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6日网上有消息,10月28日在北京病逝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巨贾霍英东临终前,向中央有关领导人留下了“临终箴言”;全国政协整理后,11月初,在政协党组、港澳办、统战部、侨办、中联办内部作了传达。

这不禁让人想起,1980年10月10日,赵丹临终前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赵丹的“临终箴言”:“(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霍英东的“临终箴言”与赵丹一样,也是对大陆执政党缺少民主自由共生法制的批评与进言:“要提的问题,中央是掌握的,也是社会上都在议论的:政府部门、干部都在搞‘私’的,影响很不好,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日渐没落,国家的前途就会多事。我常常自思难解:共产党不怕西方制裁、封锁,不怕西方军事威胁,为什么怕以法治国、以法治党,怕社会、人民舆论监督。以法治国,才能长治久安。共产党、政府要到社会中、到人民中多听声音,了解问题,要让人民政协能起到参政议政监督共产党、政府的作用,我看百利而无一弊。要让人民表达、发泄声音,有好处。”

霍英东“临终箴言”涉及范围虽然比赵丹的广泛,不仅仅局限于文艺问题,而是从要开放“舆论监督,以法治国”的全局着眼,说得比赵丹更深刻更大胆;但是霍英东有一点与赵丹完全一样:皆是在病危临终时,才敢“向党说真心话”,才敢大胆批评“娘”——虽然而今大陆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的忠臣们,也一如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忠臣,只敢在临终时才能对“圣上”直言。尽管霍英东是香港巨贾,人称中共的“统战朋友”,并非如赵丹一样完全靠“社会主义”俸禄生活,但霍英东仍然是在以“再想一下”、“待思考好”等托词多次婉拒中共代表征求意见后,才最后于临终前说出自己的“逆鳞”之异见。

想霍英东身居全国政协副主席(副总理)之高位,又生活在与大陆体制有别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且富甲一方,没有经济来源的后顾之忧,还多年有惠于中共,却于说一句建议开放“舆论监督,以法治国”的轻轻直言时,竟然要如此诚惶诚恐,再三谨慎,直到临终才下决心,可见,今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和谐社会”,言论自由何等稀有!高官幕僚尚无言论自由,更何谈民间草根?!26年前的《人民日报》尚且可大胆刊登赵丹“(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临终箴言”,今日《人民日报》却对霍英东“临终箴言”不敢作一字报道,此情此景,岂非大陆在“与时俱退”?!如此言论自由今不如昔的“和谐社会”,如何能真正“三个代表”?

当年赵丹“临终箴言”曾被“极左中流砥柱”斥为“临死放了个臭屁”,不知此次霍英东“临终箴言”是否可免覆辙?

读二十五史,中华文明有一好传统,历代有为“明君”在清醒之际,尚能重视臣民“临终箴言”中的批评,如武则天因采纳狄仁杰蒙冤处死前的“狱中帛书”之三谏言,立即清除来俊臣等酷吏酷刑而扭转危局;反之,一些无视臣民“临终箴言”之警告的昏君,往往悔之晚矣:如前秦之覆亡,许多人一味归咎于“淝水之战”,其实,根本问题在于,刚愎自用的秦帝苻坚没有采纳有“诸葛亮”之誉的名相王猛的临终箴言之批评。

今日大陆执政党若真想“和谐社会”,不妨从多研究臣民“临终箴言”入手,须知,就是许多贪官的“临终箴言”,也是中共反省反思的极好镜子——君不见,近年一些贪官污吏的精彩“绝命书”?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说:“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前中共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管了。”前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国税局局长李真说:“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好经济准备,如有不测也万无一失。”……可见,霍英东“临终箴言”并非什么独创,早已是中共各色官员的共识,只不过,今日中共各色官员已皆“不见棺材不说真话”,而“临终箴话”又说了也是白说,中共“新核心”似乎并未明白,中国的希望,端在于重视这无数“临终箴话”。若继续让中国人的“临终真话”一如赵丹“临终箴言”被斥为“临死放了个臭屁”,中国可能就只能彻底失去改革机遇,陷于暴力革命循环不已的绝境。

2006年11月27日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议报第2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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