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欣赏，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创造，且欣赏，且看公众欣赏。这种滋味不去经验，不能尝到。
卢作孚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对于四川和四川人来说，这句话不知是褒还是贬？
辛亥革命之后，川系军阀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军阀势力来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存在。川军只是四川地方军队的总体称谓，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内部政治倾向各异，各派系自成门户。[1]川军内斗频繁，不常参与省外的争斗，也排斥外部势力染指四川，滇军、黔军进入四川都先后遭到川军联手驱逐。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川军将领审时度势，换上青天白日旗，接受国民政府任命和国军编号，但其他一切保持不变，连军队的服装亦不曾统一。川军对蒋介石尊而不从，直到抗战爆发，川军主力奉命出川抗战，蒋介石的势力才得以渗入四川，国民党政府亦迁都重庆。[2]
一九二七年在长江流域炮声隆隆的北伐战争，与四川关系不大。人们听到的都是迟到的战报，宛如天方夜谭。四川的民众和官兵，依旧在一九一九年形成的“防区制”下生活。这一年的二月十五日，实力最强的四川军阀的刘湘任命卢作孚为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这一看似寻常的任命——这个职务大致相当于市长而已——却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四川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三峡峡防区跨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共辖三十九个乡镇。辖区内山岭重叠，形势险要。入民国后，这一带陷入无政府状态，匪盗横行，商旅难行，民众生活，苦不堪言。一九一八年，当地人士为了安定地方，自发成立峡防营。一九二三年，改组为峡防团务局，局址设在紧靠嘉陵江的北碚乡。[3]
此前的局长形同虚设，卢作孚上任之后，以北碚为中心的三峡峡防区的面貌为之改观。谁也没有料到这个个子矮小、面容消瘦，宛如乡间穷教书先生的中年人，身体内居然蕴含着那么大的爆发力。一个人的力量有多大？一个名叫柏格里的传教士，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翻转了贵州石门坎地区苗族社群的信仰与生活；而卢作孚改变的也不仅是北碚的房舍和街道，更是绝望而溃败的人心。他们是被历史选择的巨人，用美国政治哲学家安·兰德的话来说就是：“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都背叛了它。不过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极少数人将人类推向前进，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义。”
因为卢作孚的到来，北碚这个籍籍无名的小镇，将在未来几年里闻名全国。那么，卢作孚又是何许人也？他是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办人，民生公司是民国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亦是最成功的现代集团企业。卢作孚在北碚进行的渐进式社会改革，于混乱之中开辟了一个新型社会的雏形。他是一位致力于变革社会、匡正人心的实践者，又是一位最早梳理出中国现代化建设思路的思想家。
在卢作孚身上，依稀可以看到比他年长四十岁的、早在清末就走“实业救国”之路的张謇的影子。跟拥有状元功名、显赫出身和广泛人脉的张謇不同，卢作孚是一介布衣，出身贫寒，没有拿得出手的学历，也没有非富即贵的朋友圈。他一九二五年才创业，已错过了一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等到十多年后，民生公司终于成为长江航运的龙头老大，却又遇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生公司帮助国民政府完成了一场堪比“敦刻尔克撤退”的人员与物资的内迁，自身却损失惨重。即便如此而，看上去弱不禁风、骨瘦如柴的卢作孚，居然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在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里，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
最让后人惊讶的是，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所创造的奇迹，迄今无人能够超越。与同时代乡村建设的范例——如梁漱溟的山东邹县实验、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实验、陶行知的江苏晓庄实验——相比，卢作孚在北碚的建设最具成效、最为持久，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却也匪夷所思地最为后人所忽视。[4]或许，后世的主流叙事者，不愿意让人们发现，在被偶像化的政治领袖之外，其实有真正值得敬仰的民间伟人；而所谓“历史的必然方向”，其实当年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若不能改变一个国家，就先改变一座城镇
从接掌峡防局那一天开始，卢作孚便将“北碚模式”的理想诉诸于实践。他说：“我们凭借了一个团务机关——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凭借局里训练了几队士兵，先后训练了几队学生，在那里选择了几个点——北碚、夏溪口以至于矿山北川铁路沿线——试作一种乡村运动”，其目的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他要在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区域形成一种“理想”，“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5]“北碚模式”的思路揉和了上海的现代工业技术，德国建设青岛城市经验，日本建设大连的经验，以及张謇建设南通的经验。[6]
与单纯以教育家身份介入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们不同，卢作孚当过教师、新闻记者、教育官员，更是创办民生公司的实业家，其“北碚模式”遍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卢作孚振兴北碚的计划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吸引新的经济事业，发展地方经济。他意识到，四川地处西南内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们的观念更是严重滞后。所以，“要使外间的人都以技术的力量或经济的力量来帮助四川，以促成四川的各种实业的经营，还要把外间的人向来对于四川的观念根本转变过来的”。他主张“用力运动外省人都到四川来”，“以成群的集团力量帮助四川”，“拼命运动，白日不够继之以夜”，要把“四川造成‘租界’吸引世界上的人和钱”，以期将民不聊生的“魔窟”变为人人向往的“桃源”。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短短数年间，周边的航运、铁路和公路相继贯通，数十个不同类型的工矿企业投入生产，北碚的矿业迅速跃居四川之首位。
第二是是创办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卢作孚创办了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嘉陵江日报馆、兼善中学及其附属小学校、各类民众学校等公共机构。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办于一九三零年的中国西部科学院，这是继一九二八年创办的中央研究院、一九二九年创办的北平研究院之后，当时中国的第三大研究机构。西部科学院设有生物、地质、农林和理化四个研究所，面向全球招募一流人才，确实有不少“海归”学者慕名而来。西部科学院也是中国首创的民间自办的科学院，至今在华人世界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内迁使北碚一跃成为大后方的教育科学文化重镇，西部科学院与其他外来的文教科研机构彼此合作又有竞争。当时到重庆考察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敏锐地观察到北碚在中国学术版图上的显赫位置：“无疑，此地最大的科学中心是在一个小镇上——北碚，它位于嘉陵江畔。这里有十八所科学和教育机构，他们大多数都有极大的重要性。”[7]
卢作孚深知，要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要移风易俗，首先要改变公权力部门在民众心目中腐败不堪的固有形象。长久以来，四川民众对远在天边的皇帝抱持无可奈何、忍耐到底的心态，入民国后对贪得无厌的地方官员更是厌恶至极。为了赢得民心，卢作孚先从改变北碚各事业机关的环境入手，“办公室布置得十分整齐，地面亦清洁非常，墙壁上都挂上了一幅两幅教育或新智识的图画，及一般民众生活上有关系的表图。每个机关门首当眼处，都张贴着一张该事业机关的概况，使人一望而知其一切内容”，即使是寝室、厨房、厕所，也都清洁、整齐、简朴，任人参观。然后，他再逐步改变公务人员的身份认同：不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官，而是兢兢业业为百姓服务的公仆。对此，贺伯辛在《八省旅行见闻》有极佳之观感：“北碚印象，街市清洁，秩序井然。至公务人员之生气勃勃，市民之努力工作，皆极堪钦佩。”
在卢作孚的领导下，北碚始终朝着建立“一个大众公共享受的城市”目标而努力，与军人市长潘文华治下大兴土木地“学上海”的重庆形成颇有意味的对照。重庆倒是有更多高堂美厦，但官府的贪渎和民众的萎靡一成不变。而在北碚，陌生人初来乍到，立即可以感受到一种新的气象和活力。卢作孚创设了一个新的节日——“夏节”，以帮助民众休闲避暑，且寓教于乐。在“夏节”期间，民生公司展出电车、飞机和轮船等内陆地区人们很难见到的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模型，并配以详细的解说。兼善中学举行科学展览，有机械农具、农产品和动物标本、书画，让市民流连忘返。民众不仅踊跃参加各项活动，整个北碚的空气“简直是被一种新的精神燃烧着，充满了动的活力”。卢作孚本人热爱川剧，还亲自改编川剧，忙里偷闲编写了《碰碑激子》、《救定远》等剧本，上演后深受民众之喜爱。一九二八年，北碚修建了一座宽敞的民众体育场，次年在此召开了四川近代体育史上规模最大、参加面最广的运动会。卢作孚还将北碚过剩的庙宇改造成学校和博物馆，一开始人们害怕神仙降罪，但看到卢作孚一天比一天生龙活虎，大家也就欣然接受并享受这样的结果了。
北碚的锋芒盖过了重庆和成都两座大城市，美国《亚洲》杂志撰文称赞“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的例子”。其实，北碚并无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这个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城市，就物质的“现代化”而言，无法跟中国沿海的任何一个都市相提并论。那么，北碚的魅力或者变化体现在哪里呢？它凭什么短短数年间就蜚声中外呢？“北碚模式”的特色在以“精神”和“人的现代训练”为重。经过卢作孚培训的一支由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组成的团队，深入社区和家庭，宣讲文化和科学知识。民间流行的赌博、迷信、吸食鸦片等陋习几近绝迹。如卢作孚所说：“这十万人的行动都变了，变成：都有新的技术去工作，都有新的组织去工作；都能识字，都好求学，由不读书变成好读书，由无知识变成有知识；不仅懂得油盐柴米，尤要懂得本乡本土的公共事情，更进而明白这个国家，认识这个世界。”[8]
这些在数年间因陋就简草创起来的事业，却使北碚呈现出无限蓬勃的生机，各界人士纷至沓来、赞不绝口。
一九三零年，学者翁文灏与中国科学社的任鸿隽等人访问重庆，专程赶到北碚参观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其他建设。翁文灏对卢作孚和北碚的建设赞叹不已，他在一份报告中说：“于此水乡山国之中，竟有人焉，能藉练兵防匪之余，修铁路，开煤矿，兴学校，倡科学，良出意计之外。更观之川中军界政界，颇多颓败不振之气，而能布衣粗实，节饷捐薪于建设之事，无论其将来成绩如何，要其不囿于环境，卓然独立之精神，良足尚焉。”[9] 此后，中国科学社受邀在北碚召开年会，并称赞“北碚本一小村落，自卢氏经营后，文化发展，市政毕举，实国内一模范村也”。[10]
一九三一年，新闻界名人杜重远参观北碚之后，在给友人邹韬奋的信中写道：“北碚面积纵横一百二十里，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以一人之力，不数年间而经营如此，孰谓中国事业难办？党国诸公对此作何感想？卢公四十许，思想缜密，眼光敏锐，处事勤奋，持身俭约，虽时至今日，仍短服布衣，出门向不用车轿。……弟之来川，以得晤卢公为平生第一快事。”[11]卢作孚并非貌比潘安的美男子，待客亦只是粗茶淡饭，却能让阅人无数的杜重远为之折腰。
一九三四年，银行家、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到四川实地考察实业，参观了北碚的建设试验之后，为北碚建设的成果和北碚民众的精神面貌“感动得至于流泪”，并决心帮助北碚的建设事业及民生实业公司。[12]
教育家陶行知认为，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13]卢作孚也有这样的期待，他曾充满激情地宣告说：“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建设起来，先曾以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做一度经营的实验，悬出了一个理想，叫做‘将来的三峡’。最初进行起来颇困难，但毕竟能建设成功一个这样的局面。尤以迁建事业机关的帮助，两三年内完全实现了原来的理想。从这小小地方的经营，可以证明：中华民国是可以建设起来的，是能够建设起来的；使别的国家也认识中国，必决有希望，有前途。”[14]若非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及此后又爆发国共内战，卢作孚的愿景未尝不可能变成现实。那么，中国当代的历史，将避免多少的腥风血雨、困顿悲情？
现代化需要唤醒民众。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当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能力，当他们开始认为自己能够理解并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会之时，现代性才开始。现代化首先在于坚信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15]让每一个人成为独立自主的公民，让每一个公民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这就是卢作孚的努力方向。如果说国共两党是以“民族”和“阶级”这两个新的概念唤醒民众，进而“唤醒中国”，建立“党治国家”的模式，而这种方式必然将不同意见的人清除出“国民”的行列[16]；那么，卢作孚是靠着法治和道德，靠着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中的精华部分，靠着他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勇气和毅力，改变北碚、改变四川乃至改变中国。
国共两党“唤醒中国”的方式，是如此迅猛、剧烈、残暴，最终满足的是少数野心家的权力欲望；而卢作孚“唤醒中国”的方式，则是如此温和、笃行、开放，只有圣徒般的人物才能践行这条“少有人走的路”。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最终抛弃了卢作孚的模式，选择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模式。
卢作孚背后的四川军阀们
论及军阀，尤其是内战不断的四川军阀，主流的历史叙述将他们贬斥得一无是处。人们所引用之史料，往往也是左派文人的一面之词。比如，二十年代旅居外省的四川同乡社团，曾在通电中如此描述四川军阀的暴行及四川民众的苦难：“川省养兵百万，巨酋六七，全身割据，有同异国。兵愈打愈多，帅时离而时合，亦友亦仇，随和随战，要之万变不离其宗者为扩张私利，保存实力，诛求民众，剥削地方。横征暴敛，已预收民国五十余年之钱粮；兵连祸结，实演成省内四百余次之战乱。杼轴胥空，兴发已竭，政府无救焚拯溺之师，人民有吸髓敲骨之痛。”[17]文字琅琅上口、铿锵有力，极具感染力。此类描述固然不全是捕风捉影，但丰富的历史绝非只有此种单一的面向。
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季林指出：“中国的军阀时期不是一个没有任何收穫的战争时期，而是一个见证重大变革的转型时期。没有这些重大变革，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统一和近代化都将是不可能的。”[18]军阀的统治必然遵循一定的理性：既然仰赖驻地的人民提供给养，他们一般不会如流寇般竭泽而渔。刘湘的第二十一军对重庆对内外贸易徵收赋税，但避免对商业徵收“压搾式”的赋税，还注意与商业圈保持良好的关系。作为“领地相对稳定的军政府”，其辖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状况呈现朝良性发展之态势。军阀们支持发展了一系列惊人的进步活动，他们热衷于办学校，也鼓励商业贸易。在重庆、万县、宜昌等内河港口，国际贸易值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间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五。[19]军阀并不全是嗜杀的屠夫，更不会执着于某种意识形态而“以理杀人”。军阀不会像蒋介石那样悍然发动二二八屠杀，也不会像毛泽东那样热衷于制造“人祸”而导致数千万平民活活饿死——仅四川便有超过一千万人始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
毋庸讳言，卢作孚经营民生航运公司的成功，和建设北碚“特区”的成就，离不开执掌地方军政大权的军阀的支持。卢作孚与川军各路军阀均保持良好的关系，早年他曾在军阀杨森的支持下，在成都从事大众教育，兴建图书馆、博物馆。卢作孚着眼于春雨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建设与教化，反对摧毁一切、打倒一切的暴力革命。后来，因为杨森战败下野，此项工作不得不告终。
卢作孚的峡防局局长的任命，来自于刚刚接受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番号的刘湘。早期峡防局的经费也由刘湘拨给，一九三零年六月，卢作孚致信熊明甫等，指示熊明甫“亲见刘湘，面陈北碚峡防局的种种困境”，向刘湘“商借预支补助费”。另一方面，卢作孚在北碚事业的成功，使得二十一军因“新”北碚的出现逐渐改变了在全国公众中的负面形象，北碚为刘湘的主政四川增添了若干合法性资源，刘湘当然乐于支持卢作孚大刀阔斧的地方建设。
一九三一年八月，刘湘率领麾下的一众高级将领，乘坐民生公司的轮船到北碚考察，冒雨参观了北碚的各项事业——三峡染织厂、地方医院、中国西部科学院、平民公园、动物园、民众俱乐部、兼善中学等。刘湘对峡防局全体职员发表演讲，鼓励说：“大家从新立起信仰，很稳重地干着，确是极重要的。如此不说是社会上破天荒的事业，却也是有数的了。”刘湘还称赞“峡防局像一股清泉”、并非“西洋式徒供消耗奢侈的洋八股”。当刘湘严厉镇压四川地区中共的活动并参与追剿经过四川边境的红军的同时，对于以卢作孚为代表的体制内成长起来的温和的变革力量，却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20]
除了刘湘，其他川军将领也受邀到北碚参观，如二十军军长杨森、二十八军副军长兼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蓝文彬师长、王陵基师长、王缵绪师长等。北碚的建设成绩触动了川军各路将领，他们在各自的防区内像比赛一般推动基础建设。卢作孚欣喜地发现，他的激励策略奏效了：各军都在修马路，许多城池、市镇和名胜都可以顺利到达了。从成都到重庆，如今只需要一天；从成都去峨眉，还不需一天时间。四川已经有了四千多公里的马路。大小城市翻修得整齐清洁，各地还修建了公园、运动场和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在战乱中的四川，居然透露出几许欣欣向荣的气象。
那一代的军阀大都受过传统教育，知书达理、尊师重教，没有哪个军阀会像毛泽东那样从心底里仇恨知识分子，甚至以摧毁文教机构、文化遗产为乐。为了改善“武夫”的形象，军阀们乐于投资办教育。比如，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王缵绪，在重庆创办了巴蜀小学，请卢作孚帮助其聘用校长。经黄炎培的牵线，教育家周勗成答应就任巴蜀小学校长。当周勗成乘船从江苏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时，前去欢迎者有数百人之多，王缵绪和卢作孚亦亲自去迎接。如此隆重的礼遇，在四川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周勗成深受感动，从此以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情，废寝忘食地教书育人。几年之后，巴蜀小学果然名扬全川。[21]
受卢作孚和北碚建设之启发，李家钰将军在其驻守的华阳、遂宁、安岳、乐至、潼南、蓬溪等县内锐意改革，于地方建设中推行轻税减徭，严厉官箴，严惩贪渎。李家钰创办了成绩斐然之遂宁高中，修筑简顺、遂潼公路，规划射洪、蓬溪水运，设乡村电话，闢各县公共公园，立慈善机构，赈抚灾民，一时军民各安其乐，欣欣向荣。[22]
卢作孚不仅影响了川军将领的思想观念，更以中立者身份调解各将领之冲突。他撰写文章呼吁各将领团结合作，建立全省之“公共理想”。他更与各界人士一起努力，于一九三一年促成了四川的三个军事首脑——刘湘、刘文辉、杨森——共同召开“三军长联合会议”，讨论如何结束内战、建设四川。卢作孚在会议上呼吁说：“今天以后的中国，应靠法治，不能靠人治。……如果四川政治上的领导者，能领导人们上此轨道来，我们相信很容易地打破防区制度，而为分共制度；很容易变冲突为合作，很容易统一四川，并帮助中国统一。”[23]
一九三一年，卢作孚赴北方考察，到大连时曾去拜访担任过四川劝业道台的实业家周孝怀（周孝怀也是民生公司董事），与之畅谈四川及中国的局势。关于统一问题，周说：“民国以来，袁世凯有了一个好机会，蒋介石有了第二个好机会，都把中国弄不好，真可惜了。进步不一定要统一，能够像四川那样不统一而在经营地方上比赛着努力，比统一还要来得活跃些。”卢则回答说：“统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武力一部分、一部分地打下去。这个方式已经有十九年的证明不成功了。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各经营各的地方，一件事、一件事地逐渐联合起来，最后一切统一。”[24]可见，卢作孚大致赞同国家统一，但反对武力统一。他所期望的国家统一，是符合民众意愿和民主程序的统一。后来，国共内战爆发后，著名报人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论武力，讲打，最后不论谁打倒谁，必然都是武力统一。武力统一了，必然没有是非，一切服从暴力，那非但不会有民主，还要制造更大的战乱。那样是国家的不幸，人民遭殃，凭持武力者本身也终必惨败。靠武力，讲打，顶多打出一个秦始皇来，顶多打出一个拿破崙来，然而秦始皇与拿破崙的帝业又如何？”[25]卢作孚一定心有戚戚焉。
卢作孚的晚年，不由自主地迎来共产党以武力实现的大统一局面。天真的卢作孚对共产党政权抱有相当的幻想。殊不知，共产党的那种“统一”，不单单是国家政权的统一，更是政治模式、经济发展方式、文化教育乃至思想和言论的绝对“统一”，是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要严酷一百倍的、“党天下”专制主义。那样的“统一”，必将吞噬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乃至他一生的理想与追求。
世间再无卢作孚
国民党高官张群称赞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卢作孚当之无愧。
一九四四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发表了一篇卢作孚的专访，如此描述卢作孚的家居环境：“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家里唯一一件‘高级’用具，是一把三十年代初期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孩子们的衣服、鞋子都是卢作孚的夫人亲手缝制的。抗战时，卢作孚身居全国粮食局长之高位，有一次病倒，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却因无钱而只好作罢。
然而，当共产党用武力夺取天下之后，连这样一位刻苦己身、几近圣徒的人物都容不下。卢作孚昭示了与共产党的“中国梦”截然不同的愿景，其温文尔雅、诚朴勤苦的品质与毛泽东的虚伪暴虐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共产党和毛泽东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一九四九十一月十九日，卢作孚与好友晏阳初自危城重庆飞赴香港。此后，晏阳初一直在东南亚从事乡村建设活动，而卢作孚在香港停留半年之后回到了政权更迭的中国——或许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左右了他，或许是中共的说客向他灌输了太多甜言蜜语。与此同时，同样是航运业经营者、当时的资产和声望都远逊于卢作孚的董瑞昌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
一九二七年，卢作孚的事业已经蒸蒸日上，比他晚一辈、年仅十六嵗的董瑞昌刚刚考取天津航业公司的学徒。此后，董瑞昌三十岁就被提拔为轮船同业公司常务理事，随即出任航业公司助理。他乾脆将名字改为浩云，取“浩如云海，前程无边”之义。一九三七年，董浩云成立了自己的中国航运信托公司。一个月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身，取名董建华——也就是日后的第一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一九四九年，董浩云从上海出走香港，以香港这颗即将放射出耀眼光芒的“东方之珠”为基地，向全球拓展航运业。到了七十年代，他已建立起一个超过千万吨的船队，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船王”。[26]如果卢作孚留在香港，将民生公司由长江航运转型为远洋航运，他的事业必将绽放出第二春，其成就未必逊色于董浩云。两代船王，在香港擦肩而过。
一九五一年年底，中共基本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在农村完成了土地革命，遂在城市发起“三反”运动。表面上是反对党政军干部的“贪汙、浪费和官僚主义”，但在运动进行过程中，当局巧妙地将矛头转向“利用人性的弱点”、“引诱”和“腐蚀”干部，乃至向党“猖狂进攻”的资本家群体。一个月之后，“三反”变成“五反”，毛泽东严厉指责大中城市的私营工商业主施放“五毒”，祸害国家。“五毒”就是“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罪行。毛泽东号召群众检举和斗争，非将资产阶级“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不可。[27]
既然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上下便一起行动。这是一场小型文革的预演：到处都是逼供信，到处都是工商业主被捕被斗，他们在斗争大会上遭到与土地革命中的地主同样的待遇，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在饱受肉体折磨和精神羞辱之后，很多人还要认赔认罚，赔款和罚金之钜，即便倾家荡产，也无以应付。仅上海一地，一个月间便有超过两百名在资本家被捕，四十八人自杀，服毒、悬樑、投水、跳楼，不一而足。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每天都残忍而轻浮地询问秘书：“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意思是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董浩云若不走，必定是“空降兵”中的一员。
覆巢之下无完卵。一九五二年二月六日，民生公司内部开会，强迫卢作孚检讨。卢作孚一再申诉说，“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我一生没有土地，没有私人投资，私人没有银行往来，没有回扣，没有受礼物”，以致“饮泣少顷”。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抹黑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要维护一心为国为民的一世清名，这是他不可逾越的底线。
二月八日上午，卢作孚再次参加民生公司“坦白检举大会”。公股首席代表张祥麟作动员报告，并主动引火烧身，声称差一点中了卢作孚的“糖衣炮弹”。卢的随身通讯员关怀当场揭发：卢曾请公股代表吃便饭、看京戏，同去理发代付钱。其实，这些开销，都是卢作孚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的。但是，当时群情激奋，已经无人愿意听卢的解释了。
这名卢作孚“平日最关心、最亲信的十七八嵗的通信员”的反戈一击，彻底摧毁了卢作孚的生存信念。正如学者钱理群分析的那样，卢作孚最为自豪的，是他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塑造的民生公司的企业理念：“披肝沥胆，推心置腹，以相纠其短，相携于义”。如今，却由公司内部人的“揭发”，将作为公司“灵魂”的“和气”顷刻瓦解。显然，这是公司内部的共产党组织精心策划、蛊惑所致。卢作孚当然知道，共产党所要打击的，不仅是他个人，而是民生公司，甚至整个民营企业。这是共产党要学习苏联、建立国有经济、控制并最后消灭私人资本的第一个信号。[28]
当晚，卢作孚在家中服毒自杀。晚八时许，夫人蒙淑仪发现卢作孚服毒后，向民生公司求救。此前早已背叛卢作孚的副总经理童少生携公司医护人员赶来作了简单救治，张祥麟十一时后才赶到现场。十一时四十分，卢作孚逝世。令人不解的是：仁济医院离卢家仅两百米，三个多小时内，两位实权人物竟未将卢送医院抢救。此后，这两个卖主求荣的人物都获得中共重用。[29]
随后，民生公司立即转入“清反”，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几乎全部入狱，其中两人被杀。官方《关于卢自杀的报告》及“内参”报道中，对卢作孚泼尽髒水；面对员工自发的悼念，组织上提出要“彻底摧毁卢作孚思想的统治”。同年九月，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营，成为毛泽东褒扬的样板。
卢作孚的后人和研究者在谈及卢作孚的自杀时，大都语焉不详，甚至说毛泽东对卢的去世表示哀痛，毛还说过，近代中国工业化有四位不能忘记的人物——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和卢作孚。然而，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毛泽东就是杀害卢作孚的凶手，对凶手的谄媚乃是对受害者的第二次谋杀。钱理群指出，卢作孚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对新中国的理解与想象，以及如何建设新中国这样的基本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阶级斗争为中心；是发展和节制私人资本，还是消灭私人资本；是建设相互信赖和帮助的和谐社会，还是建设阶级对立的斗争社会，彼此的意见和主张针锋相对。毛泽东坚持要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分歧；毛泽东和共产党又掌握着不受限制和监督的绝对权力，卢作孚不过是共产党请来的“客卿”。[30]
卢作孚生于一八九三年，与毛泽东同龄。在其同龄人中，还有宋庆龄和梁漱溟。孙文的遗孀宋庆龄宁可放弃“中华民国国母”的荣耀，也要保持第三国际秘密党员的身份。她不愿跟随妹夫蒋介石、妹妹宋美龄迁居台湾，而选择留在毛泽东的“新中国”。结果，宋庆龄晚年受尽屈辱，在大跃进期间不得不向应毛的号召在居所外修建炼钢炉，而在文革中连父母的坟墓都被红卫兵毁坏，她宛如一名囚徒，想离开中国而不得。
梁漱溟则公开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冲突。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在政协常委会上反映农民生活困苦，毛泽东恼羞成怒地辱骂说：“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一九五五年，中共对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开展全面公开批判，当时被批的，还有梁思成（被与梁漱溟合称为“二梁”），以及胡风和胡适（被称为“二胡”）。
与多活了三十多年的宋庆龄和梁漱溟相比，卢作孚选择“临难毋苟免”，终能“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掌权，自称“拨乱反正”，中国却再也没有正气和正义了。既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共太子党们个个都变得富可敌国；而“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将人性中最为幽暗与邪恶的那一部分淋漓尽致地激发出来。毒奶粉、毒疫苗、地沟油、山寨版充斥中国。中国再无世外桃源般的北碚，世间再无冰清玉洁的卢作孚。[31]
[1] 骆艺、黄柳青《军阀之国》（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2015年第1版，页31.
[2] 国民党改组派人物周德伟在回忆录中评论说，蒋介石调大部分川军出境，优其供给。如对日战争失败，仍可以四川为根据地，陕甘黔为附庸，广东为其支援。川军刘湘为坐地虎，川军不出，蒋氏终不敢入川。周德伟引三国故事来验证此一论点：法正不死，李严不调巴东，刘备终不敢出川征吴。周德伟《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远流出版公司（台北），2011年第1版，页417-418.
[3] 卢纪国《我的父亲卢作孚》，人民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1版，页68.
[4] 若干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着述，都未将北碚实验纳入其中，如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1版。
[5] 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见《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页333-336.
[6] 学者张瑾认为，“北碚模式”的提法不失为一个具有量化标准的研究内陆地区现代化的概念。相对于同时代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而言，卢作孚在北碚的建设颇具独创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碚的建设超越了乡村建设的内涵，成为研究内陆中国现代化的特殊个案。见张瑾《卢作孚“北碚模式”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城市变迁》，《卢作孚研究》，2006年第1期。
[7] 李约瑟《李约瑟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1999年第1版，页96.
[8] 卢作孚《我们要“变”，要“不断地赶快变”！》，转引自卢纪国《我的父亲卢作孚》，人民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1版，页318.
[9] 翁文灏《四川游记》，《地学杂志》，第20卷第1期。
[10] 《中国科学社第18次年会纪事》，《科学》，第18卷第1期，页133.
[11] 转引自卢纪国《我的父亲卢作孚》，人民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1版，页321.
[12]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82年第1版，页134页。
[13] 陶行知《陶行之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长沙），1985年第1版，页322.
[14] 卢作孚《国际交往与中国建设》，卢作孚《卢作孚自述》，时代出版、安徽文艺（合肥），2013年第1版，页235.
[15] 亨廷顿着《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第1版，页92.
[16]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三联书店（北京），2004年第1版，页500-502.
[17] 废止内战大同盟编《四川内战记》，中华书局（北京）2007年第1版，页182-183.
[18] （美）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杭州），2009年第1版，页60.
[19] （美）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杭州），2009年第1版，页52-53、页56.
[20] 张瑾《卢作孚“北碚模式”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城市变迁》，《卢作孚研究》，2006年第1期。
[21] 卢纪国《我的父亲卢作孚》，人民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1版，页184.
[22] 李家钰生于笔者之故乡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抗战爆发之后，出川迎战日军，在山西、河南与日军持久鏖战，以军功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李家钰在陕县秦家坡遭优势兵力的日军伏击，身中数弹，壮烈殉国。国军高级将领以集团军总司令职殉国者，仅李家钰与张自忠两人而已。六月，国民政府追晋陆军上将；八月，为之举行国葬。李家钰其从军多年，两袖清风、家徒四壁，与一般人对军阀敛财无度的想像迥异。遗憾的是，李家钰的家乡至今未修葺其故居及设置纪念馆。参阅国史馆《国史拟稿》第二辑之《李家钰传》（袁继毓作），国史馆（台北），1990年第1版，页102.
[23] 卢纪国《我的父亲卢作孚》，人民出版社（北京），2014年第1版，页179.
[24] 卢作孚《东北游记》，见《卢作孚自述》，时代出版、安徽文艺（合肥），2013年第1版，页108.
[25] 王芸生《我们反对武力解决》，《大公报》，1946年5月20日。
[26] 吴比《革命与生意：辛亥革命中董商业与商人命运》，浙江大学出版社（杭州），2011年第1版，页161-162.
[27]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下卷），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1年第1版，页625.
[28] 钱理群《卢作孚为什么会自杀》，《炎黄春秋》，2014年第4期。
[29] 章立凡《卢作孚：哀莫大于心死》，《财经》杂志，2009年第12期。
[30] 钱理群《卢作孚为什么会自杀》，《炎黄春秋》，2014年第4期。
[31] 补充一段与今日北碚有关的花絮：2012年，一网站发表文章、图片及视频链接，称“重庆北碚区委书记包养情妇并与之淫乱”。这段雷政富与赵红霞的性爱视频爆红网络，被网民称为中共官员性丑闻之最。数日后，中共重庆市纪委通报，不雅视频中的男性确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对雷政富作出免职处理并对其立案调查。从不雅视频在互联网曝光到其被免职调查，前后仅63个小时，被网民称为“秒杀”。2013年6月28日，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对雷政富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雷政富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追缴雷政富受贿赃款316万余元。从卢作孚到雷政富，八十多年来，北碚主政者素质之退化，让人咋舌。而北碚主政者素质之退化，乃是整个中国主政者素质退化之缩影。
——《纵览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