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抗议富士康用强权压制新闻自由
6月15日，6月22日，上海《第一财经报道》先后发表关于“血汗工厂”的揭黑报道，没想到惹怒了有台湾资本背景的当事企业富士康集团。7月10日，该报两记者翁宝和王佑遭3，000万元索赔。
来头不小的富士康，看来要让这两个说真话的记者倾家荡产了。
不禁要问：中国的法律能够保护公民的新闻自由权吗？
前几天，我因捍卫言论自由，也就是新闻自由，被杭州市公安局拘留七天，算是付出了代价。出来后，恢复自由，又得到上海两记者被打击的报道，感到一定要声援。同时，网络上，朋友也各自展开了自己的声援方式，比如北京的老郭这样呼吁：各位友人，富士康公司的所作所为是赤裸裸的践踏公共利益，借用凯歌大导演的语句，“企业不可以如此无耻。”，新闻底线不可以在这种无耻的强权面前退缩，哪怕他们盗用“台湾同胞”、“投资环境”、“维护稳定”一类堂皇的名义，而此事件将注定成为中国新闻史上重要案例。因此：“我们所能做的事：（1）只要会写字的就可以上网声援；（2）望各海内外媒体同行积极跟进报道，众志成城揭开富士康和郭台铭之流丑陋嘴脸，让国人记住这些丑陋的名字，包括地方法院协助无良企业冻结记者个人财产的荒唐行径；（3）如果富士康员工挺身揭露富士康丑行，及有责任心的律师发起公益诉讼，我将发起募捐以支持他们的正义行为，并个人带头捐款。”
接着，网络上有一个媒体老兵李学凌提出捐出一万元，这是一个积极的举动，也是捍卫新闻自由的行为艺术。
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说真话要付出代价，这在那个国家都一样，可是在中国更加严重，更加复杂和残酷，因为中国不但有权力令说话者闭嘴，那些帮凶的老板们也一样不愿意放过说真话的记者。
不过，霸道的权力令人闭嘴，我们还要看它这个权力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力。如果是公权力，就坚决不闭嘴；如果是私权力，只能沉默，因为对方已经扔掉胡萝卜，而是甩起大棒，记者们只能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被迫沉默。
现在，富士康这家企业，是公开登记的合法的责任企业，不是动辄用私刑的黑社会，所以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没有理由对它闭嘴，而是应该继续揭露其在深圳的工厂普遍存在的“超时加班”问题。
用事实说话，就是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就是得到更多的安全系数。
真理越辩越明，真相也是越揭露越真实，越公正。
如果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请你们工厂主站出来，邀请记者进厂房，看生产劳动记录。如果富士康隐瞒真相，请富士康员工私下或通过网络、手机、照片等各种渠道和方式与记者联系，把富士康工厂里的真实一面展示出来，一为保障员工权益，二为监督富士康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守法责任。
在一个真正见光的社会，要让新闻工具的透视光照射到那些有点见不得人的黑暗地方，使它们再也不能见不得人。
在中国，工人及其他弱势群体权益被侵害的情况相当普遍。今年初，中国法律界在讨论《劳动合同法》时，曾经揭露中国农民工一般每天工作十至16小时，远远超过国家所规定的每周工作40小时。而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新闻媒体以进行调查性报道获得读者青睐，在社会上建立了伸张正义、社会良心的形象，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法治报道。可中国的国情是权力与企业勾结，而职工普遍缺乏工资话语权。比如一些打工的人员，一天工作15小时，而工资才有300元，简直是赤裸裸的剥削与压榨。
富士康员工月薪只有300元，还不如浙江省职工月收入最低的为450元。而该企业还严重违反规定加班加点、强迫劳动者加班加点、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这难道不是对社会的犯罪吗？记者们捍卫新闻自由，难道不是对社会尽责任和尽义务吗？
两名记者的单位《第一财经日报》做得好，该报发公函给台湾背景的富士康公司，声明“记者报道属于职务行为，报社将动用资源支持两人全力应对诉讼”。虽然翁宝和王佑已经收到法院要求冻结其资产的通知书，被冻结的资产包括房产、汽车和存款，但不屈服，而是通过法律，在法律范围内努力维权。
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天职，我们不能假定我们是在一个缺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我们有宪法上明确宣布的言论自由和出版，其实这就是新闻自由，我们必须捍卫，站出来，要让属于公众及所有每个人的新闻自由和得到真相的自由得到切实的保障，而不是回避或放弃。
所以，我的老郭朋友说，“我代表一批关心富士康员工命运的朋友的共同意见郑重宣布：如果有富士康的员工，包括接受了第一财经采访的匿名证人，从现在站出来公开揭露受到的剥削欺压，不论受到富士康任何形式的打击，我和我的朋友们一定不会袖手旁观，我们将发起捐款给你们以支援，弥补诸如扣发工资一类的经济损失，及聘请律师给你们提供比富士康花50万请的律师更高质量的法律援助。并且你们不用担心被富士康开除，我们会动用一切关系资源，确保协助你们在中国可以找到一份远高于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并且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时，上班不用一直站着，有休息时间，也绝不用两人合睡一张床的工作。”
眼下，富士康告记者案已经很热了，网络上和报纸上都沸沸扬扬，但还应该看清楚问题的关键：
第一，正视诉讼：不告报社告记者，深圳法院受理有据查封合法（审查该法院的无瑕疵声明）？这由法律界人士解释，谁是谁非，基本上已经清楚。
第二，告别悲情：全球媒体撑腰，苹果着急，富士康料将不战而退。这是该企业必须承担的风险和代价。
第三，关键就是超越诉讼：追踪血汗工厂，逼降富士康，劳工政策大反省。
目前，尽管被告的二名记者面对财产被封与台商的天价索赔受到惊吓，但在愤怒的媒体与公众舆论面前，富士康显然已成弱势。关注此案，超越个案，关注中国的劳工问题，当是媒体更为重要的使命。
中国不仅是一个富士康有问题，还有千千万万个富士康劳工超时工作，甚至是“血汗工厂”，比如最近披露的“世界袜都”童工问题被隐瞒的消息，是非常可怕的制造“杀人工厂”，是真正的危害和谐社会，破坏社会稳定。报道称：具有“世界袜都”之称的浙江省诸暨市，最近因一场致命火灾揭露出该市企业普遍存在的雇佣童工问题，当地有关部门事后迅速隐瞒实情，封锁消息，严禁媒体报道。
据安徽《婚恋家庭》杂志记者邢荣勤报道，7月16日，浙江省诸暨市一私营企业制袜厂发生火灾，三名女性死亡，多人受伤。死亡的三人中，有两人是雇佣来的童工。侥幸逃生的员工告诉记者，当天事故发生以后，一名童工已当场死亡，另外两人送往医院抢救，但因抢救无效已经死亡。逃生员工说，当时突然爆发大火，他来不及逃生，只能扒在窗户边等待救援，幸好消防人员及时感到，他得以安然无恙。该厂老板、老板娘在火灾发生时，最先逃离火灾现场，但均有不同程度的烧伤。事件发生后，当地警方迅速封锁现场，宣传部门也要求任何新闻媒体不得采访、报道。第二天，在有关部门要求下，该织袜厂结清了部分童工的工资，并将他们遣散，其他留下的员工，则被集中在某宾馆，并派有警察看守，不准与外界接触、联系。
据了解，诸暨市织袜厂众多，有世界袜都之称，近年由于需求的不断增长，劳动力出现短缺，厂主们开始雇佣童工，由于大部分加工厂（点）都分布在居民楼内，根本不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加之这些企业害怕使用童工的事情败露，大都把大门紧紧关闭。知情者说，发生这样的惨剧不是一种偶然，有关当局应立即采取措施，对不符合生产要求的小作坊式的工厂进行取缔，对违法聘用童工的行为尽快进行查处，以防此类惨剧再次发生。而诸暨市有关部门软禁劳工、虐待劳工，封锁消息来源的做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看到全中国普遍的劳工加班超时、压迫劳工现象，以及诸暨市的童工不幸之悲剧，我们的媒体从业人员应该明白，真正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哪里？
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天职，当人们蜂拥严重抗议富士康用强权压制新闻自由之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更多的人间真相需要记者们尽快揭露，更多的社会责任需要记者们全力承担。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