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四十周年之际,许多人都力称对文革须作彻底反思。然而,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进行反思都须有个前提,就是反思须以史实作根据。否则反思就成了凭空臆想、盲目推断。

“秘史导入”效应與制造哈哈镜

迄今为止中国文革史修编状况如何?就官方而言,仅广西修编了一部内部读物<广西文革大事记>.其它就是某些文士的个人行为。如王年一的<大动荡的年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这些标榜为文革立史的书籍,其实史料片面、行文粗糙。基本上是按照中共高层的政治意图对历史作相应的切削。从这类书中,人们绝对看不到文革大波中民众许多力图挣脱,乃至已经挣脱官方羁绊的抗争行动。一场内容极为丰富庞杂的文革大波,在他们的笔下就成了“清宫秘史”和“全民疯狂”。另一部“文革十年史”,其作者是令人尊敬的严家其先生。只是,此书走的亦是官方路线。(此书问世早在1986年。以严家其先生的民主理念,如果是近年问世,想会有大相径庭的谋篇布局。)

除了这几本以史为名的书之外,就是某些官方名人如吴德、汪东兴、徐景贤等人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真实性、可读性须作别论,但有一样可以断定的是,这类回忆录将更深地把人们对文革的观感导入了“清宫秘史”的死胡同。然而,文革大波决非只涉及社会上层的宫廷阴谋、名人角力。

如果说以史命名的著述和名人回忆录对人们有“秘史导入”效应的话,那么更多的文学作品就在制造哈哈镜,对文革大波作了极端歪曲化的描绘。在这方面,正直的文革史学家宋永毅先生作过相当完整的统计。他指出自1976年10月到1983年“把‘造反’作为一个罪恶的公共贬义词的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

当今流行于世、认为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系属“全民发疯”的观点,以及造反派是林彪四人帮的走狗、是文革浩劫的制造者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来源于这些文章的误导。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文章并不都是官方直接手笔,有许多系来自独立文人的笔下。甚至连我们尊敬的巴金老人都有所涉及。如果说在中国国内有中共官方有形无形的压力和导向的话,那么在海外应不致有曲意迎奉的动源,可为什么在海外一些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上亦可常读到这类文章呢?中共对海外华人报章固然作了相当的渗透,但那些文艺副刊当不属中共“统战”的主要目标。合理的解释是,由于那1229篇文章产生了强大的戈培尔效应,使很多人对文革大波的了解都来源于那1229型的哈哈镜中的歪曲形像。

正直文革研究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夏季镇压中结束后,(笔者持三年文革论)又持续有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在经年的政治清算和处决狂潮中,原来流落民间的文革书面文字资料大都在持有者的恐惧中销毁、失散。中共当局当然掌握着一定数量的书面文字资料。但这些资料被共产党视为国家机密,不准外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正直的研究者想修编不落当局话语系统的独立文革史,恐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999年,海外文革史学家宋永毅为修编文革史曾专程回国收集文革资料,不料被中共逮捕。罪名是窃取国家机密。后幸得西方学界大力声援救助,共产党在将他羁押近一年之后不得不释放。于此可见中共政权对真正文革史的修编怀有多么大的戒心。共产党深知,只有将历史真相继续掩盖下去,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继续扭曲,他们主导、误导文革反思的大计才能得以成功。

文革反思成为无源之水误入歧途

可见,尽管四十年岁月的流逝,使人们本来可以定下神、静下心来反思文革,但是由于中国目前文革史修编的滞后伪劣,在历史真相被掩盖,集体记忆被扭曲的情况下,文革反思非但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更可能会误入歧途、坠入陷阱。

确实,当今民间的文革反思实际上已经被中共牵着鼻子走。最典型的表现是中共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民间也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

共产党的“彻底否定”是怎样的否定呢?是一个清醒的否定。是有具体取舍的否定。它一是要否定毛泽东那种把党内高层斗争公开化,借助民众的力量斗倒党内异己的作法-这种作法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其内容与名称几无逻辑关系。二是要否定民众在那场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大波中对中共政权的冲击。在这“彻底否定”的共识下,共产党痛定思痛下了两个决心。决心一是彻底摒弃毛的作法,致力于党内斗争党内解决,绝不闹到社会上去。决心二是对民众保持高度的警惕,严防民众中有人窥伺时机,采用文革大波中那种群众集会、游行示威、绝食静坐的方式向中共政权作抗争。共产党把这个“方式”称之为应予彻底否定的“文革那一套”。至于共产党在文革时期镇压屠杀民众的“那一套”则在实际行事中不动声色地继承下来。

民间的“彻底否定”是否定什么呢?是不清醒的、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否定。否定毛发动“文革”;否定“破四旧”;否定“红海洋”;否定“红色恐怖运动”等等。这些当然否定得对。然而同时,又否定群众在文革中的反官僚行动,理由是反官僚不反体制就毫无意义。否定民众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的行动,理由是这个行动以承认共产党的政治制度为前提,因而是反动的。否定群众维护争取应有权益的斗争,理由是这一斗争以毛泽东的恩准为凭藉而无正义可言。否定主张民众直选行政长官的文革新思潮。理由是它与美英民主来比是太落后了……更有甚者,把文革时期官方和官方的延伸物-保皇派的暴戾行为移花接木到造反派群众身上,藉此把文革时期群众的反抗行动与“破四旧”、“红色恐怖运动”等量齐观为疯狂、暴乱而予以“彻底否定”。可见民间的“彻底否定”客观上附和了共产党的政治谋略;自废了民众向共产党抗争的“武功”。

对“人民文革”应予以肯定

笔者以自己数十万字的文革史著为据,提出将文革分解为“官方文革”、“人民文革”。明确民间的反思应去否定“官方文革”。而对“人民文革”则应予以肯定。

文革史的编撰基本是史学领域里的事。文革反思则有着重大的现实政治意义。但是,由于文革反思须以文革史为基础,故文革史的编撰也间接与现实相关。文革史编撰的滞后伪劣除源于共产党的强力运作外,也与中国当今文士的素质有极大关系。

翻阅几本所谓的文革史著,不觉感慨万千。这些号称数十万字的著述竟然连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二次反右,和1967年2、3月遍及全国的镇反运动都不予提及。这是偶尔的疏忽吗?当然不是!真实缘由是什么呢?是邓小平及镇反运动的实行者、或他们的继承人都位高权重。而且这位高权重的人们正在给作史者以优渥的待遇。

这使人不禁想起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小故事。公元前548年齐国国君与大臣崔杼之妻私通。崔杼愤而杀之,并另立国君。齐国史官伯据实记录:某年某月某日崔杼弑君。崔杼见文怒而杀之。伯之弟仲继书“崔杼弑君”。崔杼再杀之。其弟季继而再写。有南史氏闻崔杼已杀两人,推想弟季亦将遭不测,遂毅然进京,继死难史官兄弟之业。半路得知崔杼不敢再杀弟季始折返。

看看中国古代文士之傲然风霜、铮铮铁骨,再看看当今中国文士之趋炎附势、奴颜媚骨,不觉仰苍穹而长太息!中国文革史之滞后伪劣,文革反思之误入歧途,中国当今某些文士责莫大焉!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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