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力:变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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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世纪的十年里能说得太多了,所以从何说起呢?作为诗人和艺术家,我还是更想从中国现代诗歌和绘画的现象来说。

2000年我曾经在上海参加一个家庭式的诗歌聚会,但是第二天就听说了来自有关单位的警告,说这样的活动以后不能进行,因为超过多少人的聚会是要上报的。大家都清楚,肯定有人汇报了这次活动,因为本身是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在家里聚会要上报,绝对是天大的笑话。但是有关单位当然是有选择的,也就是说起码在参加者中有一个或几个诗人是被他们一直关注的,所以用这样的警告让你不要组织活动。到了2001年,我在一家上海私人的画廊里举办诗歌朗诵会,结果前一天画廊老板就被有关单位来电告知不适合举办这样的活动,老板当然把朗诵会取消了,因为他的生意不能为此受到影响,作为中国人大家都很理解这种处境。接着,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转移,有关单位对动拆迁以及各种上访的维权活动忙不过来了,因为这些事件造成的影响比诗歌朗诵会这样的文人聚会大多了,所以私人会所或者家庭式的诗人聚会朗诵开始在全国各地到处展开。2003-2004年开始,国内的诗歌活动突然多了起来,而且模式有了新的突破,简单来讲就是作为官方的文联和作协也参与进来了,它们的诗歌活动的标题有所改变,以前这两个单位组织的诗歌活动一般是应景的活动,比如国庆节,劳动节,建军节,建党节,或者中秋端午什么的。另外一个新特色就是通过某个民间诗人的个人关系,利用文联和作协的资源进行诗歌活动,邀请的是以前这两个机构不会邀请的更多的民间诗人。我曾经与朋友探讨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发现其中的两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是:1,逐渐的换代之后,文联和作协的年轻一代负责人基本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甚至一些是七十年代出生的,所以思路上要开放一些。2,时代在改变,作为在体制内的不少诗人越来越愧于写作那些应景的献媚诗歌了,没有了应景诗歌,那么在举办诗歌活动时,又该用什么样的诗歌呢?那些岁数大的专写应景诗歌的会员们,又写不好真正的个人诗歌,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这种武功,所以一旦想举办诗歌活动,举目望去,更多的是民间诗人。于是情况就改变了,各省市的地方文联作协开始举办现代诗歌朗诵会。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例子的特殊性,那就是许多民间先锋诗人,同时又是作协的会员,对这一点,我们还真值得用更长的篇幅讨论,这里先打住。所以,由这两个机构出名主办的现代诗歌朗诵会,必然要有既是会员又被民间承认的先锋一些的诗人打头阵,这样就会少一些麻烦,说起来就有着“他是作协会员”的借口。中国的事情就怕有人告发,一旦告发,就会影响主办者的工作职务和官位。也有人说既然这样,它们就不要办诗歌朗诵会了,不更省事吗?问题是作为一个文学组织能不办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吗?另外,不办活动又怎么能把资金有理由地消费出去,而在消费过程中才有可能分享一些物质的利益呀。还有一点是很有必要说一说的,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让很多人和企业发了财,当地举办这样的文化活动,作为当地的企业和当地的文联作协就两厢情愿地有了一些合作,企业出赞助支持文化活动,而文联作协则在活动上为他们大打广告。至于赞助费有没有被合理使用,又是另一桩事情了。总之,从2003至今,国内各地有文联作协出面主办的诗歌活动很多很多,加上民间诗人自己找赞助搞的活动,所以显得很热闹。但是千万别忘了,这些朗诵的诗歌,在某些题材上国内的人们是不会碰的,因为谁都清楚这是一条底线。

从大量朗诵会举办的现象上看,中国现代诗歌朗诵会在这十年中,是历史上举行得最多的十年,是现代诗人们在公开的舞台上出现得最多的十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更开放了。不是的,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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