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式治国方寸大乱

大批判、绑架、连坐无法无天

一本关于习近平情史的八卦书,两条“妄议”习“重要讲话”的微博,一封要求习辞职的“公开信”,竟导致当局方寸大乱,引发了一轮令人瞠目结舌的文革式大批判和一连串无法无天的绑架、“失踪”、连坐案件。再联系到《南方都市报》“媒体姓党,魂归大海”和新华社“中国最后领导人”这两桩新型文字狱事件,不能不让人们为习近平执政团队的“治国理政”方式捏一把汗。在所有这些习近平理应表现出宽容大度的地方,他表现出来的只有小肚鸡肠、睚眥必报,而且其肆意妄为的任性,为邓后时代所仅见;其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紧张,亦为“六四”事件以来所仅见。

一本书、一封信、两条微博,原本不足挂齿,如果习近平是一个目光远大、抱负宏伟的干大事的人,他不应该对这类寻常小事过于敏感,耿耿于怀,以致大发雷霆,大动干戈。大批判、绑架、连坐并不是“治国理政”的好方法,不仅不能消除那本书、那封信、那两条微博的影响,反而千百倍地放大了它们的影响,恐怕也起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反而只能激起更直接、更激进的反抗,且有全面开罪官僚阶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三大精英团体,间接帮助“反习大联盟”形成的巨大政治风险。大批判、绑架、连坐之无法无天的恶劣性质,之损人害己的负面后果,比起那一本书、一封信、两条微博的事情本身,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查没查出真相,揪没揪出后台,吓没吓倒对手,就政治声望、国际形象以及后七年任期──假如他还有七年任期的话──的党内外拥戴程度而言,其实习近平已经输了。

这几件事情已经使习近平失尽人心,使“一国两制”受到重创,也几乎把习当局通过“打虎”运动所建立起来的自信果敢、英察睿断的正面形象败坏无遗,让那些对习存有幻想、以为他集权完成之后将厉行政治改革的人彻底绝望,把习在知识阶层、中产阶级中获得的好感全都赔了出去。事到如今,如果习近平仍然要大发雷霆,他的怒火似乎不应该针对桂敏海、任志强或《无界新闻》,倒应该针对那些制造了越境绑架书商案,发动了批判任志强运动,错抓了贾葭、株连了长平、北风等人无辜亲属的愚蠢的习氏亲信们。

政治器量不如温家宝江泽民

正常国家的正常领导人绝没有这么干的。像奥巴马、安倍晋三、卡梅伦、默克尔或者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碰到了八卦书、“妄议”、“公开信”这样的事情,大都不予理睬,不以为意,即使真的戳到了痛处,也至多向选民诉诉苦,向司法讨公道,想都不敢想动用政府暴力,去干绑架、株连、惩治政敌、了结私怨的罪恶勾当。

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的非正常国家,习近平前面的那些个中共领导人,也不是人人都敢、或人人都愿意像习近平这么干。温家宝访英在剑桥大学演讲时遭到一位德国小伙儿扔鞋“袭击”,把温家宝气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竟上纲上线把那只鞋子摆在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的对立面。但温回国后感到不妥,立即写信给英国政府,表明他对年轻人一时冲动之下的冒犯行为并不介意,请求英国法庭从轻发落。温家宝的名字也曾经被官媒记者写成了“温家室”,温为记者开脱说,这是用五笔字型打字打错的,他自己也这么打错过。温家宝是官场做秀高手,曾被讥为“影帝”,但温秀宽厚、秀大度,总比习秀狠毒、秀恐怖好得多了。

江泽民曾亲自打电话给央视新闻联播编辑室,批评他们把他会见的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搞错了。江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通过中宣部和央视的领导,而是直接给编辑室打电话,是因为他不想把事情搞大,不希望有人为此受处分而影响前程。江泽民与某歌星偷情的八卦书不知出了多少种版本,香港的书商们也都安然无恙,无需“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协助调查”。这些事情都让习近平相形见绌。

采访过邓小平的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曾当面指责江泽民侵犯人权,并毫不客气称江为“独裁者”,若按照习近平执政团队的处理方式,想必中共有关部门应该封杀华莱士这种“吃饱了饭没事干,对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的外国人,或许还要切断华莱士、他所在的媒体、以及他的亲戚六眷与中国的一切商务联系与文化往来;如果华莱士某个亲戚的公司不幸以中国为主要市场,那他就苦不堪言了;要是还不解恨的话,再把国内凡称赞过华莱士的网络大V通通请到国保办公室,让他们按规定的格式各写一篇谴责华莱士反华言论的严正声明交给《环球时报》发表……,但是,江泽民并没有那么做,相反,江对华莱士的推崇一如既往,视其为传媒界泰山北斗,认为“他比你们(指香港记者)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还把华莱士当面斥责并羞辱他的那次火药味十足的访谈称作“我和他谈笑风生”。而事实上,那是江泽民在媒体面前最丢脸、最窝囊、最尴尬的时刻,也是江最后一次接受西方记者现场直播式的专访。那次采访之后,包括江、胡、习在内的三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再也没有勇气以自由对话的方式,在不预设话题、不规定敏感词、不预审台词的前提下接受外媒采访。

一直以来,人们都把江泽民借华莱士的名气为自己壮胆,当众发飚贬低香港记者“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的作态当作笑料,但如今,此事一点儿也不好笑了。对比习近平,对比当下针对陆港两地具有“反习”倾向的媒体人、出版人的报复性绑架和株连,人们发现,江泽民当年因激动而失态的滑稽表现反而要显得真实得多,至少是正常得多。在当今世界,动辄对触犯龙颜的某本书、某封信、某条微博发动围攻批判,甚或动用黑社会手段绑架嫌疑人、恐吓当事人、株连亲属、法外施刑的最高统治者,当首推金正恩,第二把交椅大概非习近平莫属。

攻击性个人崇拜

对“公开信”的文革专案组式追查方式,对香港书商的越境绑架,对任志强的文革式批判,这些事件绝非自发,绝非偶然,绝不是下属部门擅自妄为的孤立个案,而是高度相关、“高度一致”的政治行为,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这些事件透露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当局亟欲确立“习近平神圣不可侵犯”的新“政治规矩”。具体言之就是:炒谁的绯闻也不能炒习夫妇的绯闻、妄议谁也不能妄议习、要求谁下台也不能要求习下台,如此等等;谁若冒犯了习近平,就有可能遭到“姓党”媒体群起而攻之,也有可能遭到秘密机关和专政机构无需司法手续、不受国境限制、可以任意株连的严厉追查和可怕报复。──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文革时期两句家喻户晓的口号,其一为“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是林彪的发明;其二为“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北京红卫兵的发明。也许习近平和他身边的亲信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诛”、“讨”、“砸”的政治氛围。

人类历史上的崇拜现象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励志性、感召性的,一种是强制性、攻击性的。前者比如近代基督教对上帝的崇拜、中国人对自己祖宗的崇拜,崇拜者与反对崇拜者相安无事,任何人毋须担心受到“诛”、“讨”、“砸”;后者则意味着将反对崇拜者视为异己或仇敌,意味着不崇拜者不升官,甚至不崇拜者不得食。铜锣湾事件、任志强事件、公开信事件,以及南都和新华社的新版“文字狱”事件,都标志着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正在发生质的转变,习团队正试图从最初的自娱自乐、自吹自擂,升级为文攻武卫、“誓死捍卫”。他们要塑造这样一种恐怖政治氛围:习近平是不能碰的,习的至高地位是不容质疑、不容反对的,习是看齐的对象、紧跟的目标,是是非的标准、党国的化身,反对习就是反党,反对习就要“拿下”,党员必遭批判,党外或遭绑架,即便港台、海外者亦“虽远必诛”,总之逃不脱无法无天、花样繁多的政治报复。铜锣湾事件、公开信事件就是攻击性个人崇拜的最佳示范。

中共所谓改革开放是何等脆弱

攻击性个人崇拜不是习当局的创举,而是毛泽东时代的遗存。近两年多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毛时代曾经盛行、改革初期中共曾“彻底否定”的那些东西正在复活,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所建立的那些东西则正在死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说,“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所以,那个时代流行“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紫阳同志”的去姓简称,现在叫“习近平总书记”、“习主席”已经不过瘾,要叫“习大大”才过瘾;那个时代包括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的讲话,也必须经过政治局批准之后才能在党内传达和公开发表,现在习近平的讲话一说出口就是“最高指示”,即使是“媒体姓党”这样的蠢话也是不容“妄议”的圣旨,自动加入“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之列,而所谓“系列讲话”似乎已经莫名其妙取得了类似于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同等地位,只供“学习、教育”,不可说三道四。

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不许用……阿谀之词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对于任何党员提出的批评和意见,……不允许追查所谓动机和背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株连无辜的家属和亲友”、“党的领导干部……不能以为自己讲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别人都得服从”,……然而,习近平用十多个“领导小组”架空甚至代替党中央、国务院;近两年的官媒上、今年的省级“两会”上,出现了大量对习近平的阿谀之词;当局对任志强事件、公开信事件的处理更是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站在了《准则》的对立面。这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由此可见,中共所谓改革开放是何等脆弱。

习近平大讲“政治规矩”,四川省长魏宏被立案调查了几个月,最后查出来倒似乎是个清官,竟以“对党不忠”的“政治规矩”对其施罚。对比三十五年前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究竟是谁在破坏中共的政治规矩?究竟是谁在复兴早已被《准则》所“彻底否定”了的那些东西,已是一目了然。

文章来源:动向2016年4月号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