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世纪的十年里能说得太多了，所以从何说起呢？作为诗人和艺术家，我还是更想从中国现代诗歌和绘画的现象来说。
2000年我曾经在上海参加一个家庭式的诗歌聚会，但是第二天就听说了来自有关单位的警告，说这样的活动以后不能进行，因为超过多少人的聚会是要上报的。大家都清楚，肯定有人汇报了这次活动，因为本身是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在家里聚会要上报，绝对是天大的笑话。但是有关单位当然是有选择的，也就是说起码在参加者中有一个或几个诗人是被他们一直关注的，所以用这样的警告让你不要组织活动。到了2001年，我在一家上海私人的画廊里举办诗歌朗诵会，结果前一天画廊老板就被有关单位来电告知不适合举办这样的活动，老板当然把朗诵会取消了，因为他的生意不能为此受到影响，作为中国人大家都很理解这种处境。接着，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转移，有关单位对动拆迁以及各种上访的维权活动忙不过来了，因为这些事件造成的影响比诗歌朗诵会这样的文人聚会大多了，所以私人会所或者家庭式的诗人聚会朗诵开始在全国各地到处展开。2003-2004年开始，国内的诗歌活动突然多了起来，而且模式有了新的突破，简单来讲就是作为官方的文联和作协也参与进来了，它们的诗歌活动的标题有所改变，以前这两个单位组织的诗歌活动一般是应景的活动，比如国庆节，劳动节，建军节，建党节，或者中秋端午什么的。另外一个新特色就是通过某个民间诗人的个人关系，利用文联和作协的资源进行诗歌活动，邀请的是以前这两个机构不会邀请的更多的民间诗人。我曾经与朋友探讨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发现其中的两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是：1，逐渐的换代之后，文联和作协的年轻一代负责人基本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甚至一些是七十年代出生的，所以思路上要开放一些。2，时代在改变，作为在体制内的不少诗人越来越愧于写作那些应景的献媚诗歌了，没有了应景诗歌，那么在举办诗歌活动时，又该用什么样的诗歌呢？那些岁数大的专写应景诗歌的会员们，又写不好真正的个人诗歌，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这种武功，所以一旦想举办诗歌活动，举目望去，更多的是民间诗人。于是情况就改变了，各省市的地方文联作协开始举办现代诗歌朗诵会。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例子的特殊性，那就是许多民间先锋诗人，同时又是作协的会员，对这一点，我们还真值得用更长的篇幅讨论，这里先打住。所以，由这两个机构出名主办的现代诗歌朗诵会，必然要有既是会员又被民间承认的先锋一些的诗人打头阵，这样就会少一些麻烦，说起来就有着“他是作协会员”的借口。中国的事情就怕有人告发，一旦告发，就会影响主办者的工作职务和官位。也有人说既然这样，它们就不要办诗歌朗诵会了，不更省事吗？问题是作为一个文学组织能不办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吗？另外，不办活动又怎么能把资金有理由地消费出去，而在消费过程中才有可能分享一些物质的利益呀。还有一点是很有必要说一说的，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让很多人和企业发了财，当地举办这样的文化活动，作为当地的企业和当地的文联作协就两厢情愿地有了一些合作，企业出赞助支持文化活动，而文联作协则在活动上为他们大打广告。至于赞助费有没有被合理使用，又是另一桩事情了。总之，从2003至今，国内各地有文联作协出面主办的诗歌活动很多很多，加上民间诗人自己找赞助搞的活动，所以显得很热闹。但是千万别忘了，这些朗诵的诗歌，在某些题材上国内的人们是不会碰的，因为谁都清楚这是一条底线。
从大量朗诵会举办的现象上看，中国现代诗歌朗诵会在这十年中，是历史上举行得最多的十年，是现代诗人们在公开的舞台上出现得最多的十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更开放了。不是的，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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