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后续）——毛和中共夺取政权的后果

毛泽东在文革（网络图片）

再來看一看毛为首的中共建立的这个政权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毛和中共建政后，为了震摄民众以巩固毛和中共的统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和中共派出工作组依靠农村的地痞、懒汉、二流子（毛把这些人视为最值得依靠、最坚定的、最革命的农村无产阶级）发动农民瓜分地主富农、乡绅、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的财产、土地，甚至他们的妻女。挑动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对他们进行公开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处决。在这场运动中未经任何公正的法律审判被处决的地、富、反、坏份子就多达二百数十万人（仅由乡、村、土改工作组或一个斗争大会便可决定这些人的生死），二千数百万人被划为以后牛马不如的下等贱民四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

为了制造恐怖以威摄民众，又在“土改”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內开展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针对城镇居民和机关干部中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也包括农村中“土改”时未被划成四类份子的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和“肃反运动”（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党政军机关干部、知识份子）。根据毛和中共颁发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又以反革命份子的名义处决了二百多万反革命份子（他们的家属、子弟也被冠以四类份子家属、子弟的帽子沦为任人欺凌的贱民）。

在这期间笔者在长沙“楚怡小学”唸小学，每天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息香街），常会遇到从一所前国民政府官员的官邸里，被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出来的一队队的犯人，他们的一只手被一条长繩彼此栓成一串，以防他们中途逃跑，另一只手拿着的洗脸盆里面放着洗漱用品，每次有数十人至一百多人不等。听大人们说，那所官邸成了临时拘留所，专门用于关押头天晚上从附近各处抓来的反革命份子，次日再送往监狱，经简单的讯问后即被处决或判以重刑。

一天，我们小学的教导主任李某被从李某老家所在的乡下来的几个手执梭标的农民协会的会员抓走，不几天就传来消息，李某被以恶霸地主的名义被枪毙。

一九五二年我进长郡中学唸初中后，一天半夜在家里，在睡梦中忽然被一阵紧急而巨大的敲门声驚醒，房东陈老太起来开门后，立即冲进几个持枪的便衣，直奔二楼后面的房间，将租住在那里的一位姓胥的先生抓走。起先胥的太太还不太在意，因为她的先生只不过在国民政府做过一般的办事员，即使按照共产党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任何劣跡，胥太太乐观地估计他先生被抓进去把事情讲清楚，用不了几天就会放出来，结果几天后派出所通知胥太太：胥先生因三青团骨干的罪名被处决。胥太太听后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此时胥太太刚生下的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还才滿月，因生儿子把原来的会计工作也辞掉了，胥太太带着刚满月的儿子无以为生，不久便搬走了，估计是投靠亲友去了。

到我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天上午上英文课时，等了许久还不见一向守时的英文老师郭维城来上课，后来一另位教英文的李又起老师来代课。课后才知道郭老师前一天夜晚被抓去了，郭老师从此便渺无音讯，不知所终。郭老师四川人，在念大学期间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虎队”，在芷江基地服役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即复员退役，在长沙找了一份英语教师的工作，来到长郡中学担任英语教师。

不几天另一班上的五十多岁教语文的江老师也在夜晚被当局抓走，大约半个月后传来消息，江老师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枪决（江老师曾在国民政府期间在湖南某县当过县长，在其任上曾救过几位中共地下党员的性命，也没有什么劣跡，自以为对中共有功，在“肃反”运动中不会有事，不料也被中共当局处决）。

农村的“土改”、“清匪反霸”（即肃清国民党在农村的残余势力和宗族士绅的势力）和城市里的“镇反”、“肃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接着开展的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处决了五百多万人、数百万人被关进监狱、两千多万人被戴上“地富反坏”份子的帽子，这些人包括他们的亲属、子女在内都沦为任人欺压、奴役的下等“贱民”。

由于毛和中共在这些运动中提倡、胁迫同事之间、邻里之间、亲友之间甚至父毌子女之间和夫妻之间互相检举揭发、交待问题、互相监督、彼此划清界限。导致全国百姓、干部笼罩在一片恐怖氛围之中，人人自危、互相提防、彼此猜疑，搞得全国百姓、干部除毛一人以外，从上到下都惶惶不可终日。通过这些运动毛和中共达到了震摄民众巩固他们的统治的目的。

在全国刚“解放”不久的一九五零年六月，毛为了秉承斯大林的旨意把美国的兵力和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亚洲来，以减轻美欧等国对苏联的压力，居然不顾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连年战乱造成的国弱民穷、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支持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发动了侵略南朝鲜的朝鲜战争。结果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参战，金日成的军队迅速溃败。此时，毛不顾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几乎一致的反对，坚持派军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战场，以挽救即将灭亡的金氏共产极权政权。面对联合国军的海空军优势和现代化武器装备，毛以其一贯蔑视个人生命的冷漠本性，仍然使用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导致志愿军战死约一百万人（根据解宻的原苏联时代的档案资料的统计），而美军仅戦死三万多人，朝鲜战争还使北朝鲜的领土比战前减少了一千五百平方英里，中国和北朝鲜还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者。这样的结果还被毛和中共吹嘘成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

明明是毛和中共支持金日成侵略南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毛和中共以其颠倒黑白的惯技，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美国试图通过侵略北朝鲜继而要侵略中国的战争；把出兵朝鲜说成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欺骗国内百姓。又利用土改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分得了土地和财产，毛和中共又提出“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诱迫农民参加志愿军到朝鲜为毛和中共充当人海战术的炮灰。毛还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把大量“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原国民政府的官兵送到朝鲜，充当其人海战术的炮灰，借联合国军的力量为其消灭异己。

毛不顾中共大多数领导人的反对、不顾国内连年战乱给全国百姓带来的艰难处境，贸然决定入朝参战，其目的是为了秉承斯大林的旨意为扩大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充当打手和急先锋，以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从苏联购买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和军艦，并要狭苏联为毛和中共建立现代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为毛日后梦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打下基础。至于为此付出百万中华儿女的宝贵生命，和更多中华儿女的伤残这样惨重的代价，对于生性冷漠、蔑视民众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毛来说是完全不当一回事的。至于把本来急需用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的生活的数以百亿计的宝贵资源白白地消耗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之中，毛就更不当一回事了。

“解放”后毛和中共为了巩固其极权统治加強对全国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的思想控制，掀起了一场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份子进行丑化、詆毁、批判，使知识份子尊严丧尽，就连那位民国时代著名的左翼文人、政治上拥护共产党、仅主张创作自由的胡风也不放过。胡风为了毛和中共的长治久安、为了繁荣“新时代”的文艺創作计，向毛进上“万言书”，不料招致毛的不满，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借以对文艺界知识份子进行打击、批判。文艺界知识份子被波及者达两千壹佰余人，九十二人被捕被判刑、七十八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二十三人定为骨干。胡风入狱十年后才被正式判刑十四年，文革时又被判为无期徒刑。通过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和中共成功地震慑了全国的知识份子。全国知识份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不敢对毛和中共的所作所为再发异议。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暴发后，毛对已经被他和中共打压、批判、贬低、丑化到如此地步的中国知识份子仍不放心。毛和中共于一九五七年施展“阳谋”以帮助中共整风为名，鼓励、诱骗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向中共提意见和建议。接着毛和中共一反脸发动“反右运动”将敢于说真话、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不畏強权敢于向毛和中共提意见的知识份子一一打成向毛和中共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份子”。至此全国被打入另册的贱民由“四类份子”（地富反坏）晋升为“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在毛和以邓小平为组长的全国“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将四百余万大学生、知识界和社会其他各界精英打成右派份子。将他们或判刑投入监狱；或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连毛和中共常用的“走过场”式的司法程序都不经过）就处以非法的“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或放逐农村、矿山、工厂从事非人的、长时间的、永无休止的笨重劳动。以损害他们的健康、摧残他们的意志、剝夺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破坏他们的家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以此减少他们的影响力。被判刑的右派还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被处“劳教”的右派也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每月仅发二、三十元生活补助费。这使得右派份子和他们的家庭不仅在政治上沦为人们不敢或又屑与之交往的贱民，而且在经济上也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只有少数右派或因有名气、有影响力；或因“罪行”较轻仍保留公职，但也降职、降薪作为所谓“反面教员”留在原单位从事一些诸如打扫卫生、搬运物品、炊事之类的杂务。这些人在单位上，每当有政治运动來临，便会被拉到大会、小会上批斗一番，受尽屈辱，他们苦涩地戏称自己为“职业运动员”。

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帝爱国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反右”运动这几大运动（还应包括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搶救运动”）像一柄柄千钧重鎚无情而彻底地砸碎了一向崇尚富贵不能滛、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在中国历史上挺立了四千年的脊梁骨。在这一柄柄千钧重鎚的不堪承受的沉重打击之下，只有极少数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坚挺着他们那宁折不弯的脊梁，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知识份子威武不屈的英姿，其中有：张东蓀（被关进秦城监狱折磨至死）、储安平（失蹤，最近有资料证明储系被当局秘密杀害而非失踨）、方励之（“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后死于美国）、林昭（被关押，后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处决、陳寅恪（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然而绝大多数被毛和中共击碎了脊梁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陷入慬小慎微、苟且偷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境地。他们为改变自己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而不得的悲惨处境，而彼此互相争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不惜往自己头上自泼脏水，以对毛和中共表示忠心、臣服。争当毛和中共的吹鼓手和御用工具，为毛和中共粉饰太平、掩盖开脱罪恶，诸如：郭沫若、费孝通、周谷城、吳晗、黄炎培、钱伟长、胡乔木、陈伯达、沈钧儒、史良、翦伯赞、趙朴初、雷洁琼…之流等即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被毛和中共豢养为发展军工企业的工具的科技界知识份子如：李四光、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钱三強、华罗庚…之流。这些人不顾民众的困苦和死活，甘心情愿为毛和中共付出一生的精力，把自己本可用来造福国家和民众的知识和才华用来为毛和中共制造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等，白白地为毛和中共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至死也不能觉悟，其中有许多，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而毛把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潛艇…这些东西当作他实现其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必不可少的资本。

毛和中共为了加強对全国民众的控制，就是通过集体化、对粮油的统购统销，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的生活资料粮油、副食品牢牢地控制在自已的手中；通过对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及粮油国家专营、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把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为便于管理，毛和中共还建立了严格的户藉控制制度，人为地把民众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制造城乡多种待遇的差异，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任何人的外出或迁徙都必须经当局的批准并开具证明才能进行。

这样毛和中共不仅把个人和家庭生存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牢控在自己手中，就连人的生存空间也被他们牢牢控制在手掌之中。毛和中共完全剝夺了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是个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人的尊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这种体制之下全国各阶层民众都被毛和中共变成了一个个没有思想、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情感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驯服工具。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变成了掌握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的毛和中共的附庸。

在这种体制之下，毛和中共为便于控制、利用和挑动彼此争斗，把全国民众人为地仿照奴隶、封建社会分成许多等级：党政军官员、党员、团员、国家干部、军人、工人、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资本家、知识份子、起义投诚的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国民政府遺留在大陆的党政军团人员、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农村分成党员、社队干部、贫雇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破产地主、富农、地主、恶霸地主，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都排在社会的最底层，排在倒数第二位的是五类份子的家属和子弟。

对每一阶层，毛和中共都给予他们相应的彼此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毛和中共巧妙而卑鄙地利用人的趋利和自私的本性，通过一场又一场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挑动各阶层之间和同一阶层民众之间彼此争斗、彼此检举揭发、彼此争当毛和中共的驯服工具和奴仆，都试图得到毛和中共的赏赐爬到上一个阶层。

毛和中共通常通过“摘帽”（即摘掉头上所戴XX份子的帽子）、“农转非”（即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招工、提干、保送入学、入团、入党、提拔…等方式对那些在毛和中共挑起的各种运动和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最卑鄙、最无耻、最冷酷无情的积极份子进行奨赏。毛和中共就是用这种残酷、阴險的手段来震摄和控制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毛震摄、控制中共内部高级党政军官员的手段也是如此）。

毛和中共的政权刚一成立，毛就公然违背自己在延安对全国民众、民主党派和外国记者、政要许下的：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式的民主政权，实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自由、繁荣富強的新中国的诺言。决心模仿列宁、斯大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苏俄式的共产极权政权，以实现自己的帝王梦。为了寻找靠山和巩固用暴力、恐怖和欺骗而夺取的政权，毛就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迫不及待地于当年十二月访问苏联，并与苏联簽订了卖国求荣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该条约附带的宻约中，毛和中共为了从苏联得到武器供应和发展军工企业的支持以及获得3亿美元的贷款，不惜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註：3].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在中国大陆实现了他的帝王梦之后，并不满足，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三日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毛在一九五0年访苏期间，曾有失国体地、无耻地称斯大林为父亲；并高呼斯大林万岁！）遽然去世之后。毛在中共宣传机器、一帮无耻文人和毛的手下无耻而令人肉麻的吹捧之下“名令智昏”，产生了不仅要当中国的皇帝而且要当世界共产主义体系的伟大领袖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大救星的強烈愿望（在毛的头脑中所谓领袖、主席、总统、总书记…等，都不过是“皇帝”的代称而已）。为此毛还要把共产革命推向全世界，以实现其充当全世界的伟大领袖的疯狂梦想。因皇帝的名声太臭，毛自已和他的手下及毛的御用文人们把毛一心想当的统治全世界的皇帝称之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

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开始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命归黄泉的卄三年内毛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严重罪行大都缘于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去实现其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的强烈愿望。

经过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起，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为止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的不断打压之后，毛和中共不仅残杀了五百多万被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乡绅、“土匪”）、反革命、敌伪人员，被关押判刑的比这个数更多（其中有不少知识份子）。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又有四百多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准右派分子”（即未正式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内控右派，他们在政治上被当局与“右派分子”同等对待，仅在名义上、经济上略有差别）。至此全国民众包括知识份子在内或是因被毛和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強制灌输而被洗脑；或是被当局的暴力所震懾，已经基本上没有人敢公开对毛和中共的胡作非为说三道四了。

此时毛在他手下人和宣传机构、新闻媒体、无耻文人令人肉麻的无耻吹捧之下，被捧上了神坛。毛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往不胜、永远正确的英明领袖、伟大统帅和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可悲的是：尽管品格低下、行为卑劣、生性冷酷，但一向精明过人的毛，自已在众人的吹捧之下也丧夫了自知之明，自己也这么认为；不仅如此，此时毛已认为自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大救星，而且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全世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大救星（在毛心目中就是要当统治全世界的皇帝）。为了实现这一比他已经实现了的当中国的皇帝的梦想更加“伟大”的当全世界的皇帝的梦想。毛首先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和前苏联的赫鲁暁夫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争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整体的经济、军事、科技方面的实力远远超过中国。历史造成的前苏联和它的领袖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和声望都要远超过中共和毛。为此，在众人无耻的吹捧之下，已经自认为自己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毛，决心創造出人间奇跡以震惊世界。这位发展、管理经济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毛对经济的认识仅止于：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就什么都好办了）、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他在校读书时自然科学科目考试几乎从未及过格，打零分交白卷也是常事，毛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向人炫耀，和以此嘲笑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他的科技水平仅止于“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自去偿一口”）的“新中国”的土皇帝，想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上、军事上（唯独没有要在民众的福祉上）超过前苏联、英国和美国（其他国家更不在话下）。并希望創造一种适合他实现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梦想的社会结构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于是毛和中共在一九五八年公布了脱离实际可能的“多、快、好、省地建没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在毛的指使下，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全会上提出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过美国。在当年六月卄一日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提出：“我们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在此后工农业生产产量“捷报”频传、各种“高产卫星”频放，全国一片竟相浮誇、吹牛的氛围之下，毛那早已发昏的头脑进一步发狂。毛和中共在当年八月十七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在一九六二年赶上美国，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和中共异想天开地提出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在一九五七年535万吨/年的基础上翻一翻，达到1070万吨/年。同年九月八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再次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毛在以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林彪、柯庆施、李井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团的支持与鼓舞之下；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无耻御用文人令人肉麻的吹捧歌颂之下；在以科学家钱学森[註：四]为首的无耻御用科学家的鼓吹论证之下，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疯狂的“大跃进运动”。

全国各地竟相攀比，不断放出一个比一个高的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假的各行各业的“捷报”，诸如：夏粮产量比上年增产近70％、粮食总产超过美国、全国各省市研制出近二百种新型汽车，已达到世界汽车行业的先进水平、全国自行研制生产出六种型号的先进飞机…等等。

全国兴起大办水利的高潮、为完成和超额完成钢产量翻一翻在全国又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数以亿计的城乡民众丢下手里的工作和农活湧向水利工地兴修水利，和自造的冶煉钢铁的土高炉大煉钢铁，造成农业生产劳力奇缺，使得大量待收的粮食、油料作物和其他农产品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更多的由于人手不夠（青壮年都去修水利、炼钢铁去了）而草草收割一下，粮食和其他农作物撒得到处都是（这是此后饿死几千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修水利虽然造成粮食收不回、累死累伤数以万计的农民、由于缺乏远久规划不遵重水利专家的意见，修了许多毫无用处或无法使用的水利工程，不过客观地说也有一些那时修的水利工程，至今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仍在发挥作用。而大炼钢铁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全国各地不论农村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都要去建土高炉炼钢铁。由于炼钢铁用的焦炭产量很少，供正规的炼铁炼钢厂都不夠，所以产烟煤的地方，到处建土炼焦炉炼焦炭，搞得到处冒黑烟，到处一片烏烟瘴气。在不产烟煤的地方，就只好到山上砍伐森林燒成木炭來炼钢铁，成片的森林被砍伐，大办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又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以致山上的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再加上大办农业上山去铲草皮沤制氹肥，又把那些因炼钢铁、办公社食堂被砍光了树木的山上残存的最后一点植被━地上的草皮也被一铲而光。原本一座座森林宻布、花草丛生、郁郁葱葱的青山，变成了寸草不生泥石裸露的光山，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于山西、内蒙、宁夏、陕北、甘肃、青海、新疆等干旱少雨、气候寒冷、生长期短的地区來说，这种对生态环境的彻底破坏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这种生态災难不仅延续至今，而且还将继续祸及子孫后代。

笔者由于生长在城市，对当时大办水利没有亲身经历，但对大炼钢铁却有亲身经历，一九五八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即现在的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系为大炼钢铁而新成立的钢铁冶金专业。进校后并不上课而是去建炼钢厂，我们进校前已由冶金系师生和一些建筑工人建得差不多了，十几天后便建成投产。学生们和一些社会上招来的闲散人员就成了钢厂的工人。我们被分成两班上午七点到晚上七点是白班；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是夜班，不上班时除了睡几个小时的觉，还要上两节有关炼钢的课。这种基础课居然由一级教授程星明先生[註：五]讲授，其余的时间就是开批斗会、写大字报批斗专家教授，也批斗那些社会上招来的各种出身不好的工人。我们学生也要既写大字报、发言批斗专家教授和招来的出身不好的工人；同时又要向党交心，批判自已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学校的炼钢厂因为有冶金系，所以还是按比较正规的小钢厂修建的，拥有一座小型的化铁炉、一座l吨的小型转炉，主要冶炼当时国内紧缺的硅钢。由于专家教授都已被批透、批臭，不让他们主持钢厂的技术工作，钢厂的生产和技术工作都由几个调干生、转业军人、和党员学生负责，他们有的对炼钢一窍不通、有的一知半解。在一位出身好的马教授指导之下，炼出了第一炉钢，敲锣打鼓向党委报喜之后，就自认为炼钢并非难事，此后便不再向马教授请教了。

1958年10月21日上午9时许，因我头天上夜班，上午七点下班后正在距钢厂一里多远的学生六舍四楼的寝室睡觉。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正在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爆发出如比巨大的响声？大约十几分钟之后，一位同寝室的学生（他那天上白班）流着满头鲜血（他头上脸上受的都是皮外伤，但因头上脸上都流滿了鲜血，样子很吓人）突然推开寝室门，带着惊恐的神色对我说：“钢厂爆炸了，你还在这里睡觉！”我连忙爬下床穿好衣鞋，迅速往钢厂方向跑去，想看看我能为受伤的同学、工友做点什么。不料跑到距纲厂还有近百米的距离时便被纠察队员挡住，不让靠近。我说我是钢厂的学生工人，想去参加伤员搶救。对方说不关你的事，你赶紧回宿舍去。我站在那里，远远地看见原来约一百米长的厂房的屋面，已被爆炸的气浪掀掉了三分之二，厂区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残砖破瓦和东倒西歪被爆炸震倒的机器设备。我到现场附近时，已没有听到爆炸后必然发生的呼天喊地的哭叫声、呼救声。此时爆炸已发生有近半小时，因一般的重伤员已被抬到学院医务室紧急搶救、轻伤员自已跑到医务室进行包札处理，剩下几位特重伤员一边由医务室医生护士在现场进行临时处理；一边在等待城里面大医院的救护车来，以便拉到大医院进行搶救。在爆炸后将近一个小时才见两辆白色的救护车开來将几位特重伤员运去搶救。

学校依照当局对所有对其形象不利的事，一律向民众保宻的传统，在爆炸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由校党委迁头，由保卫科出面调集可靠的党员干部、教师、学生迅速组成纠察队，用繩索拉起一道封锁线封锁现场，以防止爆炸的消息向民间传播，被“阶级敌人”利用来攻击“三面红旗”。

据后来内部公布，此次爆炸有二位学生因搶救无效死亡，重伤、致残卄余人、轻伤无以数计。如此重大的一次人为的、本可完全避免的、造成重大伤亡的安全事故在省、市内外居然从来也没有报导过。死者亲属的哀嚎声、伤者的呼喊声、致残者悲愤的呻吟声，全被“大跃进”的一片欢呼、歌颂声所淹没。

由于实在找不到任何此次爆炸系“阶级敌人”破坏造成的证据，后来有马教授（他是炼钢专家）参加的事故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事故发生的前几天连续阴雨，倉促建成的钢厂四周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导致化铁炉下面的土坑积水。爆炸那天早上，化铁炉因操作不当，造成化铁炉鼓风偏流，使炉内铁水温度下降，如铁水在化铁炉内凝结将造成整个化铁炉报废。现场技术负责人在未采取任何防爆措施的情况之下，贸然决定“打炉底”才造成了这次重大的事故。现场技术负责人考虑的是：如果一旦铁水凝固在化铁炉内，将造成化铁炉的报废，迅速打掉炉底，也就是打掉顶住化铁炉炉底的粗钢管使炉底打开，让炉内炽热的焦炭和铁水一下子泻到炉底下面的土坑里，就可以保住化铁炉，才不致影响钢厂的生产，继续为实现1070万吨钢/年作出贡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那些工农出身缺乏基本常识的党员“技术骨干”居然在炉底下面土坑里的积水都没有排掉的情况下，又没有向马教授请教，就自行决定“打炉底”，于是数以吨计的一千四、五百度的高温铁水和温度更高的炽热焦炭一瞬间下泻到土坑的积水里，积水一瞬间化成体积扩大一千贰佰肆拾多倍的炽热水蒸汽形成爆炸。一瞬间炽热的水蒸汽浪掀开了三分之二的厂房，炽热的水蒸汽和飞溅的高温铁水冲向现场的工人、学生，造成严重的盪伤、灼伤；掀开的屋面在空中形成大量残砖破瓦落下来砸在工人、学生们的头上、身上又造成许多伤害。

由此看出，如果当时在“打炉底”之前把土坑内的积水先排干，再垫上炉渣、或翻砂用的型砂（这两样东西钢厂内隨处都可找到），这祥做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完全可以在化铁炉内铁水凝结之前完成，此时再“打炉底”，这场造成重大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夫的災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就是毛和中共宣扬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在全国造成的种种巨大災难中的一个小小的“光辉”范例。

农村大炼钢铁的疯狂场面我无缘亲眼目睹，但城市里的大炼钢铁我有幸目睹过。大机关有车、有权、有钱可以到矿区拉铁矿石，到废品站拉废钢铁，到林区拉木炭甚至能到产煤区拉到焦炭。即使这样，对炼钢一窍不通的干部们，丢开自已的本职工作不顾，一天从早到晚轮翻在小高炉旁“奋战”，时常还要通霄达旦（因小高炉不能停，一停温度下降，要重新开炉费时费工费原料），但炼出来的往往都是比他们投下去的废钢废铁质量还要差的完全没有什么用途的废品。炼出来的这些废品的产量经扩大许多倍之后，便被统计部门作为合格的钢产量住上报。街道干部和城镇居民炼钢铁更为困难，他们权轻（仅对炼钢铁而言）、钱少，更没有运输车辆，顶多有几架靠人拉的板车（北方叫“架子车”），他们的小高炉找不到炼钢铁的原料，只好到收废品的小贩那里收集废钢铁制品作原料，这远不能满足炼钢的需要。居委会的干部们就只好到居民的家里，带強制性的要居民们“自愿捐献”出家里除留一口煮饭用的铁锅、一把锅铲和一把菜刀之外所有“多余”的铁器。居民们被迫忍气吞声翻出家里所有的钢铁制品、用具，甚至连大门上的门扣环、箱子上的铁锁扣都被撬出来拿给他们去炼钢铁。居民们家里当时十分宝贵的“钢精”锅、“钢精”水壶（那时把铝制品称之为“钢精”）和其他“钢精”制品也要被迫“自愿捐献”出來，因居委会的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靠那种补锅用的手拉风箱来鼓风，小高炉的温度起不來，废钢铁熔化不了。不知经哪位高人指点，说在小高炉内加入铝或铝制品，铝在高温下燃烧可以产生三千多度的高温，可以提高炉内温度使炉内钢铁熔化。但那个时候居民们都十分贫困，居民们家里的“钢精”制品很少，所以居委会的小高炉常因温度不夠，投进去的是从居民家里被迫“自愿”捐献的各种钢铁制成品、“钢精”制成品，结果产出来的却是一堆既不象钢，也不象铁倒有点象炉渣一样的黑疙瘩。一堆这样的废物过磅后，又被扩大好多倍之后，便被当作合格的钢产量统计上报。象这种把成品当作原料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把这些成品炼成一堆废渣的愚不可及的、古今中外从未发生过的倒行逆施的蠢事，只有在以毛为首的中共的“英明”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

就是这些从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土高炉里炼出的、几乎没有任何用途的黑疙瘩被扩大许多倍之后统计出來的所谓“钢产量”，再加上正规钢厂被虛报的钢产量。在一九五八年底毛和中共居然向全世界、全国宣称己提前多少天完成钢产量在一年的时间內翻一翻的“宏伟”目标，即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年的预定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问，当时难道人们不知道这样做很荒唐吗？为什么还要“自愿捐献”家里的钢铁制品和“钢精”制品？其实当时许多人都知道这样做很荒唐，也不愿意把家里有用的钢铁制成品、“钢精”用品捐献去干这种蠢事。但是如果他们敢于指出“大炼钢铁”的荒唐、得不尝失；或试图抵制这一切；或试图拒绝“自愿捐献”自己家里那些有用的钢铁、“钢精”制成品，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马上就会被当局指责为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接着他们将遭到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斗，最后将被戴上“五类份子”的帽子轻的遣送农村劳动、送农场劳教，；重的判处徒刑，如不认“罪”甚至会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处决，还要祸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就祘有敢于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好汉，他自己可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他不能不顾及他周围数以十计的无辜的家属、亲友、同事、同学。他们都将因他而招来永无穷尽的不同程度的深重灾难。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不敢、也不能出面抵制、指责“大跃进”中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荒唐事的最主要原因。

从延安“整风运动”、“抢救运动”（这一点主要针对中共的各级领导阶层和抗日时期投奔延安的知识份子、青年学生而言）起，直到“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为止。中共除毛之外，从上到下的几乎所有各级党政军干部直至普通党员、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社会精英直至平民百姓，都充分领教了毛的阴險狡诈、凶残狠毒、不择手段、无所顾忌和冷漠无情。“解放”后经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舆论导向和灌输洗脑之后，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和独立见解者，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批判”、“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大修水利”…等运动中所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现象都心知肚明。其中良知未泯、品格较高者，大都噤若寒蝉、保持沉默以明哲保身；其中人品卑劣、良知丧尽者，则一意吹捧、推波助澜，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和驯服工具。至于那些被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舆论导向和灌输洗脑搞得懵懵懂懂者则将毛和中共奉为神明，不问或不知是非曲直、对错与否，一味毛和中共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竟相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及毛和中共这架共产极权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毛和中共通过农业互助组、农业合作社有效地把农民的士地和生产工具控制在毛和中共的手里；通过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有效地把城市居民的工厂、企业、商店，手工业作坊…等生产资料控制在毛和中共的手里；毛和中共又通过对以粮油为主的几乎所有的、全体民众赖以生存的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有效地掌控了全体民众赖以活命的主要物资；毛和中共又通过对民众生活必需的粮食、食油、肉类、食糖、香烟、糖菓、点心、棉布、火柴、燃煤、煤油、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等几乎所有民众生存、生活所必须的物资实施“计划供应”，把所有一切民众赖以生存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已手里。

毛和中共又通过严格的户口政策，強行把民众划分成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牢牢地控制在他所在的乡村、城市、街道。除毛和中共认可的升学、参军、招工、提干、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及工作调动之外，均不得隨便迁徙。这样毛和中共已把它治下的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空间、生产资料、生活资科等所有资源牢牢地掌控在自已的手里，每一个人都成了毛和中共的附庸：没有自已想要的生存空间；没有自已的生产资料；没有自己的生活资料。

毛认为这样还不夠，毛为了实现自己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伟大领袖的梦想，为了找到一种牢固掌控每一个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模式，毛发现并“完善”了“人民公社”这种组织管理模式，并在全国大力推广。毛要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他征服世界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战争的炮灰。于是处于颠狂状态的毛，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伟大”号召。全国各地从城镇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街道直到到乡村纷纷组建民兵师，下辖团、营、连、排、班。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各类民兵师达5175个，下辖民兵团44205个，民兵总数达到2.2亿人。笔者一九六0年在湖南大学化学系就读时，也曾被编入该校的防化民兵营，与同学们身披一件不透气的油布雨衣（当时塑料制品尚未流行、这是我们防化民兵唯一的“防化装备”）冒着烈日，大汗淋漓地肩扛一支不带子弹、早已退役的一九一七年美制老式步枪，在学校大操场接受贺龙元帅的检阅。

毛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毛一直希望通过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消灭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建立共产极权政权，以实现他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梦想。因此毛需要一大批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无条件盲目服从他的领导的臣民，为他要发动的世界共产革命战争充当炮灰（这就是为什么毛在后来明明知道办食堂、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原因时，仍然不顾农民死活顽固地坚持办食堂和人民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因）。

毛扬言：“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当时全国人口约六亿）。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毛当然自认为自己不在牺牲之列），却換来一个大同世界（即以毛为领袖的共产极权统治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毛自认为自己必将成为这个”大同世界“的”伟大领袖“，他当然值得。但对于为实现他的世界帝王梦而无辜死去的四亿中国人，和全世界将为此而死去的十几亿人却太不值得了（当时全世界约有卄七亿人口）”。

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毛，对一场核大战之后，全世界将处在“核冬季”阴影的笼罩之下，由于大量放射性尘埃弥漫空中，遮天蔽日，使气温骤降，到处一片黑暗，数月不见天日，所有的空气、水、食物、土地…都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几乎所有的动植物都将死亡，人类也没有人能幸免（包括毛本人在内）。对这些毛一无所知，所以毛指望：“死掉四亿（中国）人，还剩两亿人口，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毛还希望在中国打核大战：“由我（毛自己）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军队…（然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战场。”无知、狂妄、冷漠的毛为实现自己统治世界的世界帝王梦，竟然不惜牺牲四亿中国人和十几亿各国民众的宝贵生命，其凶狠残暴、冷酷无情、无知狂妄、漠视数以十亿计的人的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本性实在令人发指，在这方面连秦始皇、斯大林、西特勒都难以望其项背。

毛为实现其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体系的“伟大领袖”的梦想而发动的脱离科学实际、脱离现实可能的疯狂的、异想天开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钢产量翻一番的全民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等一系列运动，很快就给国家和大陆民众带来了始无前例的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显现出来了。笔者当年正上高三，学校食堂粮食虽未定量，但已由原来一日三餐干饭，改为早餐稀饭，中晚餐干饭。早餐的稀饭还要掺麦麸，原来早餐提供的豆浆也取消了。

学校为实现毛和中共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组织学生到城郊去开荒种地，因劳动強度大，学生食量大增，数量有限的粮食令学生吃不饱肚子，学校只好在大米里加上萝卜、白菜煮成菜粥以使学生能找到吃饱的感觉，不过这种吃饱的感觉经过一、两个小时，在尿了几泡尿之后便蕩然无存了。

就在一九五八年不少地方粮食供应已趋紧张之时，各地竟相放出的粮食高产“卫星”和频频传来的“超产捷报”已让头脑昏匮处于忘乎所以的颠狂状态下的毛和刘少奇…等人，居然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而发愁。

由于各行各业的人都丢下自己的本职工作去修水利、去炼钢铁、去抓粮食高产，几乎所有的物资、交通运输和人力资源都白白地投入到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益的（有的甚至是负效益）大修水利、大炼钢铁和粮食高产运动和其他许多毫无实际意义和效果的“跃进”项目中去。致使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夫调，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轻工业产品、日用百货、副食品的生产因原材料、交通运输和人力的严重短缺而陷入萎缩，产量急剧下降，已无法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毛和中共当局不得不采取计划供应的办法加以应对。于是种类繁多的各种票证应运而生。继粮、油、布票之后、糖票、餻点票、烟票、酒票、煤油票（煤油灯是当时乡村、小城镇居民最主要的照明工具）、豆制品票、肉票、火柴票（那时打火机是奢侈品，火柴是主要的取火工具）、肥皂票、煤票（煤是当时城镇居民做饭、取暖的最主要的燃料）…相继发行使用，由于民众生活日用物资的极度匮乏，这些票证的供应量远不能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至于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更是一票难求，许多单位一年都只能分到一两张票。日常生活物资的严重不足、凭票供应量远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导致一种新行业诞生，那就是倒卖各种日常生活物资、食品和各种票证。当局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投机倒把”。一旦被当局查获，除没收其物资、票证和所得金钱外，还要对当事人判处徒刑。尽管当局对“投机倒把”严厉打击，但在生存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之下这种行业是不可能禁止得了的，不仅是因为生存物资极度匱乏的民众有着不可扼制的需求，还因为这个行业为那些因逃避饥荒而流落各地的农民（当局称之为“外流人口”）和城镇失业人员（当局称之为“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他们大多为社会最底层人员，诸如：劳改、劳教释放人员、摘帽右派、“五类份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等）提供了一线谋生的机会。

自从全国实现严重打击农民从事农副业生产的积极性的农业合作化之后，农副业生产日渐萎缩，到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已显紧张，如果是一个民选的、对选民负责任的政府，此时理应竭尽全力进口粮食和副食品以满足民众的需要，然而毛和中共当局在这两年不仅没有进口粮食和副食品，反而在这两年总共净出口了七百万吨粮食和大量副食品。在全国已大量饿死人的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O年，毛和中共当局不顾民众的死活仍然分别净出口了二百五十万吨和一百万吨粮食。毛这样做的原因是用这些与民众性命相关的粮食和大量副食品、日用品、矿物原料去换取外汇，以进口发展军事工业（核武器、导弹、核潛艇…等）和作为军事工业基础的重工业所需的设备、仪器、原料、技术。毛把这些武器视为他在全世界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实现自已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伟大领袖”梦想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为了和以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争夺国际共产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毛和中共不顾中国民众的死活一方面出钱出物（主要为金钱、武器以及国内极为短的缺粮食、副食品、日用品、原料…等），大力支援拉拢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古巴、蒙古等社会会主义国家，和亚非的一些所谓民族主义国家诸如：印尼、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柬埔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埃及、刚果、马里、乌干达、喀麦隆…等。据统计从一九五0年到一九六0年六月底中国向这些些国家提供的无偿援助和贷款高达40.28亿元，这还不包括无偿提供的武器和以粮食和副食品为主的实物在内。40.28亿元现在看来数字好像不大，但在大米只有0.08元一斤、工人一般干部平均月工资只有二十几到四十元左右的当时却是一笔巨资。

毛经常对那些建议他在大饥荒时代适当减少外援的手下说：“手里没有一把米，雞都逗不來”。在毛的授意之下，在国内已大量饿死人的一九六0年一月成立了“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专门负责向外国（主要是前面所列各国）赠送现款（外汇）、食品和其他物资，致使在大飢荒最严重的年份对外援助激增，使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也剧增。这年十一月为拉拢古巴给古巴六千万美元贷款，并告知对方可以经过淡判不还；次年元月为拉拢阿尔巴尼亚给了五亿户布；在饿死人最多的一九六O年，为拉拢北朝鲜还为其提供23万吨粮食。此外，毛和中共还出钱扶持各国共产党内极少数毛派分裂份子另组X共（马列）小党办刊物，为毛和中共的世界共产主义武装革命理论摇旗呐喊、对毛和中共加以吹捧。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不断有X共（马列）的所谓代表团频繁到访中国。一是來接受毛和中共的指示，更主要的是來向毛和中共领取数额不菲的津贴。毛和中共对这些被他们豢养的走狗一贯是來者不拒慷概解囊。我记得來得最多的是澳（大利亚）共（马列）的主席（书记？）威尔科克斯先生，他有时一年都要來好几次，所以令我印象深刻，至今仍未忘记他的大名。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三年之中据国内外统计研究公布的资料中国大陆总共饿死了三千七百万至四千五百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造成这一场和平时期、正常年景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和三、四千万无辜民众因饥饿而死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大喜功的毛为实现其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的梦想、试图创造罕世奇功，“一夜之间”将贫穷落后的中国大陆变成世界超一流的先进大国，而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等一系列运动。

尽管这一系列运动造成粮食减产、生态环境惨遭不可逆转的破坏、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生活日常用品、粮食和副食品的严重匮乏、生产力惨遭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等一系列严重后果。然而只要毛和中共当局稍微有一点人性、对他治下的民众的生命稍微有一点尊重、对民众的苦难稍微有一点点怜悯之心，放下面子（毛和中共一直不敢对外承认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大量人口饿死这一事实，以维护其一贯正确、英明、伟大的虛假的“光辉形像”）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削减外援、进口粮食、打开贮备粮倉（据周恩來向中共常委会报告：到一九六0年全国还有一年零七个月的贮备粮）、接受外国的粮食援助，则完全可以做到不饿死一个人，更不用说饿死3700万─4500万人了。

简单的祘一祘便可证明这一论断：在这大饥荒的三年之中每一吨粮食可以在一年之内至少挽救10个人的生命，一年内这10个人平均每人可分到200斤粮食；平均每天每人可得0.548斤粮食，再加上饥民们原有的每天0.4-0.5斤口粮，则飢民们每天的口粮可达到0.948斤-1.048斤足可维持生存的需要。即便对每天口粮只有0.3斤的饥民加上这0.548斤粮食，每天的口粮也有0.848斤也可维持生存的最基本需要。照此计祘一九五九年只要把净出口的250万吨粮食不出口，用來供国内饥民之需要，则这一年便可挽救2500万饥民的生命；如果一九六0年净出口的100万吨粮食不出口、援助古巴的6000万美元用來从国外购买粮食（按当时的粮价可购买87万吨粮食）、援助北朝鲜的23万吨粮食用來供应国内的饥民，那么这一年将有210万吨粮食供国内饥民提高口粮标准，这将使2100万饥民免于饿死；一九六一年如果把给阿尔巴尼亚的5亿卢布（当年卢布与美元的比价约为1比1，这是苏联官方自定的汇率，高于卢布的实际价值）用來买粮食，按保守的估祘可从国外购得300万吨以上的粮食，如果再加上被打肿脸充胖子的毛断然拒绝的苏联愿意提供的100万吨粮食援助，那么这一年总共将有400万吨以上的粮食供饥民们食用，这将拯救4000万人免于饿死。由此看來，如果这三年停止出口和外援粮食、同意接受苏联的100万吨粮食、把对外援助的资金用來进口粮食。如能这样，那么1959─1961这三年一个人也不会饿死！据此可以说“大跃进”及其带來的一系列惨重后果和造成3700─4500万人饿死，套用一句当下流行的话來说：“这都是毛要争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惹的祸”。

在大饥荒期间毛生怕外国知道中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真像，影响他自封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对外拒不承认中国大陆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大量人口的事实。为掩盖中国大陆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大量饿死人的真像，毛和中共不顾民众死活顽固地拒绝一切国际援助，这种死要面子的做法大大加剧了饥荒的程度，使本来可以因国际援助的粮食而得救的数以千万计的饥民最终未能逃脱饿死的厄运。在断然拒绝了苏联提供的粮食援助之后，毛居然宣称：“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指赫鲁暁夫）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为维护毛和中共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所谓“志气”，数以千万计的饥民因未能吃上苏联援助的粮食而死于非命。此后毛还对他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和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祘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肚子生，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面对被自已弄得千瘡百孔、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因他的胡作非为而饿死数千万人的惨状，毛和出共不仅没有任何反省、内疚、自责反而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们凭空捏造出来的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许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许多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控制。真实的情况是：近年许多气象学家和水文学家在仔细研究了“解放”以来历年全国各地记录的气象和水文资料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九五九、一九六0、一九六一这三年全国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这三年基本可以祘得上风调雨顺；被毛称之为“苏修”的前苏联在中国大陆发生人为的大饥荒期间，不仅没有逼债，反而主动提出鉴于中国目前的困难，可推迟五年偿还中国所欠苏联的债务，而且这五年不计利息，被毛和中共断然拒绝。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毛和中共在每年饿死上千万人的困境之下，居然提出要提前还清所欠苏联的债务，于是毛和中共不顾民众的死活，动员一切力量从全国捜刮一切可以捜刮到的可供出口抵债的副食品、农付产品、日用工业品和工矿原料…等物资运交苏联还债，这种愚不可及的做法不仅使更多的人饿死，还大大加剧了国内物资供应紧张的程度。苏联还提出要对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50万吨古巴糖的援助。毛和中共仅接受了50万吨古巴糖（毛之所以接受古巴糖，是以这种方式间接扩大古巴的出口，以此作为拉拢古巴的一种手断，而不是出于考愿到滿足国内民众的需要），而毫无人性、不可理解地拒绝接受那100万吨可以挽救一千万人生命的粮食援助；至于把责任推给全国各地民主革命不彻底、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报复，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自“解放”以来历经“土改”、“土改复查”、“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毛和中共的所谓“民主革命”早就彻底得过了头。所有的真正的、莫须有的所谓“阶级敌人”都被杀的杀、关的关、戴帽的戴帽、管制的管制，包括他们的家属，都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他们连做人的起码资格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基层政权会被他们所掌握？他们在这个政权之下能点头哈腰、逆來顺受，能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就祘万幸了，哪里还有可能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自“解放”以后，各级基层政权早已牢牢地掌握在那些革命最彻底、最坚决的以流氓、地痞、懒汉、二流子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手中，已是不争的事实。毛和中共把责任推给“阶级敌人”的阶级报复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拙劣借口。

即使在大饥荒时期，被中共宣传机构和无耻御用文人们吹捧为“生活简朴”、“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毛，仍然过着封建帝王般的奢糜生活。据毛在大饥荒时代的御厨透露，在大饥荒时代毛的一份菜谱计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菜汤十六、七种；仅鱼虾就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鳜，以下同）鱼、煎桂鱼、软炸桂鱼、烤青鱼、吉士百烤鱼、波兰煮鱼、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十七种做法。

不仅如此，在大饥荒年代穷奢极侈的毛，还在全国花费数以亿计的巨资为自己建造行宫，计有：韶山滴水洞、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山庄、长沙蓉园、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别墅、咸宁131工程特一号别墅、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宻云水库湖心島别墅、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北京玉泉山别墅…等。其中仅滴水洞别墅及其附属工程总造价已超过亿元，这样一笔钱如用來进口粮食，按当时的粮价可购买62.5万吨粮食，这么多的粮食可以挽救625万饥民的生命。“解放”后毛在全国各地先后为自己修建了61处别墅，其中有许多处毛从來没有入住过，就连耗资过亿元的韶山滴水洞别墅，毛也仅在一九六六年的六月十七日至卄八日在那里住了十二天，相对于它的造价，毛在那里每住一天就花费了将近一千万元。毛建造的这六十一处别墅不仅耗费了国家宝贵的建设资金，其中有许多是大饥荒时代饥民们指望用它來进口粮食以挽救自己性命的资金。

一贯善于在他人面前做秀、做假事、说假话的毛。一边罔顾民众的死活过着穷奢极侈的封建帝王般的生活；一边在手下工作人员、民众代表、“民主党派”人士甚至外宾面前穿上打过补丁的衬衫、睡衣、鞋袜，故意显示其“艰苦朴素”。还曾在大饥荒时，向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宣称要几十天不吃猪肉。毛主要是想通过这些工作人员、民众代表、“民主党派”人士和外宾把这些事向外传扬，以显示他生活简朴与全国民众同甘共苦。不想至今毛左份子、“五毛”党们、“乌有之乡”的乡民们仍在津津乐道毛这些做秀的“光辉事迹”。

实际情况是：据原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毛为维护保養这些毛用來显示其艰苦朴素作风的道具，每当这些衣、被、鞋、袜发生破损时，毛手下的工作人员都要派专人用飞机送到上海，由那里的高级技师精心织补、修理后，再用飞机运回北京，以供毛在面对国内外“观众”演出其“艰苦朴素丑剧”时继续使用。实际上毛修补这些用作道具的衣、被、鞋、袜所花的费用不知道要比买新的衣、被、鞋、袜的费用要高出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倍。毛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毛如果不是在外人、外宾面前故意穿上这些打过补丁的衣、被、鞋、袜，而是在自已家里穿、破了就请身旁的工作人员缝补一下，接见各级官员、友人、民众代表和外宾时穿着整洁一点，不仅无可厚非，反而是一种真正节儉的表现，毛不需要贪污、也不需要使用任何特权，仅凭他那一月四、五百元的工资就可使自己在接见他人和外宾时穿着整洁一点。更何况接见他人、外宾时，自己衣冠整洁也是对他人和外宾的一种起码的尊重。

至于毛的手下和无耻文人们大肆宣扬的，在大饥荒期间毛为了与民众同甘共苦共度时艰，宣告几十天不吃肉的真像是：毛在健康检查时发现胆固醇过高，保健医生们建议毛少吃猪肉（毛嗜好吃红烧猪肉），于是御厨们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把菜里面凡用猪肉的地方都改成面筋（面筋的价格和营养价值实际上都比猪肉要高许多），这怎么扯得上是与民众同甘共苦呢？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联想起一件往事，大约是在上世记八十年代末？还是九十年代初，我在一份湖南出版的杂志上看到一篇纪念毛诞生多少周年的文章。是大饥荒时一位渔场陈姓党支部书记，以一种十分“自豪”的口气，回忆当年如何为毛养鱼的经历。据这位书记回忆：在大饥荒开始不久的一天，上级领导突然找他谈活，交给他一项要严格保宻的重大“政治任务”，即在长沙烈士公园东北方一处因修京广复线截断浏阳河而形成的U形月牙湖上建一个养鱼场，专门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养殖毛所钟爱的浏阳河白鲢鱼。

据这位陈书记介绍，在北京已吃恹各种山珍海味的毛，有一天突发奇想，回忆起年轻时在长沙求学和闹革命时，吃过一种浏阳河长沙段捕捞起來的白鲢鱼，毛当时觉得非常好吃。毛对手下人说，浏阳河流经长沙段有一处急湾，此处水流湍急，河里的白鲢鱼在这里的激流里奋力争游，鱼肚皮在河底的沙滩上磨娑，使得这里的白鲢鱼肚皮异常肥厚鲜嫩。毛对手下人流露出想吃浏阳河白鲢鱼的意思。善于逢迎拍马的毛的“大内总管”，马上心领神会，并及时把毛的“圣意”告知湖南省委。由于浏阳河流经长沙的那段急弯，已在一九五八年被新修的京广复线所截断，形成了一个月牙湖，而改道后的浏阳河里的鱼虾早已被饥不择食的饥民们几乎捞捕殆尽，那里还能捕到“当今圣上”朝思幕想的浏阳河白鲢？为不违圣意，省委立即下达政治任务，责成水产部门在浏阳河截流形成的月牙湖成立一个渔场。选择祖宗三代都是贫雇农出身、有养鱼经验的党员专门为毛养殖浏阳河白鲢。据这位渔场书记回忆，大饥荒期间，他们每星期捞捕两次每条两斤左右不大不小的活白鲢鱼数条，用可充氧气的专用运鱼鱼箱在专人押运之下，用汽车运到长沙南郊的大托舖军用机场，再用专机运到北京供毛享用（一九六一年暑假笔者想为久未食过鱼的父母改善一下生活。曾与友人试图到位于长沙烈士公园内的这个月牙湖去钓鱼，不料竟遭到好几个便衣巡逻人员的驱趕与呵斥，连钓具也被没收。当时都不知道这里已辟为毛的“御用”养鱼场）。

毛左份子们、五毛党们、“乌有之乡”的乡民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心中的红太阳、你们那位“生活简朴”、常穿着打补丁的衣裳接见国内外宾客、并声称“为与民同甘共苦数十天不吃肉”的“伟大领袖”在大饥荒时，在北京所吃的每一条白鲢鱼要花多少钱？其实白鲢鱼在河鲜中根本祘不上什么美味，只是毛当年混迹长沙时因囊中羞涩，常只能以粗茶淡饭裹腹，偶尔能吃上一顿白鲢鱼当然会倍感鲜美，因此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毛“功成名就”成为当今“圣上”之后仍想重温当年的这一美味。

毛的私人生活也极其腐败、淫乱，即使与封建帝王相比也有过之无不及。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毛在长沙活动期间与毛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婚之后（毛在老家由父母做主曾为毛娶了一位比毛大四岁罗姓姑娘为妻，婚后一年多罗氏就去世了），毛即与杨开慧的表妹和一位叫陶斯咏的寡妇在一起鬼混，引起杨开慧的不滿.一九二一年毛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怀揣着共产国际提供的大洋，还专门跑到南京与移居在那里的陶斯咏重叙旧情。

一九二七年毛发动的秋收起义失败后，逃竄至井岗山投靠在那里占山为王的王佐、袁文才的土匪部队。在那里毛看上了比杨开慧更年轻漂亮的贺子珍。经王、袁撮合，毛置与自已共患难的妻子和三个亲生儿子的安危于不顾，在没有和杨开慧离婚的情况下，毛毫不猶豫地抛弃作丈夫、做父亲的职责，又于一九二八年与贺子珍结婚。此时，毛的合法妻子杨开慧正带着她和毛所生的三个儿子在长沙清水塘和老家板倉，一面艰难度日；一面翘首企盼毛的归來。对毛一往情深的杨哪里知道，她们母子四人早已被毛抛弃。毛早已在井岗山另结新欢。从一九二七年毛离开杨开慧母子上井岗山，到一九三0年杨在长沙被何健处决的这三年多的时间内，毛明明知道杨开慧母子在长沙清水塘和老家板倉生活非常危險，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杀身之祸。毛如果对自已的妻子和儿子稍微怀有一点夫妻之情、父子之情，毛完全有办法通过中共地下党，把杨开慧母子接到井岗山和中央苏区和毛一起生活，以使她们脱离危險.然而毛不仅没有这样做，就连毛率红军奉命攻打长沙，从板倉附近经过。毛都没有顺便去看一下自已的妻子和亲生儿子。毛怕杨和自已的儿子回到他身边，妨碍他和贺子珍的幸（性）福生活。毛对亲人的冷漠无情、不负责任和自私在此暴露无遗.

当毛和中共打着北上抗日的招牌流窜到陕北后，在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之下，一大批怀抱抗日救国理想的青年学生、文化人被诱骗到陕北。毛所在的延安，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衣着打扮时髦的女性，令贺子珍等中共领导人的老婆们相形见绌。其中一名演员出身名叫吳莉莉的女士更是美貌时髦出众，立刻被毛看上。毛找各种借口与吳交往、鬼混。一次毛正与吳鬼混时被贺子珍发现，贺与毛、吳又打又闹，吵得尽人皆知，吳无脸再在延安混下去，只好离去。毛还与女作家丁玲也常在一起鬼混，还扬言要封丁为妃子。贺子珍性情刚烈无法容忍毛的淫乱，终至以到苏联疗伤为由离开了毛，远去苏联疗伤。贺离毛而去不久，毛又和从上海來的电影演员江青鬼混在一起（江在來延安之前曾与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居过），不久毛便决定与江结婚（此时毛尚未与贺子珍离婚），因江的历史过于丑陋，毛的这一决定引起中共上下一片反对之声。他们耽心江的丑闻会给毛和中共脸上抹黑。然而毛不顾中共上下的反对，坚持与江举行了婚礼。直到两年后，贺从新闻报导中才得知毛已与江结婚，贺此时给毛写过多次信均未得到毛的回信，最后毛回信告诉贺：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意即夫妻关系结束了）。此后毛一直设法阻止贺回国，以免贺妨碍她与江的幸（性）福生活。贺遭此打击终至精神错乱，在苏联被关进精神病院強制治疗。

“解放”后毛已成为中国大陆货真价实的封建帝王，与被他看中的女人滛乱就更加肆无忌惮。为滿足毛和中共领导人的荒滛欲望，毛手下专门为毛和中共高级领导人在中南海组织舞会，每周一次，后改为每周两次，专门从中南海女工作人员和部队女文工团员中选取年轻漂亮的姑娘为毛伴舞，兼供毛挑选作为陪寢对象。毛的手下还秉承毛的旨意，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118会议室”，据知情人士透露，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等都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这里是专供毛与大会堂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滛乐的场所。此外毛还利用外出巡视的机会，每到一处便要手下召集当地女文艺演员、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为其伴舞供其滛乐。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張玉风，此人原在毛的专列上当服务员，被毛看中后，被毛调到中南海为毛服务供其滛乐。近來网上爆料张有一儿子长像酷似毛，也模仿毛梳了个大背头，人们怀疑是张与毛所生。又有传言毛死后张曾找中共中央要求为儿子认祖归宗，中央领导虽明知是事实（張大概提供了不容否定的证据）仍然告知张，为维护伟大领袖和中共的光辉形象，不可能让张的儿子认祖归宗。最后中央答应张享受副部级待遇退休，以对其进行安抚。按张以一毛身边服务员兼秘书身份退休，能享受付部级待遇可祘是没有先例的，从这一点考虑，此事恐非空穴來风. 对于毛私生活荒滛无耻的程度，由于当局的欺骗隱瞞，国人以前知之甚少，包括笔者本人，虽以前也略知一、二。但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去西安参加化工部举办的一次会议，听到与我共住一个房间的江苏南京来参加会议的代表（此人是江苏省石化厅的一位处长）谈到毛巡视南京所发生的一件毛的“风流韻事”时，我仍然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据这位处长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次毛出巡到了南京住在省委的一家宾馆。宾馆派出几位最年轻、漂亮、政治可靠的女服务员为毛服务。其中一位年仅十几岁秀色可餐的女服务员被毛看中，毛稍微暗示一下，毛手下的工作人员便心领神会，立即通知宾馆领导：伟大领袖今晚要接见这名女服务员，宾馆领导立即把这当作一项“政治任务”通知这位年轻漂亮但不谙世事的女服务员。这位不谙世事的女服务员，得知伟大领袖要亲自接見自己后，感到无比荣幸，心情也无比的激动与兴奋。当晚这位梳妆打扮一番后的女服务员便由毛的手下引进到毛的卧室，熟知毛的本性、知道毛接下來要干什么的毛的手下，便知趣地找借口离开了毛的卧室，顺便把门也带关了。此时迫不及待的毛，连装模做样的客套话也没说，走上前去抱住这位女服务员就要干“那事”。不料这位不谙世事的女服务员被毛这一突如其來的无耻下流举动吓得晕死过去。因为她万万想不到她心目中这样一位“无比英明、伟大、光荣、正确；品格无比高尚的光辉形象和伟大领袖”；她心目中的“红太阳、大救星”居然会对她做出这种下流无耻的、只有流氓和強奸犯才能做得出的勾当。毛对她的行为与毛在她心目中的“伟大光辉形象”之间的巨大反差给她心灵上造成的巨大震撼、不可思议，以及毛的粗暴行径给她那不谙世事的幼小心灵上造成的巨大惊恐致使她眼前一黑、人事不知晕死过去。毛大为扫兴，连忙叫來手下人把这位服务员送医院搶救。按照毛对被他“宠幸”过的女人的一贯做法，对毛顺从且毛认为可靠的，毛通常会给她几万元钱（这在极端贫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堪称一笔巨款），并安排一个较好的工作；对那些不顺从的或毛认为不可靠的则被发配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偏远地方严加监管了其一生。我估计这位毛欲“宠幸”而未得手的女服务员，事后的遭遇属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

毛在“大跃进”期间的的胡作非为召致党内外诸多人土的不满，面对这一状况，毛不是反省自己、改弦易辙、痛改前非。而是采取诿过于人、转移视线的方式來推卸责任。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为纠正一九五八年的极左路线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毛已经感觉到自已的好大喜功、胡作非为给大陆社会和民众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巨大灾难，已经危及他在党内和民众中的威望，以及他的绝对领导地位。于是毛以彭德怀的“万言书”为借口，转移会议方向，把这次会议的方向由反左倾冒进转变为反右倾。把矛头对准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其中还包括李锐、周惠…等人）。当毛把彭给他私人的意见书翻印分发给与会代表时，许多代表都认同并附和彭德怀的意見，这令毛大为不滿，毛通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找彭谈话，对彭施加压力胁迫、诱骗彭在大会上作检讨。毛在大会上大发滛威，作了语气严厉、措词尖锐的发言，指责彭给他的私人信件是“向党（也就是毛，毛一向把自己当作党、当作国家）挑战的万言书”。诬称彭是漏网的高（岗）饒（漱石）反党集团的成员、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企图篡党夺权。毛在彭违心地作检讨之后，对与会代表施压说：彭自已都承认了，作了检讨，你们还不敢检举揭发批判？与会代表在毛的威压之下，纷纷改变原来支持彭的意見书的态度，转而不惜揑造事实对彭进行无端的攻击，甚至辱骂以表示与彭划清界线，以此来显示自已对毛的忠诚以求自保。其中以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贺龙、林彪等最为积极，最为卖力。毛在会上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办法，把凡是赞同彭的观点的人都祘作以彭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成员，组织代表进行打击批判，结果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毛的前秘书李锐、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等均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北京军区政委钟伟因大声为攻击彭的一项罪名辩解，竟被毛命人当场将其逮捕，被关监狱卄年，直至彭平反后才被放出来。

由于毛牢牢地掌控了军队、情报（实为特务）、治安系统，对于一个共产极权政权而言，谁掌握了这些，就等于掌握了一切、掌握了他手下任何一个人生杀予夺的大权。庐山会议的与会代表对此都心知肚明，这些代表都是多年以來跟隨毛打江山的人，对毛的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翻脸不认人都多有耳闻，其中许多代表还亲身领教过。毛在大会上措词严厉的发言，和当场逮捕敢于大声为彭申辩的北京军区政委钟伟，成功地震慑了与会的每一位代表，甚至也包括在毛的这场杀雞教猴的卑劣把戏中被当作“雞”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成员在内。他们都被迫违心地对自己根本不存在的“反党、反毛罪行”无限上纲，作出深刻检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难逃被罢官、被贬谪的厄运）。就这样，在庐山会议上毛依靠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军队、公安、情报特务系统）和卑劣狡诈的无耻手段，以及在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贺龙、林彪、陈毅…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之下，不仅成功地度过了因自己的好大喜功，和胡作非为而带來的信任危机。而且还強化了毛在国内、党内、军内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为以后毛利用自已的绝对领导地位、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和被以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林彪、贺龙、陈毅、彭真…等为首的中共各级领导人吹捧起來的“绝对威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本來以纠“左”，即纠正毛疯狂的极左路线给国家、民众造成的巨大灾难为目标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世称“庐山会议”），不仅没有纠正一九五八年以來“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错误和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会议公报反而还強调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伟大旗帜”在毛的“英明”领导下继续向共产主义前进。公报还宣称成绩是巨大的，缺点和错误是暂时的、小小的；成绩与错误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继续高举“三面红旗”极左路线的结果是造成庐山会认后的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比例进一步失调、物资供应更加困难、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剧增的主要原因。“庐山会议”也是造成一九五九、一九六0、一九六一这三年饿死四千多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大跃进”、“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和巨大灾难，毛自己也清楚，为便于推卸责任，把自己隱藏在幕后操控一切（此外，毛也不想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国家元首不可推卸的迎来送往等礼仪上）毛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卄七日召开的全国第2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虛职。改“选”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毛仍保留党主席和他更看重的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掌握党政军实权的职位。老奸巨滑的毛这样一来就可把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归功于处在幕后的自己的英明领导，而把所有的缺点、错误都推给站在前台的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陈云…这些人身上。

毛把它辞去国家主席一事在国内外大肆宣扬，以在国内外诸多不明真像的人士面前博取“不恋权”的虛名。毛在“庐山会议”上和会后就是玩的这一手。

庐山会议后毛为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打击那些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各级党政军干部，和震慑怨声載道的饥民们，毛在全国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据一九六二年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甄别平反时统计有三百数十万党员、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这个数字远不是全部[註：六].毛把自已造成的“五风”、饥荒、饿死人、国民经济失调和经济濒临崩溃…等责任都推到这些“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头上。他们成了毛的替罪羊，因而惨遭批斗、迫害，并祸及他们的家人亲友。其中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坐牢、有的劳教、有的丢官去职、有的被遣送农村、农场、工厂劳动。几乎所有良心未泯、对百姓稍有同情心、对毛和中共在“大跃进”期间的倒行逆施稍有不滿的各级干部，上至中央下至社队基层干部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至此中共内部已再没有人敢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再也没有人敢为民请命、再也没有人敢对毛和中共的胡作非为提出异议。与此同时毛和中共继续宣扬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为了从农民身上捜刮本已少得可怜的粮食又在农村大搞反瞞产私分运动，致使一九六0年成为饿死人最多的一年。

毛通过“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成功地加強了他在党内的独裁领导地位、成功地打击、震慑了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各级党政军干部、成功地震慑了怨声载到的处于饥饿状态的全国民众。不仅如此，毛还通过庐山会议和接下來的“反右倾运动”成动地压制、转移了各级干部和民众对毛一九五八年以來所犯错误和罪行的追究。

庐山会议和接踵而來的“反右倾运动”坚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和反瞞产私分，继续加大收构农副产品力度的结果，除造成数以千万计的饥民（主要是农民）饿死之外，还导致国民经济进一步严重失调和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物资的极度匮乏，整个国民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的状态，使国家和民族面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危急的全面毁灭的状态。由于各省粮食调不上來（实际上各省粮食都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粮食可上调）眼看连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都巳面临断粮的危險.数以亿计的农村民众濒临断粮、数千万农民饿死，毛和中共当局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因为外国使领馆人员、外宾和新闻记者跟本就不可能进入这些地区，也就无从了解到农村大量饿死人的真实请况，当然也就无损于毛和中共在全世界自吹自擂起来的“光辉”形象。而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却不同，那里不仅有各国的使、领馆工作人员、外宾，更有许多无孔不入的外国新闻记者，如果让他们知道居民们连口粮都供应不上，那豈不让毛和中共在国际上脸面丢尽吗？如果让全世界都知道毛和中共连自巳的国家都管理不好，都被毛和中共搞得一塌糊塗连粮食都供应不上，这让毛怎么好意思再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和中共连自巳的人民都救不了，怎么能当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对于一心想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而且把面子和自巳的“光辉”形象看得比几千万人的生死更重要的毛和中共当局，直至此时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严酷的现实不仅令中共领导集团意识到；而且从异想天开的颠狂状态回到现实中的毛，也开始认识到必须纠正一九五八年以來的疯狂政策和异想天开的胡作非为，以挽救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让民众能吃饱肚子以减少民怨，只有这祥才能保住自已的江山和“皇位”。在这种危急状况之下，毛和中共领导集团决定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起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大型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來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份领导干部参加。与会人员达七千余人，故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強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強中央统一领导、加強全局观念，以迫使各地方采取一切強迫命令的方式，向巳大量饿死人的农村要粮食，用來保证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会议还把一九五八年以來因毛和中共领导集团的好大喜功、异想天开、胡作非为所造成的一切恶果、特别是饿死几千万人的责任都统统归结为是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所造成的，要省地县各级领导负责。试图把毛和中共领导集团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试图继续维护毛和中共领导集团“一贯正确”的虛假形象。这引起与会大部份干部的不滿和抵制。为避免引起众怒，迫于无奈毛和中共中央都在大会上发言，空洞地表示要对一九五八年以來事承担责任，而实际上把具体责任都推到省、地（市）、县、公社、大队直至生产队各级干部的头上。还无中生有制造出“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颠倒黑白的所谓“苏修逼债”和许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控这三个弥天大谎。试图把饿死几千万人、物资极度匮乏、经济全面崩溃的责任推到这三件子虛鸟有的事情头上。

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们慑于毛的淫威纷纷在大会上发言，一方面为毛开脱罪责，一方面继续对毛加以吹捧，其中以周恩來、林彪、邓小平表现最为无耻。周、林竟然不顾大跃进造成的一切灾难都是按毛的异想天开、好大喜功和胡作非为的瞎指挥所造成的这一铁定的事实，反而在大会上宣称所造成的这一切灾难都是因为未完全按照毛的“英明”指示办的结果（周、林在大会上上演的这一幕颠倒黑白为毛开脱和吹捧的“丑剧”今毛龙颜大悦。这为毛今后依靠林、周发动“文化大革命”清洗以刘少奇为首的潜在反对派埋下了伏笔）。邓还在大会上拿出了两个本本，一本是邓通过陈伯达选择性收集的这一阶段毛的语录、指示以证明毛的英明和一贯正确；另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以证明问题出在书记处批转的这些文件上。邓违心地让自已和书记处为毛承担责任（邓的这一表现是邓在“文化大革命中”未遭灭顶之灾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彭真和刘少奇在发言中除为毛开脱罪责外，还含蓄地表示毛应负一点点的责任，因而召致毛的忌恨，毛认为这有损他一贯正确的“光辉形像”。彭在发言为毛开脱后仅说毛应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责任，召致毛的不滿使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被打倒的第一个政治局委员。刘在发言为毛开脱后，针对毛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后來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说法，借农民的口说，有的地方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的这一发言令毛大为不滿，被毛认为是对其绝对领导地位和毛氏皇朝的挑战。此时毛已打定主意要将刘置于死地（刘在毛四年后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毛整得死无葬身之地）。

尽管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周、林、邓、彭（真）、朱（德）…等中央领导纷纷为毛开脱罪责、甘当毛的替罪羊，然而毛从大会上听到的许多代表的发言，和看到的各小组讨论的简报上感觉到了党内潜藏着批评、否定、反对毛倡导的“三面红旗”的种种“暗流”，又看到大会上出现的“打倒毛泽东”的标语。毛耽心这些“暗流”有朝一日汇合起來湧出地面，将对毛的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异想天开、胡作非为、好大喜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进行彻底的清祘，他将被作为错误路线的总代表被赶下台。毛似乎已意识到与会的这些领导骨干大多数已不是他的支持者，而是将來隨时隨地都有可能联合起來把他赶下台的异己力量。面对大会上许多代表发言暗示毛应当退下的局面，毛为了摸清政治局常委们尽管在大会上为其所犯罪行开脱、顶罪是否发自内心；常委们是否真心拥护自已继续当领袖？毛对此心里还没有底。于是毛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毛在会上虛伪地表态：“愿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平息与会代表和全国民众的怨愤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职务（这是毛在今后的清洗运动中决定将邓打倒的主要原因）。但对毛的阴险狡诈、贪爽恋栈有深刻了解的周恩來、刘少奇、林彪却表态支持毛继续当领袖，再加上毛自己。这样毛“名正言顺”地继续当他的党中央主席和毛最看重的军委主席。

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当时如果刘少奇、周恩來都表态欢迎毛辞去主席职务，趁势召开中共九次代表大会，团结全党，彻底清祘毛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与民更始，可以使改革开放政策提前二十年。国家将避免一场浩劫（指“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也不至于是那样一个悲惨结局。

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因为他们对毛和中共封建奴隸式的共产极权体制的本质认识不清。这个封建奴隸式的共产极权体制，实行的是家长式的封建集权统治，它的本质就是一党一人独裁。这个体制的最高独裁者掌握了军事、政治、经济的一切大权。这个体制与民主宪政是互相对立、互不相容的。指望一个封建奴隶式的共产极权体制国家实行民主宪政；取消个人独裁，无异于与虎谋皮，是完全不可能的。毛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大独裁者，毛深知国家暴力工具军队、情报、特务系统，以及欺骗民众的舆论宣传工具（报章杂志、广播、电影、戏剧…等）对维护其个人独裁的重要性。毛通过林彪、汪东兴、罗瑞卿、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把军队、特务、情报、治安和舆论宣传系统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即使在二月十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朱、陈、邓、周、刘都表态同意毛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毛也会轻而易举地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把朱、陈、邓、周、刘等及他们的党羽置于死地，然后通过毛掌控的舆论宣传工具向全国民众宣布：在毛的英明领导之下，成功地粉碎了以朱、刘、邓、周、陈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就象毛在几年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所做的那样。

退一万步说，即使当时把毛搞下去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换朱、刘、邓、周、陈…中的任何一个人上台，只要维持中共这种封建奴隸式的共产极权体制不变，中国就不可能废除个人独裁体制，就不可能实行民主宪政。顶多只能让中国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比毛时代略少一点，这已为此后中国的现实所证明。毛死后华国锋上台；华下台（因当时的军队掌握在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手中）邓上台当太上皇重演慈禧垂帘听政丑剧；邓之后江泽民上台；江后胡锦涛上台；胡后习上台无一不是实行个人独裁，无一不是实行一党专政，中国至今连异议人士和他们的言论都容纳不下，哪里还有什么民主宪政的踪影。

毛为保住自已的“皇位”，在自已死后把“皇位”传给江青过渡，最后传到毛的姪儿毛远新手中以实现毛家天下千秋万代世世相传的梦想，毛已决定对自已的手下进行彻底的清洗，以清除毛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一切障碍。这就是几年后毛发动另一场给国家和民族带來更为深重的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根本原因。

面对毛发动的“大跃进”造成的烂摊子，毛撒手不管，让刘少奇、陈云、周恩來、邓小平…等去收拾残局。从一九六一年春到一九六二年中共当局在刘少奇等的主持下，制定并实施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恢复农民的自留地、变象的包产到户、取消公共食堂…等）、压缩工业盲目发展（压缩并下马了一大批盲目扩建和在建的工业项目）、压缩城市人口（将近两千万城市职工和城镇居民和他们的家属下放回他们在农村的老家）。当刘少奇带着常委们的这些所谓的“调整、巩固、提高”的意见去请示毛时，毛正在游泳池戏水，毛知道刘的來意，在水中大吼：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一向在毛面前象绵羊一样温顺的刘，也忍无可忍地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说：三面红旗也否定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为顾全毛的面子，刘说：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公共食堂不办。调整政策还得继续，该退的还得退夠。尽管如此，毛还是认为刘冒犯了他，伤了毛的面子，毛已把刘视为挑战自己地位和权力的最大的潜在对手。尽管遭到毛的反对，以刘为首的中央常委们制定的“巩固、调整、提高”政策不能全面实施，但还是把农民们从饥饿、死亡的绝境中拯救了出來；把濒临全面崩溃的国民经济从绝境中挽救过來。到一九六二年以后整个国民经济才遂渐好转，饿死人的现象也大为减少。在安徽、河南等饿死人很多的省的许多地方，在一九六一年春就划了自留地给农民，有的以种种名义变象包产到户。这种地方到当年底农民的生活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不仅能吃饱肚子，许多农户还有余粮。笔者家兄，曾参军“抗美援朝”，后转业到河南省泌阳县工作。一九六一年在泌阳县邓庄公社某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当包队干部，该大队在一九六一年春就划了自留地给农民，又默许农民上山开荒种地，收获归己（那里地广人稀，山坡上能开垦的荒地很多），到这年秋收后，当地农民面貌已大为改观，不仅都能吃饱肚子，还有余粮，劳力多又勤劳的农户有的到过年时还杀了年猪。这年笔者正在大学读书，因营养不良（实为饥饿）也患了浮肿病。家兄知道后，便写信邀我到他那里去过年，以便吃几顿饱饭，治治我的浮肿病（吃饱饭是治疗浮腫病的不二灵丹妙药）。一放寒假我便乘车到家兄包队的那个大队，和他一起住在大队书记家里，有时也应邀到别的农户家做客，不论是在大队支部书记家里；还是在其他农户家里吃饭，红薯、玉米饼甚至白面馍饃都可敞开肚子吃个夠。在那将近一个月的寒假期间，我终于找回了久违的“饱”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那样的美妙、那样的值得反复回味，是没有经历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之下的人，永远也体味不到的。在那个期间我终于实现了在学较里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下的同学们之间谈论最多的（也是夜晚梦得最多的）梦想─何时能敞开肚皮吃上一顿像铳子一样硬的饱饭（因粮食定量标准低，还要被食堂工作人员尅扣一些，当时流行的做法就是煮或蒸饭时多加水，致使煮或蒸出來的饭像稀饭，可在饭后的短时间内缓解一下人们的饥饿感，所以吃一顿硬饭也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奢望”）。我不仅实现了当时人们何时能饱餐一顿的最大梦想，而且在那个寒假期间几乎是顿顿饱餐。将近一个月的饱饭，不仅使我的水腫病消失得无影无踪，脸上还呈现出久违的红润。很难想像泌阳这个一年前还是个饿死了近20％人口的地方，一年后居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的变化。人还是原來的那些人，只是减少了近20％；地还是原來那些地，只是多了一些新开垦的荒地和分给了人们一点自留地。政策的些微松动便带來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和效果，足见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和饿死数千万人完全是毛和中共当局的异想天开、胡作非为漠视国民疾苦和生命，一心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狂想所造成的。而不是毛和中共所声称的“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民主革命不彻底”、“许多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握，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服”所造成的。

为了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別工作的通知》决定对大跃进以來所有被拔白旗、被划为右倾饥会主义份子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为这些人摘掉“白旗”、“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帽子。据邓小平在相关会议上称：（被“拔白旗”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他们的家属、亲友、同事…）有数千万。

尽管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陈云…的“调整、巩固、提高”的政策已经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帮毛度过了危饥，保住了毛的“皇位”，但毛并不买账。毛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又大讲阶级斗争，严批“黑暗风（指认识到当前情况的严重性的看法）”、“单干风（指自留地、开荒、包产到户等）”和“翻案风（指为被拔白旗者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甄别平反）”。到这年九月廿四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不再提他那臭名昭著的“三面红旗”，而是強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声称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險.此后毛还提出办一切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声称只有纲举才能目张。老奸巨滑的毛把事实上已经不存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到路线的高度，就使得毛在今后的党内斗争中可以轻而易举的将“阶级敌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些罪名強加到被毛视为潜在对手（刘、邓、周、陈、彭真…等人）的头上，令他们死无葬身之地。而刘、邓、周、陈、彭真…等人不知里就，居然还跟着毛在全国大抓阶级斗争。在一九六三年全国经济形势已全面回升后，毛为了全面推卸自已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饿死四千多万人的罪责，和证实毛关于许多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阶级）敌人手里的无中生有的论断。毛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试图把农村刮共产风、浮洿风、強迫命令风、強拆农民房屋、打人骂人、打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饿死人的罪责全部推到“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头上。通过“四清运动”毛不惜忍痛把一大批“大跃进”时期，实行毛的胡乱指示最坚决、“五风”刮得最厉害、产量“卫星”放得最高、反瞞产运动最下得手、上调粮食最积极、饿死人最多的紧跟毛的积极份子（毛内心深处是非常欣赏、看重这些紧跟他的积极份子的，但为了推卸洗涮自已的滔天大罪，冷漠无情的毛毫不猶豫地把这些积极份子抛出來作为自已的替罪羊）打成“四不清干部”、“阶级敌人”。因为这些人民愤极大，毛忍痛牺牲这些紧紧跟隨他的这些积极份子，就是要把毛的胡作非为造成的一切灾难的罪责都推到这这些人的头上。毛要让农民们知道，是毛领导的“四清运动”才把他们从“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的欺压下再次解放出來，毛这个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和平时期饿死四千多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的罪魁祸首又把自已打扮成了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的这一现在看起來不可能有效的十分拙劣的技俩，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在数以亿计长期被中共洗脑、灌输共产极权教条的中国民众面前还十分起作用。这使得当时许多不明真像的民众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煉钢铁”、大办公社食堂…造成的巨大灾难迁怒于“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许多人居然认为毛和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干部把事情搞糟了。

为了整粛、威慑青年知识份子（中老年知识份子早已被“解放”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整得服服贴贴，不敢“乱说乱动”了），因为只有新成长起來的青年知识份子，他们有知识有文化，也就有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能力。其中不乏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们之中面对“解放”以來毛和中共的所作所为，特別是“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对国家和中华民族带來的深重灾难感到痛心疾首。其中的先知先觉者，已对中共及其倡导的共产极权体制的正确性、先进性产生了怀疑。他们之中已有人在思考、探索救国救民的新的道路。这种状况毛和中共当局，早已通过遍布全国各行各业、各单位的宻探、告宻者、线人而有所察觉。毛和中共当局决定在高校的青年知识份子中（主要是全国各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开展一场整粛运动，其性质与目的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相似。毛指使周恩來与高校部、中宣部共同制定了一个《中共中央八十五号文件》（是一份关于在高等院校学生中，主要在应届毕业生中查处一批所谓“反动学生”的中央文件），该文件要求全国各高等院校每年都要在应届毕业生中，按一定的比例查处一批“反动学生”，并组织全校师生对他们的“反动思想”（对其中思想特别“反动”的典型要组识全省高校师生联合进行批斗）进行反复的检举、揭发、批斗，然后将“反动学生”遣送农场“劳动教养”、“劳动考察”，以此來杀雞教猴，震慑全体师生。该文件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实施到一九六六年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停止实施[註：7].

毛号召各级干部都要下到农村搞“四清运动”，开始干部门不知毛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耽心将来又招來“左倾”或“右倾”的罪名，所以各级干部对“四清运动”并不积极。因为毛为达到威慑、惩处、操纵手下各级干部的目的，同一件事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一会儿把它说成是右的；一会儿又把它说成是左的；一会儿把它说成是好的；一会儿又把它说成是坏的。你无论怎么紧跟毛，毛总是能找到借口给你加上某种罪名，对你加以打击、惩处，而毛自己总是对的、总是立于不败之地。这让毛的手下在毛的面前总是颤颤兢兢、低头认罪、接受惩罚、哀求获得毛的宽恕。更何况这场运动要惩处的对象就是各级干部，所以受到各级干部的消极抵制也是情理中的事。见此状况为讨毛的欢心，为紧跟毛的“伟大战略布署”以巩固自已毛的“接班人”的地位，刘少奇指示组识部长安子文，安排各级干部下到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刘指示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于是全党动员，省部级干部下去一百八十多人、地市级干部下去一千多人，“四清运动”在全国各地分批次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來。这一状况令生性多疑的毛感到自已的话不不如刘少奇灵了。毛认为这是大权旁落、自己已被刘、周、邓、陈…等人架空的征兆。此事更坚定了毛要尽快除掉刘、邓，以消除对自已绝对统治地位的威胁。尽管刘跟隨毛干“革命”数十年，刘居然没有把毛的本质看透，毛哪里是真正要刘当自己的接班人，毛是想要刘、周、邓、陈、林彪…等人辅佐自己建立的毛氏王朝千秋万代永续下去。

毛发起“四清运动”的目的是想把自己领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煉钢铁”…等一系列异想天开的胡作非为给民众（特别是农民）带來的深重而巨大的苦难的罪责推到“阶级敌人”和“四不清干部”的头上。毛开展“四清运动”的方式是典型的毛氏手法即：挑动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民众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彼此争斗，毛和中共从中操纵，以达到运动的目的。毛和中共先从一部份地区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组”到另一地区开展“四清运动”，发动当地的贫下中农对当地的各级干部、阶级敌人进行检举揭发、批斗、处分。等这个地区的“四清运动”结朿后，又组识这个地区原來被批斗的干部组成新的“四清工作团、组”对前一个地区那些來批斗过自已的干部进行检举揭发批斗。全国各个地区依此轮番进行“四清运动”。搞得各级干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许多干部、“阶级敌人”被批斗、殴打致残、致死或被迫自杀，许多家庭被搞得家破人亡。

毛通过“四清运动”已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高举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饿死四千多万人的罪责转嫁到“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的头上。但毛的威信在各级干部（上至中央下到省市县）眼里已大不如从前。毛为重树自已的绝对权威、为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各级老干部，毛视他们对毛的绝对领导地位和权力形成了潜在而巨大的威胁；毛还把在他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功勋卓著，现在又位高权重的党政军的所有老干部们都视为其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最大障碍。于是毛决定打着反修防修、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旗号在全国范围之内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文化只是这场运动的由头和导火线）。这场运动规模之大（波及全国每一个角落）、时间之久（长达十年之久）、对文化、社会、经济、道德、人性和人的生命造成的破坏、摧残和灾难不仅对中国而言；甚至对全世界來说都是史无前例的。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至今国内外绝大多数人都还不清楚。许多人误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许多人误认为毛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是为了监督党、改造党、使党实现革命化、民主化；许多人误认为毛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社会；就连那些对中共极权统治的本质有所认识的人都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毛与中共领导集团之间的另一场狗咬狗式的内斗的新形式，只是内斗的规模比以往更大一些；时间更长一些罢了。这都是因为这些国内外人士对毛的本质、对毛参加共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缺乏深刻的了解所致。毛是怀着实现自已封建帝王梦、建立千秋万代永续不绝的毛氏王朝的“理想”投身中国共产革命的。滿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要为毛死后将“江山”先交给江青过渡，等毛的姪儿毛远新成长起來后，再将“江山”交给毛远新（以后一代一代交给毛家的子嗣）扫除一切障碍。毛要扫除的最大障碍就是那些提着脑袋跟隨他打“江山”劳苦功高、现在又位高权重的、以刘、林、周、邓、陈…等为首的一大批党政军的老干部们。这些人不打倒或被整得服服贴贴甘心情愿辅佐江青、毛远新完成由党天下到毛家天下的过渡，毛就不能实现毛氏天下代代相传的封建帝王梦想。因为这些劳苦功高、位高权重的老干们尽管在毛死后极有可能为争夺“江山”而彼此争斗得你死我活，但他们决不会在毛死后把江山交到劳少功低、位低权轻的江青、毛远新的手里，这一点精明老道的毛早已看出來。

为达到把阻碍毛把党天下转化为毛家天下的几乎所有老干们都打倒的目的，毛知道光靠以前贯用的通过栽赃罪名拉拢几个老干，打倒几个老干的手法，已不可能在他有生之年把老干们全部打倒，或是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甘当毛家王朝的忠实家臣，诚心诚意辅佐江青、毛远新完成从党天下到毛氏天下的转变。毛必须找到一种更快更有效的办法在他有生之年内，在较短的时间里把那些阻碍他完成由党天下到毛氏天下转变的党政军各级老干们全部打倒。由于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实权基本上都在老干们的手里。毛深知仅靠自己的几个亲信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这些手握实权的老干们都打倒的，搞不好激起老干们团结一致的反抗，自己反而有可能被团结起來的老干们打倒，使自己多年來对国家对民族所犯下的罪行遭到清祘.毛决定利用三年大跃进以來民众对各级干部的不满和怨愤，利用自已被老干们吹捧起來的威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鼓动民众特别是毫无人生经验、缺乏判别是非能力的青年学生來打倒党政军内的各级老干。为达到这个目的老谋深祘的毛作了充分的准备。

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毛，首先以“接班人”作为诱餌拉拢掌握军权的亲信林彪，毛通过林彪把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毛深知，只有在民众和青年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能从容操纵不明真像的民众和无知盲从的青年学生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场破坏力无与伦比的群众运动，毛美其名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党政军内的老干们彻底打倒或慑服，以铲除毛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障碍。为此毛通过林彪首先在军内，然后在全国大力宣扬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大树毛的绝对权威、大力宣扬毛的英明伟大、一贯正确。在林和毛掌控的御用文人们和御用宣传工具的大力宣扬和无耻吹捧之下，毛的威望一路飈升，直至被捧上神壇，毛的威望已达到难以逾越的颠峰状态。在这场毛通过林彪发动的造神运动中，那些毛要打倒的以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等为首的老干们也“功不可没”，没有他们对毛一贯的吹捧、宣扬；没有他们在这场造神运动中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毛的威望不可能达到这种颠峰状态，不可能被捧上神壇。可怜这些老干们跟随毛干了一辈子“共产革命”居然没有看清楚毛参加“共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不知道毛参加“共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在中国实现那虛无飘渺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而是打着共产革命的招牌以实现自己的帝王梦，并建立一个世代相传的毛氏王朝，就像今日北朝鲜的金氏王朝一样。老干们特别是那些最高层的老干们不知里就，居然都眼巴巴地盼望毛百年之后，把他们和毛一起打下的“江山”传给他们。老干们为争当毛的“接班人”不仅争相向毛献媚、吹捧、讨好毛，而且彼比之间还进行了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如高岗、饒漱石与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陈云之间的斗争；刘少奇与林彪之间的斗争，以及后來林彪、陈伯达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间的斗争；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再加上毛远新之间的斗争）。

到一九六五年毛认为扫除他实现从党天下到毛家天下转变的障碍的时机已经成熟：毛通过林彪已经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已手中；毛通过汪东兴、谢富治等已经把情治、特务系统牢牢掌控在自已手中；毛通过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已经把绝大部份舆论宣传工具牢牢控制在自已的手中；毛通过林彪等亲信已经把毛心目中毛家王朝的过渡继承人━毛的老婆江青成功推上了政治舞台、毛心目中真正的“皇位”继承人毛远新正在大力培养之中；毛的威望在林彪和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各级老干们还有以无耻文人郭沫若为首的御用文人、学者的无耻、狂热吹捧之下已达到登蜂造极的地步。毛已被吹成了真理的化身，这使毛拥有了可以颠倒黑白、反手为云复手为雨、指鹿为马的绝对权威。

早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提倡海瑞精神，要干部学习海瑞“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其目的是诱使一些老干向毛提意见，然后对其进行无情打击和惩罚，以把毛实际上的和毛臆想中的潜在的对手消灭在萌芽状态。在不久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果然中招。在会议期间彭上书给毛、张会上发言对毛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煉钢铁、大办公社食堂仅仅避重就轻地提了一点意见，给果被毛伙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等打成彭、黄（克诚）、张、周（小舟）反党集团而惨遭打击迫害。毛还通过胡乔木动员无耻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吳晗[註：8]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的文章，后来吳又为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编写了《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吳这些讨好毛的行径不仅未得到毛的赏赐，反而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给自己召来杀身之祸。

到一九六五年底毛认为整肃老于们的时机它经成熟，毛通过江青鼓动张春桥、姚文元撰写了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名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此为起点掀起了对吳晗及其《海瑞罢官》以及吳晗、邓拓、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和与此相关的长京市委书记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的大批判，由此揭开了毛以整粛老干们以扫除其由党天下向毛心仪已久的毛氏天下的转变最大障碍为目的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序幕。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的运动。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撤销《二月提綱》、撤销了毛于一九六四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为：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扬和吳冷西）。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组员包括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七人。接着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俗称：“五一六通知”，许多研究“文革”的人都把“五一六通知”发布的时间当作“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时间）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扫除的最大障碍是以刘邓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精明老道的毛深知刘邓身边有一大批人掌握着许多部门的实权，一开始便对刘邓下手风險太大，所以毛先剪除刘邓的羽翼，使刘邓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然后再对刘邓下手。所以“文革”一开始毛就把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陸定一作为首先打倒的中央级老干。打倒彭真是因为彭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大跃进”期间毛也有些错误，令毛耿耿于怀，认为这有损毛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他主持写的“二月提纲”及对吳晗的保护均与毛的意见相左。特别是彭在文革初期对江青的不敬更令毛无法容忍，毛不能容许一个不能紧跟他的人当北京市委书记；打倒罗瑞卿是因为罗试图取代多病的林彪而与林有矛盾，而此时毛要拉拢林为其掌握军权故需要牺牲罗。此外罗长期担任特务情治系统首脑及毛和中央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毛许多见不得人的内幕罗都清楚，毛为防止他这些见不得人的内幕洩漏出去，也需要“杀”罗以灭口。而且罗还参与了在毛的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事情，这也令毛对其无法容忍；打倒杨尚昆是因为杨系中办主任，曾跟据刘、周、邓等的意见在毛的专列上安装窃听器，事发后毛对杨大为不满。又因为杨任中办主任多年，对毛和中共高层那些见不得人的内幕知之甚多，毛也需要对之灭口；打倒陆定一是因为毛认为陆与刘邓是一伙，陆又参与“二月提纲”的编写，和对吳晗等的保护，陆任中宣部长多年，毛向來看重舆论宣传工作，他不允许一个异已分子掌管中宣部这祥重要的部门，所以毛决定将其打倒。

毛一下子不能把以刘邓为首的老干们全部打倒的顾虑是有依据的，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为打倒罗瑞卿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表决毛林关于撤销罗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等一切职务的提案时，虽然通过了，但不是中共党内贯常的全体一致通过。常委表决时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投了反对票；政治局表决时彭真、刘伯承投了反对票，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政林投了弃权票。会上不仅不让罗进行申辩，连会议也不让罗参加。

仅仅为了打倒一个罗瑞卿，毛、林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才让取消罗的一切职务严加惩处的议案在常委里仅以四比三的表决结果免強通过。在政治局投票刘、邓……陈见毛意以决不可能改变，慑于毛的淫威只好和其他委员一起改投弃权票。这使毛意识到两点：一是：老干们真心支持他的不多；反对他的不少。他要防止他们团结起来对他群起而攻之。老奸巨滑的毛，利用老干们之间的矛盾从中挑拔离间，玩弄拉一派打一派贯技，而且打的时候有时并不一下子将对手置于死地，而是把这些人关起来加以审讯、批斗、拆磨，要他们写无穷无尽的检讨，承认那些被毛、林及其党羽们栽到自己头上的无中生有的罪名，往自己头上泼脏水，使他们以后不能翻案。还给这些人造成一些虛假的希望，一方面使这些人不致因绝望而采取狗急跳墙的举动。例如在惩处邓小平时毛力排“四人帮”要把邓小平彻底打倒开除党藉的意見，坚特保留邓的党藉下放工厂劳动以观后效。这使得邓一辈子对毛感恩载德，以致邓复出后，虽搞所谓“改革开放”仍然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反对对毛所犯罪行进行批判、清祘.另一方面也使那些暂时尚未受惩处的老干们也不致因绝望而狗急跳墙挺而走險，互相团结起来把毛拱倒。善于利用人性弱点的毛，在这方面确实做得精明老道。在“文革”期间尽管毛把大大小小的各级党政军老干们整得凄凄惨惨，甚至家破人亡，但表面上都服服贴贴，以致整个“文革”期间毛隨意整人、害人无数，隨心所欲胡作非为，把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搞得濒临崩溃长达十年之久，居然没有激起任何一个老干公然对毛进行反抗，更不要说讨伐、清祘毛的罪行了。

二是：对罗进行惩处的决议在政治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会上表决的结果使毛意识到今后决不能把惩处老干们的事拿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会上讨论表决，更不能拿到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表决（尽管这类讨论表决仅仅是走过场，结果毛早已确定了）毛意识到在政治局常委中、政治局委员中、中央委员中，毛惩处大批老干的决定不可能得到其中多数委员的拥护。因为暂未受惩处的老干们都会意识到，说不定下一批受惩处的就是自已。此外召开这类会议给委员们互相通气、互相串联宻谋提供了机会和场所，使老干们有可能串联起来在某次会议上团结一致把毛拱倒。。为此毛要制造一种状态使老干们彼此隔离、互相孤立、相互之间不能彼此关照，这样使老干们不能团结在一起、扭成一股繩与毛对抗，这种彼此隔离的状态也有利于毛离间、挑拨老干们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彼此不和、互相攻讦以便毛从中操控。

一贯善于发动群众，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到自已的政治目的毛，终于找到了一个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声称党内存在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党内存在一个以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开始没有点明’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毛利用自己被林彪和各级老干们吹捧起来的巨大声望，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煽动学生、工人、一般干部和农民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起来造各级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即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各级老干们（从党中央到各部、委、省、地、市、县的党政军老干们）的反.为此毛不惜中断正常的铁路、公路、水路运输，让这些交通工具全部用來从全国各地运送“红卫兵”们到此京接受毛的检阅和鼓动。在一九六六年毛先后八次分十批接见从全国各地蜂湧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来朝拜他的红卫兵，总数达一千二百万人。在毛和中央文革的鼓动之下，全国成立了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毛的煽动之下学生不上课、工人不做工、干部不办事、农民也有许多不种地，一心一意跟隨毛“闹革命”。致使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几乎无法正常进行，全国的社会生活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煽动和支持之下，红卫兵们纷纷揪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部，老干们被隔离审查、被批斗、被打倒、被夺权、被羞辱、被关押，其中有许多被打死、整死或被迫自杀，弄到家破人亡的地步，这正是毛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处于这种状况下的老干们彼此被单独隔离审查，使他们自顾不暇，成天惶惶不可终日，写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检讨、交待那些永远也交待不清的历史问题、交待自已反党反毛的罪行。并要随时接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批斗、殴打和羞辱，哪里还有什么时间、精力和可能來关注其他老干，更无法彼此串联、宻谋、团结一致来对抗毛。在毛的怂恿、支持下，毛利用红卫兵的暴力批斗、羞辱和毛、周及“四人帮”掌控的情治系统成立的“专案组”以整“黑材料”污陷的方式，毛顺利地将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陈毅…等一大批老干们打倒、迫害致死。邓小平及其他许多党政军的老干们被剝夺权力，或蹲监狱、或遣送偏远地区监管劳动。面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老干们也曾试图“反抗”。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招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以李富春、陈毅、听剑英、徐向前、聶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为首的老干们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文革派成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在会上争吵到拍桌打椅的地步。老干们指责中央文革和红卫兵、造反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夠，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老干部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老干们指责“造反派”、“红卫兵”头头是反革命。老干们哪里知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之内把所有的老干老帅们统统打倒并剝夺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成为护卫毛家天下的忠实奴才。老干老帅们这次大闹怀仁堂，被毛和中央文革定性为“二月逆流”。为镇慑老干、老帅们的反抗，毛于二月十五日下令调林彪的嫡系部队三十八军从吉林通化到北京地区“勤王”。二月十九日毛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指定周恩來、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参加会议。毛在会上大发雷霆，宣称中央文革97％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毛挑拨林彪与老帅老干们的关系，称有人要夺林的权，要林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毛就要和林重上井岗山打游击。毛还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老帅老干大闹怀仁堂事件。毛之所以指定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这三位大闹怀仁堂的参与者参加，是因为毛深知这三个人都是有名的墙头草、见风驶舵、胆小怕事，毛有绝对把握通过大发雷霆镇慑住他们，并通过他们把毛的震怒和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态度转达给大闹怀仁堂事件的参与者，对他们形成心理上的压力。毛发完脾气，唯毛的马首是瞻的周恩来立即作检讨，并秉承毛的旨意提议陈毅、徐向前、谭震林请假检讨（实际上就是撤销他们的职务、剝夺他们的权力），获毛同意。待毛的“勤王”部队三十八军进驻北京地区后，毛已掌握克敌制胜的王牌，于是毛与老帅老干们摊牌。毛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以连续召开七次政治局生活会为名，由江青带领她的中央文革成员对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聶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逐个进行批斗。在大兵压境，和被老帅老干们自已吹捧起来的毛的绝对权威的威慑之下，老帅老干们纷纷缴械投降，作出检讨，违心承认中央文革成员強加在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的反党、反毛、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这样一来，毛已将政治局委员中的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聶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全部打倒或剥夺权力靠边站，只剩下早已不理政事重病在身的刘伯承，此外就只剩下毛、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五人。毛有意使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局陷入瘫痪，以便他御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取代书记处和政治局。这样毛自己便“名正言顺”独揽党政大权。至此毛已成功将他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世代天下转变的最大障碍━中共党政军的元老集团全部打倒或靠边站的目的。

毛在这些生活会上，不仅大发脾气威慑老帅、老干们，还挑拨林彪与老帅、老干们的关系，毛对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岗山打游击。”毛的这一番话经叶群传到林彪耳里，令林彪忧心忡忡，怀疑老帅们中真有人要夺他的权。毛成功地挑拨离间了林和老帅们之间的关系，使林彪与叶剑英、徐向前、聶荣臻对抗中央文革的联盟土崩瓦解。毛的阴谋得呈。但当林彪为鞏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对以徐向前为首的红四方面军和四野之外其他野战军将领进行打击、整肃时，毛又出面充当好人，保护这些将领，令这些遭林彪打击整肃的将领们对毛感激涕零。毛以此來阻止林彪在军队系统势力的过度扩张，并赢得这些遭林打击整肃的将领对毛的忠心。

毛在鼓动、利用红卫兵们造老干们的反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鼓动利用“红卫兵”、“造反派”们来攻击被毛一向视为心头大患的知识份子。毛就像给老干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帽一样，又给知识份子们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任由红卫兵们姿意批判、凌辱、丑化。他们被说成是一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学无术的寄生虫、苏修特务、外国间谍，说他们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份子们和老干们一样，被揪斗、被抄家、被挂牌游街、被关“牛棚”[註：9] 、被隔离审查、被迫写无穷无尽的交待、检讨。到后来有的被关押、被判刑、被“劳教”；有的被遣送工厂、农场、农村、“五七干校”从事繁重冗长的体力劳动，以摧残他们精神和身体，剝夺他们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精力。许多知识份子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精神失常。

一九六六年六月在毛的指使下，人民日报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向红卫兵提出“破四旧”的号召；同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又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自此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之下红卫兵们在全国掀起了“破四旧”的高潮。从一九六六年中直到一九六八年底红卫兵们被毛趕去“上山下乡”[註：10]为止的两年多的时间内，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全国有无数沉淀着中华民族四千年文明的文物古跡被彻底摧毁和损坏、全国有无数珍贵的典藉（其中包括许多孤本）、文艺作品、科技著作、许多国宝级的艺术珍品、文物、字画、书法作品都被毛教唆、鼓动的红卫兵们付之一炬而灰飞烟灭；或是被当作废纸送往造纸厂作造纸的原料。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不可逆转的惨重损失。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破坏，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方面就连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徒、斯大林和他的“克格勃”、日本军国主义份子都难以望毛的项背。

原來遍布全国各大小城镇甚至乡村的祠堂、庙宇、道观、古建筑、陵墓、历史遗跡除个别被军管加以保护的之外几乎荡然无存。就连地处大西北人跡罕至的沙漠之中的名胜古跡月牙泉都不能幸免。笔者早几年曾到该处旅游，据导游介绍，月牙泉南畔岸上原有一百多间历代修建的庙宇、道观及楼台亭阁，在“文革”期间俱被造反派、红卫兵们焚毁殆尽，现在看到的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除能供游人观赏外，已不具备原来的历史、文物和研究价值了。

从“文革”开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以大、中学生为主）、“造反派”组织（以工人、职员、干部、农民及一般民众为主）。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要造当地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另一派则是要保当地各级当权派。他们为此，以及为争当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的名声而彼比争吵、争斗。在以江青有首的中央文革的唆使挑动之下，这些争吵争斗在许多地方发展成武斗。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市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在毛和中央文革的背后支持怂恿之下，从上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夺权風暴（史称“一月風暴”又称“一月革命”）。在这场向全国各地各级老干们夺权的风暴中，各造反派之间为夺取、瓜分从老干们那里夺取的各种权力进行了大规模残酷的武斗。武斗所用的武器由开始的棍棒、刀具发展到使用各种槍炮甚至出动装甲车、坦克的地步。从一九六六年中开始到一九六八年底才基本结束的两年多的武斗中，不仅在武斗双方造成了大量伤亡，而且也给无辜民众带了巨大的灾难和重大的伤亡。

武斗使得大量的武器弹药流散到民间，对民众的安全形成巨大的隐患。笔者有一位朋友在一九六七年的一天，正坐在家里二楼邻街的一个房间看书，不料禍从天降，楼下街上的小孩玩不知从哪里弄來的手榴弹，不小心突然爆炸，弹片飞到二楼朋友的房间，将朋友的一只眼完全炸瞎，更要命的是几块小弹片穿进朋友的胸膛，击中了朋友的心脏。当时立即被送往湖南医学院附属一医院急诊室搶救。医院已向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当时的情况家属、医生都认为搶救无望。院方已要求朋友的单位和家属安排后事。然而奇迹出现了，经医生手术后朋友居然活了过來，只是一只眼已失明，至今心脏内仍残留一极小弹片，因太靠近心脏中心无法取出。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毛和中央文革的背后支持和怂恿之下，从上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月夺权风暴尚在进行之中时，毛就迫不及待地试图对以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进行打击、整肃，并想让中央文革插手军队事务。在这年一月十九日召开的，有关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在毛背后的指使之下，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指责：“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又的边沿、以萧华为首的总政与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在文化大革命面前，军队不能搞特殊”。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聶荣臻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应与地方的有所区别。为此与江青等进行了激烈的争吵。林彪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林彪把江青叫來，对她大发雷霆。指责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对解放军、对总政、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攻击毫无根据，并宣称要把此事告到毛那里去，要当面向毛辞职不干了。江青则把责任完全推到陈伯达的头上，说这是陈个人自作主张的的意见，与毛江无关。此事在叶群的斡旋之下最后下不了了之。林彪知道江、陈…等背后是受毛的指使和支持（没有毛的许可江、陈等是不敢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那些话的）。林对江大发雷霆、讲那些话和要辞职不干的表示，实际上是发给毛看、讲给毛听的。林当时之所以敢对江（实际上是对毛）发那么大的脾气，有两个原因：一是：林深知军队是他和毛博弈的唯一资本。对毛一贯善于过河拆桥、兔死狗烹的本性有深切了解的林，知道一旦军队象地方上一样被造反派们夺权，那么他的死期就到了。为此林不得不尽力一博；二是：当时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市下至公社、大队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尚在进行之中，还有相当部份权力掌控在老干们手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权力基本上都掌握在军管会手中，也就是掌控在以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手中。毛还得依靠林的军队威慑当时尚未全部被打倒、被夺权的老干们、毛还得依靠林的军队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使林有充足的底气敢于通过江青对毛大发雷霆、要与毛摊牌。在毛林的这一回合较量中，毛失祘于操之过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打祘对以林彪为首军队系统动手。毛只好暂时退一步，和江一样把责任完全推到陈伯达头上，对陈进行批评，并让陈作检讨了事。此事让毛知道林不可能成为死心踏地辅佐毛家王朝的忠臣，林是一个争当毛的“接班人”的竟争者，这让毛坚定了时机成熟时清除林的决心。此后毛还试图让江青插手军队系统，毛要谢富治向林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公厅或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也遭到林的抵制未能得呈。

为罗织彻底打倒刘少奇的罪名，在一九六六年底在毛的授意下由汪东兴、谢富治出面组织人员先成立王光美专案组，到一九六七年三月毛通过政治局常委决定将该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努力”，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专案组通过翻查敌伪档案、编造歪曲事实、胁迫当事人作伪证等方式编造了一系列刘、王的罪行和罪证。刘少奇成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王光美成了美国、日本和蒋介石匪幚的三重间谍。此时，毛认为时机成熟，便于当年十月中至十月底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由毛亲自坐镇。在毛的威逼胁迫之下会议通过了江青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全会“一致举手通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与会的一百卄四人中仅中央委员陈少敏女士未举手，由此可见中共党内高层除陈少敏之外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刘少奇于次年11月12日被毛迫害至死；王光美被关押至毛去世后才放出来。

到一九六八年底，被毛视为他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主要障碍的各级老干们，已被毛通过江青掌控的各种级别、各种名目的“专案组”配合声势浩大的“红卫兵”揪斗老干们的残酷的“革命行动”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不经过任何法律和党纪程序被打倒、或是已被整得服服贴贴成为毛家王朝的忠实家臣。

在1967年1月毛又通过首先在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各省市地县、从中央各部委到各机关单位、大中型厂矿企业，以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方式不经过任何法律、党纪程序便一下子将各级老于们手中的权力利剥夺殆尽。老干们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自杀身亡、有的致残、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关押、有的被遣送工厂农村強制劳动。他们手中的权力已被剝夺。余下的一些被毛整得服服贴贴，对毛欲建立的毛家天下已不构成威胁的老干们，因尚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工作能力被“结合”进各级新的领导班子（各级“革命委会”），毛利用他们的能力和经验来为他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一九六八年底毛全面整粛老干们的目的已达到。此时在毛的教唆、纵容、鼓动之下已变得无法无天、崇尚暴力、崇拜权威、迷信领袖；同时又有着厐大组织的、处于狂热状态下的红卫兵们，他们既无书可读，又无学可升（学校的教学和招生都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停顿），更无业可就（全国的工厂、矿山、机关、事业单位、供销、服务部门均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停顿或半停顿状态）。通过两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之中的头腦敏锐者，从揪斗各级老干们而成立的“专案组”流散到社会上的中共内部档案、老干们的黑材料中，看到了中共内部的荒滛无耻、特权、腐败、虚伪、凶残、你死我活的内斗与对民众的欺骗。使这些人对毛、对中共的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之中的一小部份人已开始觉醒。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湖南省第一中学的杨牺光（后改名杨小凱），他当年写了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名叫《中国向何处去？》，对中国的现状及未来进行了一些非“正统”的探索。在社会上特別是在“红卫兵”中产生了不利于毛和中共的影响。杨因此而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刑，抓去坐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放出来。

人数众多，又有厐大组织且已开始觉醒的“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的共产极权独裁统治构成了新的潜在威胁。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高歌从延安经过西柏坡一路走进北京城，夺取全国政权的毛和中共深知团结一致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面对有组织的厐大的“红卫兵”队伍形成的潜在威胁，毛决定象对待老帅老干们一样是先拆散他们的组织，把他们分散开来，使他们彼此不能相顾，以此消弭数以千万计的有组织的“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的共产极权独裁统治形成的威胁。于是毛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毛决定充分利用他被吹捧起来的巨大威望，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名义，把红卫兵们分散下放到全国广大的农村去。用繁重的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和生活上的压力困住他们，使他们无暇他顾。以解除这一大批人对毛及其共产极权独裁政权构成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借此减轻城市因“文化大革命”对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而带來的粮食、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和高失业率等状况。一向擅长兔死狗烹、过河拆桥的毛利用自己被神化了的巨大“威望”在该年底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來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欢迎他们去”。于是从一九六八年底开始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红卫兵们上山下乡的高潮。史称“上山下乡”运动又称“知青运动”[註：10].据统计全国有一千七百多万知青先后被下放全国各地农村、农场。

与此同时，毛为减轻城市粮食、物资供应和就业难的压力，又把一大批家住城镇的“五类份子”及其家属、被整肃的部份老干、知识份子及其家属、虽未戴“五类份子”的帽子但出身不好的、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及其家属、城镇出身虽无政治问题但无固定职业人员及其家属強制遣送到农村接受监管和劳动改造。这些人在农村的处境比“知青”们更为悲惨、更为困难。这类“下放”人员的总数高达1千4百万[註：11]

毛为了达到他全面打倒老干们的目的不惜白白牺牲、耗费中华民族一代人的青春、停顿教育长达十年之久使中国在“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身上形成了一个文化、科学、技术上的断层。使得后来我国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一段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局面，严重滞后了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

“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长身体、长知识的最佳年龄阶段，他们被毛和中共剝夺了受正常教育的权利。他们能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他们受的教育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冷酷元情、对领袖、权威和暴力的盲目崇拜、对法制、对文化、对良知、对传统、对伦理道德、对怜悯心的蔑视和践踏。

到一九六八年底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们基本上都被打倒，而且不论被打倒了的；还是被毛整得服服贴贴尚未被打倒的，他们原来手中掌握的权力都被剝夺，这些权力已被江青为首的各级造反派以“革命委会”的方式，和以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主要是林彪的嫡系原四野战军）通过军管的方式所掌握。此时毛已把党政军警特的全部权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毛认为阻止其实现从党天下到毛家天下转换的党政系统的最大障礙已被清除，毛已有绝对把握操控一切。

毛为了让自已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在文革期间的一切胡作非为、倒行逆施得到全党的正式认可。于是，毛决定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按惯例早就应当召开的中共“九大”。此时毛实现毛家天下余下的最大障碍就是毛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及其军队系统。毛虽然已下决心将这最后最大的障碍彻底消除。但鉴于前一次操之过急險些逼得林及其“四野”系统的军队和他摊牌的经验教训。因军队系统最关键的部门基本上仍然掌握在林彪及其亲信黄永胜（总参谋长）、吳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司令）、邱会作（总后勤部长）…等高级将领们手中。毛知道清除这一障碍的时机尚未成熟。毛为笼络、稳住和麻痹林及其军队系统。毛在“九大”上修改党章。除认可毛在文革期间所有的胡作非为和倒行逆施之外，还违背常规，居然在党章上明文规定林彪作为毛的“接班人”，以此稳住和麻痹林及其军队系统。但毛在九大上已开始往林的军队系统“掺沙子”将非“四野”的将领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陈锡联安排为政治局委员、李德生安排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到文革后期还被毛提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毛还将一些已被他整得服服贴贴的非“四野”将领，和一些被打倒、被剝夺了实权的老干、将领安排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

在讨论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时，毛为了阻止林系的黄永胜（黄当时是取代了军委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是林的嫡系）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会，毛不惜以牺牲江青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机会，最后拍板江、黄二人都不进常委会。这样政治局常委就只有毛、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陈、康是毛的死党，毛虽不把周完全当自已人（因毛周相处数十年，毛深知周的阴險园滑，极善两面三刀，又极善伪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常令被周惩处和祸害的干部、民众包括许多老干老帅和知识份子在内，在被周惩处和祸害之后，不仅不记恨于周，往往还对周感激涕零。周因此在在这些人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这又是毛最为忌惮的），但毛已把周整得服服贴贴，一贯唯毛的马首是瞻；况且毛还得依赖周幫他处理繁杂的国内外具体事务。这样毛在政治局常委内对他不放心决心要打倒的林拥有四比一的绝对优势，以此作为对林彪的以四野为主的军队系统的制约。

在此之前毛已通过多次调整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人员的方式将大部份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调整为毛认为较为可靠的非“四野”的将领。以此拉拢这些将领。毛还挑拨这些将领与林之间的矛盾，以此分化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彼此不和，彼此爭当毛的忠实奴才。不过。象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等重要大军区、总参、总政、总后、空军、海军等关键部门仍被以林为首的原“四野”将领所掌控。

全国夺权风暴和九大之后，林彪的声望和势力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全国卄九个省市自治区、全国大军区的主要员责人中、在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中“四野”的人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毛在“九大”上玩的花招，让林误以为毛是真心让他当接班人（林哪里知道毛只是想把林当作毛去世后先辅佐江清之后再辅佐毛远新接班的工具而己）。“九大”之后毛和张春桥一起到苏州林的住所看望林。谈活中毛故意问林：“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林竟不知如何回答，因林早已打祘好将班交给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又不好直说，正吞吐之间，毛接着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毛当然不打祘把班交给张，毛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听到林的回答是：“还是交给江青好”。然而不知里就的林回答居然是：“还是要靠黄、吳、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暗指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的文人）掌权”。毛听后已对林彻底失望，知道林不可能为毛家王朝经由江青再传到毛远新（此时卄多岁的毛远新已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兼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以建立万世不绝的毛氏王朝保驾护航。此次谈话之后，毛就着手安排除掉林及其“四野”势力的计划。

而此时林不仅打祘自己接班，林还考虑到自己身体不好，在自己还没有接到毛的班时，便迫不急待地着手培养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接自己的班。为此，林通过吴法宪为自已的儿子先在空军中造势，并指示吳提名卄三岁的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由空军司令吳法宪、政委王辉球共同簽署任命命令）。吳法宪、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通过林立果对空军直属机关作的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报告”对林立果进行大肆吹捧，林立果被吹捧成“伟大的天才、帅才、全才”、“第三代接班人的杰出代表”、“马列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註：12].并将林立果的报告印制了七十多万册在军内散发、学习。一贯在毛的面前慬小慎微、百依百顺；且较一般人更了解毛的邪恶本性、更善于揣摸毛的心意的林彪听到这些，不仅没有意识到这戳到了毛的痛处、犯了毛的大忌。反而异常高兴，对林立果连连誇奖。因毛唯一身体、心理较正常的儿子毛岸英在一九五0年，毛把他送到朝鲜战场去镀金时，因违反规定被美国飞机炸死一事[註：13]，对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打击十分沉重。毛感到他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他苦心建立的毛家王朝后继无人。毛怪当时的“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儿子，令自已“断子绝孫”。这也是毛在庐山会议上要把彭坚决打倒的一个不可示人的重要原因。这迫使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不得已才想出先将自已的“皇位”（大权独揽的党中央主席）传给江青，再由江青传给毛的亲姪儿毛远新，这一办法來使毛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和毛氏皇朝延续下去万世不绝。这也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原因。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和空军领导人对他的大肆吹捧，很快就传到了毛那里。毛大为光火，对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说：“你们看到了吧！人家已经开始吹上了，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娃娃，被捧为超天才，这不是我们这个党的天然领袖吗？讲天才，名曰树我，实际是想树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那个接班人哪！”毛已下定决心要扫除毛实现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最后一大障碍林彪及其军队系统。但苦于找不到适当的借口。因深谙毛本性的林，凡事在毛表态前决不轻易表态，直到毛表态后才立即紧跟毛的心意表态支持，毛实在抓不到林反对自己的把柄。但这也难不倒“厚黑”[註：14]到家的毛。毛为此曾两次告诉林：他（毛）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到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要林发起这个建议。林信以为真，以为毛真是要把班（党中央主席）交给自己。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毛派汪东兴回北京传达毛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中有“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來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來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林听后竟误认为：毛这是在假装谦虛，实际上毛这是暗示林按照毛事前交待林说的那样，由林提议毛为国家主席，林还以为毛真的会像毛此前对他说的那样，把党中央主席的位子交给自己，接毛的班。于是林彪向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三条意见：国家主席要设置并建议由毛来担任国家主席；副主席可设可不设、设多少都可以；林自已不宜担任副主席。毛对林三条意见的批示是：我不能再做此事（指担任国家主席一事），此议不妥。毛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林、黄永胜、吳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面重申：“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林的这几条意见不仅未能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接党中央主席的班，就连国家主席的空名也没有得到，反而被毛称之为“反党政治纲领”。这让林如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明明是毛当面对他说不想当党主席；并授意林出面提议毛当国家主席。林照毛的话做了，却招来一个反毛反党的罪名。毛与林的谈话并无第三者在场，林就无法与毛当面对质。接着在讨论宪法中对毛的评价时，毛故作谦虛指使张春桥等人出面不要写他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的三个副词，也不要再提毛是几百上千年才能出现一次的天才。此时林、叶（群）、黄、吳、李、邱等人如果同意这个意见，今后便会成为贬低、反对毛及其思想的罪证；如果坚持要写上这三个副词和坚持天才论，又会被当作反对毛的意见的罪证。所以林及其党羽们无论如何表态，都逃不脱毛为他们设置的陷阱。毛的两面手腕成功地骗过了他周围的所有人（包括林彪在内），他们之中居然没有一个人认清毛的真正目的是要把他打下的天下经过江青传到他的亲姪儿毛远新手里，以实现他毛家天下千秋万代的美梦。

此时的陈伯达由于在打倒陶铸、指责“解放军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沿”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揪军内一小撮”等事请上连续被江青（实际上是被毛）抛出来当作替罪羊，深感紧跟毛、江太危險，随时都有可能被毛、江抛弃。所以转而投向未来的“接班人”林彪一边。在一九七0年八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积极支持林彪的“天才”论、要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陈当然不知道林坚持毛是几百上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是怕背上否定毛英明、伟大、是天才的罪名；陈也不知道毛曾两次私下对林说过：自已不想当党中央主席，要林提议毛当国家主席，以诱发林提前接班的欲望这件事。陈是真心认为毛是天才、是真心拥护毛当国家主席兼党中央主席。在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和林彪系统的人与秉承毛的旨意“反对”提天才论和反对设国家主席的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派就以上两件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贯紧跟毛的汪东兴和陈伯达一样也未能看透毛的本意，以为毛是真心想把班交给林。由于在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的长期交往中，汪已意识到江他们并未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汪在此次庐山会议上也向林及其军队系统靠陇，支持天才论和设置国家主席，支持毛当国家主席，并参与了对以江、张为首的文革派的攻击。毛见对手已掉入他为他们设置的陷阱，便以对方反对他反对天才论和不设置国家主席的意见为借口，对林系统的人发动攻击，但毛知道林在庐山自已的住处架设了六条军用专线，可以直接指挥调动他的亲信部队，并备有两架直升机在山上待命，若把林逼急了，林指挥军队发动政变，自巳就麻烦了。精明老到的毛决定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毛决定首先打击由文革派转而投靠林彪系统又没有政治军事实力，但政治地位又很高（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以起分化瓦解、敲山震虎的作用。为了稳住林，毛于八月卄五日下午亲自找林谈话，毛对林说：“陈伯达带头，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庐山炸平，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把庐山炸平，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我劝你也别当”。林连忙申辩道：“我原来主张设国家主席，是让主席（指毛）当，不是我想当，也许我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讲得不当”（林慑于毛的淫威不敢当面对毛说：明明是你自已要我提议你当国家主席，怎么现在又说我不顾你的“反对”。坚持要你当国家主席，你这岂不是出尔反尔吗！）。毛又拉林一把，对林说：“我知道你和陈伯达在天才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但你与他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混入党内的反共分子。我今天跟你打个招呼，要和他保持距离，划请界线”。毛为了表示自己交班的愿望，增大林接班的希望和信心，毛又对林说：“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后我不于了，交给你处理”。毛这一招确实把林稳住了。

此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汪东兴、吳法宪都被迫作了檢讨，会后陈伯达被隔离审查。毛还派汪东兴试图胁迫、劝诱林进行检讨，被深知毛整人手腕的林断然拒绝。林知道如果自已违心地作出檢讨，便会授毛以打倒他的把柄。毛会利用林的檢讨上纲上线，在全党全国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运动，把林批透批臭，这样便可轻易将林打倒。毛见林并未上当，于是采取冷水煮青蛙的办法，先慢慢剝夺林集团的权力、剪除林的羽翼。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決定》，把组织（人事任免）和宣传（舆论工具）大权从林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手里分割出来揽在自己手里。该组由康生挂名（康因长期卧病不能视事）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等为组员。纪、李二人因均有军、政事务在身，也少有时间精力过问该小组事务。故该小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江、张、姚等毛的亲信手里。毛又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墻脚”的办法剝夺林及其四野亲信的权力。毛在叶群、吳法宪的檢讨上作出批示，并通报全党以损害林系统的名声，被毛称之为“甩石头”；派非四野的张才千、纪登奎进入军委办事组被毛称之为“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任命非四野的李德生为军区司令、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把京畿要地的军权掌控在毛的手里，这被毛称之为“挖墻脚”。毛又以批陈不力为借口，指使周恩来出面主持批陈整风汇报会，指责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叶群、黄永胜、吳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宗派主义错误。为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军队拼死一搏，又声称他们错误的性质还属人民内部问题，与反共分子陈伯达的性质有根本不同，这是一九七一年四月的事。为稳住林，毛指使江青在六月份专门为林拍摄林学习毛著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七、八月份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暗示林，尽管“批陈整风”、批叶、黄、吳、李、邱，但你（指林）接班人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你还是毛信赖的亲宻战友和接班人。深諳毛的本性和手腕的林，此时已意识到他已面临兔死狗烹的險境，与其坐以待斃，还不如拼死一搏。为此林指使还是默许（究竞是指使还是默许至今尚无定论）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拉拢一批人，成立了一个名为“联合艦队”的政变组织，试图伺机以暗杀或突然袭击的方式除掉毛，然后夺取全国政权。

在一九七一年一月毛决定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之前，林还掌控着北京军区，林本人和黄、吳、李、邱都还没有被毛剥夺手中的权力，也没有失去行动的自由。虽然毛通过中央军委有决定：凡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军队都要报经毛亲自批准。但林和黄、吳、李、邱等在军中，特别是四野系统中经营数十年，在其嫡系部队中都有一批死党，而改组前的北京军区及其主力38军都掌控在林系统手中，用这些部队來解决毛的卫队─中央警卫团那点人马是绰绰有余的。此时如果林能当机立断，抛开等着接毛的班的幻想，联合黄、吳、李、邱调动北京军区原四野林的嫡系部队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将江、张、王（洪文）、姚、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陈锡联、张才千…等毛派成员抓起来，将毛处决或加以软禁，夺取全国政权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然而在毛刚动手改组北京军区时，叶群非常惊慌，要林早拿主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做事果断、判断精明的林，居然猶疑不决，迟迟未能采取行动，以致错失良机。不知林是出于何种考虑，他仍在等待他儿子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对毛采取行动。

隨着北京军区的改组北京军区领导換成了毛的亲信，京畿要地的军政大权已被毛掌控。毛通过对黄、吳、李、邱的批判、令他们作出檢讨又“名正言顺”地将他们手中的军权剝夺，林与他们的联系也被监控。到一九七一年年中林和黄、吳、李、邱实际上已处于半软禁状态。毛在对林进行致命一击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毛在这年多次乘专列到各大军区和省市巡视，以他那被林和老干们次捧起来的巨大声望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各省市的党政要员打招呼，对他们进行拉拢、施压、离间他们与林的关系，胁迫这些人与林一伙人划请界线，以孤立林及其团伙。毛在这些人面前居然颠倒黑白，指责林彪、陈伯达、叶、黄、吳、李、邱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指责他们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反对“九大”路线。指责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在这些被他接见的人面前扬言：预计我23号（9月）回京，25号至29号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会上要端出林的错误、要增选张春桥、李德生进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一向对自已的行踪秘而不宣、严格保宻、对自已的打算事先从不告人的毛居然一反往常，对他召见的党政军要员把自己回京的时间、九届三中全会的安排都说出来了。因为毛知道，在他接见的这些人中肯定有林的死党，他们马上会将这些情况报告林。因为毛掌控的情治系统早已知道林立果的“联合艦队”计划袭击他的蛛丝马跡，毛预计到对方可能会在他回京的路上动手；而且毛有意把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解决林的问题及人事安排问题公开对他召见的人说，毛就是要通过这些人把毛回京日期及九届三中全会解决林的问题、安排张春桥、李德生进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党中央副主席这些信息透漏给林及“联合艦队”的成员，使他们误判毛回京的时间，并逼使林不得不采取狗急跳墙挺而走險的行动來摆脱困境。当林立果的“联会艦队还在为9月23日在毛回京的路上袭击毛作准备的时候。毛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神不知鬼不觉地于9月12日下午4时回到了北京。毛出林和”联合舰队“的意料迅速、安全返回北京，和林他们知道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上必将面临的悲惨结局这两件事，确如毛所料，已将林和”联合舰队“的成员逼到了绝境。此时已被软禁在北戴河的林，不得不决定于13日上午帶上黄、吳、叶、李、邱五位政治局成员乘飞机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公布毛的罪行，与毛分庭抗礼。为此，林彪集团已准备好了八架飞机将在9月13号上午将林彪一家和黄、吳、李、邱以及”联合艦队“的主要成员一起运抵广州，在那里另立中央，公布毛的罪行，与毛公开对抗。如果这一计划能夠成功，那么，毛、林二人之爭，最后究竟鹿死谁手还难以料定。若果真如此，则现代中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历史上上曾发生过一些重大的偶然事件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进程的事。例如：在中共的蛊惑之下张学良、杨虎成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的”西安事变“使已陷入绝境的中共及其红军绝处逢生，并通过抗日战争坐大，最后夺取大陆政权，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了的灾难。然而在”9.13林彪事件“中却是一件不起眼的、发生的几率很小的小事，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就在林彪准备南下广州的前一天晚上，林彪尝到了被自己吹捧起来的毛的巨大威望釀成的苦酒。他的女儿出于对毛的”崇拜和忠心“竟然连续两次向当局举报自已的父母、兄弟要乘飞机南逃广州之事，引起毛、周的警觉。林彪父子见事已败露，黄、吳、李、邱已被控制，携他们一起南飞广州另立中央已不可能。为避免座以待斃，倉惶之中才决定于当晚強行驾车突破警卫，驶往山海关机场匆匆登上事先准备好的飞机，在没有副驾驶员、没有领航员、油都未加满的情况下倉促起飞，准备飞往苏联。结果该机于9月13日凌晨3时左右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上九人全部遇难。对于飞机坠毁的原因，目前有多种说法，至今尚无定论，其中主要的说法有：1、因油不夠，中途迫降失事起火烧毁；2、被毛、周指挥的对空导弹击落起火烧毁；3、被毛、周事先派人在飞机上安装的定时爆炸物爆炸后起火烧毁；4、被毛、周派人事先在飞机上制造延时的机槭故障导致飞机起飞后失事坠毁。其中第1条说法是毛、周和中共当局认可的说法，按这种说法毛、周都不会为林彪一家的死负任何责任，完全可以把林彪之死说成是咎由自取。但这种说法不太靠谱，因飞机坠毁的現场有非常大的一片植被和土地被烧成一片焦黑，机上的人员也都被燒焦变形，无法辯认。这说明飞机坠毁时油箱里的貯油还不少。作为一个老飞行员的该机驾驶员潘景寅，应该知道要使飞机安全迫降，必定要先消耗掉油箱里的全部燃油之后，才有可能安全迫降。所以潘景寅是决不会在飞机还有那么多燃油的情况之下实施迫降的。此外，据在苏联技术专家指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撰写的《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中显示该机坠毁时并未减速，而是正以500─600公里/小时的高速航行、飞机坠毁时起落架也未放下、着陆灯也未打开。这些都表明飞机不是在迫降时坠毁的，而是在正常飞行时坠毁的。属第2种情况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发射对空导弹的程序很复杂，涉及到发射程序的人员众多，不利于事后的隐瞞，因涉及的人员众多事后要杀人灭口，又要让别人不知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属于第此外3种请况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指使一个人往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难度虽不大，涉及的也只有一个实施安放的人，事后也容易人不知鬼不觉地将他灭口，但事前很难确定飞机起飞的时间，因而无法准确确定定时爆炸物的起爆时间。笔者认为属第4种情况即制造延时发生的飞机机械故障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指使一个人去实施制造延时机械故障，技术上难度不大，又只涉及一个人，事后易于将其灭口，有利于事后的隐瞞与保密。这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的一件事可以得到印证。这年10月份，毛指派周陪同与毛臭味相投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起乘飞机去中国南方访问时，周抵达首都机场后，一向外表上温文尔稚、从容不迫的周却显得心神不宁，而且十分紧张，不断反复询问值勤地勤人员和驾驶员飞机安全检查前后情况。当周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登机后，也一直心神不安、极度紧张，除一再继续询问驾驶员飞机机械检查方面的情况外，还曾紧张地问道：怎么没有看见长江？这不是往国外飞吧？如果不是毛伙同周刚刚通过制造延时机械故障的办法除掉了毛的心腹大患林，周是不会有如此失常的表现的。因为对毛有深切了解、且与毛一样阴險精明的周深知林死后，下一个就该轮到他了。所以周十分害怕毛再如法泡制一场延时机械故障将自已置于死地，所以才有登机前后的那些极度紧张和反常的表现。

实际上林彪在出逃之前在北戴河就己经处于软禁状态。负责“保卫”林彪的中央警卫团的二大队以及林的警卫参谋李文普都是毛、周派去监视林彪一家人的。林手下的黄、吳、李、邱自庐山会议批陈伯达之后便处于毛、周的严宻监控之下，在这种状况之下，毛、周本可随时动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军区的部队把林彪一家人和黄、吳、李、邱以及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抓起来，像对待到少奇一样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由于林彪一伙人的势力在军队中盘根错节，许多军区、地方上军管会的一把手都是林的亲信或死党，毛、周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老奸巨滑的毛、周决定迫使林自已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不给林的余党和其他老干们留下话柄，给林的亲信和死党造成群龙无首的既成事实，使他们不敢公开站出来与毛、周对抗。在上述情况之下，按理在9月12日傍晚，也就是毛已回到北京之后（毛是当天下午4点日到北京的），在毛、周已有戒备、林一家和黄、吳、李、邱都处于毛、周的严宻监控的情况下，林立果是不大有可能轻易弄到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的。极大的可能是毛、周故意安排这架他们已在它上面做好了手脚的（已派人在该机上制造了延时的机诫故障）三叉戟飞机让林立果乘它飞到山海关机场（也有可能是在山海关机场做的手脚），以供他们利用这架飞机出逃。为了促使林一家“出逃”周还故意在12日晚11时半左右亲自打电活给林，查问256号飞机的去处，叶群接的电话，叶知道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的事瞒不了，就对周说是林因这里（指北戴河）太冷，想去大连。周假意说：别飞了，不安全。接着周又对叶说要到北戴河来看林彪。这一着让林彪一家人慌了神，认为是周要带人来抓他们，这促使林当即决定：当晚马上走，否则就来不及了。这样林一家人和林的几位死党便落入了毛、周精心为他们设计的圈套之中。“九。一三”事件再次显示了毛（当然还有他的幫凶周）的阴險狡诈、冷漠无情，即使是对一贯忠于自已、幫自已打下“天下”、屡次幫自已打倒对手度过难关、把自已的威望捧上神壇、利用他指挥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做毛的坚强后盾、为毛稳住“文化大革命”的阵腳、将各级党政军的老干们悉数打倒或制服的“亲密战友”林彪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手软或怜悯之心，而是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让紧跟了自己一生的林及其家人抛尸异国他乡。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当汪东兴向毛报告林所乘飞机将从张家口方向飞往内蒙，下面请示要不要派战机拦截时，毛还假惺惺地对手下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因为毛知道他和周已让人在256号飞机上做了手脚，林已必死无疑，何必多此一举，再下令派战机拦截，给人留下话柄。以毛一贯兇狠歹毒的秉性，毛如果没有在飞机上做手脚，不知道林飞出去将必死无疑，毛是决不会轻易放过林及其家人的。他必定会派战机拦截林，置林一家于死地而后快。毛的这一段话从侧面也印证了他和周早已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的判断。为了獎赏在“九。一三”事件中周对毛表现出来的忠心。在新成立的取代原林彪系统把持的军委辦事组的“军委辦公会议”上，毛对“军委辦公会议”的成员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毛为了与苏共爭当国际共产革命的领袖，双方除了进行长时间毫无实际意义的、以罗列和解释马列教条、争当马列主义正统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论战”之外，还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和经济困境的不满，而在珍宝岛地区挑起与苏联的边境冲突[註：15]，并以此为借口加强了对民众的管控。为了制造战争气氛，毛又发起劳民伤财的“深挖洞、广积粮”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到处挖防空洞、核掩体、地下指挥部，搜刮农民的粮食。毛的好战本性和不断发出的要准备大打和打一场核大战的战争叫嚣；以及毛在对苏关系中的强硬态度，引起苏方对华强硬派的强烈不满。在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強硬派的鼓动之下，苏联制定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计划：以小型核弹打击中国的主要导弹基地、核武器制造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鞍山、长春等政治工业中心。

当中国民众由于毛的轻率举动和好战本性又一次面临战争的深渊而且是核战争的深渊时，却是那个被毛视为头号敌人、“纸老虎”和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拯救了中国民众、拯救了毛及其共产极权政权。当苏联为防止引起美国的误会，而事先将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计划通知美国时，美国不仅通过新闻媒体公开了这一计划，而且明确告诉苏联：如果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那么，美国将对苏联的一百三十四个重要的政治、军事、工业目标进行核打击。苏联迫于美国巨大的军事、经济和核优势，才最终被迫取消了对中国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使中国民众免遭了一次将比广島、长崎更为深重的核灾难。

中苏珍宝島事件之后，当毛和中共当局从美国获知苏联将对中国大陆发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并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准备隨时入侵中国大陆后，早已被毛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千瘡百孔、经济濒临崩溃、外强中干的毛和中共当局一下子吓慌了神，不得不一改视原子弹、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一贯敌视美帝国主义的的极端立场，转而通过在印巴冲突中，毛和中共一向偏袒的巴基斯坦及其总统叶海亚。汗与美国改善关系，以寻求美国的“核保护傘”的保护，来阻止苏联对中国大陆的核打击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叶海亚。汗的秘密安排之下，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宻访北京，与毛和周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毛、周代表中国大陆政府邀请美国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大陆。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尼克松对中国大陆进行了历时八天的访问。在毛、周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中除了双方互相吹捧奉承，和毛讲的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大话（毛自称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毛已把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甩在一边，已自封为“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了）之外，双方最后还发表了一个措词含混的联合公报。这次访问本身，以及在双方的会谈和发表的公报中，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利益，自杜鲁门总统之后，再一次遭到以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为首的美国政府的出卖。这次访问在毛、周和中共当局精心布置的假像面前，尼克松、基辛格及代表团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带着满脑子的错觉离开了这块对他们来说十分神秘的大陆。在他们心目中品行卑劣、知识贫乏、阴險凶残、生性冷漠、不择手段、视蔑人类一切基本道德、法律、良知和人的生命的毛，成了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为追求人类社会发展新途径的理想主义者；阴險狡诈、卑鄙无恥、两面三刀、善于伪装作秀、人格猥琐低劣的周成了温文尔雅、机智灵话的外交家。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华极大地满足了毛的虚荣心，毛自认为世界头号強国美国的总统已经来“天朝”朝拜自已。毛向国内民众宣传在毛英明伟大外交路线的指引下，连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头子都不得不屈尊亲自到北京来朝拜自己。这是毛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此时的毛似乎己经忘记了他不久前还在与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为争夺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地位，而进行的那场旷日持久、充满空洞废话的毫无实际意义的“中苏论战”中，指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实行的与美国缓和的政策是修正主义、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此事再次表明毛不仅是一个反手为云复手为雨的人、而且也是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人。什么事别人做就是错的，他自已做又变成对的了。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的英明、伟大的“光辉形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稍有头脑的干部乃至一般民众都会想：既然你（毛）那么英明伟大、那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么明察秋毫，怎么会先选了一叛徒、工贼、内奸刘少奇做你的接班人，被你打倒了，以致死无葬身之地；现在又选了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国投敌的林彪来当你的接班人？最后“叛国投敌”摔死在温都尔罕，而且这个人从井岗山起就一直与你共事了几十年，他的真实面貌，你怎么连一点蛛丝马跡也没有看出来？此外在向下传达“九。一三”事件时，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的描述也有损毛的“光辉”形象。正当毛的威望在神壇上面临摇摇欲坠的危机时，两件事让毛度过了危机：一件事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的联合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一切机构。毛不顾中国民众的死活大把向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北朝鲜、古巴、罗马尼亚…等国撒钱、撒粮食、撒武器、撒物资进行拉拢的外交手法，终于得到了毛祈盼己久的“回报”。毛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地对手下的人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我们是被上述这些国家抬进联合国的吗？不！我们是被毛用中国民众赖以活命的金钱、粮食、物资买进联合国的。为此中国民众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数以千万计的民众饿死、数以亿计的民众长期生活在物资极度匮乏、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状况之中。

第二件事就是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大陆。这件毛和中共自已打自已觜巴的事（因毛和中共一直视美帝国主义为头号敌人、一直拒绝与美国打任何交道、凡是与美国的任何交往、缓和都被毛和中共说成是修正主义和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投降而加以大肆的攻击）被毛和中共吹虛成“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两件事经毛掌控的新闻舆论工具及郭沫若之类无耻御用文人学者的误导、扭曲和吹捧使得毛在“九。一三”事件后那“光辉”渐失的形象又一次重显“光彩”。

由此可以看出生话在共产极权体制之下的民众，由于真实资讯的匮乏和长期被当局用虚假、扭曲的新闻舆论误导、长期被当局用马恩列斯毛的共产极权教条进行洗脑、灌输的结果，竟会变得如此的缺乏主见、如此轻易地被误导被蒙骗。这种极权体制对民众思想意识、独立思考能力造成的伤害是极其深远的难以癒合的。这就是到了真实资讯已经较过去容易获得的今天，中国大陆仍有那么多的毛左份子、五毛党、乌有之乡的乡民以及司马南、王宁、公方彬、张召忠、宋晓军、孔庆东…之类的专家、教授公然反对普世价值观、公然反对民主宪政，公然为当局的倒行逆施摇旗呐喊、寻找理论依据的最根本的原因之所在。

目光短浅、对毛和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的反人类、反文明、反民主宪政、蔑视人的生命、蔑视人类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心想通过发动一场核大战在全世界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其用共产极权主义来统治全世界的妄想的邪恶本质，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的尼克松及其“智囊”基辛格，居然不知道只有毛和中共才是美国和全世界最大最危險的敌人，他们反而把自斯大林死后，经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改革政策已经开始逐渐觉醒、逐渐开始回归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的苏联当作美国和人类文明的最大敌人。尼克松和基辛格愚蠢的外交政策和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出卖和背叛，不仅拯救了被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濒临崩溃的毛及其共产极权政权，而且还引发了一场西方国家首脑竟相访问中国、争先恐后与中共政权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的风潮。使毛和中共摆脱了在全世界长期被孤立、被边沿化的困境。

毛、周及中共尽情享用着尼克松和基辛格送上门的馅饼。毛一边心满意足地接见络绎不绝前来“朝拜”他的亚非拉和西方的政要；一边享受着这些人对他的奉承；一边用他那含混不清的湘潭话（此时的毛已因中风而出现语言障礙）对这些人发表一通他那不边际的空话、废话、大话；一边继续做着他那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伟大领袖”并让他建立的毛家王朝延续千秋万代的春梦。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后，虽然周在此事件中表现得象狗一样对毛竭尽忠心[註：16]，毛也象对狗一样赏了一根骨头给周（毛指示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凡讨论重要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在尼克松、基辛格访华这件事中，周更是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毛，谒力贬低自已。但生性多疑的毛对周仍不放心，因林死以后毛实现家天下建立永续不绝的毛氏乇朝的最大障礙─党政军的各级老干们不是被打倒剝夺了手中的权力，就是被毛通过红卫兵、专案组整得服服贴贴（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毛认为他们都已不能、或不会对毛的权威和所作所为构成威胁了。只有周由于善于伪装、善于两面三刀、善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善于作秀又具备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在那个真实资讯因毛和中共一贯十分严格的控制和保宻制度而十分匮乏的时代，周在许多党政军老干中（包括许多毛通过周把他们整得死去活来的党政军老干们在内）、在不明真像的许多民众中还享有很高的声望，而这正是毛最为忌惮的。毛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的威望和势力坐大，毛早就想把周打倒，以消除这个最后的障礙.但毛一时苦于找不到一个能替代周应付庞杂的内政、外交事务的替手。毛所依靠的那些文革新贵们[註：17]没有一个具备处理庞杂内政、外交事务的能力和经验。此时的毛，想到了那个和刘少奇一起被他打倒，但毛因他多次在中共内斗的关键时刻站在毛一边，而给他留了一条后路的邓小平。在林彪刚一死，邓立即写信给毛，向毛表忠心，支持毛对林彪集团的打击清诜、歌颂毛的英明伟大；接着又对自已反党、反毛、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向毛作深刻檢讨；并表示自已希望重新出来，在毛的英明领导之下为党和国家工作。这正合毛的心意，因为邓不仅具备处理庞杂内政、外交事务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对军队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及具备指挥军队的经验和能力。邓的“深刻檢讨”让毛以为有这一把柄抓在自己手里，邓只能服服贴贴、尽心尽力为辅佐毛家王朝努力工作，否则隨时可以将邓再次打倒。

1972年初毛借出席陈毅追悼会的机会，把反击“二月逆流”打击老干、老帅们的责任推到林彪、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头上；毛又宣称：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为重新起用邓作出铺垫。毛之所以决定重新起用邓，是想利用邓来制衡周，以防止周的权力和威望过大，对毛构成威胁。毛认为他将邓从绝境中拉回，邓必定对毛感恩载德，死心踏地辅佐江青、毛远新继承毛氏大统。这样就可以在必要时将周打倒，以邓取代周。这年8月毛通过对邓写给他的表示效忠和深刻检讨的信上的批示，明确表达了要重新起用邓的意思，周只好按毛的意思进行一些具体的安排。此事一直的被周拖到1973年3月才根据毛的决定，中共政治局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在这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邓被“选”为中央委员。

毛在林死后之所以没有马上把尾大不掉的周搞掉，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前面说到的毛一时从他的亲信之中找不到一个可以幫毛处理厐杂的内政、外交事务的替手；二是：邓的复出因受周的有意拖延、暗中阻挠（精明狡诈、对毛的卸磨杀驴手法有深切了解的周十分清楚，一旦他被邓取代，那么等待他的就是刘少奇、林彪那样的结局），直到1973年中才正式复出，主持周手里的一些工作；三是：1972年5月周被确诊为膀胱癌初期，当时如按专家意见，及时手术切除治癒率很高。但毛知道后，连忙指示：对周及其夫人保宻、不检查……不开刀、加强护理和营养。这等于是让周坐等癌症扩散不治身亡（周后来的结局果然如此）。这样不仅可以使周死在毛的前面，不能对毛死后的江青、毛远新构成威胁；而且还不必像对待刘、林那样动手把周搞掉，使自已少遭一次兔死狗烹的骂名。

毛为了让新复出的邓迅速取代气数将尽的周，于1973年12月12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提议邓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并表示了对主政治局和国务院工作的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劍英的不满。12月22日毛还提议邓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975年元月毛又提升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仍兼总参谋长。毛还罕见地称赞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強”。毛又要邓在周治病期间代行总理职责。毛对邓可以说是恩泽有加，又因毛手中握有邓认罪、认错的检讨信的把柄在手，毛自以为邓从此便会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毛一心指望他对邓的恩泽，能换取邓对毛氏王朝的忠心。在他死后邓必将死心踏地地辅佐江青、毛远新，完成毛由党天下到毛家天下的转換的心愿。

一向精明但已年老昏聩的毛，这一次却看走了眼。邓是一个只能在毛一人之下，而不能在其他任何人之下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在邓的心目中，一旦毛嗚呼哀哉之后，中共的江山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能力上看，落入自己的手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事。邓被毛恢复并提升多种领导职务之后，踌躇满志的邓，为树立自已的威望和挽救濒临崩溃的政治经济局面，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国民经济的恢复整顿工作，以便为自已的“接班”作准备。这必然与毛的本意相抵触，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已在所难免。

邓复出不久即与以毛为后台的江青等“文革”新贵们多次发生冲突。此时的邓自认为周已不能视事，毛年事已高，又重病纏身，许多事已力不从心。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不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都不能与自已相比，所以邓误认为毛已离不开他。邓到此时还没有看清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是要从党天下转为毛氏天下，邓还以为毛让他复出，是要把中共的江山（实际上是毛的江山）传给他。

邓复出主持工作之后，把工作重点放在恢复和整顿国民经济方面。他提出要在1980年建成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注：18].邓在他主持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很少提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林批孔”（实为批周）、“反修防修”……等“文革”内容。这令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大为不滿，他们立即在国内掀起一场矛头指向周、邓的“反经验主义”运动。江青公开宣称：“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江青等文革派对邓的攻击和对邓整顿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干扰，引起了邓的不滿，邓将此情况亲自反映到毛那里。毛此时仍未放弃利用邓辅佐毛氏王朝的幻想。毛利用1975年5月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机会继续对邓进行拉拢。毛一面表示支持邓的做法；一面假意批评江青的批“经验主义”，要江团结邓，不要搞“四人帮”；一面趁机打击重病中的周；毛还旧事重提称邓是毛派的代表。会后毛还要江亲自登门与邓谈心认错，但并未取得邓对江的支持。毛的这一手令邓更加相信毛已离不开他，毛死后毛的江山非他莫属。

毛自1972年2月因肺心病发作大病一场之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毛自知来日无多。此时毛最耽心的是自林死后周已成为他实现由党天下向毛氏天下转变的最大障碍。尽管周在毛面前表现得像一条没有骨头的狗一样对毛逆来顺受、百依百顺，但深知周的阴险、园滑、狡诈、两面三刀的毛，仍怀疑周在他面前的表现都只是假象，而且周始终没有重大把柄被毛抓在手里（除了在党内早已有了定论的“伍豪事件”之外）[注：19].毛最怕自已死在周的前面（在周被查出患癌症之前，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毛知道他在世时可以镇住周，一旦他死后无论是在党内、国内的影响力、声望、人脉和能力，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都无法与周相比，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毛氏天下据为己有，而将江青、毛远新等文革新贵打倒。于是毛一方面促成邓的复出以取代周；另一方面也加紧了对周的打击与迫害。

毛继续拖延、阻挠对周的癌症进行积极的治疗，直至周的癌症已扩散才同意对周进行手术治疗，但为时已晚，周的病情日益恶化。为了加速周的死亡，在周染病期间，不让周休息仍让周主持繁杂的国内、国际事务以消耗其精力。同时毛为了对周施加精神上的压力，以加速周的死亡，毛把周奉他的联美抗苏的旨意而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进行的会谈，说成是周推行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路线”。1973年7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传达了毛的上述指示，对周进行批判，周吓得连忙向毛作出书面检讨。

同年11月周与来访的基辛格会谈，毛指责周未请示他自作主张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为此毛召开会议对周进行批判，会上江青攻击周“是右倾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丧权辱国、蒙骗主席（指毛）”。这一次自知来日无多的周终于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对江叫道：“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如果是在毛面前周绝对没有这个胆量敢对毛拍桌子）。这引起一心要提高江青威望以便接自己班的毛的震怒，毛立即下令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斗争己重病纒身的周。会上文革新贵们指责周自作主张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外交部搞独立王国、害怕苏联、如果苏联打过来周要当苏联的儿皇帝、在1972年毛重病期间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毛为了拉拢邓和挑拨周邓的矛盾，还特意要邓参加对周的批斗会，邓为表现自己紧艰毛，在会上攻击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又可及，希望你十分警惕这一点”。又专门成立以江青为首的“帮助小组”对周进行批斗“帮助”，并责令周亲自写检讨，不得由他人代笔。周被迫写了一份对自己的错误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才得以过关。这一次批斗，毛达到了把周搞臭的目的，以致与会人员都不敢与周打召呼。

到1974年初，毛又发动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借机大肆宣扬吕后、武则天等所谓“法家皇后”，为江青继承毛氏江山作舆论准备。此前的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前，在讨论中央领导班子的名单时，毛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露骨地表达了毛建立毛家世袭天下的意图。在1975年8月的批《水浒》运动中毛还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赞扬江青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

本来周为了讨好毛，批准意大利共产党员摄影家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一部颂扬“文化大革命”的纪录片。不料此人暗地里却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大陆贫穷落后真实面貌的纪录片，揭了毛和中共的老底。在国际上对毛和中共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文革新贵们指责安东尼奥尼是间谍，批准他来华拍摄的周是汉奸。为了把批林批孔的矛头转向周，毛指示文革新贵王海容：“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王带着毛的指示组织人马批周。毛又指示江青提出批“宰相大儒”，全国各地刋登一系列批宰相的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为现代大儒，这些都对周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加速了周健康状况的恶化，这正是毛要达到的目的。

到1975年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毛，生怕自己死在周的前面，对已病入膏肓的周仍不放过。在这年8月中旬毛借批判《水浒》为名说：“宋江（暗指周）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指周对美国奉行投降主义）”。江青更明确地说：“（主席）评《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人要架空主席（指周、邓）”。面对这样的攻击、指责，周不仅仍然保持一贯的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而且还拿自己的眼睛为毛试验一种新眼药水，以此向毛表示忠心。尽管周如此下作的表现，仍未能引起毛对他的一丝一毫怜悯。毛于1974年和1975年翻出三十年代周支持王明、博古反对毛的老帐，和“伍豪事件”对周进行打击，指责周一贯反对毛的路线和叛党投降，使周对此耿耿于怀。以致1975年9月20日周进行最后一次手术，被推进手术室大门前，周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高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6年1月8日毛的忠实走狗和帮凶、罪恶累累的周终于走完了他卑鄙、猥琐、园滑、伪善、阴险、狡诈、无耻和凶残的一生。毛终于如愿以偿，使周死在了他的前面。坏事做尽的周害怕他死后被人掘墓扬灰，死前要求不保留骨灰，得到毛和中共的批准。周死后毛拒绝参加周的追悼会，以此对周进行最后的羞辱。

邓借毛的三项指示：要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1975年5月召开的钢铁座谈会上提出：今后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毛的这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邓的纲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自已接毛的江山打下基础，而毛一贯倡导的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邓、毛奉行的完全是两条不同的路线。毛和邓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最后分道扬镳己是不可避免的事。邓自以为毛和中共都离不开自己，一心恢复整顿国民经济，以为自己接管毛和中共的江山打下基础；毛却一再拉拢提携邓，想让邓死心踏地地先辅佐江青，后辅佐毛远新继承毛氏江山延绵不绝。毛、邓二人各怀鬼胎，到他们都明白对方的真实意图之后矛盾和斗争必将一触即发发。

由于周内心虽凶残歹毒、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但他十分善于伪装和作秀，为人处世又园滑、八面玲珑。所以周外表上总装出一副文质彬彬、对人亲切关怀的样子；周虽然私下里穷奢极侈，但外表上却总是表现得艰苦朴素的样子，工作上也显得勤勤恳恳。在那个资讯匮乏又惯于对民众保宻，和惯于误导民众的时代，周伪装出来的表象蒙骗了许多民众（包括许多深受其害的知识份子和党、政、军干部在内）。以致周死后，许多身受其害而不明真像的民众如丧考妣痛哭不已。到这年的清明节前后，被周的假象蒙蔽的大批民众聚集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的名义发洩对毛、对中共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滿.民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运动（后称之为“天安门事件”）。4月4日晚政治局开会，认定天安门广场民众的游行示威活动是“反革命事件”。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抓反革命，认定邓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讨论撤销邓的一切职务和开除邓的党籍。当毛远新向毛报告天安门的情况，和政治局开会的处理意见时，毛说：（民众）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春桥）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指邓）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翻文化大革命。毛决定对天安门游行示威民众进行镇压。4月5日晚当局派出5个营的部队、三千公安干警、一万民兵全部着便装对尚未撤离广场的民众进行殴打、抓捕，造成多人死伤和约400人被以反革命罪抓捕并被判刑。事后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而遭批判、斗争的民众不计其数。4月7日毛通过毛远新指示：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由华国锋任总理兼央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之所以不顾江青等文革新贵的反对，把能力平平的华国锋提到总理和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位置上，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毛认为华老实对自已忠心耿耿；二是：华是一个老干们和文革新贵都能接受的过渡人物，双方都认为华老实容易控制，毛认为他可以以华为过渡，轻易地把自已的天下先转交给江，然后再转交给他的侄儿毛远新，这样就可以顺利地将党天下转变为毛家天下。如果此时直接把总理的位子交给張春桥，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位子交给江青，不仅会引起老干们的抵制，而且将召致广大干部民众的不滿.刚刚爆发的“天安门事件”让毛对此一作法不得不有所顾忌。然而由于江自恃有毛做后台，处处显得盛气凌人，骄横霸道，从不把华国锋、邓小平、叶劍英、汪东兴、李先念……等老干们放在眼里，令他们对江无法忍受。江的表现，就为毛死后她被华、叶、汪、李……等联手将以她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搞下台种下了祸根。

一直到1975年年中，毛都没有放弃拉拢邓死心踏地地辅佐他去世后的毛家王朝的的努力。然而自以为周重病纒身，已不久于人世，毛已离不开自己，毛和中共的江山只有自已才有资格有能力继承的邓，为打好继承江山的基础，而进行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到1975年已初见成效。此对的邓仍不把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放在眼里，一心进行国民经济和军队的治理整顿。邓绝口不提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也很少提及阶级斗争、批林批孔、路线斗争……。这令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大为不滿.他们通过这年10月初才调到毛身边，任毛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的毛远新[注：20]到毛那里告邓的状。11月2日毛远新在汇报情况时对毛说：他（指邓）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很成问题。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根本的分歧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工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外面担心中央，怕出现反复。毛听后心情沉重，他要搞清邓对文化大革命到府是什么态度，于是要毛远新与汪东兴、陈锡联一起找邓面谈，把毛远新的话当面向邓说，看看邓的反应。面谈时，自以为毛已离不开自己、又有叶劍英、李先念、万里……等老干支持而有恃无恐的邓，对自己不批十七年来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辩称是：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修正主义路线这话不好说。对自己复出后的工作评价邓说：从九号文件（指1975年3月5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可以想想嘛。（在这一点上）我与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既无认错的表示，又不称赞文化大革命。毛知道后对拉拢邓辅佐毛氏王朝仍未死心，在这年11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在与毛远新、汪东兴、陈锡联谈话之后见毛仍对他进行拉拢，这使邓进一步加強了毛已离不开自已，要把中共的江山传给自已的错觉。因此邓找借口惋拒由自已主持起草这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直到此时，毛才对拉拢邓来辅佐毛氏王朝彻底绝望。但毛苦于一时找不到能帮他处理国内外繁杂具体事务的帮手以顶替邓，于是毛决定先打击一下邓的气焰，警告一下邓，让邓老老实实，暂时仍利用邓帮自己处理国内外具体事务，等找到合适的辅政大臣之后，再将邓彻底打倒。毛决定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知道这场运动是针对自己来的。11月下旬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仍由邓主持，由邓在会上宣读毛批准的《打招乎的讲话要点》，其中多处矛头直指邓，其中如：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注：21]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指邓等）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总是要祘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这个《打招呼讲话要点》，于该年11月26日以中央文件的名义发往全国各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使邓刚见成效的对国民经济的恢复整顿工作陷入停顿。这年12月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由邓主持的批邓会议，会上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猛烈批斗邓，否定邓复出以后主持的治理整顿工作，说治理整顿是翻案，是复辟资本主义。12月20日邓被迫在会上作检讨。邓的检讨虽名为检讨实为为自已的治理整顿工作辩护。

1976年1月20日邓写信给毛以辞去自己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责任对毛进行要挟。由于毛一时实在找出一个人来顶替邓，毛只好暂时忍让，毛指示毛远新：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仍应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邓的工作可以减少，但不应让他停止工作。1976年1月底毛剥夺了邓代理国务院总理的第一副总理职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仅让邓专管外事工作。毛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此时周已于1月8日病故）、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又強迫叶劍英“生病休息”提拔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2月25日毛指使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实际就是代表毛）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领导人会议上讲话，公开号召：“深入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25日江青召集12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会上，江攻击邓是谣言公司总经理、大汉奸、代表买办地主阶级利益，还称邓是国际资本家在中国的代理人，要共同对敌，就是对邓小平。因毛称江可以挑大旗，江此时已自比为武则天、吕后。江在这次会上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又有人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载帽子的皇帝，实际政权掌握在她手里。誹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天安门事件”后邓才认识到毛要他复出，并加以提拔重用，不是要把毛的江山传给他，而是要他当毛氏王朝的辅政大臣，先辅佐江青过渡，最终的目的是要他辅佐毛远新，稳住毛家天下，以完成毛氏王朝由毛经江青过渡到毛的宗亲毛远新的传承。一心效法秦始皇的毛要把自已当作毛始皇，一代一代永不绝续地传承下去。因为毛认为只有这样，自已的深重罪孽才可以长期对民众隐瞒下去、才可以不遭追究，并将这些史无前例的罪孽推到别人的头上。

然而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一心想建立家天下的毛，他的命运连秦始皇都不如，秦始皇死后，好歹还将他的家天下传到了秦二世手里搞了四年，秦朝才被推翻。然而毛死后还不到一个月，毛的家天下便被华国锋、叶劍英、汪东兴等人发动的一场宮庭政变所推翻。

“天安门事件后”毛也清楚地意识到邓不可能像诸葛亮那样死心踏地地成为毛氏王朝的托孤辅政大臣，邓是想自己继承毛的江山。所以才有4月7日毛指示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和《关于任命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的出台。然而毛之所以没有把邓象对刘少奇、林彪那样置于死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自彭德怀、林彪死后邓已成为除毛以外，对军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实力人物。毛耽心如果此时将邓置于死地，将激起早已被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整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高级将领们狗急跳墙发动兵变，断送自已的江山。而此时毛所依靠的文革新贵们，没有一个人能镇得住军队，毛本人早已因濒临死亡而力不从心。其二是：声势浩大的“天安们事件”让毛清醒地意识到：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多么的不得人心，以及周、邓在民众中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局势使毛对今后政局的变化有所忧虑。毛害怕他死后，万一今后在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他所依靠的文革新贵们是无法控制局面的，到那时还得依靠邓来收拾残局。由于毛深知自已所干的几乎所有坏事、对国家对民众所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邓都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和实施者。而且在中共历次的狗咬狗式的、你死我活的内斗中，邓都是站在毛一边。所以毛有把握地认为：今后万一不能顺利把天下交到江青、毛远新手里，交到邓手里也比交到其他人手里要好。毛知道今后万一出现变局，邓掌权后，邓决不敢抛弃毛和中共这两块招牌，因邓若否定毛和中共就等于否定邓自己，以毛对邓的了解，毛预计邓决不会这样干，这样毛的“英名”仍将继续保留，罪行也不会遭到彻底的清祘（“文革”后邓再次复出并独揽大权后的所作所为证实了毛的预见）。毛基于以上的考虑，在邓被撤销一切职务的同时，仍保留了邓的党藉以观后效之后，并没有找借口马上把邓弄死，而是命汪东兴将邓以“保护”的名义软禁在一个秘密处所，断绝邓与外界的联系，以消除他的影响力。今后如果毛顺利实现将党天下转化成毛家天下，将江山经江青传到毛远新手里时，再找借口将邓处决；如果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再重新起用邓来为毛和中共收拾残局。

1976年6月15日自知来日无多的毛，召集华国锋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在一起，毛对他们说：“……我这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们赶到那么几个海島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祘进了紫禁城……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在这里把与蒋斗几十年，终于打进北京，总祘进了紫金城，当上了毛始皇，当成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此时，毛终于把所谓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解放中国的劳苦大众、解放全人类、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之类美冠冕堂皇的外衣都抛弃了，赤裸裸地表明了他所谓的”革命“就是与蒋斗了几十年，打进了北京，总祘进了紫金城（后面还有一句”坐上了金銮殿“毛不好意思直说），实现了自己的封建帝王梦。毛在这里对”抗战八年“没有作过多的吹噓，如果真如毛和中共一贯次嘘的那样，毛领导的中共、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毛和中共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对这样的盖世奇功毛是不会不自我吹嘘一番的。因为毛和中共在”八年抗战“其间奉行的政策是”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利用抗日战爭坐大的政策，不仅如此，在抗战期间毛还指使饒漱石、潘汉年、楊帆……等与日寇和汪伪政权勾结，彼此暗通款曲，互通情报打击国民政府的抗日军民，难怪毛不止一次在接见日本政要时感谢、美化日本的对华侵略战爭。

“天安门事件”终于使一直沉缅于“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成绩巨大、深得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幻象中的毛，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开始认识到要把自已的江山顺利交到江青、毛远新手里已经没有多少把握了。毛已意识到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最后毛不得不发出“你们（指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的哀叹。尽管如此，毛仍未放弃由党天下转化为毛家世袭天下的努力。据毛远新、张玉鳳、姚文元等人的回忆，自“天安门事件”后，毛多次向他们提及毛去世后领导班子的名单，其中有一份为：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另一份名单及排列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1976年7月15日毛趁自己死前最后的清醒时间，在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时，毛公布了他最后确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和排列顺序是：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张玉凤。由毛提出的这几份名单可以看出越到后来毛对毛家以外的人越不放心，到后来连经过江青过渡到毛远新都不放心。最后两份名单显示出毛已决意直接把毛氏江山传给毛远新，而不经江青过渡。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毛在最后提出的这份名单中，竞然荒唐地把他的姘头、准夫人张玉凤也列入政治局常委名单内。毛在临终前少有的清醒时间内，最后确定的这份接班人的名单，终于彻底暴露了毛不惜发动禍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打倒阻碍他把政权传给毛远新的所有老干们或把他们整服成为毛家王朝的忠实臣仆。最终现实毛建立世代相传的毛氏王朝的梦想，就像金日成在北朝鲜建立的世代相传的金氏王朝一样。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民众以及许多国外的政要、“中国通”、学者、记者和普通外国人没有认清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他们错误地认为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为中国；甚至是为了为全人类寻找一种新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模式。在这个长达十年多的“伟大”试验过程中，虽然给中国社会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试验的动机和出发点是高尚的、是充满诗人的浪漫和理想主义色彩的。

国内的许多民众（包括许多专家学者在内）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中国的民众，长期生活在因毛和中共对他们进行的马恩列斯毛（邓）共产极权教条的强制灌输、洗脑，和对真像的隐瞒、歪曲、欺骗而造成的认知黑暗之中。他们在茫茫黑暗之中，唯一能见到的就是被捧上神壇的“伟光正”的毛，在神壇上所发出的刺眼的光芒，这一朿强大的光芒，通过毛和中共所掌控的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这面哈啥镜，所反映出来的种种被扭曲了的虛幻假像，就成了这些人头脑中的“真实”现象。还有许多国内民众，因同样的原因丧失了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盲目认为毛和中共就是正义、真理、正确的化身。毛和中共所说、所做的一切，他们都认为是真实的正确的，他们真心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是为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为了斗私批修。

许多外国的政要、“中国通”、学者、记者持这种观点是因为毛和中共长期以来对外实行封锁、保密和那些歪曲真像的对外宣传所致。这些人了解中国的方式，或是从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上搜集、整理、分析所得资料；或是通过偶尔几次被中共精心安排的对中国大陆和对毛的采访而得到的虚假印像，然后依据那些早已被中共的新闻媒体歪曲了的、甚至无中生有编造的“新闻、事实、资料、统计数据”，再按照西方民主社会惯有的逻辑思维方式，加以推导得出对毛、对中共、对中国大陆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对中国大陆社会真实情况的识知结论，这些结论与真实情况相距十万八千里当然是必然的。这些人从毛对他们的那些不着边际、语无伦次的空话、废话、大话中，得出毛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正在带领中国大陆民众，进行一场伟大的理想社会试验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这些国内民众和外国人把“解放”以来毛在中国大陆的所有胡作非为诸如：士改、清匪反霸、镇反、肃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反胡风份子运动、农业合作化、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当成“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毛，为建设伟大的新社会而进行的理想主义试验。

这些国内外人士之所以持这种看法，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毛的卑劣本性、毛的思想和毛从事共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所致。实际上，毛是一个满脑子充滿封建奴隸主义思想意识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投机参加共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利用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具有难以抵御的巨大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蒙骗、鼓动民众跟隨他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以实现他自已打天下、坐江山，当封建帝王的梦想。回顾毛一生的所思、所想、所言、所作、所为哪里有一点点理想主义的踪影。这些国内外人士把毛的一切隨心所欲、一切违背常理的胡作非为、倒行逆施都错误地当作是毛的理想主义的表现。

有许多对毛和中共的历史和本性有所了解，但了解得并不深刻的人，也仅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自它建立以来就不曾中断过的、你死我活的、狗咬狗式的内斗的延续，“文化大革命”只不过在内斗的规模上比以往中共历次的内斗更大一些、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对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更大一些罢了。

还有极少数头脑敏锐、又有机会接触中共内部的绝宻历史档案资料的人，这些人有着较強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些资料、档案使他们对毛、对中共的本质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已认识到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中共内部一贯的你死我活的内斗的延续，而且毛是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永续不绝的封建毛氏王朝，在中国大陆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的转化。

后面两种人，特别是最后这一类人，已基本上看透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然而他们都未能弄清楚，毛为何要花如此巨大的代价：不惜工人停工、学生停学、干部停止正常工作、许多农民也停止种地；不惜瘫痪交通运输，造成生活日用物资极度匮乏，致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不惜大量宝贵的文化历史文物、历史遗跡被毁坏、大量的珍贵的图书、典籍、字画被付之一炬而灰飞烟灭、或被当成废纸送往造纸厂作造纸的原科；不惜把大批知识精英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对他们进行无情批斗、殴打、凌辱，他们或被批斗、殴打致死、致伤、致残，或不堪凌辱而含寃自杀身亡，或被判刑送往监獄改造，或被处以劳教遣送工厂、农场、农村从事非人的沉重劳动；不惜把大批“五类份子”[註：22]及其家属当作妄图翻天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敌对阶级”，使他们惨遭“阶级灭绝”（堪比纳粹德国对猶太人的种族灭绝），其中以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广西全州、宾阳、上林等县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实施的“阶级灭绝”最惨绝人寰、最触目惊心[註：23].毛不惜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挑拨“保皇派”与“造反派”[註：24]之间为爭当毛的正宗奴才而大打出手，在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的武斗，以打击支持老干们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毛为何不惜以造成两千万人死伤、上亿人遭批斗打击这样惨重的代价，发动数以亿计的干部、工人、学生和农民在全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声势空前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本来毛要打倒他认为的明显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只需利用他惯用的手腕，利用他的对手们都想（至少是表面上想）争当毛的忠实奴才的心理，先拉拢几个人打倒另外几个人；然后又拉拢另外几个新人把原来被拉拢的人打倒，如此做既可达到毛依次分别打倒对手的目的，又不必让国家和民族付出上述这些惨重的代价。据叶劍英在上1978年12月13且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透露：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笔者估计此数字应包括伤、残人员在内），整了一亿人，耗费八千亿人民币。另据李先念在1977年12月20且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损失国民收入五千亿元。这样耗费的和失收的损失加在一起共达一万三千亿元人民币。这在平均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农民每个工日收入只有二、三角钱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

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不惜让国家和民族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自已打下的江山─毛氏王朝在他死后先传给江青，再传给他的亲姪儿毛远新，然后，由毛家的子孫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永续不绝。毛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是基于毛头脑中固有的封建帝王思想，他要让他建立的毛氏王朝由毛氏子孙世代相传，永续不绝。另一方面，毛自知自已在中国大陆作恶多端、罪孽深重。他死后只有在自已的亲人掌控的政权里，自已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才不会被追究、自己造成的四千五百多万人在和平时期的正常年景被饿死和全国各地发生的人吃人的惨状才不会“上书”、自己被吹捧起来的虚假的“光辉形象”才可以“永远”保持下去（就象现在北朝鲜的金氏王朝一样）。

毛十分清楚，他要这样做最大的阻力就是那些提着脑袋追隨他一起打天下、劳苦功高的党政军各级老干们。江青、毛远新无论是在资历上；还是在对“革命”的贡献上都远不能与这些老干们相比。毛死后要把江山传到江青、毛远新手里肯定要招致老干们的抵制、反对。即使毛死前把江山交到了江青、毛远新手里，老帅、老干们慑于毛的淫威不敢公然反对。但只要毛一死，以江青、毛远新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无论是在资历、威望方面；还是在党内权力斗爭的阴險狡诈和经验方面，都远不是这些在党内外斗争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老干们的对手。只要毛一旦命归黄泉，老干们便会随便找个借口，轻易将江青、毛远新以及文革新贵们赶下台。

精明老道的毛深知这一点，所以为确保江青、毛运新能顺利继承他打下的江山，并在他死后不被老干们推翻。毛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死前，把所有的老干们全部打倒并剥夺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将他们整得服服贴贴死心踏地甘当毛家王朝的忠实臣仆。

鍳于打倒彭罗杨陸的经验教训，毛深知靠老一套的拉一派打一派，并经“正常”的“法律”和“党纪”程序要在自己死之前将所有阻碍他实现毛家天下世代相传的所有老帅、老将和老干们都打倒，是完全不可能的。一贯善于愚弄、鼓动无知民众和青年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达到毛和中共的政治目的的毛，终于想出以他被捧上神壇的巨大声望发动民众、青年学生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打倒党内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揪叛徒的名义，对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们同时进行全面打击的办法，鼓动、唆使民众、青年学生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各级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各级老干们）的反。毛用这一禍国殃民的群众运动的方式终于如愿以偿从1966年5月中到1968年底这短短的两年半的时间内，已把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老于们几乎全部打倒，并剝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已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甘当毛氏王朝的忠实臣仆。

1976年9月9日机关祘尽、众叛亲离的毛终于怀抱着毛氏王朝永续不绝的梦想撒手人寰。结束了他阴險狡诈、冷漠无情、不择手段、无法无天、寡廉鲜恥、罪恶累累、随心所欲、胡作非为和敢于蔑视和践踏人类公认的一切法律、道德准则的一生。毛一生的所作所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至今仍未穷尽的惨重灾难：八千万至一亿人因毛和中共的迫害和毛制造的大飢荒而死于非命；整个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的精华被摧毁殆尽，其糟粕被发扬到极致；数千年宝贵的文化遗产、历史文物被摧毁殆尽；整个中国大陸道德沦丧；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反动的封建奴隸主义思想和皇权思想死灰复燃并被“发扬光大”；全人类的文明价值标准被歪曲、丑化和践踏…。

回顾毛罪恶的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毛投身共产革命起，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一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以及对中共党内所犯下的一切罪行，都是源于毛要在中国实现他的封建帝王梦；从上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到1958年毛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的“三面红旗”，在全国发动瘋狂的“大跃进”运动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中共党内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都源自于毛要巩固他所建立的毛氏封建王朝和他在这个王朝中的帝王地位；从1958年毛发动禍国殃民的“大跃进”起，直到他1976年9月9日命归黄泉为止这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中共党内所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都源自于他不仅要当中国的封建帝王，而且要实现他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也就是要当世界共产阵营的皇帝的梦想。这期间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他死去这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中共党内所犯一切罪行，都源自于他既要实现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梦想和巩固自己的皇权；还要把他建立的毛氏王朝传给他的姪儿毛远新以建立永续不绝的毛氏王朝。

通过以上的事实和分析我们知道：毛投机共产革命运动“建国”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已的封建帝王梦，建立世代相传的毛氏皇朝，在中国复辟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权统治，是极其反动的，是与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毛“建国”的手段和途径是极其残忍、卑鄙、无耻、不择手段和非法的、是以一千数百万无辜民众的死亡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惨重破坏为代价的。毛所“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中国大陆社会和民众带來的不是文明、发展与进步，而是整个社会文化、道德、思想、政治、经济的大破坏、大倒退，和八千到一亿民众因毛和中共的迫害以及毛一手制造的大饥荒而悲惨地死去。整个中国大陸除毛一人之外，所有的民众（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官员和普通干部在内）无时无刻不生活在飞來横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巨大恐惧之中。每一个中国人当你知道毛是怀着如此反动的目的、是通过如此卑劣的途径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给中华民族带來了如此深重的的灾难时，你还会认为毛“建国”有功吗？

究竟是些什么人至今仍认为毛“建国”有功？

然而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尽管毛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犯有许多滔天大罪，但毛“建国”还是有功的。笔者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以下几类人：其一是：那些与毛一样怀着“打天下，坐江山”的目的，提着脑袋追随毛“闹革命”的党政军各级老干们，以及他们的子孫后代“红二代”、“官二代”们。他们是毛领导下建立的这个封建奴隸式共产极权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毛建立的这个政权中享有种种政治、经济和生活待遇上的特权，享有巨大的、除了受制于毛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之外、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以及后来利用这些世袭的权力攫取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些人中的许多人虽然也目睹毛“建国”过程中手段的单鄙、凶残、无恥，和“建国”后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而深重的灾难，但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巨大的权力和通过这些权力所攫取的巨大经济利益，他们不得不坚持说毛“建国”有功。如果他们承认毛“建国”有罪，那么等于承认他们自己追随毛“建国”也有罪；等于承认他们这个政权存在是不合法的。这意味着他们将丧失他们的特权、权力以及他们通过这些非法的权力所攫取的巨大财富，这是他们决不愿意面时的情况。所以他们坚持说毛尽管有错误甚至有罪，但毛在“建国”上还是有功的。因为只有说毛“建国”有功，那么他们追随毛“建国”当然也有功劳。这一类人在中国大陆也有不少。

其二是：现在当权的许多各级党政军官员们，虽然由于国内外许多资料的解密以及资讯的公开和流通，已使他们明知毛“建国”有罪，却仍然坚持说毛“建国”有功，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给他们从毛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个政权免强找到一点他们自认为的“合法性”；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继续保持他们自己赋与自己的巨大权力和利用这些权力所攫取的巨大财富，免强寻找到一点他们自认为“合理、合法”的借口；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恢复使用毛氏手法来打击、镇压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他们那些与民主宪政、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倒行逆施找到他们自认为的“理论依据”。

其三是：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当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怀着救国救民的真诚理想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望投奔延安、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他们追随毛在中国从事“共产革命”，成功后才发现他们努力奋斗所建成的这个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与他们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目标实在相差太远。他们在“解放”后目睹了毛和中共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到他们晚年才开始觉悟过来，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跟随毛和中共做了许多错事坏事、说了许多假话错话，到现在终于敢于承认过去的错误；终于要说真话。这些人自称是“两头真”，他们虽认为毛“建国”后虽对中华民族犯下了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但仍坚持认为毛“建国”还是有功甚至是有大功的。尽管他们之中有许多心里也明白毛“建国”不但没有功反而有罪，但他们口头上仍要坚持说毛“建国”有功。因为只有这样说他们一辈子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才有点意义。只有坚持这种说法他们的一生才有点意义，他们的一生对国家对民族才多少有点功劳。只有这样他们在他人面前和面对自己的一生时才可聊以自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人到晚年要让他承认他的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不仅对国家对民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反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其四是：许多对毛“建国”前后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又深受毛和中共洗脑、舆论导向、歪曲真像的宣传毒害；又满脑子封建奴隶意识、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民众。他们没有自己判别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又缺乏判别是非曲直的客观事实依据，因而只能轻信中共的宣传认为毛“建国”有功，这一类人为数众多，许多愤青、自费五毛党、真诚的毛左份子和乌有之乡的乡民们都属这一类人。

其五是：那些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秉承中共当局旨意，靠吹捧毛和中共当局维持生计的五毛党，和中共当局豢养的一批御用文人、专家、学者。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不是不知道毛“建国”不仅无功，反而有罪。但他们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生计，不惜把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抛到九霄云外，昧着良心按照中共当局的旨意鼓吹毛“建国”有功，以自欺欺人。

2016年6月4日写完。

（谨以此文献给“六四”运动的殉难者和仍然健在并继续在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奋斗的参与者。）

[註：1]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收的公粮数量从一九三七年的13859担增加到一九四一年的200000担，四年之间增加了14.43倍。征粮过度，农民不堪重负，毛和中共住往只能通过強制和暴力来达到目的，因此而逼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搞得边区民众怨声載道。一次雷雨中边区某县长被雷霹死，有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一九四四年二月卄四日的日记中写道：边区政府的农业税（主要是公粮）跟国民党政府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担，须出公粮四担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不夠交公粮”。毛和中共利用抗日的时机疯狂扩张党政机构和军队除搞得边区民众不堪重负民不聊生之外还造成物价飞涨。一九四四年与刚到陕北不久的一九三七年相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火柴涨了二万五千倍，食油涨了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涨了六千七百五十倍。

[註：2]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耽心从苏联得到的财政援助可能会断绝。毛和中共不顾鸦片对国人精神上肉体上将造成的巨大伤害，居然在边区大力开展鸦片种植。为掩人耳目把鸦片称之为“特货”、又在鸦片种植区的四周种上高大的玉米高梁加以遮蔽。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共卖出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当时中国的法定货币）。毛和中共靠祸国殃民的鸦片富了，边区的小朝庭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不包括边区的老百姓）到一九四四年因种植的鸦片过剩才停止了鸦片种植。

[註：3]：据解放军原來宣称一、二次国内革命戦争共消灭国民党军850万人，最近又修正为1000余万人，按照当局一贯的宣传方式这数字肯定有不少水份，而且其中应还包括负伤、被俘、起义、打散的国军数字，这些人至少占被“消灭”总数的一半左右即500万左右是国军方面战死的。按照通常战胜方的死亡概率：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即30％考愿到一次国共内战时和二次国共内战的前两三年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共方自称：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再加上共军面对国军的武器优势采用的是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以致一个地方被共军攻占下來共军与国军的伤亡相当甚至大大起过国军的伤亡。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打死国军500万人的同时共军自已战死的至少也应在300万人左右。再加上共党内斗互相残杀致死的，双方有意无意杀害的无辜民众至少也在300万人左右。所以说国共双方一、二次内战总共造成1000万人以上死亡是较接近事实的。

[註：3]详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国外长周恩来与前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簽定的《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

[註：4] 钱是一个品行卑劣的小人，在反右时为自己脱身和向中共献媚，不惜无中生有向中共举报同为科学家的钱伟长有政治野心，再加上钱伟长反右期间提出的教授治教专家治校的意见与中共的做法相左，致使钱伟长被以邓小平为首的“反右领导小组”划为右派分子。钱学森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在粮食亩产已由超千斤、几千斤、超万斤、几万斤时，居然违背科学常识和做人的基本良知，公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从科学上论证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为浮誇风推波澜，致使后來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把稻谷产量浮誇到130435斤/亩的惊人而荒谬的地步。钱学森从美国回国后即被毛和中共豢养來为毛和中共称霸世界研制火箭、导弹和人造卫星。钱学森置国家极度贫困、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活活饿死的现状于不顾，把自已本可用于造福民众的全部知识和精力都用于为毛试图称霸世界实现其“世界帝王梦”研制火箭、导弹和人造卫星。晚年还宣扬“人体特异功能”。回顾钱学森的一生不仅品格卑劣而且从未运用他的知识、才华为改善中国民众的处境做过任何有益的事。这样一个人死后居然被当局吹捧为科学界为人处事的楷模，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註：5]程先生曾留学德、美二国获得过两个博士学位，原为清华大学冶金系系主任，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隨请华大学冶金系一起來到新成立的“中南矿冶学院”，担任冶金系系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当局划为右派，是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湖南省仅有的两名一级教授之一

[註：6]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甄别平反“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四十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人数总有几千万。”

[註：7]：从一九六三年起每年高校毕业生进行毕业鉴定前，全国各高等玩段的校长、院长、党委书记都要被高校部、中宣部召集到北京开会，布置查处“反动学生”的任务。高校负责人被要求按布置的比例回自己负责的院校完成查处“反动学生”的任务。凡未按比例完成查处“反动学生”任务的高校员责人，今后该院校分配出去的毕业生如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将追究该高校负责人的政治责任。因此。绝大多数高校负责人回校后都不遗余力地按规定的比例查处“反动学生”。有的院校实在查不出货真价实的“反动学生”也不得不拉几个出身不好或是“只专不红”的学生来凑数。这个85号文件，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实行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停止实行，总共实施了三年，按笔者查到的湖南省高等院校在这三年中查处的“反动学生”人数推祘，全国在这三年之中在应届高校毕业生中查处的“反动学生”总人数约在一千五百人至两千伍百人之间。

[註：8] 此人原为历史学家“觧放”前参加“民盟”极力攻击、反对国民政府。“解放”后被毛和中共当做民主党派参政的花瓶，安排担任有名无实的此京市副市长。“解放”初为迎合毛、周恩来的心意，不顾以林徽因、梁思成等专家学者的劝阻、反对，坚持拆毁北京城的古城墙和多处城楼、门楼使北京这座全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古都城遗跡被严重破坏，给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历史文化遗跡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吳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比一般人更请楚被他坚持拆毁的这些历史古跡的巨大价值，吳的卑劣无耻由此可见一斑。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期间，吳积极参与、主持对其昔日“民盟”中的盟友儲安平、罗隆基…等的揭发批判，致使他们纷纷被划成“右派份子”，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家破人亡的深重灾难。“文革”期间因其奉毛旨意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与邓拓、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而遭批斗，于一九六八年三月被捕入狱，一九六九年十月死于狱中，其妻也于同年三月被迫害致死。

[註：9]被打倒的知识份子和老干们当时被称之为“牛鬼蛇神”，关押他们的地方被红卫兵们戏称为“牛棚”。

[註：10]：从一九六八年底毛号召知识青年（当时大都为“红卫兵”）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起，到一九七五年前后全国共有一千七百多万知识青年被毛或诱骗；或強迫下放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农场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以剝夺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分散他们的力量，使他他们不再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以消除这些有组织的“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统治的威胁。同时又减轻了城镇人上就业难的压力。被当局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

[註：11：]据360浏览器好搜百科“上山下乡”词条称“文革”期间约有l/10的城镇人口被下放农村，按当时全国人口总数7亿城镇人口占20％计全国有1亿4千万城镇人口，其1/10就有1千4百万，也就是说全国这类城镇“下放”人员总数约为1千4百万。

[註：12]：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个里程碑

[註：13]：据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员王天成（王十七岁就在志愿军总部任敌情参谋，后张一直从事军史研究）介绍一关于毛岸英之死，他在采访过当时志愿军总部许多当事人之后证实：一凢五0年十一月卄五日早上毛岸英和另一参谋高瑞欣因起床较晚错过了早餐时间（当时为避免引起“敌机”的轰炸，志愿军总部规定白天不准生火做飯，以免炊烟引來“敌机”的轰炸，早餐必须在天亮之前吃完，毛和高因睡觉耽误了早餐，起來后，毛岸英竟依仗是毛泽东的儿子违反规定，在上午九时左右擅自生火炒蛋炒饭吃，炊烟引来“敌机”的轰炸，毛和高所在的办公室被燃烧弹炸中，毛、高二人葬身火海。

[註：14]：臉皮厚、心里黑，指厚颜无耻、擅弄权术的政客、阴谋家。可详四川学者李宗吾先生所著《厚黑学》一书。

[註：15]：中苏双方在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和8月13日在黑龙江珍宝島地区发生3激烈的武装冲突，双方动用了直升机、坦克、大炮投入战斗，双方互有伤亡。

[註：16]：周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没有骨气、在毛面前行为猥琐、低声下气极尽阿腴奉承之能事、经常主动为毛的错误和罪行承担责任，甚至不惜把屎盆往自已头上扣，不分是非对错主动充当毛的打手，以此求得毛的欢心和避免遭毛的清洗，周在毛面前的表现让毛都感到恶心，毛从内心深处鄙视周，把周当作一条毛要它咬谁就咬谁的狗。

[註：17]：文革新贵是指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迅速登上政治舞台高端的那些毛所依靠、所信任的政治人物如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王力、戚本禹、关锋…等。其中王力、戚本禹、关锋、陈伯达等先后被毛以各种借口打倒。

[注：18]：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注：19]：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导致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周恩来等侥幸逃脱。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各大报分别刋登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啓事》，伍豪是周恩来的笔名。周本人及中共均称此啓事系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但到文革后期毛为打倒周和向周施压，重提此事以指责周有叛党嫌疑。

[注：20]：毛远新，毛泽东的亲侄儿，1941年生1960年进清华大学后转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入伍。文革开始组织“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为红卫兵领袖。27岁被毛任命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一心想把他当作继承毛氏江山的接班人，为达此目的1975年10月10日，老眼昏花的毛，将他调到身边担任毛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人负责向毛反映情况和向政治局时达毛的指示，有时也坐在它席位子上代毛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为毛家天下的正式继承人培养。文革后被判刑17年

[注：21]：指清华大学刘氷等人向中央写信，告毛派往清华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迟群和谢静宜的状一事。毛指责写信的人：动机不纯，想打倒池、谢二人。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註：22]五类份子是指：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和右派份子。

[註：23]：详谭合成先生所著《血的神话》，书中谭先生以详实的史料真实地再现了湖南道县在文革期间，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实施“阶级灭绝”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掺状况。

[註：24]：在“文革”期间成立的为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和“造派”组织中，一些直接或间接得到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或暗示，按照毛如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坚决打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权老于们的组织被称为“造反派”组织；另一些未得到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或暗示的组织，按照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凡是反对当权领导就等于是反党、反毛，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打成“右派份子”就是被打成“反革命份子”。这些组织不知毛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见有造反组织要打倒当政的老干们，便起来保护这些当权的老干们，以显示自己是在保卫党的领导、是在保卫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造反组织被称之为“保皇派”。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0/11/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