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学圈外人，用“门外汉”三个字可能最恰当，我只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谈几点非专业的粗浅看法。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最近这20年来，我能看得上的小说也就几部，短篇小说集《夹边沟记事》是一本、长篇《如焉》是一本，这是就作品而言，如果说小说家，还有尤凤伟、阎连科、史铁生、王力雄、李锐、郑义等在整体上也值得关注。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逐渐边缘化，基本被淘汰。散文的情况本来差不多，但最近三年，三本书的先后出版为当代汉语散文洗刷了耻辱，《往事并不如烟》《寻找家园》、《半生为人》，这三本散文集都足以进入文学史。如果要说为当代小说洗刷耻辱，我想那就只有从《如焉》、从《夹边沟记事》开始，“夹边沟”的视角更小一些，《如焉》穿透了半个世纪的时空，更宏大一些，驾驭这么大的题材确实也相当难度。但读来下却有举重若轻的感觉。我个人私下里有个希望这是胡发云先生的开始，也是当代小说的新起点，即便是技巧上、艺术上有这样、那些的不足，都不是我作为读者现在所要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把目光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如焉》的出现也许就改写了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
小说写什么？怎么写？这都是小说家自己的事，没有错，小说家要表达内心的真实，没有错，但如果一个小说家笔下的世界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毫无关联，仅仅是一种美仑美奂的文字游戏，好玩的故事，酒足饭饱后的娱乐，一种与单纯的电子游戏一般的娱乐，那真的还不如看蚂蚁打架。当代那些盛名显赫的作家，往往是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贾平凹、莫言、毕飞宇、王安忆等全是如此，余华、苏童等是故事高手……除了文字和故事，一片虚无，不好听的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功成名就，以小说为获得现世利益最大化的媒介，除此之外，他们的小说与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关系。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简单地说就是三大阶段，一个是文学为政治服务，产生的小说如《李自成》、《金光大道》等；一个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是一个好的过渡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但就小说来说，成绩比不上纪实的报告文学，小说领域没有产生什么震撼人心大作品，也没有足以令我们怀抱敬意的作家；一个是文学为市场服务，走取悦、献媚市场的路子，回避现实，免得碰钉子，同样缺乏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与依附政治一样，依附市场的文学也没有尊严可言。
小说和所有文学形式，其内核都是语言，看看曹雪芹、鲁迅、沈从文……凡是第一流的作家，他的语言一定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个性，带着独有的魅力，这一点茅盾、巴金就不够。这是天赋、人生经历、读书等多方面的结果，常常是强求不来的。而我们今天一些连语言都拙劣不堪的人居然被世俗市场或官方文坛捧上了天。我第一次读到余华的《兄弟》是不久前，偶尔买了一本《收获》，一读之下，惊讶地发现基本语言都不过关，粗糙、生硬，而且并无什么个人风格。语言不行，这对一个小说家是最大的致命伤。过不了语言关，剩下的就只有胡编乱造的故事，编造吸引眼球的荒诞不真实的东西，如此一来，就把小说降低到了广告的水准。说穿了，充其量只有一点对生活的印象，骗骗少男少女，从而获得“四子登科”：流水般的银子、文坛上的位子、西湖边官家给的房子、当然还有花花绿绿的日子。
至于现在市场很大的“80后”少年写作还没起步就被商业性捧杀了，所谓“80后”、“90后”都些是可怕的商业概念，其实没有人生哪里来的文学？如果鲁迅还在三味书屋就去写小说、发表作品，我们能想象是什么样子吗？我想是不能想象的。责任难道仅仅是环境吗？活着的个体生命是干什么的？活着的敲键盘的个体生命难道注定是毫无作为的吗？答案是否定的，看看上面提到的三本散文集就知道了，即使举世风花雪月，也有人执着地寻找真正的精神家园。《如焉》一样证明当代小说家也可以直面没有装修过的现实，正视真实本色的人生，而不是躲在用纸币堆积起来的毫宅里娱乐、过日子。是的，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过日子，人生本来也需要一点娱乐，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这个只允许娱乐民族早已娱乐过度，其次是娱乐之外能还做点什么吗？作为小说家，难道只能去选择那些娱乐自己、娱乐别人的题目吗？只能玩玩文字上的才气过日子吗？假如这样，小说的存在连金庸当初在香港写武侠小说的那种意义都比不上了。小说为了市场的需要而存在，我想起20世纪早期历史上的鸳鸯蝴蝶派，以张恨水为例，他的小说够市场、够市民化、够畅销，但骨子里还是有人性、有善恶，有褒贬，有净化世道人心的功能。今天的大多数小说连这样最简单的功能也没有了。我不懂文学，可是读了许多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流作品，它们都是有这些功能的，不是玩玩的，不是纯粹的娱乐。还有张恨水的汉语，他对民族语言的驾驭能力都是一流的，有时候只要看一个人的文字，就能体察他的人间情怀、胸中块垒。今天的作家要么文字不过关，要么过度显示自己这方面的才气，不自然，矫揉造作，过头了。在前苏联，即使在斯大林严酷统治、格杀勿论的年代里，也有一些作家真诚地写出了见证那个时代的好作品。前苏联产生了《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产生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半个多世纪过了，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拥有什么？
在这样一种现实的文学大背景下，我们来读《如焉》，才能真正意识到这部作品的意义，才会发自内心地为这部小说叫好。我真的非常希望，这是个转折点，是个转弯的地方，从此会有其他一些小说家也走上这样的路。我与《如焉》的作者胡发云先生年龄、处境、职业、社会身份、人生阅历等等，可以说都是迥然不同，为什么他的小说打动了我、引起了我内心强烈的共鸣，有些段落甚至催我泪下？就是因为他关注了我们共同面对的当下现实，关注人的命运、人与他栖身的大环境即这个时代的冲突，苦难与悲剧、欢欣与追求、梦想与挣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作者的技巧、天赋、文字能力是否达到了最高层次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就是文学还是要有底线的关怀，即对现存社会、对人性、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关切与批判。4月18日杭州的《钱江晚报》报道，广东有一个做化妆品生意的商人借到第一期《江南》，当晚就一口气把二十万字的《如焉》看完了，非常赞赏，说是好多年没看到这样的小说。随后，立马买了500本《江南》送给员工。我相信，正是《如焉》这部作品在底线上打动了读者。
《如焉》在杭州的刊物上首先发表，作为生于浙江、长于浙江的浙江人，我感到荣幸，也分享了一次《江南》杂志带来的光荣，这样的光荣可能是多少年不遇的。感谢我栖身的杭州，一个多年来默无声息的《江南》杂志居然推出了这样的大作品。我们浙江是历史上的文学大省、文化大省，是鲁迅、章太炎、蔡元培他们的故乡，半个多世纪却是典型的文学小省、文化小省，没有出过激动人心的作品，没有出过一本象样的期刊、报纸，与经济上的繁华、与我们的历史辉煌不成比例。当然，这与一个地方主管部门长期奉行宁左勿右的信条和明哲保身的处世规则有关，读书写字的人无力改变。但读书人也不是就只能看菜下饭的，你也可以自己烧菜。
回过头来再说《如焉》，这部作品之所以造成万人争读的局面，我知道杭州有很多中学生都买了那一期《江南》，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只知道韩寒、郭敬明，以为郭敬明比鲁迅、沈从文都要了不起，现在他们读了《如焉》，知道世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小说、这样的文学，和我们的人生、现实是有关系的，不是一天到晚玩弄文字游戏。《如焉》证明文学是有冲击力、有影响力的，只是以文学为业的人往往自我放弃了而已。《如焉》的不足自然会有很多研究文学的专家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批评，我作为读者只想指出一点，根据我本人在中国底层生活的全部经验，小说中达摩这个人物有点拔高的嫌疑，太理想化了，不够真实，影响了小说的整体效果。还有如焉这个人物也有些理想化了，生活中很难有，其实还可以写得“矮小”一点，我指的是精神上，他与“青马”、卫老师通过网上认识、交往，如果更多地凸现其生活的一面，而不是思想的一面，可能会更丰满。我的一管之见，可能不对。
我最后一句话，作为读者，我要为这个小说大声叫好，为这个起点叫好。我不管批评家们挑出多少的毛病来，我读者喜欢就是了，就够了。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