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山:浅议新文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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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球人需要双赢同胜、利益均沾

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科技文化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向来自命不凡的人类,也被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所陶醉。

但是,从现存的各种问题来看,人类面临的危机远未解决。

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国政治、文化氛围各有差异,甚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看法截然相反。人类应该共同恪守的、衡量是非对错的尺度——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迄今尚未形成。联合国大会在历次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专制独裁国家的倒行逆施,以及它们在人权等问题上的颠倒黑白、强辞夺理,充分说明人类作为整体,尚未进入真正的文明发展阶段。

然而,人类现今面临的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已经不是某个地区、国家或民族所能单独解决处理的。

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资源的开发更无节制,工业污染日趋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自然灾害日趋频繁。

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国家间经贸协作日趋紧密,互相依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宛如多米诺骨牌,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而缺乏监督机制的专制国家,经济的无序运作和畸形发展,成为全球经济运作链上最薄弱的一环。这些国家的经济一旦崩溃,将给与之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以致命的打击,进而影响整个全球经济。这样,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政治全球化。

冷战虽然结束,但核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元首手中的密码箱,仍然是威胁人类生存的潘多拉魔匣,因为按扭有意和无意的按动,以及任何意外事件,都将造成人类整个的毁灭。

种种问题表明,发展到今天的人类,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应称之为地球人。任何以民族、国家、地区为借口、一味维护所谓民族、国家、地区私利的宣传和做法,都显得荒唐无知。人类只有在这些问题上尽快达成妥协,形成共识,才能减少在政治、经济运作中的内耗,达到双赢同胜的目的,取得利益均沾的效果。

二、共识:接近真理的阶梯

随着柏林墙的拆除,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华约解散,东、西方剑拔弩张的军事对抗宣告结束。大多数核国家核裁军、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使久悬于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远离。人类终于从自我毁灭的阴影里摆脱出来,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开始呼吸到和平祥和的空气。

但是,战争这个人类自戕的阴霾,仍然不时地笼罩在人类的头顶,而难以驱散。印度、巴基斯坦核试验及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冲突全球关注;朝鲜不顾国内民众时有饿死的严峻经济形势,穷兵黩武搞飞弹演习,研制核武器,导致日、韩对朝关系进一步紧张,国际社会侧目;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一度侵占,及对联合国检查人员的不合作态度,使海湾局势难以缓和;巴尔干半岛的种族屠杀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伊斯兰极端份子的恐怖活动,不时提醒人们注目他们的存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和谈,每次取得进展都伴随着恐怖事件的发生……

所有这些问题,又给刚刚摆脱冷战威胁的人类,在心理上抹上了一道难以消褪的阴影。个性解放、尊重人权的思想,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所接受。世界上仅存的几个独裁政权,迫于国内、国际压力,也在人权等问题上表现出了与世界发展方向靠拢的趋向。这充分说明,真理性的东西不会因为肤色不同、国度不同而有所差异,也不是统治者能以国情、国民素质为借口否认并拒之于国门之外就不再存在了。

由于文化差异,各个民族在一些认识上总会有所差别。但人类在道德、价值观念、人权标准这些基本价值问题上的标准,应是相同的。独裁者和极端势力从本集团、甚至从个人私利考虑,置民众的福祉与世界发展的大局于不顾,顽固地阻碍世界的进步,后果只会适得其反,加速自己的灭亡。独裁者和极端势力若想取得人民谅解,避免被人民推翻而堕万劫不复之命运,只能采取革除自身弊病、清除唯我独尊、鱼肉人民、视人民如草芥的卑劣心态,树立主权在民的理念,与民众一道真心诚意地加快民主进程和政治改革,尽量减少变革过程中对民众造成的冲击,利用好这最后的资本,最大限度地取得民众的谅解,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独裁政权实行新闻封锁和欺骗宣传,使广大民众对事实真相缺乏必要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在此前提下,民众应采取有步骤的缓进方式冲破言禁、党禁,培养与独裁政权抗衡的政治力量,分化削弱独裁政权的势力,逐渐实现军队国有,使军队真正成为国家的军队而不是独裁政权镇压民众的工具。争取利用现存机制和平演进逐渐过渡到自由、民主、法制的国家,无疑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否则,社会就会出现严重的动荡,民众将饱受动乱之苦,经济文化将遭受极大地破坏。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独裁政权若能洗心革面放弃暴政,与民众在政治改革上达成共识互相妥协合作,就能实现对立双方的双赢和整个民族、国家、人类的利益均沾。

三、不妥协双赢,就两败俱伤

冷战使美、苏任何一国的核武器均能把人类毁灭若干次。如果发生世界大战,不会再有战胜者,因为战争将会导致人类整个的毁灭。原本为世界大战做准备的军事竞赛,导致了人类思维的重大变化——从战胜对方、消灭对方,转变为以政治谈判为主的妥协、双赢、利益均沾。

东南亚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几乎波及整个非民主国家,大有席卷全球之势。究其原因,东南亚国家的专制统治和所谓的亚洲文化,是此危机的罪魁祸首。东南亚政府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把儒教、佛教、道教等理论中的一些观点揉合,冠之以亚洲文化,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政治高压、经济宽松的畸形发展模式。这种一味强制民众顺从、宣扬功利主义、打击政治反对派的做法,必然导致政府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民众责任心丧失、自私自利盛行、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标准模糊甚至错位。缺乏从民众到制度一系列相应的制衡机制,必然导致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经济发展畸形、民怨高度积累的严重局面。这种靠打压而不是靠疏导来处理社会问题的超稳定社会模式,一旦某个环节不堪重负而断裂,就会发生连锁反应。社会内应力将会以骚乱暴动这样的剧烈对抗形式宣泄出来。

独裁集权政府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推行暴政统治,一味强调稳定,对威胁其统治的任何征兆不惜以任何手段镇压、防范。其实,稳定和动荡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它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表面波浪滚滚,内部却相对平静;一种是表面平静如镜,内部却暗潮汹涌。民主社会,游行、示威时有发生,社会问题及时解决,民众不满情绪及时释放,政府及时与民众沟通协调,不使矛盾积聚。独裁国家在政治高压下,社会各种矛盾受到强有力的压制,社会所呈现的是空前稳定——这种超稳定结构是暂时的、表面的,因为各种矛盾和问题在重压下仍会不断产生、不断积聚,就象火山积蓄力量一样,一旦爆发,就是对此种政体你死我活的反抗。

人类发展到今天,任何与尊重对方、协调合作相悖的做法都会祸及自身。人类发展过程中的这类经验教训,应该是人类今后发展的明鉴。

四、中国与新文明理论

中国的情况尤其使人忧虑。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因缺乏必要制衡、而导致治乱循环不已的国度。中国普遍没有民主、人权意识,由来久矣。

中国自远古始,推行的政策即是暴政统治。即使是传说中的开明君王三皇五帝,也不难找出其残暴统治的蛛丝马迹。自夏、商、周以至于清末,每个朝代无一不是以略微宽松始,残忍暴虐止。汉武帝为维护其统治,推崇儒学以禁锢人们思想,为其统治寻找理论根据,并采取法家的严刑峻法剪除异己反抗势力。其后历代莫不如是。

历代君王自称天子,君权神授。君王的职责即是代天牧民。君王对臣民有生杀予夺之权。即使有些君王深明“载舟覆舟”之理,对臣民做出一点宽松的姿态,也认为是自己对臣民的额外恩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君王眼中,“朕即国家”,疆域、臣民无非是他私人的产业;人权、民主的观念是丝毫没有的;有的只是杀戮、掠夺。中国民众在这种政治高压、舆论诱导下,奴化意识历代积累,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当惯了奴隶”,除非由于自然灾害、战乱、统治者掠夺过甚等原因,想当奴隶当不下去时,才会起来反抗,而反抗的目的,无非希望换一个好一点的主子。

中国知识份子一直处于一种无力的境地。中国特殊的农业经济模式和科举制度决定了知识份子只能在仕途上才能有所作为。而儒家学说的奴化教育,以及偶语者弃市的严酷现实,决定了知识份子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只能处于无力无奈的境地。历代诤臣的下场说明,专制制度不允许知识份子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知识份子要嘛隐居山林以求苟全,要嘛唯圣上旨意行事以求免遭不测。零星出现的“离经叛道”,没有可供发展的土壤,形不成可以扭转乾坤的政治气候。知识份子在人格上普遍奴化,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起不到引导社会进步的天职。中共建政后,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欺骗手段,“引蛇出洞”,使一部份有独立见解的知识份子暴露思想,然后一网打尽;又用户籍制度、工作权利、株连九族的政治审查制度,把全体民众捆绑在它的暴政机器的运作体系上。知识份子在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斗争中,不仅身受其害,而且牵连到家属、亲朋好友。历次劫难的摧残迫害,使中国知识份子唯唯诺诺,噤若寒蝉。89民运前后,有些知名的知识份子,就社会某些问题联名上书,表现出了人之为人的可贵之处;而中共“秋后算帐”时,却又声明自己受了欺骗。这种卑劣的双重人格,如何能担当起砥柱中流、唤起民众的天职?!“6.4”如此惨烈的结局,中国知识份子竟然沉默10年,很少有人敢仗义直言,主持历史公道。知识份子在历代政治高压下压折了脊梁,成为强权的奴仆,甚至是帮凶,现今还谈不上尽自己的职责,而应是先完善自己的人格,学会做人。

中共自79年以来,一直强调经济发展而遏制政治改革,致使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这种“一条腿走路”的不配套政策,导致经济发展严重失控。结构性腐败使中国经济严重畸形,濒临崩溃。大部份企业濒临破产,工人大量失业;生态严重失衡,水灾、旱灾交替发生;官员蹂躏百姓、贪污受贿、吃喝嫖赌,已到了令国人切齿的地步;政府机构臃肿,国家财政支出困难,经济崩溃已露端倪。

因缺乏监督制衡机制导致制度性腐败,从而造成决策失误、贪污受贿、社会不公等民怨沸腾之局面,使中共面临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这些问题不是中共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完善内部机制所能解决的,而是独裁统治的必然结果。正如江泽民智囊人士刘吉所言:“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处此危难局面,中共应对自身问题做深刻反省,采纳政治反对派的合理建议,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与其他政治势力公平对话、竞争,在民众的监督下建立从公民到权力结构一系列的监督制衡机制,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过渡到自由、民主、法制的国家。

中共一惯的党禁,使现在没有哪种政治力量能对民众产生足够的政治影响。言禁又使民众在思想、行为上没有相应的价值标准作指导。一旦经济彻底崩溃,民众生活失去最起码的保障,高压下的顺民就会演变成暴民。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不是哪种政治力量所能够左右的了。结果将会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

在今天中国政治反对派力量相对弱小的情况下,通过对现行制度有限度地不断冲击迫,使通过中共不断让步,建立合理的价值体系、完善中华民族人格、普及民主人权理念,仍然是有志于改变中国现状者今后相当紧迫的繁重的工作。中国历经诸多动乱磨难。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再也经不起“革命”的折腾了。让我们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用理性的思维,力争通过缓进、各方妥协达成共识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吧。

五、中国民运与新文明理论

中国民运发展至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大批仁人志士在政治高压下,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与独裁专制政权抗争,使中国不断地向民主、法制、政治宽松的方向发展。今天多少宽松一点的政治氛围来之不易,是多少民主志士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殉道精神,付出自由、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他们不愧为民族的骄傲、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脊梁。

但是,在争取民主的运作过程中,亦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有些异议人士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下不愧是真正的勇士,表现出了人之为人的高尚人格。但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专制文化的论资排辈、唯我独尊、帮派观念的旧时代旧文化烙印时有表露。有些人甚至为了某些问题,不惜对别人进行人格上的攻击。这种在争取民主的运作上,用专制政权传统做法的行为,让人寒心。民主社会是一个在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上全新的社会。我们必须先清除自己思想深处那种庸俗、狭隘、自私的东西,以谦和、大度、天下为公的精神,协调好内部的分歧,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国家早日进入民主社会。

民运内部,应以一切为了促进中国民主进程发展为相互认可的标准。尊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方式方法,本身就是民主的内容之一。民运人士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道德水准,尤其应强化自己的平民意识,砍除等级观念,淡化名利意识,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放到民运发展的大局之后,这样才能协调好彼此的关系。前段时间,国内、国外民运内部内讧纷起,互相指责,对民运事业影响极坏。究其原因不难看出,私心不除,纷争不止。我们争取民主,应以亿万民众的福祉为目的。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职责。如以“打江山”之类的陈腐观念为目的,即使将来真由这些人在中国执政,也只能是“赶下一只虎,上来一只狼”。因为,一旦个人私利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他们照样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我们反对的应是专制独裁制度、暴政统治,为之奋斗的目的,是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而不是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前期海外民运山头林立,互相攻击,中共领导人乔石认为海外民运不足为虑。这应是民运人士的长鸣警钟。

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经济贫穷,造成了整体上的国民素质偏低。三千年专制统治(无论是过去的家天下、还是现在的党天下),对知识份子的高压、利诱政策,使中国的知识份子在人格上普遍异化。本应是中华民族脊梁的知识份子,大多把知识作为改变个人生存状况的敲门砖,成为缺乏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只有“知”没有“识”的“知事份子”,或成为权力的奴仆,或成为逆来顺受的顺民。很少一部份志于改变中国现状的“智识份子”,也因习惯思维和本身缺点而内耗过大,难以发挥作用。积弱的中华民族首要的任务,是要找到适应新时代的价值观,完善进入文明社会所应有的人格。而这一点对民运人士尤为重要。

六、从文化趋同看新文明理论

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不同,文化文明的发展也必定有所差异。但人类关于人的价值等最基本问题的理解上却大同小异。翻开人类先哲的浩瀚著述,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这种相似之处。东、西方文化,从孔子到亚里士多德,从释迦牟尼到穆罕默德,从老子到耶稣,从非洲的土著部落、欧洲的工业国家到北美的印第安人族群,他们的基本思想异曲同工。“条条大路通罗马”,每种文化都闪烁着人类价值的光辉。

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思想、各种流派纷呈。它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人的价值的理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择其有利者而发展之,导致了今天文化差异的扩大。中国集权者推崇儒学,罢黜百家,删除儒学中民主、人权思想,强化国民的等级观念、忠君思想和顺从意识。欧洲君王用天主教思想为其统治涂上神权色彩,号召人们顺从上帝旨意,又从国家安全角度宣扬骑士精神。其它国家无一不是从有利于维护其统治,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紧锢人们思想,以利于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解除思想的禁锢,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重新提出了尊重个人价值的社会要求。文化开始摆脱统治者的意志,向其本位回归发展。中国在近代饱受外来冲击,在“德先生”“赛先生”的感召下,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民主、人权思想开始萌动。随着东欧剧变,专制虚假文化失去了得以生存的土壤。整个世界在价值观上向着趋同的方向发展。中国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但也成了中国人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们应当继承其合理部份,引进外族文化的合法成分,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

任何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都是不同文化、不同流派碰撞融合的结果。现代交通、通信工具日新月异的发展,必将对文化价值观的融合趋同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七、人类与环境的新文明理论

人类从动物的古猿,转变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人类在与环境的不断抗争中,驾御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新的技术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地球资源被人类利用。人类对地球的影响程度日益明显。

几千年来,人类在与环境的抗争中,充分利用自然界的一切资源,为自己需求的满足用尽其极。地球仿佛是专为人类准备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人类对作为其载体的地球,以及同是地球衍生物的其它生物,也越来越刻薄,越来越跋扈。人类这个从动物王国中脱颖而出的精灵,越来越对自己的能力和力量自负,藐视自己原来的同类和赖以产生与生存的世界。地球生态平衡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一个变量发生变化,必然导致其它变量的相应变化。人类人口急剧增加,地球植被毁坏日益严重,工业污染日趋严峻,土地沙漠化加快,水土流失加剧,地球温度升高,导致温室效应,气候异常,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地球向人类频频发出警告:它已不堪人类重负。

地球是人类与其它生物唯一的家。人类与赖以生存的环境是自然界的一部份。人类的活动包含在生态系统的循环之中。我们决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一旦打破,地球环境必然改变。人类这根“脆弱的苇草”,就有灭绝的危险。人类的发展不应成为人类灭绝的肇因,而应以不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为度,在这个限度内与环境达成最大限度的妥协,才能取得共生、共存的双赢。

八、新文明理论让人类远离邪恶

人类的历史,并非都是理性发展的过程,因为人性中包含着恶的一面。人是一个善、恶倾向兼具的实体,其具体行为向哪个方向发展,要看人的理智能否驾御欲望这匹野马。

作为一个政党、民族、国家亦是如此。几千年来,人类不断相互杀伐。尤其是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近几年,欧洲的新纳粹主义、日本的极右势力沉渣泛起,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势力抬头。这些专制政权和势力,无一不是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幌子,企图欺骗那些短视的民众,并将之纳入他们的权力运作体系。人类相互惨杀的惨痛历史,应是健忘的人类的沉痛教训。我们对此类的宣传,应有高度的警觉。“不能汲取三千年历史经验的人,没有未来可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国家化、民族化,给予过分的强调、渲染,必然导致整个人类的内部对立。任何战争都可能以此为据而引发。

人类对历史健忘的特性,使部份短视和轻信的人,往往在某些问题上缺乏理性的思考,而盲从于虚假的宣传。人类的对立和战争,后果只能是毁灭或两败俱伤。两次世界大战对战胜国和战败国都是一场灾难,即是很好的明证。作为人,无论智力高低,地位差异,都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因为历史发展是所有人合力的结果。虽然真正起导向作用的只是一部份人,并且是很少的一部份人,但这个结果的好坏,却必须由所有人来承担。

人类的基本认识应该放在个人身上。只有个人的权力和自由有了保障,整个社会才会进入文明、民主的阶段。人道主义、民主精神、博爱思想,应是人类首先肯定和尊从的价值基础。任何宣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人对立的宣传和行为,都应为现代人所不齿。而宣扬这些理论的,往往是那些极端专制、视国人如草芥的独裁政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爱人,而奢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其用心之险恶不是很明显吗?有些人甚至恬不知地宣称,爱党就是爱国,维护党的领导就是维护人权。这些本末倒置的宣传为其丑恶的心态做了最好的注解。

我们人类应当弱化国家、民族的概念,抛弃冠之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实则法西斯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欺骗宣传和思维模式,本着人本主义的思想,来处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人群的分歧与矛盾,以所有人福祉兼顾的方式,为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与着眼点。

新文明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军事、政治全球一体化。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文化差异越来越小;民族、国家概念越来越模糊。旧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已不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新文明思想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和方法论。它的出现必将对我们今后人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998.10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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