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先生是我所尊敬的一位记者作家，这不仅因为他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的精神和作为，以及流亡者“客死异乡”的悲壮色彩，也因为有一些个人的交往，特别是他同我故去的丈夫马汉茂（Helmut Martin）的情谊，使得我在参加他的年初八十寿庆和年末追思会上，特别百感交集。早在八十年代初，汉茂注意到当时中国出现的“伤痕文学”，认为它和苏联五十年代斯大林时代结束后产生的“解冻文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因着独裁暴君的去世，一个极端专制和压抑时代暂时告一段落，虽然极权政府尚在，但是套在人们身上的桎梏有所松动。人们不由自主地以文学和艺术形式，爆发性地表述长期以来被劫持、被禁锢的情感和思想，这种不可遏制的喷涌，以一种排山倒海之势出现，蔚为壮观。流行于当时的以刘宾雁、苏晓康为代表人物的“报告文学”是其中灿烂的一支，它是在一个没有写作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社会中，作家们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一种文体选择。
在一次访华的行程中，汉茂结识了已经发表了《第二种忠诚》和《人妖之间》的刘宾雁先生，对他十分敬佩。此后，宾雁先生于八九十年代数度访问德国，我们在鲁尔大学为他举办了几场演讲会，每次都吸引很多听众，中国学生从远近的城市纷纷赶来，堪称盛况。汉茂并指导两位学生将刘宾雁其人与作品作了详尽的数据收集及研究，并出书成集（Carolin Blank，Christa Gesche 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评论与报告文学：记者兼作家刘宾雁，波鸿大学中国论文集丛书系列1991年出版Gesellschaftskritik und Reportageliteratur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Der Jounalist und Schriftsteller Liu Binyan，Bochum 1991，Chinathemen Serie）。
八九民运血腥而悲剧性的终结后，我投入海外的民运，旋即被其中的明斗和暗涌所困惑，深感挫折，宾雁先生在许多场合都给予我道义上的鼓励和支持。在仅有的几次短暂的交谈之中，他总是对东欧剧变和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脚色，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我曾经向他推荐自己十分喜读的两位波兰作家，流亡美国、后获诺贝尔奖的Czeslaw Milosz（1911-2004），和留在国内进行内心的自我放逐的Andrzej Szczypiorski （1924-2000），我的印象是他后来似乎没有刻意去接触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是语言的障碍，还是流亡主题令他感到伤痛，还是别的原因，我不得而知。
汉茂不幸于1999年英年早逝，当时正在德国访问的刘宾雁和郑义两位先生也赶来参加追悼会，彼时我精神恍惚，并未十分留意。近些年我移居到美国，距离近了，可惜反倒没有跟宾雁先生深谈过。2005年春天，刚参加他的八十庆寿后不久，我收到德国之声中文部前主任沙佩雪女士寄来一卷旧的录音带，这是她在整理资料时偶尔发现的。带子上写着：Gespraech Prof. Helmut Martin mit Liu Binyan 03.07.1988 （马汉茂教授跟刘宾雁的对谈1988年7月3日）。半年多过去，这卷带子我至今还没有放来听过，上面两个人都已经作古了。我其实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内心能够拥有足够的平静去听汉茂生前的声音。不过，我愿意做一个副本，赠送给刘夫人朱洪女士。
曾经尝过流亡颠沛之苦的德国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镇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有句辛酸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了。”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半世纪的血腥统治，这句话似乎应当也适用于中国。但是是否中国人的神经类似钢丝，现今大陆写诗的文人车载斗量，满坑满谷。年轻时代的刘宾雁选择了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路，他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在社会上引起共鸣，也震动了统治者的上层。他被打成右派后沉默了二十年，但他再度返回工作岗位后，又重新拾起了那支指向官僚体制的笔，揭露阴暗和不公。以刘宾雁的才华他有可能成为诗人，但是他不愿朦胧；他也可以成为小说家，但是他不愿烂情，去追求“革命人道主义”。他放弃文字游戏，宁可去彰显“第二种忠诚”，甚至“第三种忠诚”。
刘宾雁提出“祖国啊，认清谁才是你忠诚的儿子吧！”受到很多人的诟病。的确，刘宾雁的“中国情结”，甚至“共产主义情结”是许多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专制极权的反抗，跟苏联和东欧国家比，晚得多，在深度和力度上也远远比不上苏东的同行。刘宾雁的遭遇在有些方面跟苏联的流亡作家科培列夫Lew Kopelew（1912-1997）有点相像。后者也当过记者，曾两次被开除出党。也因出国后，被拒绝返回自己国家，而被迫流亡，最后客死异乡，但是科培列夫后来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对母国和客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科培列夫曾是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但更是个人道主义者。当他发觉二者有冲突时，他毅然放弃前者，并且勇敢地为捍卫后者，而跟前者对抗，不惜付出坐牢和被放逐的代价。三十年代时，科培列夫已是共产党员，作为铁路工人小报的编辑，他和几名同事下乡参加征收粮食的工作，并进行实地报导。他亲眼见到乡下到处路有饿殍，心中很是矛盾痛苦，然而对一个才二十出头的青年，共产主义绚丽的光环暂时还没有消失。他进入壮年后，逐渐看透了俄共利用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大行专政的虚伪性时，他写道：“我当时参加乡下的征粮工作，这是个无法推卸的罪责，不能原谅的错误，此罪只靠祈祷是无法洗脱，也永不能补偿的。唯一能作的赎罪工作是诚实地面对这个罪责。”这段残酷痛心的经验记载在他的自传《给我创造一个偶像》（Und schuf mir einen Gotzen，1981 Muenchen）里。
二战接近尾声时，科培列夫看到红军在东普鲁士占领区对平民的残忍暴行和肆无忌惮的破坏掠夺，就反过来对自己的士兵进行游说和教育，要求他们对德国平民给予人道的待遇。为此他被开除党藉，并被军事法庭判刑十年。1956年他刑满出狱后，在大学任职。但他并没有忘却狱中的难友，从六十年代起他不断写信给苏共中央，为认识或不认识的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挺身辩护。
1967年他写信给苏联第四次作协大会主席团：“近来政府对文艺的检查和管制，对艺术作品主题，内容和体裁的干预，是违反宪法的。”1968年的文字狱，杂志“凤凰66”被查封，主编Galanskow判刑七年劳改，后死于狱中，当时许多文化界人士勇敢地站出来为受害者辩护，像诗人Ginsburg因此被判了五年，科培列夫也出面为下狱的编辑说话，并持续呼吁。为此他被重新开除出党，克格勃（KGB）的人员也对他进行长期的监督。他常常写信给中央，要求改善监狱及精神病院里的医疗和卫生条件，并要求给他的囚犯友人送阅读品。1968年他在莫斯科作协的会议上发言，反对当时在政工系统工作的戈巴乔夫来就任，他指出戈巴乔夫是个走斯大林路线的人。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想到此人后来竟是结束苏联极权统治的功臣。科培列夫的种种行为使自己和家人经常生活在被捕和坐牢的恐惧中。
1980年科培列夫和他夫人奥罗娃到德国进行访问。然而苏联政府已经开始一种把所有异议分子赶出国门的政策，科氏夫妇结束了德国的访问后，就成了有家归不得的异乡客。苏共将他夫妇俩除籍，并不允许他们回国，这一趟奥德赛之旅竟长达九年，直到1989年戈巴乔夫不计前嫌，允许他们夫妇俩回国，当时奥罗娃已病入膏肓，她要在死前看故国最后一眼。苏联解体后科培列夫并未像难友索忍尼辛那样回国定居，这并不是他乐不思蜀把德国当成了第二故乡，而是他知道在千疮百孔的俄国，他能作的事很少，而在德国他正在进行有意义的文化桥梁工作，不可半途而废，因此他继续留在德国直到去世。1997年六月份他逝世前，交代得很清楚，他的骨灰得运回莫斯科墓地，安葬在他妻子旁边。
被迫流亡的科培列夫虽然始终保持了他的俄罗斯灵魂，却并不以“游子思乡”之情而返身拥抱俄罗斯母国的“伟大传统”。科培列夫自己享受到自由之后，没有一天停止关心他尚在极权高压下生活的友人和同事，他竭尽所能地去接济他们，并不断地为尚在狱中的人呼吁求援。科培列夫没有把客居的德国看成暂时栖身的他乡异地，他积极地参与各种活动，对社会出现的怪像如敌视外国人的排他主义，他极力抨击，并成立了一个“外国人协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化解人们的心结，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像科培列夫这样言行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多，除了索忍尼辛，萨哈诺夫，叶甫图申科等知名的以外，还有数十个有名有姓的异议份子，他们有的还没等到政权变色就死在狱中，有的存活下来，如今过着依然贫穷谦卑的生活，他们不自认为精英或英雄，人民也并不这样看待他们，唯一不同是他们活得心安，觉得自己作了份内的事。
也许我们纪念刘宾雁时，应当把他看成他自己引以为傲的“说了想说的话，做了应做的事”的可敬长者，但是没有必要把他推到英雄、完人、甚至“圣人”的高度，这既不符事实，也违背了宾雁先生说真话和实话的心愿。
文章来源：廖天琪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