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中国的苦难和作家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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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18日在香港的公开演讲

(武宜三据记录整理,未经演讲者过目)

“六四事件”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

我把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当作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产生以下三个不可忽视的影响:一,中共当局下令军队用机枪、坦克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使数以千计的人家破人亡,从此中共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二,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改革派被淘汰出局,从此中共内部出现了人才逆向选择机制,优败劣胜。腐败、最无能的人,因为他们的把柄被上级抓住了,所以对上司最驯服、最忠心耿耿,也最受上司重用;以至改革希望破灭了,腐败在肆无忌惮的漫延;三,老百姓看到爱国民主运动居然被血腥镇压之后,也就不再遵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而变成沉默的大多数了。深沉地活着,把生存当作最高价值,变成活着主义者。加上中共对教育、传媒的控制,宣传洗脑,经济诱惑,使中国大陆变成完全丧失道德准则、善恶判断的国度。

可以用雨果一本小说名字“悲惨世界”来形容、来准确地概括今天中国的现状。2006年2月18日《新京报》报导,一个男子带着他女儿的尸体爬上北京闹市区一个三十多米高的广告牌,企图自杀。该男子散发的《遗嘱》说,他是河南商丘人,2000年10月3日他四岁半的女儿被人害死,他五年来采取了体制内的所有办法,都无法讨回公道。我们要问:是什么机制才迫使一个人要用这种极端化的方法来申诉自己的委屈和不幸?

官方媒体对这件事只当作奇闻逸事来处理;也没有一个名成利就的作家来写它。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很难面对这个背着女儿的尸体从河南来到北京,而最后也没有得到他渴望的公义和事件的真相的父亲;更无法面对这个被害小女孩的尸体以及她被强制火化后少得可怜的骨灰。我们要为在冰箱中冷冻了两千多天的小女孩哀悼,愿她灵魂在天堂里安息,愿她远离这个世界的悲苦。也让上天的闪电和雷声来宣告人世间最后的罪恶。

但是,像这样悲惨地死去的,这女孩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四川成都有一个三岁女孩李思怡,就因为警察不负责任而被锁在家里活活饿死。新疆克拉玛依那次火灾,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教育局官员却命令学生:“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结果大火夺去325人生命,其中有288人是天真可爱的中小学生。

“和谐社会”的中国,每一天都有无数悲惨的新闻发生和蒸发

今天的中国,在胡锦涛先生宣称创建“和谐社会”的中国,每一天都有无数悲惨的新闻发生和蒸发,每一天都有无数悲惨的新闻被淹没在官方所刻意营造的太平盛世的莺歌燕舞之中。每一天,“我们看不见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看不见在幕后发生的生活中的种种惨事。一切都安静而平和,提出抗议的只是不出声的统计数字:多少人发疯,多少桶白酒被喝光,多少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秩序显然是必需的;显然,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只是因为不幸的人们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一旦没有了这种沉默,一些人的幸福便不可想像。”(契诃夫:《醋栗》)最可怕的不是悲剧本身,最可怕的是大多数人对悲剧的麻木不仁、对悲剧的习以为常。在这个国度里,悲剧已经被喜剧化了。没有爱,也就没有眼泪;没有同情,也就没有安慰。

本来在一个社会,教师和医生是令人尊敬的两种职业,他们所坚持的职业道德是人类道德的最后底线。但在今天中国大陆看到的恰恰是,教师和医生成为大部分老百姓最痛恨、最鄙视的两个行业。

作家们更是热衷于写那些歌功颂德的谎言,所以当代中国文学的堕落和崩溃的标志是:对社会最真实的写作,不是由那些著名的作家做出的,而是由无名的人做出的。最近出现在手机上的一则短讯非常流行,在我看来它超越了很多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是当下中国最真实的写照。这短讯叫《这年头》:

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
商人现身讲坛,着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生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
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
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

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
地痞各霸一方,敢作敢当,越来越像警察。

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
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

我们十几亿同胞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这是多么可悲又可怜啊。

当代文学五个严重的病症

在中国社会发生道德伦理整体性崩溃的时侯,作家们在干什么呢?在这高度畸型的社会里,中国作家们随着大众一起堕落和旁观,作家已经成为公众眼中最不可信赖的人,是贩卖狗皮膏药的商贩,变成官员们酒桌旁边的陪客,很多著名作家依赖中国庞大人口造成的庞大图书市场,心安理得地拿着巨额稿费,得意地观察着他们的作品在图书排行榜上的座次,是第一还是第二?深深地沉浸在大师的良好感觉中。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作品的价值取向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思。

我注意到去年大陆文学批评界掀起了一场“寻找大师”的运动,很多媒体以大量的篇幅进行介绍和讨论,声称某人某人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师,声称他们的作品早就超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但是,当我看到这张长长的名单的时候,觉得这些讨论简直就是大笑话。中国当代文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大师,而是重新寻找正常的生命感受、正常的写作伦理和说真话的勇气。

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已经患上了五个严重的病症:一、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二、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三、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和悲悯;四、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五、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

第一个病症: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此类作家的代表是被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重新被发现并被摆进文学经典的圣殿,其学术著作《管锥篇》也被誉为当代学术史上不朽的杰作。但是,这些拔高的美誉不足以掩饰钱钟书的为人、为文和为学的巨大局限及缺陷。钱钟书不过是个记忆超凡的抄书匠。其记忆超凡,在互联网时代已毫无价值,充其量他也就相当于一台电脑而已。他没有固定的人生体验,也没有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价值皈依。他的聪明只是用来嘲讽艰辛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同胞。

无论《围城》还是《管锥篇》,钱钟书都没有为中国文学及学术提供某种超越性的思考方式和精神境界。《围城》写于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但作者对于那些在硝烟和血泪中挣扎与呻吟的同胞并没有丝毫的同情,只是满足于从事那些深陷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智力游戏。他居高临下,置身事外。事实上,钱钟书本人由于无法忍受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返回沦陷区的上海,并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过着优裕的生活。在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清查。而所谓的学术巨着《管锥篇》,纯粹是中国古代注释家“我注六经”传统的简单重复,并无多少个人的创见。在我看来,钱钟书所有的作品都只是“小聪明”而已。

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与怜悯

第二个病症: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此类作家的代表就是被奉为“散文大师”的余秋雨。我知道余秋雨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比在内地还要受欢迎和追捧,他的那种小说化、戏剧化和诗歌化的散文写法,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文化断层中横空出世,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仔细阅读这些作品,你就会发现在其浮华、婉转、圆滑的文字背后,弥漫着一种透入骨髓的油滑与虚无。这是一个遗老遗少对残山剩水的把玩,而缺乏真正行走在大地上的坚实感与真切感。比如,余秋雨有一篇写庐山的散文,把古往今来与庐山有关的名人、逸事都收集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讲述一番,一般人读来觉得真是一道“文化盛宴”。但我注意到,作者根本没有提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庐山的那次决定数千万中国民众生死的会议,正是在那次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人被暴君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会后党国政策再度左转,大饥荒继续蔓延。活活饿死的老百姓,仅四川一个省就达一千二百五十万,这是重庆市的廖伯康当时到北京向杨尚昆、公安部、民政部汇报的;全国估计达到了三千万至六千万。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至今还在中共严密封锁之中。然而,也许是为保持这篇散文“审美意义的和谐”,余秋雨轻轻地将庐山会议从庐山的历史中铲除掉了。

余秋雨仅仅是一名具有“变色龙”人格的才子而已,其作品也只是泛滥的、甜得发腻的抒情的结晶而已。今天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冷峻的真相。没有对真相和记忆的发掘、扞卫,就不可能出现文明的更新、重建。那么,什么样的作品表达了冷峻的真相呢?比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是一部记载极权主义政权大规模政治迫害的诗史般的巨着。中国与苏俄经历了同样的苦难,而且中国仍处在这样的苦难之中,但这类巨着仍未浮出中国的水面。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个病症是: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与怜悯。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便是王朔。看看王朔若干作品的题目便一清二楚——《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王朔是军队大院里打架、斗殴长大的孩子,与北京的平民生活毫无关系,将他看作北京市民文化的代表乃是天大的误会。像王朔这样生活经历的文化名人还有很多,如姜文等。他们共同形成了宣扬“暴力审美”和“语言暴力”的文化系统。军队大院具有严格的等级等级、秩序,尊奉暴力、野蛮的丛林法则。文革的发生为这群背景特殊的青年提供了虚假的“自由空间”,他们把发泄暴力和性当作一种自由和解放。因此,对于其他大多数人来说血泪斑斑、家破人亡的文革,在他们的回忆里则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文革使王朔们长期崇拜的偶像毛泽东破灭了,但他们对假神彻底失望之后,就固执又彻底地是向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从而不再相信还有真诚、善良、爱和怜悯,他们把这些都当成嘲讽对像。他们是谎言的受害者,但他们没有战胜谎言,反倒成了谎言的奴隶。王朔的作品在消解官方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同时,也毁灭了许多读者对于正义与崇高的信念,并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展到极端状态,即对暴力无节制的讴歌与赞美。这一负面作用将长期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化之中,他们是谎言的受害者,也是谎言的奴隶。王朔成为时代的标志,而不是雨果及《悲惨世界》成为时代的标志。中国作家在写作丑恶的时候往往游刃有余,但在写作高贵的时候则束手无策。他们在自己身边没有看到过高贵人性的存在,他们自己也没有向着高贵的方向奔跑的意愿。

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

第四个病症是: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就是余华。余华在《活着》这篇小说中传达了一种让很多读者似乎无法反对的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是胜利,根本没有任何价值高于“活着”的价值。这是高度实用化的“活着主义”,其关注点仅仅集中在肉体生命的存在上,这也是所谓“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我的朋友、作家余世存曾经将“邓小平理论”形象地概括为“摸论”和“猫论”,即“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他在一篇文章中使用这种说法,导致《方法》杂志被关闭。中国人一直遵循实用理性,一直未能摆脱生理及心理上的“灾民状态”(任不寐)。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刚出来《兄弟》,余华不断地讲述关于“如何活下来”的故事,这些故事宛如野外生存手册,把它们当作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成就,表明由中国人所构成的社会仍处于“原野”和野蛮的状态,你必须依靠本能来求生。这些畅销的故事跟灵魂无关,在中国讨论灵魂被看作是过于奢侈的话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五个病症是: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世界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世界。此类作家的代表是贾平凹。九十年代初期,贾平凹的《废都》将中国式的纵欲主义推到了明代《金瓶梅》以来的又一高峰。《金瓶梅》展示了一个即将覆灭时代的狂欢,与之相似,《废都》也描述了一个即将崩溃时代的狂欢,一种成熟到了腐烂地步的文明,像“酱缸”一样败坏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文人是文化衰败的最敏锐的感知者,文人又最软弱、最虚伪的群体。由于没有彼岸世界永生的盼望,他们无法承受苦难,便将苦难转移到女人身上,通过疯狂地发泄自己的性欲、通过对女性肆无忌惮的凌辱,来重新获得所谓的自信。《废都》是一本想像和写实并存之书,归根到底它说出了两句话:“西安是中国的废都,中国是地球的废都”,或者换用摇滚歌手何勇的歌词来说,中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垃圾场”。

天安门事件并没有过去

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扞卫历史、扞卫记忆,重现真实的写作。历史、记忆、事实,已经和正在受到肆意的损害。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都被迫在教科书中学习谎言。“六四事件”刚过去十六年,但十几岁的青少年已经不相信当年天安门广场上开过枪了。从这一意义上讲,天安门事件并没有过去。天安门广场式的杀戮还在以既公开又隐密的方式继续进行着:公开者,广东省汕尾动用了国家机器武警开枪镇压维权农民;隐密者,任何媒体上都看不到相关消息。在我们身边平静的生活中,一些同胞比如法轮功修炼者、家庭教会基督徒如天主教徒、上访者、工农维权者,继续成为被杀戮、被迫害的对像,我们的写作与这些同胞有无相关性?我们的写作即使不能拯极他们的生命,但至少可以记载他们的悲剧。

作这种努力的作家有天津的杨显惠,他最近出版的《夹边沟记事》,是描写劳改集中营的。夹边沟在甘肃省酒泉旁边,是反右后搞的庞大集中营,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三千多名右派中大部份都在1959至1960年间被饿死、被迫害死,只有不到四百人活下来,著名的哲学家高尔泰是幸存者之一。

中国特殊背景下,中国写作者面对历史、面对现实的良知和承担与西方写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面对的持续了近一世纪的杀人事件,是靠思想体系来推行的。

令人欣慰的是,在美国华盛顿将修建一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碑体是1989年天安门自由女神复原。纪念碑基金会主席、历史学家爱德华兹写的《另一场被遗忘的战争》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死亡和压迫在人类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无论战争或瘟疫都无法望其项背。在共产主义名义下,苏联通过集体化、饥荒、古拉格群岛屠杀了二千万人。毛共以共产主义名义,通过大跃进、文革、天安门事件等运动,屠杀了五千万人以上。全球在共产主义旗号下,遭杀害者超过一亿人。我们的写作能轻轻地回避这个沉重的话题吗?

这个消息派生的消息又令我羞愧。向纪念碑基金会捐款的,原苏东移民非常踊跃,而中国在美国的移民有三百多万人,其中若干万还是因八九民运取得绿卡的,但呼应募捐的人却非常少。

纪念碑将刻上“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与独立!”以提醒来华盛顿游览的人们,这世界上还有五分之一的人们还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这个让人伤心的事实常被人,特别是美国人遗忘在脑后;我个人很不同意美国学者福丹在《历史的终止》中所说,冷战已经结束。

冷战并未结束

我个人认为冷战并未结束,中国大陆仍有十几亿人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仅仅因为追求和扞卫信仰自由而遭迫害的信仰者群体,如法轮功群体、家庭教会群体的数量就超过一亿。这数量远超当年纳粹所迫害的犹太人的几百万,共产主义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远超希特勒对德国和斯大林对苏东的伤害。

当年苏联与西方搞军事竞赛,在冷战格局下,如邱吉尔所说,铁幕已经拉下,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躲在铁幕后面,没有参与广泛的全球贸易。但如今中国已经如此深刻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这种参与到底是祸还是福?我认为是后者。中国亷价产品在西方倾售,就引起贸易纠纷;但现在解决贸易纠纷的办法,只是就贸易谈贸易,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贸易背后是政治制度、是民主和人权。

中国产品为什么这么低价?因为成千上万的从乡村到城市的农民工,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劳动保护,没有养老金,无权组织工会,完全是处于奴隶劳工状态。与中共谈贸易必须向中共施加压力,必须谈及劳工权益,必须容许组织自由工会;这样才能提高中国产品价格,与西方产品在一个起点上自由、公平地竞争,但今天西方国家的学者、企业家和商人却少有人有此远见。

今天中国存在大量死囚器官买卖,很多西方人到中国作器官移植,这些行为严重地违背了西方文明价值观。中国囚犯产品也向西方倾售,它将败坏和腐蚀西方道德伦理的基座,这是最可怕的。

西方公司如古狗、微软、雅虎,其企业理念是不许作恶的,但到了中国,为了争取市场份额、为了利润,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是以表达中国真实情况为使命,我的朋友、宪政学者、作家王怡提出了“大声写作”的概念,大声地言说真相;还有写《往事并不如烟》的章诒和、写夹边沟的杨显惠、作基层寃案访谈的廖亦武、写《文革受难者》的王友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作文革和抗战资料收集的杨克林等,都为中国汉语写作挽回了声誉,赋予被污辱的汉语以冰清玉洁的品格。面对苦难中国,就应该要像他们这样来写作。

正如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直面黑暗,叙写黑暗是文学的具有宿命性质的使命。文学乃是一种对抗黑暗的精神努力。但是,有必要强调的是,写黑暗本身并不是目的;伟大的作家是为了追求光明才叙写黑暗的,正像他们为了追求善而写恶,为了追求美而写丑一样。他们写黑暗,就是为了显示光明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为了表达人们对于光明的渴望与追求,就是为了表现人性的高贵和伟大。人确实从他一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与心灵世界和外部社会的黑暗做斗争。以实现自己的人格发展和道德完善。而文学的‘启蒙’则意味着照亮,意味着给人们的内心世界提供更多的光明。”

在听众提到汉唐盛世和文化传统时,余杰说,我也不相信汉唐盛世,汉唐盛世也是残酷无比的,中国两千年文明有着天生的病根,中共把传统中最黑暗、最残酷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又引进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主义就是秦始皇加希特勒加斯大林的怪胎。毛的祸害是远远超过秦、希、斯中的任何一个,而且远远没有被揭露、被批判、被清除,对毛的崇拜还是根深蒂固,毛像到处挂,人民币上都是毛像。不但在中国本土,而且流毒极广,如澳洲有毛家菜舘,香港也毛像到处挂,这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全面批判和否定毛,是改变中国这个废都和垃圾场的前提。(以下从略)

15-5-2006 整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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