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在大陆、在北京举行公开的纪念活动。这本身就证明中国的人权现状有多糟糕。
关于当前中国的人权问题，我打算谈以下几个方面：
1、正像有人批评的，今日中国，是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在诸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上固然劣迹昭著，不过在例如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和保护女性等方面倒并非没有建树。如今的中国大陆，在前一类人权方面既是毫无实质性进展，在后一类人权方面又是大踏步后退。所以说，当前中国的人权状况，无论按什么标准都是极端恶劣的。
2、不过在以下论述中，我还是把重点放在前一类人权上，因为在我看来，前一类人权才合乎人权的本意（后一类不是权利而是福利），它不是要政府作什么，而是要政府不做什么，所以它是只要政府有此意愿就能实现的。譬如说，怎样实现言论自由？很简单，人家说了什么，写了什么，你政府不要去抓不要去关，那就行了。所以能否实现言论自由和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相干，所以中共总以中国的经济还不够发展作为借口为恶劣的人权状况作辩护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中共为了压制言论自由，不得不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出版检查系统和最昂贵的金盾工程，那才是必须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够承担的。另外，在今日中国，广大民众在第二类人权上的严重缺失，说到底也是由于缺少第一类人权所致。例如农民，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如果他们可以组建独立的农会，可以投票选举，势必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怎么会沦落到弱势群体的可怜地步呢？
3、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劣完全是当局坚持一党专政的结果。事实证明，胡锦涛和他的前任江泽民没有两样。1991年，江泽民在和沈君山先生的内部讲话中引用了《左传》上的一个典故。大意是：为政宁猛勿宽。火猛，人人见了都害怕都躲避，所以很少有人被火烧死；水看来柔弱，许多人不在乎，“狎而玩之”，让水淹死的人反而更多（后来这段讲话发表在1996年8月号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上。我先前不知道这次对谈，但我在三年前一篇短文里引用了《左传》这段话，用来说明中共当局的心态）。中共领导人深知，他们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民众的恐惧之上，因此，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维持民众的恐惧，这就不能在民众面前作出温和开明的样子。民众越是以为当局温和开明，他们就越是敢于说出自己原先不敢说出的话，越是敢于提出原先不敢提出的要求，其结果就是对当局形成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当局要压制就必须花更大的气力（如果能压得下去的话），到头来其形象反而会受到更大损害。胡锦涛一朝大权在手就露出凶相并且始终不松手，其目的主要是维持和巩固自“六四”以来中共专制政权的威慑力和恐惧效应，从而将“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反而用不着大动干戈，大开杀戒了。胡锦涛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一方面使得外界对他普遍失望，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他做得好像也不太过分。其实那正是他实行这种策略所意欲达成的效果。
4、胡锦涛上台后，一再表示要关心弱势群体。很多人以为，胡锦涛就该容许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说胡锦涛政权未必不想对贫富悬殊略加缓和，对贪污腐败略加约束，使弱势群体的境遇稍有改善，但是他们决不容许民众采取公开的集体行动，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局可以部分地满足民众的物质要求，但是他们最惧怕的是民众由此而获得独立的集体行动的能力。此外，当局也拒绝实行真正的法治，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当局深知，现存的财产分配格局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正之上，是根本不具合法性的。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与众不同，它既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主要是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财产被权势者所强占；富人之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利用权力抢走了别人创造的财富。一旦民众可以根据法律据理力争，一旦民众有了集体抗争的能力，他们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多得一点失业救济或多得一点贫困补助，他们首先会要求利用权力而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交出他们掠夺的财产，他们很可能会对权贵私有化进行正当的清算，这也就势必威胁到专制政权本身。这当然不是胡锦涛政权所愿意见到的。因此，胡锦涛政权的所谓关心弱势群体，充其量不过是想用“有节制的压迫”，以维持“可持续的榨取”而已。
5、不错，从表面上看，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很活跃。在互联网上，甚至在官方媒体上，对若干公共问题的讨论也很开放，以至很热烈。某些异议人士放言无忌，却安然无事，还好好地待在家里。不过我要提醒的是，如今当局实行的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今天的中共，由于原有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这反过来倒使它可以不再受意识形态的任何约束，于是就成了彻底的机会主义，具有了极大的灵活性。这样，当局在处置人权问题例如言论问题时，可以非常灵活，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它不需要有一把固定的尺子，而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当局在压迫知识分子时，往往要考虑到多种因素，例如你在体制内有无地位，在国际上有无名气，你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网，等等。我们不能单凭某些著名的异议人士的处境就得出结论，以为中国的言论空间已经比较宽松。再有，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共压制言论的手段从来就是多种多样的。譬如当年反右运动，在五十几万右派中，正式逮捕判刑的是少数，有的右派是被开除公职，下放劳动；有的右派是降职降薪，强行调动工作；有的右派还被允许在官方媒体上露一露面，发表一点东西。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
6、还要指出的是，外界在评估中国言论自由状态时，往往注重于有多少人被抓被关。毫无疑问，中国的异议人士被抓被关的数量是惊人的，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但这只是我们衡量中国言论自由状态和知识分子处境的一个指标。首先我要指出，正因为中国还没有新闻自由，外界不可能掌握到被拘禁的异议人士的完整数目，外界所能掌握到的数目多半是大大缩小的。其次，还需指出的是，被拘禁的异议人士的数目并不像乍一看去的那么重要。那些抓异议人士抓得少的国家不一定比那些抓得多的国家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有时倒恰恰相反。我们知道，传统的专制政权是采用事后追惩的办法压制言论自由，媒体在发表文章或消息前不交政府检查，这就大大增加了那些不为政府喜欢的文章或新闻得以公诸于世的机会，另外，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对那些它不喜欢的文章和新闻实行惩罚的难度，同时更使得政府的压制无从掩盖而劣迹昭著。共产专制则不然。共产党采取事前预防的办法。共产党政府不但设有它的书报检查机构（如各级宣传部），而且它乾脆把一切媒体都直接抓在自己手里，派出党放心的人去领导去把关。这等于加了双保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让党不高兴的言论新闻压根就没有上媒体的机会，偶有漏网之鱼也不必都去抓起来关起来，只消动用党纪制裁和行政制裁差不多就足以解决问题了。互联网的发明无疑增加了管制的困难，特别是网友自己上帖，事前检查几乎不可能。为此，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网路监管系统，一方面，通过设置网路筛检程式对许多所谓“敏感”辞汇进行过滤；另一方面，只要发现了有“危险倾向”的文字便立即删除，必要时还可对上帖的网友事后追惩。所以，在这样一种实行严格事前预防的国家里，政府不需要关押太多的异议人士。事实上，目前中国政府监禁的异议人士，有不少是在互联网上或者在境外媒体上发布文章或消息而被监禁的，这还是托现代高科技之福，托对外开放之福，否则，他们连这点“犯罪”的机会都没有，那政府要抓的人很可能也就更少了。如果我们把传统型专制对言论的事后追惩比作杀人，比作屠婴；那么，共产专制的做法则是在杀人和屠婴之外，再加上堕胎和避孕。其压制效果不但更严厉，更彻底，而且更不显眼，更有欺骗性。
7、从表面上看，当局控制言论的尺度确实比以前宽多了，不要说比毛时代宽，就是和八十年代比也不遑多让，甚至还有过之。但是这并不表明当局的开明。应该说，造成这种状况的是其他一些原因。首先一条是八九民运的冲击。在八九民运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高呼“要民主要自由”：“六四”屠杀更是激起普遍民愤，全国上下，不知有多少人破口大骂共产党。无论当局使出何种手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整个地重新装进原来的瓶子里，因此，它不得不对许多“出格”的言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其次是国际共产阵营的解体，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包括当局自己推行的经济改革，从理论上自己颠覆了自己原先奉为金科玉律的理论，这就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供了登台亮相的机会。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固然也在努力编制新的意识形态，竭力鼓吹所谓主旋律，妄图重新统一思想，但毕竟力不从心，不得不转到以防守为主的原则。这就是说，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在控制言论时，主要不是看一种言论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是看它对现政权是否构成直接挑战。这就给其他思想和言论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再有，以“六四”屠杀为标志，中共政权失去了传统信仰的支援，转变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暴力统治意味著民众在政治上的消极冷漠，意味著普遍的犬儒主义，在今日中国，思想、言论的号召力远远比不上八十年代，这就增强了当局抵御批评的某种免疫力。暴力不那么在乎别人的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加于人而不需要别人的认同。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简单地说，当局的脸皮更厚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它对异议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但与此同时，当局对它不能容忍的言论采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当的压制措施。过去，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都是全党公认的理论权威（在更多的时候则是由“伟大领袖”亲自定调），因为据说只有他们才能正确地鉴别什么言论符合主义，什么言论不符合主义。在那时，当局要取缔一种言论，总还要装模作样地讲出一番理由，为了表明自己的取缔是有道理的，常常还要把被取缔的言论拿出来公诸于世，让群众鉴别，共同批判。现在好了，现在的意识形态主管只需要丁关根（盯关跟）的水平，说取缔就取缔，说封杀就封杀，说抓人就抓人，不需要再说明理由，甚至于不需要正式下达文件，打个电话就算完，其他各种手续统统免了。如此说来，今日中共当局对言论的控制，和以前相比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松动。
8、应该看到，长期持续的压制会造成很多消极后果。直到九十年代，在勇敢发出异议的人之中，还有不少在体制内处于较高的地位，例如在党的新闻部门和高等研究机构以及名牌大学任职，甚至担任领导职务，他们享有较多的发言机会和较小的风险。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不断的清洗，这种人越来越少。再加上当局强化对媒体的控制，自由派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他们的处境比先前更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民间的异议活动空间可以顽强地存在，但很难进一步发展壮大。
9、和许多人早先的期待相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将中国引向自由民主之路，相反，它们倒成了当局坚持一党专制拒绝自由民主的最大理由。从李鹏、江泽民，到胡锦涛、温家宝，他们都是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作为根据，用来证明当年“六四”镇压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用来证明一党专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事实上，中国的私有化改革非但不是为民主化奠立基础，而是为民主化增加障碍。中国的私有化改革，说到底，就是官员利用权力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这样的私有化确实把所谓“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要远比那些在民主参与下的私有化来得更快捷更有效率。但是，这样的改革必定是最不能为人民认可的。由此而形成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必定是最害怕民主最反对民主的。因为这些官员深知，如果开放自由民主，他们不仅会失去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且很可能还会被人民以经济腐败的罪名送上审判台。
10、今日中国是一个不再共产的共产专制国家。虽然在其他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国已和毛时代大不相同，就连统治集团自己也不愿意再回到毛时代。但是毛时代所建立的共产党一党专制依然存在。今日中国最应当担心的是一种看上去似乎更老式的，但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
中国人权的前景如何？出路安在？几年十几年前，有多少人能想到今天的局面呢？我们不少人曾经预言中共上层将发生权力继承的危机，从而引发政治局面的改变；也有不少人相信中国必定会发生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并由此引发政局的改变。应该说这两种危机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并不是必定要发生的。另外有很多人持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认为经济改革的深入和中产阶级的发展必将导致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十七年的历史足以证明这种经济决定论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所以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照这样的趋势下去，中共一党专政还有可能继续存在十几二十年。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中共一党专政再继续十几二十年，那么我们要关心的就不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命运，而是自由世界的命运了。因为中国不是古巴，不是北韩。中共专制政权一旦拥有了超级大国的实力，它必将给全世界都带来威胁与灾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说，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自由世界中意识到这一点的还很少很少，而我们眼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整个自由世界意识到这一点。
首发人与人权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