部通过江西寻乌进入中央苏区。这是一条左倒90°L形路线，可以完全避开江西南端小块白区。中央苏区则有可供载装枪械船只河流，辗转通向红二、四方面军根据地。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此种伟大战略设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接着是第二阶段。这是苏援饷械马鞍曲线的底部。从1934年10月中共开始长征，至1937年初中共与国民党第二次建立统一战线，中共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转移到西北并与西北红军联合建立陕甘宁根据地，以图夺取靠近外蒙的省份，从而可以方便地从陆路得到苏联武器。实际上，长征的首要目的是用较安全的陆路补给替代较危险的海路补给， 而非单纯北上抗日，即有抗日成分，仍与“武装保卫苏联”有关。

刚开始时，这一避险就安接援企图成效不大。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军队顽强的阻击，中共旨在夺取绥远的一次东征和旨在夺取宁夏和甘肃的两次西征都失败了。至1937年初，人数多达二万五千的执行第三次西征任务的中共西路军在甘肃几被全歼。中共的东征还企图得到当时兵员三万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响应：从1936年中起，因为没有苏区只有秘营，只有全盘接受苏援（包括轻型武器、无线电台、人粮马秣、医药军服、避难场所等等 ）方能生存的东北抗联一再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发动了几次旨在会师的西征，但均未获成功。 此时而在上述几次征战中，苏联都没有将武器运到邻近中蒙边界的中国省份交给中共部队。 莫斯科此时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想法，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从中得到了痛苦的教训。

莫斯科改变想法的主要原因，乃是当中共到达西北之后，莫斯科担心，原定大量供给中共苏援饷械的举动，会危及到它的“联蒋抗日”的中国政策。在给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首席军事顾问的一封信中，斯大林说道，有了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援助，国民党就算不能打败日本，也可以拖住它。相反，如果莫斯科支持中共，就会被外界怀疑是输出革命，这必然会将国民党推到日本那一边。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苏联正集注意力于支持西班牙共产党与弗朗哥将军率领的法西斯军队的斗争。莫斯科给西班牙共产党提供了大量饷械援助，其中有近五十万支步枪以及八千五百万美元。

不过，莫斯科还是于1936年末决定，先运五万支步枪到新疆—苏联边境。 几个月后，当中共与国民党再次建立统一战线后， 苏联可能通过新疆和内蒙将其中一部分枪支秘密送给了中共。一份中文材料记录，1937年末和1938年初，共有四十六辆苏军卡车抵达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在当地八路军办事处卸下武器。请记住，1937年10月底，毛泽东指示他在新疆的私人代表通过盛世才运送苏援饷械。 一份俄国档案材料记录了当时苏联红军一个司机的话：1939年或1940年，我们接受了将武器运到内蒙古的任务。这些武器是送给中国红军的。其中包括机关枪、步枪、子弹、手榴弹和航空汽油。 1946年12月5日，已晋升为358旅旅长的黄新廷率部抵达延安，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重任。据一份史料记载，此时为黄部配备了苏制马克辛姆重机枪，用作高射机枪。 作者怀疑黄部还大部换上了苏制“波波沙”型转盘冲锋枪。网上还有一份文献透露，毛泽东曾在与米高扬会谈时，讲过一个秘密: “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率部起义之后，林彪部队随之进入北平。此前，他们所使用的苏制武器全部奉命上缴，并以美制武器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武器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苏联还向中共提供了间接援助。通过策动国民党和中共建立统一战线并单独向国民党提供武器，莫斯科帮助国民党全面抗击日军，这就减轻了国民党对中共的军事压力，同时转移了日军对苏联远东的威胁。对于中共，这些举措的一大好处是，从1937年3月起，中共连续三年定期收到国民党政府每个月六十万法币的饷金。 作者怀疑这项拨款承诺乃是苏联密使调停西安事变之时诱使蒋介石答应的——也就是说，蒋氏被扣西安期间，必有苏联特使秘见过他，诱饵：只要蒋氏答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且给中共发饷，苏联必将给予国府大量军援。作者相信，有关证据迟早会被查找出来。

苏联还是中共领袖的避难国度。前者愿意照顾和教育后者的妻子和儿女（根据中共和苏联的协议，这些“儿女”甚至可以在战争期间免服兵役）；当后者本人生重病或者受重伤时，为他们提供留苏治疗；当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为他们提供避难所。苏联对中共领导和他们的家人照顾周到。例如，当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于1928年底至1929年底在莫斯科学习时，他的工资被定为当地最高标准。当国民党于1947年3月夺取延安时，斯大林担心中共最高领导人会被国民党军队抓住，急发电报，告诉中共中央他会派一架飞机，将他们安全转移到苏联。 由此可见，与大多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造反者相比，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安全系数可谓最高。这可真是“苦难辉煌”。

深入探讨：延安既已被占，救援飞机可是降起平凉机场？当初张学良自行驾机飞往延安，就是由平凉机场而非西安机场起飞。此事是否涉及到了陕北红区空中识别区域“重东南轻西北”？平凉机场距离陕甘宁边区西界不到三十公里，距离延安不到二百公里。陕北红军总部驻在瓦窑堡，陕甘红军总部驻在南梁，南梁所属庆阳毗邻平凉。又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杰作？据蒋介石侍卫长唐纵记载，1942年，国府情报机构方才发现：苏联飞机多次降起甘肃，如入无人之境，于是向苏提出严重抗议。据此作者进而产生怀疑：平凉机场曾是抗日时期苏联空援中共通道末端——利用延安机场过于招摇。物资卸下之后，再由朱理治管辖之下的边区跨境骡马车队分运共军各部。红军长征之前，刘少奇管辖之下的苏区内河跨境航运非常发达。两者发达均与运输苏援饷械有关。例如，1944年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就发现，当时延安共军脚上穿的乃是国军都没穿上的胶鞋。平凉机场解放后仍被空军使用多年，用以培养领航员，2015年前租给一个民营汽车驾驶学校用作训练场地。遗留问题乃是：西北三马或者其中N马必然默许苏联暗中使用平凉机场，证据得找出来。

我们至今无法知道此一期间乃有多少武器曾被送给中共，也不知道这些武器是否主要来自苏联红军在1939年8月诺门坎战役中缴获的日军武器——在那次战役中日本关东军伤亡一万八千人， 还是刚才提到的存放在新疆—苏联边境的武器。俄中双方都没有或者因为没有会计全册而没有办法公布。但是，可以肯定，这批武器的数量是不能令中共满意的。当时，中共面对两个强大的敌人：国民党和日本人。就算这五万支步枪都给了中共，它们也不足以压倒，甚至抵抗这两个敌人，因为他俩合在一起，人数超过六百万。尽管如此，它们具有重要的心理作用，让毛泽东相信莫斯科会在将来以更大的数量兑现它的承诺。正如他于1945年5月对他的同事、下属所说：苏联会援助我们。你们信不信？我是信的。国际援助一定会到来。如果没有，可以砍下我的头来。

可见，尽管苏联于1930年代末没有按时履行给予中共提供大量武器的诺言，且于1949年之前，有时曾对中共下过错误指示，客观之上偶尔阻碍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进展，中共却永远无法独立于苏联，更不用说与它决裂。马列主义的共同理念、莫斯科对于中共的外交、道义支持以及为其提供武器、经费，所有这些因素都于1950年前后将中南海紧紧地捆绑在莫斯科的战车之上。

中共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得获足量苏援武器。苏援饷械马鞍曲线又达顶部。作者认为，于其1945年担任中共中央代理主席的四十四天期间（8月28日-10月10日），为苏联方面更为信任的刘少奇，做出了对于中共武装革命其决定性远较毛泽东为大的贡献——他成功地说服了苏联给予中共足量饷械援助。如前所述，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毛泽东曾于1941年末1942年初背叛了斯大林。因为这个缘故，1945年秋冬之际，毛泽东本人根本不敢向斯大林开口索要苏援饷械。更有甚者，此时极端害怕斯大林跟他算旧账的毛泽东甚至盘算：若被国民党军击败，共产党残军，包括他本人，将借道外蒙古逃入苏联。 以下铺陈苏方提供的证据有四：

首先，国人寒心撰文揭示：俄国解密的苏联档案，记载有关数据如下：

(1) 苏联向中共移交了至少能够武装100万军人的关东军武器集：步枪七十万枝、机关枪一万四千挺、火炮四千门、坦克六百辆、飞机八百六十架、汽车二千五百辆、弹药库六百七十九座；于1947年以前再次移交了步枪三十万枝；(2) 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苏军把在朝收缴的日军武器全部移交给了中共；(3) 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的价值一百三十亿美元武器中的价值四十亿美元的重型武器移交给了中共。而且晚至1948年，苏联仍在继续向中共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4) 1947年初，苏联将十万主要由朝鲜人组成的，经过苏军军事训练，齐装满员的军队，全部移交给了林彪部队；(5) 在林彪部队中有着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此处应当做出两项辨误：其一，“价值一百三十亿美元武器中的价值四十亿美元的重型武器移交给了中共”，作者认为不大可能，一百三十亿的十分之一及以下，如前所述的4.7亿美元，才算比较靠谱。而且因为都是旧货，价值还应减算。其二，如第一章第1.3节所述，根据作者考证，十万朝鲜族人部队乃由中共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而非苏联自行组建，不过可能在华境内受过苏军训练，接过苏援饷械。

其次，根据莫斯科电台“中国之声”于1967年9月3日和10月2日的广播透露，入满苏红军曾将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七十万支步枪，一千一百挺轻机枪，三千挺重机枪，一千八百门火炮，二千五百门迫击炮和掷弹筒，七百辆坦克，九百架飞机和八百个弹药库交给中共军队。

再次，时任入满作战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后来透露：解放军从入满苏军手中得到了巨量的缴获的武器装备。仅三个方面军当中的两个方面军转交给解放军的就有：三千七百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六百辆坦克，八百六十一架飞机，约一万二千挺机枪，将近六百八十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命令将全部转交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 苏军进军东北，总共动用了三个方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以及两个舰队。三个方面军除三级配属炮、坦兵种之外，各含一个空军集团军、一个防空集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另有一战役炮群。一个坦克集团军、一个蒙古骑兵建制单位编入了后贝加尔方面军。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上述数字没有包括余下那个方面军的移交数字，应占总数三分之一吧？

复次， 1971年8月26日，为莫斯科电台华语广播《苏军粉碎日本侵略军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所提供的数据是：步枪约为七十万枝，机枪约为一万二千至一万四千挺，各种炮约四千门，坦克约六百辆，汽车约二千多辆，另有弹药库六百七十九座，八百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

有人曾经怀疑在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的1967年，莫斯科电台等不是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但是，1940年代末任解放军东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后任志愿军后勤部部长的张明远将军，在作者对他的一次访谈中确认：苏联红军在东北乃将所有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而不仅是部分——步枪不是十五万或者三十万而是七十万支——交给了中共军队。 何长工，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军械部部长，承认苏联红军还将日本在东北的许多军工机器、无数仓储军品交给了中共。 既然七十万步枪为真，六百座仓库为真，其他项目有何理由为假？苏方已把整个东北解放出来兼且完整还给中方，自己牺牲成百上千将士，后来进而援助中方数百工业项目，大真大度之下还有什么需要玩弄小假小气？如今寒心透露数据乃是出自苏联档案，怀疑论者夫复何言？

根据上述数处数字来源，作者认为：步枪七十万余支（出现四次），机枪一万二千余挺（出现三次），坦克六百余辆（出现三次），飞机八百余架（出现三次），弹药库六百余座（出现四次次）应予确认。还应确认：火炮四千余门（出现三次），除去迫击炮和掷弹筒二千五百门，“战争之神”重炮即榴弹炮、加农炮以及大口径速射炮、高射炮（可以平射）应有一千五百门；作者相信苏方所述，这些重炮在被移交给解放军时，乃是处于适合作战的完好状态。

以下铺陈中方提供的证据有四：首先，一本在台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声称，莫斯科还给了中共大量的美国武器装备，这些装备是二战期间苏联通过租赁获得的。 而台湾方面的有关文字记载应是出自以下官方情报来源：根据自身派满专员张嘉璈多方搜集所得情报——尽管尚属零碎而非全面，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 战后中国（一）》，对于当年入满苏军暗中接济四野包括缴自日军的战略物资事件曾作补记。 刘世垓先生总结其中记载1945年底至1947年底，苏联对中共提供的部分军火及装备等（主要是在东北地区）的品种、数量如下：

步枪: 39，300 (包括手枪1，400) 支，4列火车，36车步枪＋弹药（未注明车的类型，可能是大车，下同），10车步枪＋机枪＋弹药。
机枪：600挺，轻机枪726挺以上，重机枪169挺以上，1车。
枪弹： 741.85万发，600箱，3火车，6车机枪、步枪弹药，2辆牵引车、8艘军舰满载步枪子弹等军火。
火炮（山炮、野炮、重炮、迫击炮）：773门。
掷弹筒：230个。
炮弹：28.34万发，800箱，3列火车，4车。
手榴弹：150，700颗，4车，12车手榴弹＋炸药。
地雷： 5车。
弹药： 289车，92辆以上卡车，约59，812箱，12列火车，7车厢。
军火： 7列车。
武器： 38车厢。
坦克： 轻型105辆，重型50辆。
汽车（装甲汽车、卡车等）： 2，059辆以上。
无线电台： 50组。
飞机 (战斗机、侦察机、轰炸机、不明种类飞机等)： 62架。
列车： 30列。
轮船： 5艘。
马： 800匹。

在此之前，不知为何海内海外韩战研究名家没有一人使用这份史料。

其次，徐焰透露，在苏联给中国志愿军的物资援助中，也有类似的美国装备 （应是高射炮、战防炮吧？志愿军最后拥有一万余门火炮，与敌方达致均衡）。 这从旁证实了台湾方面的消息是可靠的。

再次，1946年至1948年，在苏联指示下，北朝共产党还给中共提供了二千车皮的物资，如前所述，这些物资是日本人留下的。 但是，作者怀疑，北朝提供的二千车皮物资不仅是日本人留下的，可能也包括上述的美国租借物资，苏联假借北朝转运中共。据北朝外文出版社2011年10月30日出版的《金日成与中国东北解放战争》一书透露，在中国解放战争中，金日成共向四野支援十余万人的武器装备以及大量的黄色炸药，另外连人带炮支援了一个炮兵团。 六二五战争爆发之时，北朝军队总共只有十几万人，之前四年，没有上述苏联假借，北朝哪有余力支援中共十几万人的武器装备？

复次，同样重要的是，一份中国材料透露，莫斯科还将一批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武器交给了华东的中共军队，这批武器是二战后运送并存放在北朝的。 这批德制、捷制武器应无重炮，因为那样的话，受方所用炮弹类型太过繁杂。子弹较轻，没有大碍。

要评价这二千车皮物资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做个比较。苏德战争（1941-1945）头十八天，当德国用一百九十个师，三千七百辆坦克，四千九百架飞机对苏联发动大规模闪电战时，苏军损失了二千车皮物资，三十万人被俘，三千门火炮、一千五百辆坦克、二千架飞机被摧毁。 那么，北朝的二千车皮能装多少步枪呢？一份中文资料指出，当时一车皮能装二千支步枪。 按此计算，如果二千车皮的四分之一，即五百车皮，用来装步枪，运给中共的步枪就有一百万。依此推测，上面提到的日本关东军的七十万支步枪中，有二十万支应该是来自朝鲜，因为朝鲜也驻有日本“驻鲜军”。因此，这二十万支步枪应可装载一百车皮，其他四百车皮应装载产自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造的步枪。

由种种有关史料可以粗略计算出来，于1940年代末，中共可能总共从苏联获得一百五十万支步枪。 换而言之，于1940年代末，按中共当时一个师一万人，其中75%的人使用步枪来计算，估计莫斯科利用日本，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制造的步枪装备了中共二百个师。根据最新公布的一份中文材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解放军在其顶峰时期，拥有二百一十个步兵师。 相比之下，在整个1940年代，美国只装备了国民党四十五个步兵师。 面对这些新发现的事实，中共将它在1949年前的主要军械力量归结为缴获自国民党和日军武器的宣传显得非常狡黠。

驻满苏军本身以及苏军日俘也曾介入国共内战。作者曾从台湾出版的一本大型历史画册《风云激荡六十年》中，看到一幅国军在东北战场俘虏的两名苏军架线兵的照片。二架线兵被捕之前应当是在苏军大连卫戍区与四野前线指挥部之间架线，没有理由是在中共军事单位之间架线，超出大连辖区架线，没有可能是在苏军军事单位之间架线。这就说明了：苏军大连卫戍区（其兵员为十二万众。司令员科兹洛夫又称高斯洛夫）参与了辅助指挥、后勤支援辽沈战役。曾有苏军士兵参与共军作战一事，更有以下照片可资证明。前图智商上关于这张照片的文字说明中译乃为：在苏联志愿军的协助下，中共军队攻克了一处反共军阀的总部。后图乃是此图所在图书的封面。阎锡山于其反思太原沦陷文章中揭发，攻城共军竟然使用了苏式火箭炮（昵称“喀秋莎”）；卫立煌于其回忆沈阳沦陷文章中透露，攻城共军竟然使用了苏式坦克车。 共方仿制出来的苏式火箭炮仅于抗美援朝之时才出现，且因质量太差旋被放弃使用；共方仿制出来的苏式坦克车迟至1950年代末期才出现。所以上述火箭炮、坦克车乃属苏军装备，苏军操作无疑。原国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警卫营的一名亲兵回忆：当他作为俘虏被押出城之时，亲眼看到穿着共军军服的，红须蓝眼的苏军和东欧士兵的尸体。 作者认为，“东欧士兵”应是捷克士兵，因为既有捷克武器送来，就有捷克士兵前来，用以教会共军使用捷克武器，来了就得参战。解放后，解放军高级军官受衔礼服、军靴、勋章均由捷克制造。另据2009年04月29日 08:24凤凰网历史综合报道（译自俄罗斯“士兵”网站所刊Военные потер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XX века（《20世纪战争中的俄罗斯/苏联阵亡军人·中国国内战争（1946-1950）》），苏军曾经参与中国解放战争，近千援华官兵死亡。至于共军曾在满洲里以及牡丹江接受苏军以及苏军挟持之下的日军训练，尤其是火炮、坦克操作训练，外界早有揭露：美国《纽约时报》1948年9月29日曾作报道：前日军官兵在满洲帮助红军。 解放军炮兵肯定不止二万，应还加上二万原关东军炮兵。以往众人皆知，解放战争期间，曾有多达六万（一说十四万）的前日本关东军官兵留在四野服务。先前据说全为医务人员。（阎锡山在山西曾经留用六百日军战斗人员，包括据说是皇姑屯事件元凶的河本大作，就被后人骂得狗血淋头。）作者本人似乎就是由原关东军女护士接生的。这也奇了怪了：四野八十万人难道有多达7.5%的日本医务人员，也就是说野战部队平均每个班摊到一个？如今新揭史料表明，经由苏联人挑选出来的他们，乃是包括少量医务人员在内的技术兵种成员，其中当然少不了熟练操炮员、驾驶员、飞行员、坦克兵、工程兵、通讯兵等等。苏方在将之交给中方前告诫他们：谁不好好干，谁就会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劳改，像其他关东军俘虏兵一个样。原来如此！

顺便说说与苏援饷械有关的两件“擦边话”。其一，出狱以后，作者看到，关于国共两军抗战孰为最力之争已达双方面红耳赤地步。作者认为，国军正面抗战最力，共军敌后抗战最力之论可算公允。不过，其一，驻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经过比较得出过“国军消极抗日”的结论；其二，1944年，世界各地反攻轴心三国凯歌高奏，接近全胜，唯有国军抵档不住日军实施豫湘桂作战计划，沿着京广铁路全线溃退，五十万大军作鸟兽散。以上二事为其正面抗战最力一说，蒙上一层阴影。但是，无论国共，都没取得任何对日作战左右结局胜利。左右结局，即为可以导致战后日军或降或溃或和或退，终战曙光出现。汉语“决战”一词与此大不相同。中国陆地战场对日左右结局作战从始到终，只有一役：苏红军入满全歼关东军。关东军、驻鲜军被歼，华北军、华中军、华南军、印支军、本土军便可不战自降。何长工曾经耻笑苏联红军不懂“一点两面”即敌后逆袭。殊不知，三个方面军、一个江舰队入满击敌，不就是铁桶也似战略敌后逆袭？打散日军最终还能逃到苏联境内？此时欧美军队战术敌后逆袭早已可以使用远程炮、航空兵、坦克队乃至空降兵。国共两军对于这场灭倭降日大战做过什么贡献？都没有耶！当然，国共两军关内抗日可以阻止国土接续沦陷。不过，如果关内全部沦陷，作者认为，苏军则会干脆实施渡海灭倭计划。赤化南北朝鲜、日本列岛的结局，对于中共来说更为有利。以此观之，对于孰为抗战最力的结论，应以“东北抗联抗日最力”为准。东北抗联战绩性价比值最高！他们十四年如一日为苏军火力搜集日军情报，最后一战，作为先遣，抗联残部（千人而已）进而大部战死。东北抗联没有根据地，全然抽不到税和粮，只有密林营，后勤全靠苏联供应，连军服都是布琼尼式帽带尖刺的。无独有偶，后来东南亚共产党游击队的口号就是“丛林包围乡村，乡村包围城镇”，同样隐瞒了他们同时得到了大量“华援饷械”。若从军事言，虽为中国人、朝鲜人，东北抗联应属苏军外围为多，而非中共本军为多。但从党派言，东北抗联纯属共方，绝非国方。东三省义勇军多属国方，但是由于没有苏援饷械，他们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有的还做了汉奸、土匪。坚持到底的是中共满洲省委、东北抗联。国共两方及其拥趸争执不休之时，应停下来扪心自问，己方是否可称获过左右结局战绩的“中流砥柱”？国军长沙大捷怎堪相比？最后长沙还是陷落！有句蒙古谚语说得再好不过：“懂得交朋友，交些铁匠木匠，不懂交朋友，交些道士和尚。”

其二，2015年中，得悉复旦系友冯胜平君揭露，毛氏假称张浩乃为共产国际钦差大臣，奉命归国抑张国焘即四方面军，扬毛泽东即一方面军。张国焘不明究里，上当受骗，俯首称臣。其实张国焘仅从共产国际只将苏援饷械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再由他俩主持分发各部红军、各地省委一事，就可知道共产国际认毛泽东—周恩来为主干，视张国焘—陈昌浩为枝叶了，轮不到张浩假传圣旨。张氏之所以贸然率部南下天全、芦山，就是为了实施斯大林的“四川革命中心论”，以此邀功于莫斯科，比下去毛泽东。天芦靠近成都，方便就近领取苏联派发饷金；川西地势高耸，方便安全接受苏军空运枪炮（哈密或者外蒙起飞→青海无人地区加油→川西高原红区降落）。“独立接受苏援”又何尝不是张国焘发动西征（以及张学良发动兵变）的主要动机？松潘会师，张氏拥兵八万，毛氏将军八千，兵力确实悬殊。但是勿忘：红二方面军万余人、陕北红军二千人、二十五军团三千人、南方红军余部万余人、东北抗联三万人，各地地下省委市委、情报特工系统，海外华侨支部等等，均视毛周而非张陈为中央。有了苏援秘饷，何愁招收不到足量新兵？张氏部属当中，只有万五官兵属于老营即鄂豫皖子弟兵，其余六万五千仅为入川割据时期急速扩红招来的新兵，战斗力并不强于刘文辉四川兵。红四方面军主力一战川西百丈失败，二战甘肃走廊覆没，完全不似长征之前骁勇善战（共军最勇将领均为红四方面军出身。如韩先楚，当了军长还会打着赤膊冲锋在前），当于此事有关。本来作者以为雅安属于藏区（出了雅安市区就是百丈），红军征集稻麦不易。饿着肚子打仗，焉有不败之理？后来通过川西亲属了解到了，雅安仍属汉区，且为鱼米之乡，只种稻麦不种青稞，红军决不至于饿肚作战，方才生出上述疑问。试问，张派八万能否战胜毛派四万+？何况张氏八万当中还有徐向前、李先念、廖承志、吴瑞林等这样的亲毛派，以及还需分兵四万对付伺机坐收渔人之利的国军。

可见，研究中共党史军史，脱离“苏援饷械”、“苏军扫满”此二概念，很多课题研究就会找不着北，遑论着眼全局以及局部所作全史。

以上所举之例，无论来自俄方中方，均为凡例。以下所举之例，乃为特例。特例所涉仅为重炮。本人出狱以后三四年中，又有以下突破性的发现和推论：
据悉，三大战役发起之前，国民党军在全国战场仅仅丧失了二百门火炮，此事说明四野辽沈战役当中所使用的上千重炮及其炮弹绝无可能来自战场缴获。
几乎所有有关中共将士的书面回忆都将四野所得日军火炮方式，归结为漫山搜捡，修旧利废。网上一篇文章回忆四野炮兵司令朱瑞文章透露，通过此种途径获得的日军火炮仅为七百门。但是后来——辽沈战役之前，此文透露，四野共有火炮四千七百门（应连迫击炮、掷弹筒）。如上所述，入满苏军转交给解放军的缴获日军火炮为四千余门，前后两个“七百”相符。由此可以判断四野搜检得到的火炮应以迫击炮、掷弹筒为主，重炮没有理由捡到很多。

“百度·知道”透露：中共炮兵专家郑新潮回忆，1947年在牡丹江畔收缴大量火炮，他曾与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先生的父亲、中共炮兵之父——时任位于牡丹江的中共第一炮兵训练基地主任——张志毅一道领导整修这些火炮。 “1947年在牡丹江畔收缴大量火炮”，“收缴”是说“捡拾”还是“接受”，语焉不详，岂非暗示苏方乃于1947年间于牡丹江大量移交自身先前缴获日制火炮、租借美制火炮以及自产苏制火炮予以中共？漫山遍野搜集日军遗弃火炮工作早于1945年至1946年就完成了啊，捡残炮，拼散件能弄出“大量”火炮来吗？那得需要大量配件啊，从哪儿来呢？1947年才给颇有道理，若早给了，如果共产党在北满站不住脚，不就等于给了国民党？作者后于刘仲敬著“红色孤将林彪”一文中得知，俄方文献证明：苏方给予四野大量缴获日军武器，正是于1947年。作者原话如下：“1947年年初，斯大林派遣装甲兵、航空兵、炮兵顾问和坦克、装甲、运输车支援退守松花江北岸的林彪，一举扭转了战局。” 猜想得到证实！

当时牡丹江的炮兵训练基地+第一航空学校（应该还有坦克、汽车驾校）的合用军营现在仍是军营，不过已为航校独用。此一军营范围极大，据当地人云，贴墙行走一圈，得用四五小时，机场尚不在包括内。铁路轨道入营。本人估计，面积应达十余平方公里。光是装备苏援日制山炮，没有苏援美制、苏制重炮、坦克以及汽车，要不了这么大训练营、成军所。当时航校教练机少，每期飞行学员估计最多不会超过200，其余军营宿舍、场地，应为炮兵学员（以及坦克、汽车学员）所用，一期半年，至少可容5,000，至多可容10,000。两年下来，至少训练了20,000名炮兵，猜测其中骨干即连、排、班长为十分之一2,000人，其余多为战士，可以组建折合40~50个炮兵师！除了炮一师至炮八师，三大战役前夕中共应有45个军（以三三制计，则50个军共有折合45个炮兵师。45 + 8 = 53。一野、二野、三野以及两个单列兵团可以派出炮兵学员前往牡丹江受训、接装。三野炮兵学员由山东荣城悝岛上船到达大连之后，即可乘坐苏联经营中东铁路，安全到达牡丹江，一野、二野炮兵学员，则需先行进入鲁东南解放区，然后沿上述路线前往目的地。

原来会说英语，后来由于在苏学习、工作五年所以又会说俄语，先前曾担任中共总书记，后来又担任中国驻苏大使的张闻天，于1945年至1947年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派驻东北暨牡丹江代表”,“指挥和领导了这里的工作。”当时牡丹江地区中共党委书记乃是金光侠，一位朝鲜国民、抗联军官。为什么在金光侠之外又来了个张闻天？如此奇怪任命，岂非说明了张氏来此担任“代表”或云“特使”的主要使命，就是与苏方密切沟通协作，促成大量使用苏方援助火炮建设中共专业炮兵部队？

作者又从网上获知两则弥足珍贵史料：其一，1948年年初四野集结十万大军围攻四平。国民党四平军主将71军军长陈明仁后来回忆说：东北民主联军炮火之强大，是他在八年抗战中从未见到过的。其胞弟71军特务团团长陈明信，也被对方的猛烈炮火所惊呆，相信定有苏军出动炮兵参战。被俘之后，他对新华社记者说：我以为你们的炮兵是苏联的，不相信你们的自有炮兵有着这样大的威力，曾在一个晚上把我们三道防线一气摧毁。俘后被押途中，我专门留意观察了你们的炮兵阵地，不但看不到一门苏联炮，而且看到美国炮比日本炮还多；苏联人看不到，反而看见了几个71军的炮手。他们看到我时，头都不好意思抬了。 其二，据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庆平（徐悲鸿次子）透露，他曾听得曾在国民党新一军担任炮兵观测军士的同父异母哥哥徐伯阳说：新一军开拔到东北时得知共方拥有大量苏军移交的日本武器。美国支援苏军进攻东北日军的美制寒带作战武器，刚运到海参崴，日本就投降了。于是那些美制武器全部由斯大林移交给了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足足装备了十个纵队（军）。新一军、新六军用的是热带作战武器，到了东北全不适用，当然伤亡惨重。这是第二次四平之战，1946年5月中旬，林彪悄悄率部北撤了。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曾说：“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

由此作者曾作推论，四野、三野解放战争当中所用重炮，不仅有着来自日军的，而且有着来自美国租予苏联的。面对美英，苏联方面永远不便作此透露。入满作战苏军总共携炮二万六千余门，苏军撤出满洲之时，仅将其中十分之一即二千六百余门美制重炮及其充足弹药留给四野、三野，有何理由不可？咋会伤筋动骨？苏军战胜德、日两军之后班师回国，又能自产各种轻重武器，缘何还要成建制地保留、使用租借美制武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何体现？斯大林得瞒啊！回炉炼钢vs.移交中共，哪个划算？斯大林会算啊！苏军官兵战后曾经张大嘴巴看着美国派来人员当众销毁美援武器装备。换来结果：江泽民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之后，俄中两国之前所签各种迫使中方割地的十九个条约，都得当代中国政府承认。

这二千六百余门美制重炮，或者当中的N门，应该就是前述运到了海参崴的那批。其实美国政府亦有可能指示过它的驻欧部队：将自身所配重炮的一部分，交给会师之后驻在对面的苏军，作为援助苏军远东作战之用。

余下2,600门美制重炮还有可能从何而来？二战期间，美国租予苏联的重炮仅为八千余门，而且只是高射炮（苏方很喜欢）、战防炮（反坦克炮。苏方不喜欢）。苏方认为自己能够生产足量榴弹炮、加农炮、迫击炮、掷弹筒，不必再由美国补充。 但是，作者估计，苏联很有可能利用美国提供给它的制炮专用机床和工业设备来生产美式重炮。众所周知，美国为它提供了三万八千一百台金属切削机床，价值6.07亿美元。还有大量为生产火炮所需的各种金属。尽管苏联自己生产的机床和工业设备超过美国提供的2.5倍，但美国提供的全是苏联无法生产的性能优异且造价昂贵的设备。美国机床和工业设备全用英制而非公制，用电电压也与苏联不同，苏方若要利用美援英制专用（而非普通）机床、设备生产公制武器，为求快速，就得大肆更换机械、电气部件，得不偿失。 军队使用美式重炮的加拿大供应苏联近一百万颗炮弹， 它们有没可能是公制苏式炮弹？解放战争期间，苏方曾向中方承诺，如果你们需要制造三英寸口径的火炮或者122毫米口径的高炮炮弹的机床，我门可以提供。 这似乎说明了：苏联并未改装二战之时美国租借予它的制造火炮的英制专用机床、设备。那么也就是说，“二战之时，苏联使用美援英制专用制炮制弹机床、设备，按照美国提供英制图纸大量生产美式火炮以及炮弹”此一猜想，应可成立。

近来有人争辩：二次内战当中共军轻易完胜国军，武器因素权重主要来自东北、华北二处中共军工部门产出。 此言差矣，作者出狱之后曾经参观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得知东北中共军工部门当时仿制日式重炮，前后产出数量只得四门而已；作者母亲曾任四野后勤军需处代理处长、四野试验兵工厂厂长，她说东北中共军工部门当时试制成功的只有日式迫击炮炮弹、山炮炮弹，没有日式榴弹炮炮弹、加农炮炮弹，遑论美式重炮炮弹？不妨咨询当今本国或者俄国军工专家：两处中共军工部门当时有没可能试制成功比较复杂的日式乃至美式榴弹炮炮弹、加农炮炮弹，而且一两年内产出成百上千万发？当时解放区的钢产量、铜产量、钨产量、锰产量哪能满足生产成百上千门火炮、成百上千万发炮弹的需要？据徐焰说，东北、华北二处中共军工部门产出供应淮海战役炮弹数量为二十万发。 如以一门火炮一天发射二百发炮弹，发射五十天（淮海战役历时六十五天）计算，则中共参战部队仅拥有二十门火炮。可见徐焰得到和相信的乃是一个滑稽的数字。作者又从吴殿尧于其《刘鼎传》中所提供的资料考证出：淮海战役当中，中共军队总共获得(大部应被发射）了一千六百四十万发炮弹，其中仅有二十万发迫击炮炮弹以及日式山炮炮弹乃为中共华北、东北军工部门所产，其余一千六百二十万发炮弹应属入满苏军留给四野、三野的，先前美国租予苏联的弹药。
2015年5月15日，徐伯阳在天津接受康中良面访时清楚回忆：四平二战之后，他随士兵打扫战场，亲眼见到四野部队遗弃武器之内有着不少美制、苏制火炮，遑论轻型武器。 由此推论，上述陈氏被围之时听声辨器（国民党军以前接受、使用过苏援苏制火炮）耳未被欺；被俘之后所见美炮，乃出共军掩饰性质展示——因为过后陈氏即被共军释放回到南京，可被利用散布虚假信息。所以陈氏初听为真，后见为假。作者于是得出下列重要结论：

解放战争时期，四野、三野所得苏援火炮以及炮弹，除了日制日式和苏制日式（四野军工乃有苏联技工指导），美制美式，必然还有苏制美式和苏制苏式！

“必然还有苏制美式和苏制苏式”需要后人再往深挖，寻找更多档案证据，得出更多逻辑推论。   作者曾作推断：斯大林为中共武装革命制订的基本战略乃是“以炮克蒋致胜”。如所周知，毛泽东曾宣称中共武装革命基本战略乃为“农村包围城市”。实际之上，大奏奇效的是斯大林的“以炮克蒋致胜”，而非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中共的没收城乡富人财产、土地政策，使得它无法像当时各地军阀以及孙中山军政府那样通过年年抽得到税来维持生存，人之已逃，税将焉交？没收乃是一锤子买卖，聂荣臻称为“杀掉奶牛取肉”。后来它将没收城乡富人财产改为农村减租减息、劳资两利，那是抗战以后的事，已经迟了。但是，农村土地无法跟随地主富农外逃，分给穷人可供抽税，所以中共当时只能在农村而非城镇维持生存。后来没有没收富人财产传统的的吕正操部以“平原作战可行”打破了“不越山区一步”这一戒律；林彪指挥东北解放战争，就住入大城市哈尔滨。如前所述，解放战争初期，驻满苏军派出教员、骨干，拨出缴获日军重炮、租借美制重炮，自产苏制重炮，起用日军战俘当中炮兵，帮助中共部队在牡丹江海浪乡大军营训练、组建大约二万炮兵。若无斯大林下“你不懂炮，干脆我来”决心，若无这些新锐炮兵，中共断难彻底打垮蒋家王朝。

即在解放战争（1945-1949）以前，斯大林就曾三番五次设法劝告毛泽东采用“以炮克蒋致胜”基本战略，并且表示愿意运去苏援山炮武装中共部队。作者猜想，这些山炮首先会被拆成部件，然后通过秘密空运或者陆运，先送达越南、百色（与法国共产党的越南支部合作）或者新蒙、甘青（与新疆盛世才和甘青三马合作），后送达江西瑞金或者陕西延安。之后，将由苏援军械工厂重新组装，交付使用。基于苏援火炮优势，据斯大林说，中共部队早在1930年代，就可直捣国民党统治区域心脏地带。后于大跃进（1958）表现出来自身本是民品科盲的毛泽东，此期没有及早采用以炮克蒋致胜基本战略，表现出来他本是位军品科盲。若无此一毛氏科盲因素，正如斯大林对周恩来所作暗示，中共武装革命本可提早许多年头获胜——作者认为斯大林心中所想这一时间应是1937年之前。

由此看出，精确而言，中共革命乃是炮筒子里面出政权，而非抢杆子里面出政权。“以炮克蒋致胜”乃是斯大林思想，而非毛泽东思想——他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未有只言片语谈到如何使用炮兵。毛泽东军事思想居然不涉“战争之神”、“己胜诀窍”，何足道哉！后来学得苏军克敌真传、获得中苏军火支援的越共进入南越作战，1975年不到两个月攻克西贡，几乎每役预备炮火都达40分钟， 可见各国共军战胜敌军秘诀乃是“以炮克敌制胜”而非“农村包围城市”。制炮用炮都是俄军强项。顺便说说，毛氏十大军事原则其中一条，乃为为着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惜放弃争夺城乡地盘。试问，如果没有苏援饷械定期供应，放弃争夺城乡地盘谈何容易？龟缩贫瘠山区盆地，有点无面，没有多少田亩税、人头税、交易税、通过税可抽，饷从哪处出？械掏何钱买？

中共一直坚持其求获苏联大量饷械援助的基本路线，至1949年，建党已有二十八年的中共，于1945年获得战后第一批大规模苏援饷械的四年后，最终夺取了政权。请记住，国民党当初通过北伐夺取全国政权的时间也没有超过四年。

“苏军粉碎日本侵略军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大白话！苏援五千门火炮及其二十万吨炮弹，以及中共部队的在苏军顾问、投苏日俘指导、装备、训练、运输、协助之下，大量集中使用火炮的突然性，打垮了蒋家大陆王朝，费时仅需三十二个月。这才是历史的真面目。俄国著名历史学家柳切夫斯基说过：“如果丧失对于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5月郑重其事引用的这句话，值得所有中国人尤其是红二代永远铭记。作者完全相信，没有苏援饷械，自己以及别的老营之后，至今很有可能仍在外蒙终日与牛羊为伴，以泪水洗面。

苏援饷械、苏军扫满乃是毛泽东对于斯大林的首笔债务。

就如援助多会导致依附一样，惩罚多会带来顺从。依附和顺从是造就服从的两大基本要素。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部队当时有近五十万人，莫斯科盘算派中共部队前去牵制驻满日军，阻挡日军进攻苏联远东。1941年和1942年，莫斯科一再 要求中共积极进攻日军。 斯大林格勒战役进行期间，斯大林三次拍发电报予毛泽东，重申莫斯科的要求，并要求毛泽东在进攻日军之前，将他的军队调到中蒙边界，先行接受苏联武器。

但是，苏联红军在苏德战争开始阶段的惨遭大败，令毛泽东像盛世才一样怀疑苏联将会亡国。毛泽东顿生怀疑：苏联此时业已无力供给中共大量武器，并且担心：与莫斯科的继续合作，将会产生飞去来器效用，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忠诚发生了极大动摇， 看来，此时中共须得与苏联保持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种种借口冷淡地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 众所周知，于1940年代中期，他甚至企图接近美国。

莫斯科对毛泽东既不答应其请求又不愿意接受其附带援助条件大为恼火。1941年10月，对毛泽东已生反感的莫斯科质问中共领导人：在法西斯德国不断入侵苏联的情况下，中共在华能够采取什么行动积极打击日军，以阻止德国在东方的盟友日本开辟第二战场入侵苏联？ 1942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甚至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中国领导人的不作为。

斯大林肯定对毛泽东的冷淡极度反感。他指出：“那些坚决地、无条件地、公开地保卫苏联的人是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反之，他们就是敌人。 于1938年7—8月的张鼓峰事件中，曾于1924年至1927年在广州担任国民政府首席军事顾问 的苏军前线指挥官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推迟了几个小时方才执行斯大林的进攻命令，以待天气转晴，好让空军掩护进攻。斯大林怒气冲冲地在电话里痛骂布柳赫尔：直白回答我，你是否真正愿意打日本人？这位指挥官后于1938年10月底被逮捕，并在一个月后被处决，尽管他打赢了那场仗。死前他受到残酷的折磨，一只眼球被打之后掉落下来。 由此可以推断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憎恨程度。

在此之前，莫斯科实际上已经接受毛泽东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1938年中，当毛泽东仍在抵制曾在莫斯科受训并得到莫斯科信任，且为毛泽东在党内数十年主要对手的王明之时，共产国际便已正式承认毛泽东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地位，并指出，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夺领导权。结果，王明不得不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中全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出保证：从今天起，我将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就像星星围着月亮转。 （二三十年后，林彪也对毛泽东说过同样谄媚的话。）杨奎松指出，早在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上，毛泽东的名字就第一次给正式列在共产国际总书记乔治·季米特洛夫和名誉主席恩斯特·台尔曼之后。 杨奎松质疑当时普遍相信的观点，即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上， 毛泽东当选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曾经引起共产国际的不满。相反，他指出，我们有理由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假设这次中共领导人的重组是由莫斯科指导的，考虑到1935年以来，莫斯科就一直积极宣传毛泽东，甚至将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和台尔曼）并列，我们会认为谁被选为中共的领导，张闻天还是毛泽东？

但是，当苏联所提出的要求和愿提供援助的表示遭到冷遇之后，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一再指出，他们认为中共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属于“起源可疑”，“红皮白心”等等。 因此，作者认为，应是毛泽东的拒绝保卫苏联远东，而非他的对于王明的抵制，令斯大林怀疑他是另一个铁托。 随后的年月见证了苏联扭败为胜的军事威力，如果毛泽东想消除斯大林对于他的严重怀疑，他应该看得出：最好的方法是按照古语所说去做——“有求必应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无须说了，在此不和之后，苏联支持中共的热情急剧冷了下来。中共的诞生和成长全靠苏联，当苏联需要中共帮助它度过难关之时，中共却加以拒绝。如果这个被保护者不悔过自新，那么继续扶持它还有什么好处？因此，莫斯科从此开始惩罚中共。最突出的例子是于1943年发生在新疆的令人震惊的毛泽民事件。从1933年至1944年，半独立的新疆由亲苏的盛世才统治，他当时与中共关系密切，邀请了一百六十名中共高级干部帮助他管理新疆。毛泽东派他的亲弟弟毛泽民担任盛世才的私人顾问和助理。 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或主动或被动（孰是待查）与莫斯科和中共分裂，转为亲国民党，所有这一百六十名干部遭到逮捕，其中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民，于1943年9月被处决。 黄火青当时也是在新疆帮助工作的中共高级干部，也曾遭到囚禁。1980年他被任命为最高检察长，负责对“四人帮”的审判工作。 他在中共的高级地位无疑可让他知道更多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内幕。因此，在毛泽民事件发生近50年后，对毛泽民被处决感到非常痛惜的他质问：当苏德关系变得紧张时，原来驻扎在哈密的苏联机械化旅在撤出新疆的路上，曾在乌鲁木齐和独山子作过停留，拆除苏联设在当地的飞机装配厂和炼油厂。此时，他们根本不考虑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南岗监狱的一百多名中共干部。难道这些（苏联）机器比七个中共干部更加重要？这不禁令人感到不解。
这一事件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苏联独裁者给毛泽东的残酷警告：“如果你不关心我的命运，我也不会关心你的命运。”

更为明示或者暗示的惩罚随之而来。当苏联红军按莫斯科的指示于1945年秋攻入中国时，它选择进军中共力量薄弱的东北，而不是中共力量强大的华北或者西北。苏联甚至事先不告诉中共苏军的进军路线。中共对于莫斯科此举深感不满， 尽管它并不知道，莫斯科对苏军的指示是根据苏联和英美事先达成的协议做出的。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冯玉祥将军。他于1948年9月乘坐苏联客轮停泊在黑海一苏联港口时，神秘地死于火灾。1926年冯玉祥用苏联援助的武器重新装备了他的队伍，但当蒋介石1927年春与苏联和中共决裂后，他于1927年夏背叛了苏联和中共，而与蒋介石合作。的确，冯玉祥若无主动背叛武汉政府而是听令夹攻南京政府，大革命就不会失败，苏联对于中国的首次巨额投资就不会血本无归。1982年的一篇台湾传记说道：冯玉祥掉进苏联人的陷阱，他于1948年乘坐一艘苏联客船前往一个苏联港口时，遭到苏联人的谋杀。冯玉祥生前的一位朋友判断，斯大林有预谋地杀害了冯玉祥，因为冯玉祥于1926年拒绝为苏联提供的大批武器和子弹付款，并于1927年杀害了一名苏联顾问。

1946年，放洋在美的冯玉祥在美国华人中组织了一个反蒋的“和平民主同盟”。作者认为，首先，苏联人获得可靠情报，得知冯玉祥代表中共，秘密在美国议会从事游说活动，企图让美国用中共替代国民党作为它在华支持的政党。其次，一对中国夫妻，谢和赓和王莹，曾于1942年7月作为中共特别党员，被中共派到美国从事游说活动，直到1954年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谢和赓曾是白崇禧、冯玉祥的部下，王莹曾是一位著名演员，她在江青嫁给毛泽东之前得罪过江青。回国后，这对夫妻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奇怪的是他俩没被送去劳改，而是被允买下京郊一所民房安住。 作者怀疑此为某方“掩口”之作。因此，新仇旧恨让苏联人决定刺杀冯玉祥，以便给毛泽东一个致命的警告：“如果你寻求美国保护，我们也会将你杀死！”作者猜测，受到毛泽民、冯玉祥被杀的威慑，毛泽东于二战之后很快就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作者曾在狱中读到一篇冯玉祥两位家人所写的文章，它竟将冯玉祥之死归罪于美国特务。文章推测，这两个特务扮成港口船厂的油漆工，在客船启航之前秘密地在冯氏客舱里面涂上了一种易燃涂料，终令冯玉祥葬身火海。无须说了，这种推测是既荒唐狡黠又一石二鸟的——它同时还将实为中共争取美国政府欢心的冯玉祥，说成是美国政府眼中的敌人。

第三和第四个例子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指示一位中共领导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应当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以达成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斯大林警告，如果出现内战，中华民族将会有灭顶之灾。斯大林建议中共应当向国民党妥协，加入国民党政府，甚至解除中共部队的武装。

同时，莫斯科还告诉延安，不要期待苏联提供大量援助。据记录，斯大林曾告诉美国官员：美国在帮助中国重建中要起关键作用，苏联忙于自己的重建，无力应付这个问题。 不过当时苏联完全有能力向中共提供武器，至少是提供那些从战败的轴心国部队那儿缴获的武器，或是苏军在二战中使用过的旧武器。据记录，1945年4月，斯大林给南斯拉夫提供了十二个步兵师，两个空军师，一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旅的装备。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1945年中，毛泽东曾经乐观地估计他将得到苏联大批的援助，但于三个月后，他就不得不改变论调：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且受中苏条约的限定，苏联既不能够，也不合适为我们提供援助。如果它这样做，美国肯定会援助蒋介石。这样，就会面临世界大战，无法实现世界和平。

当苏联红军在东北将日本武器交给当地的中共部队时，毛泽东可没有这么说。作者将在下面讨论这种突然的变化。

第五个例子，据说于1949年，斯大林曾劝说毛泽东，中共应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以长江作为分界线，并试图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

第六个例子乃为来自中国最新公布的材料：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就要求访问莫斯科。但莫斯科以各种借口，五次拒绝了他的要求。其中一个荒唐的借口是苏共的最高领导人无法接见他，因为从1948年8月到11月，他们都在莫斯科外筹集粮食。 斯大林出于过去的不满而产生对毛泽东的不信任令毛泽东深感不安，以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根据科瓦廖夫的记录，1949年5月，当毛泽东收到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告诉他中共夺取政权后，他将承认毛泽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而不是除去他时，毛泽东站了起来，就像一个藩属国国王向宗主国皇帝表达感激一样，三次举起双手高呼“斯大林万岁！”。 根据科瓦廖夫的记录，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对他访苏的请求是多么在意。他知道莫斯科随时可以惩罚他。这是有先例的。例如，中共前领导人李立三就是因为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对共产国际的敌对行为”而被苏联解除职务。他后来被送到莫斯科作“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在那里被扣押了十五年。 （1949年5月初，苏联得知毛泽东承诺将向金日成提供支持。 此举是否鼓励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承认呢？）

为什么斯大林没有更严厉地惩罚毛泽东呢？首先，斯大林对于毛泽东秉持怀疑是有其理由的。毛泽东从来没有机会让共产国际领导人熟悉他，不像在莫斯科的王明、在巴黎的周恩来或在德国的朱德。1923年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 和1927年中国的蒋介石，给了斯大林教训，他们都是在得到苏援饷械从而变得羽毛丰满之后转而反共的。斯大林如何能保证这位陌生的中国人毛泽东不会是另一个凯末尔或者另一个蒋介石呢？与此同时，斯大林不想除掉毛泽东也是有其理由的，而且这些理由更有力。苏联元帅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的命运会让我们懂得就算不是所有答案，至少也是毛泽东未受斯大林严惩之谜的关键。在大清洗中，罗科索夫斯基是军长，由于革命前曾在沙俄军队服役，他也跟千百万人一样，成为斯大林阶下囚。在受到残酷折磨之后，他被判处死刑。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他被释放出狱重新指挥部队，但未被取消对他所作死刑判决。由于取得辉煌战功，斯大林授予他最高荣誉，让他担任红场胜利阅兵式总指挥。罗科索夫斯基一直受斯大林的宠爱，但却是死刑判决阴影之下的宠爱。这项死刑判决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才被取消。 与罗科索夫斯基的例子相似，斯大林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的领导下，中共才能在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双重绞杀中生存下来。在未能确知毛泽东是否是另一个凯末尔或者蒋介石之前，他必须让中共生存。斯大林的这种选择，可以从他回答毛泽东的抱怨中得到证明。

1949年12月16日，当他俩第一次在克里姆林宫会面时，毛泽东抱怨自己长期受到共产国际的怀疑——认为他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许多书都引用，斯大林对此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会被指责的”——这句话最先是被毛泽东当时的翻译师哲说出来的。 其实，依我理解，斯大林这话是在暗示毛泽东：“无论如何，你我都是胜者，而你还是我扶起来的中国的新统治者。别再抱怨了吧。”但据当时在场，时任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的记录，斯大林的回答却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最好的回答”。 作者认为朱译应比师译更加忠实，因为受过比师哲更好的教育的她，俄语更好，而且作为毛氏世交、王氏夫人，没有篡改斯语录以为毛氏讳的强烈的以下媚上的动机。我相信师哲于此妄行杜撰！朱译清楚表明，斯氏弦外之音乃是：“即使我曾怀疑过你，在行动上我还是助你最终取得胜利了啊！说明那些怀疑于你并无大碍，你实不应为此耿耿于怀。”

斯大林消除对于毛泽东的不满，应始于毛泽东同意他的应予支持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的要求。瓦塞尔·Y·西季赫梅诺夫就斯大林对于毛泽东的反感作过直接且权威的描述。他写道，当斯大林于1941年末请求毛泽东派出中共部队保卫苏联远东时，毛泽东的回答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他接着写道：斯大林没有忘记毛泽东的这个回答，显然，由于这件事，他很恨毛泽东。因此，当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他的接待很冷淡他。的确，斯大林决定将毛泽东置于服从他的地位上。 西季赫梅诺夫是第一个将斯大林对1941末和1942年初毛泽东拒绝合作的反感和毛泽东于1949年末访苏初期受到斯大林冷淡对待联系起来的人。

显然，对于毛泽东而言，斯大林要求他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提议，构成一个难以绕过的考验。当时，消除斯大林不信任的最佳办法就是接受他的意见，帮他渡过难关。后来，毛泽东受到了斯大林态度由冷转热的接见。正如西季赫梅诺夫所指出的，他决定将对毛泽东的“仇恨转为喜爱”。 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斯大林一定将毛泽东对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提议的支持，视为他改变对毛泽东态度的前提。至此人们不禁会问：中国出兵朝鲜的起因是否带有一丁点儿所谓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

于毛泽东接受其请求同意出兵朝鲜后，斯大林开始相信毛泽东不是另一个铁托，于是提高了他支持中共/中国的热情。毛泽东接受斯大林的请求,看来决定了斯大林对于毛泽东的总体印象转好，从而为中国和苏联建立共产国家同盟铺平了道路，并令斯大林心甘情愿为中国提供慷慨的军品、民品援助。总而言之，正如，其一，毛泽东所承认：我们取得了胜利，斯大林怀疑这是铁托式的胜利，于1949年至1950年间，将我们置于巨大的压力下； 其二，周恩来所承认：斯大林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做斗争。当我们抗美援朝后，他改变了观点。

大家会问，如果于1940年代初，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紧张，为什么194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又决定给毛泽东提供武器呢？最重要的应该是他希望制衡美国的在华势力。应该说是此时乃是斯大林对于亲美的国民党的憎恶，而非对于中共的喜爱，导致他愿意为中共提供武器。正如一位中国大陆作者所指出：很明显，国民党进军东北以后，美国势力将会随之而来。美国可能取代日本，构成对于苏联新的威胁。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 这就像罗斯福、丘吉尔乃是基于对于希特勒的憎恶，而非基于对于斯大林的喜爱，而愿为后者提供几乎无偿援助一样

一位中国大陆历史学家指出，1945年底，斯大林一再告诉蒋介石，第一，莫斯科与中共没有政治联系；第二，国民党不能让“第三方”进入中国东北，并应与莫斯科共同防卫日本；第三，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会输给中共。只是在蒋介石拒绝了斯大林要他不要采取亲美立场的要求后，斯大林才提高了他支持中共的热情。
从上面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于1949年底和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实际上早已握有让毛泽东服从他以“建议”或“请求”提出的命令的权力。毛泽东已经吸取了深刻教训：服从斯大林的命令，他将得到苏联在财政，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大量援助，这对新中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反之，他将会受到冷待，甚至惩罚，这就会导致中共和中国的衰落，甚至本人被害。政治科学家会发现这正合乎制权政治的定义，一方是控制者，一方是服从者。

值得顺带提出的是，尽管中苏双方就签订中苏友好联盟互助条约拼命讨价还价，毛泽东对谈判的结果是满意的。时任中央保卫局副局长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警卫处处长的汪东兴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他告诉我们，1950年1月1日，毛泽东满意地告诉他在北京的同事：在过去两周，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斯大林于1949年16日、21日、22日、24日、26日和27日六次接见毛泽东。 考虑到在“过去两周”，斯大林要接见许多其他来莫斯科庆贺他生日的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这种接见频率，即平均两天半接见一次，说明当时斯大林并非如长期以来许多中国和西方的著作所言，期间一直厌恶见到毛泽东。过了元旦，亦即取得“重大进展”之后，当然就没必要保持这种接见频率了。

毛氏决定出兵朝鲜，偿还当初拒绝斯氏出兵苏联远东这笔政治债务显然是一主要动机。不出兵不偿还，作者估计，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他会惨遭杀身之祸。此前新疆三区民族军诸领袖死于赴京途中空难，应是斯大林策划。斯氏也可对于毛氏策划一次皇姑屯地面事件，或者一次贝加尔空中事件。毛氏从不乘坐飞机赴苏，说明他有针对斯氏极大心悸。

政治服从：新的动力。毛泽东接受斯大林请求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期待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些年代里，能够保证得到斯大林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提供军事、政治和经济援助。

众所周知，1949年中，毛泽东宣称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

这个政策与毛泽东接受斯大林的请求有什么联系呢？第一，应当认识到，中共这个政策是力图改善它先前与苏联的紧张关系，而毛泽东于1941年末和1942年初的不合作的态度就是导致这一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

第二，然而这个政策的目标远远超过改善两党关系。尽管美国军队没有干涉中国内战，但出于对所谓帝国主义本质的理论认识，中共重将美国视为危险敌人。与苏联结盟，中共希望在应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己所持潜在敌意之时，地位更为稳固。 正如毛泽东于1950年1月和4月所宣称的：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可让新中国处于有利地位，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低头，有助于我们迫使他们无条件地承认中国以及废除所有旧的不平等条约，签订新的条约，令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对我们采取任何鲁莽行动； 如果帝国主义者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已经得到一个好帮手。

第三， 北京还希望中苏同盟将能帮助解放军解放台湾。刘少奇于1949年7-8月和毛泽东于1949年末至1950年初的访苏期间，获得苏联空、海军军事援助乃是双方会谈议程之上的优先考虑问题。中共需要迅速扩大它的空军和海军，以使它能在不久的将来成功发动对于台湾的两栖作战。 毛泽东甚至力图说服斯大林对台湾战役提供更直接的援助：我们有些将军提出意见，应当向苏联请求援助。苏联可以派志愿飞行员或派一支秘密部队加快战役的进程。 但是，斯大林拒绝了这个请求，他不想让苏联与美国对抗。 但斯大林的确通过其他途径帮助了中国：刘少奇访苏后，应中共的要求，莫斯科开始帮助中共建立空军和海军。

第四，在本章第二节，作者提到师哲曾透露，于1949年末1950年初访苏期间，毛泽东请斯大林给中国地面部队提供武器装备以及空中掩护。 这一事实说明毛泽东很知道他有可能利用出兵朝鲜换取大量苏联军事援助。志愿军入朝参战令他如愿以偿：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各类武器装备，而且更上层楼地援助中国建立兵工厂。在苏联给中国的贷款中，军事援助款项高达61.5%。赖有苏联援助，中国的军事实力得以迅速增长。

第五，遏制国内阶级敌人也是“一边倒”政策的目标之一。在解释中苏结盟的必要性时，毛泽东简短地指出: 世界上还有着反动派，国内形势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朋友。而中苏同盟将帮助我们孤立国内资产阶级右翼。

第六，由于西方国家将中国看成是共产集团的一分子，由于国民党还继续控制着台湾，占据着联合国的席位，北京当然希望成为共产集团的一分子，以获得这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承认，和对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的支持。新中国最先获得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北京曾为取代台湾获得联合国席位作过巨大努力。作者将在第四章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出兵朝鲜的第七个目标是经济方面的。正如刘少奇于1949年10月初所说：由于得 到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中国可能在二十年内实现工业化。因此，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亲密合作是非常有意义，非常珍贵的。

众所周知，1944年8月美军观察团进驻延安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经常与观察团的成员会面，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中共战后重建中国。在一次与观察团成员之一约翰·S·谢伟思的长达八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和周恩来说道：战后苏联将致力于自身重建，我们不能希望苏联给予我们多少援助。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予合作。我们一定合作，我们需要美国帮助。我们不敢冒同你们冲突的风险。但是，美国政府为了不损害国民党的利益，决定不援助中共，令中共别无选择，只好再次转向苏联。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生动地说明这点：1949年4月中，当周恩来就中共接触美国商人一事试探科瓦廖夫的反应时，后者只是简单地回答：“你们希望从那些美国商人手里得到什么？美国人可会补贴你们的军队？”周恩来知道科瓦廖夫说得没错，只好摊开双手，叹了口气。

毛泽东也表达了中共清楚外国援助只能来自苏联：美国很富有，但很遗憾，它只愿意把钱给蒋介石领导的最腐败的反动派，它当然不会把钱给我们; 目前，在世界强国中，只有苏联愿意帮助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争取苏联的援助。

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访苏,终令中共寻求苏联经济援助的目标得以实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协定签订之后，《世界知识》的一篇文章指出：新生的新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加强国防，走上经济文化建设之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规定的苏联向中国贷款，其目的就是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确实慷慨。例如，1950年2月，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提供五十个大型成套工业项目。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人于1953年5月和1954年10月，同意继续向中国提供九十一个和十五个大型成套工业项目。这一百五十六个大型成套工业项目对于重新启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来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清末洋务运动及其民国惯性存在，前后80年，仅为中国带来三四十个效率低下，成效不彰的大型成套工业项目；对比之下，三年朝鲜战争就为中国带来苏援大型成套工业项目一百五十六个，单独工、农业项目二百余个。

获得苏联持续军事、经济援助的需要，促使毛泽东服从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请求。一份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的官方文件公开承认：特别是在中国决定抗美援朝之后，斯大林消除了他对中共许走“民主主义道路”的最后一丝怀疑，从此放手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苏联决定给中国提供一百五十六个大型成套工业项目和大量军事装备。1952年，斯大林曾对周恩来说道：我应当对你们在两个问题上帮助了苏联表示感激，一是代我们出兵朝鲜，二是为我们提供橡胶。 毛泽东本人也承认，中国出兵朝鲜和苏联大量援助之间存在关联：苏联人是什么时候相信我们的？是从朝鲜战争开始。这使得我们两个国家走到一起，并带来了一百五十六个项目。

综上所述，中共对莫斯科的政治服从乃是导致毛泽东同意斯大林的请求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提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2.6 小结

作者认为，除了作为战争的发动者、支持者之外，斯大林还是一位教练员。他不仅训练选手，还安排第二位选手毛泽东从第一位选手金日成手中接过接力棒。显然，如果斯大林没有将毛泽东出兵援朝与金日成进攻南韩联系起来，朝鲜战争便不可能爆发。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访苏期间，斯大林成功地说服毛泽东，一旦外国军队干涉朝鲜，中国应当代替苏联支持金日成。时至当日，根据科瓦廖夫记录，曾一度引发英美联合武装干涉中国忧虑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事件和英国军舰紫云英号事件，已经成为过去。 中共已几乎完全控制中国大陆，而中苏结盟的谈判也正在进行。因此，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毛泽东服从斯大林的建议。毛泽东认为美国只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到朝鲜，因此同意斯大林的提议——当外国军队出动支援南韩之时，中国将派地面部队参战，苏联将为中国参战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掩护。在此背景之下，于1950年1月中毛泽东还在莫斯科之时，斯大林告诉金日成，他批准后者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但同时指示后者，这个问题应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作出最后决定。当金日成于1950年5月直接向他提出请求时，与斯大林一样，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并且同意，如果外国出兵干涉，中国将派部队参战。毫无疑问，这标志着中国正式地，尽管是有条件地决定出兵朝鲜的开始。对于北京来说，当时朝鲜问题优先于台湾问题。看到这个绿灯之后，平壤立即着手完成它的进攻准备。此一阶段，它从莫斯科获得军事援助，从北京获得人力援助。

毛泽东服从斯大林的要求，乃是出于：其一，意识形态驱动；其二，中共对于苏共的政治依附。此种依附源出：其一，苏共曾为中共提供左右结局性质、规模的饷械援助，帮助中共夺取政权；其二，中共于1941年末和1942年初的对苏军事不予合作，导致苏共对于中共心存愤恨，中共须得亡羊补牢；其三，中共迫切希望获得苏联全面军事、经济援助。以上三大债务使得毛泽东除了服从斯大林要求，几乎别无选择。如果他不偿清历史债务，不用说他也知道，斯大林肯定不会向他提供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而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是至关重要的。有人可能认为，支持毛泽东怎么也符合斯大林的利益，即使毛泽东不曾出兵朝鲜。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斯大林对于毛泽东的援助将会是不冷不热，半心半意的，毛泽东的巨大求援胃口必不能够得到满足。

从功利意义上说，毛泽东出兵朝鲜的承诺获得了巨大回报。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大林为中国装备了一百个步兵师，提供了一百五十六个工业项目。 斯大林还帮助毛泽东建立了海、空军和成套兵工企业，这是近代中国其他统治集团无一能够取得的成就。从来没有一个工业强国对中国如此友好和慷慨。相比而言，美国为国民党装备的步兵师数目要少得多，实际上它也没有向国民党提供任何值得一提的大中小型工业项目。苏联从1923年到1927年也只是给了国民党三千万银圆而已。

美国之音编者：徐泽荣教授授权美国之音刊登此文。此文不代表美国之音。

来源：VOA争鸣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