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大致是同时起步的，由此国人也多将二者比较，批评中国的洋务运动；而肯定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大致这已是公论。显而易见，这主要是由于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以致最终满清覆灭。而日本经明治维新，国势强盛，不仅大败满清，而且亦战胜俄帝国；从而成为扩张帝国，并立于世界列强。但我以为此乃功利观，成王败寇，是短视之见。
本文探讨的不是洋务运动的对错、得失？本文要探讨的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中国学者批评洋务运动，一是“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是未进行政体改革；将其归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但在我看来，这两条都站不住脚。
一
所谓“中学为体”即坚持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孔孟道统；坚持以儒家的思想伦理为立国之本。中学即三纲八目：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西学乃指西方现代之：科技、工业、军事；司法、制度、行政；经济、金融、交通；社会学说等等。特别要说明，“中体西用”中的“体”非指“国家政体”，而是指“道统”，国家政体改革属于“西用”。多有学者将之混淆，将“中体”误认为是中国的政体。
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有完整的阐述，他的原话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在该著的“序”中言，“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裹在学”，“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显然，所谓“中学”乃指道统而非政体。张之洞所说的中学即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伦理，他在“循序第七”中道“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张之洞对“中体西用”阐述得很清楚。
有关“西学为用”，也并非只是“器物”。张之洞在《劝学篇。序》中言：“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可见张之洞所言“西学”，更在学习西方的政事，洋务运动绝非只在“器物”。我们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明确些，即“孔孟道统为体，西艺西政为用”；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说，包括对中国政体之变革。
洋务运动有个发展过程，先器物、而技能、再到政与制。当然，《劝学篇》的目的是“保国、保教、保种”。届时，国际间弱肉强食，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为盛，中国处于列强分瓜之境，国人忧之，要求“保国、保教、保种”乃是必然。当时激进的康、梁的口号也是“保国、保教、保种”。
《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内篇九篇，近18000字；外篇十五篇。近24000字；全著更多的倒是讲学习西方。包括：放弃固步自封，向西学开放心智；考察西方诸国；建立新式学校；培养各行专业人才；多设译书局，广泛翻译西方著述；设报馆，开放报刊；变法，破旧窠，行新政；改革科举；教育民众，普及科技知识，鼓励工商；建立西式现代军队及军事；学科技、开矿、修铁路等等。
张之洞“西学为用”的主旨是“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西政”不仅在官制、学制、司法，还包括农政、工政、商政、军政等等。有关中国什么可改，什么不可改，张之洞在此著中言“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请征之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
张之洞的《劝学篇》写于1898年，已近满清尾声。此文是对洋务运动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也是对之继续推动。重要的是，《劝学篇》中所说的这些“西用”、“变法”，多是洋务运动已经做的，或正在做的，并望继续推进。洋务运动并未因甲午战败而终止。
应该说，于当时，除革命党之外，“中体西用”得到了朝野精英的共识。康、梁虽是激进的维新派，但其所提出的“变法”内容与张之洞所主张的大致相当。戊戌变法的种种要求都是洋务运动一直在做的，戊戌之败不在变法，而在光绪所用维新党要贸然政变，让袁世凯起兵勤王，废慈喜，可谓书生幼稚妄行。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甲午之后，张之洞参与了推动新政变革。1901年，他在《致刘坤一等》中言：“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同年，张之洞会同刘坤一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1907年8月，张之洞奉旨进京陛见。慈喜问：“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张回答：“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慈喜言“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张答：“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现在日日言预备，遥遥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
次年，军机大臣庆亲王奕上给慈喜太后的密奏中言：“近日各省绅民，复有要求开国会年限之事，其中有乱党勾结，无非使权柄下移，迫不得已，宪政编察馆严定君权宪法大纲，实行立宪预备应办各事，庶可保全治安。今张之洞、袁世凯拟以预定年限，即开议院。据奴才愚见，不可预定年限。在军机处详细妥商，张之洞等总以定准年限为是。查日本明治十三年宣布立宪，二十四年宣布开设议院。今本朝立宪，一切应办各事，尚未举办，先宣布开设议院年限，无此办法，此事关系甚大，唯有据实声明，恭请圣意坚持，总以应办各事，实力奉行后，届时再行宣布开设议院期限，不可先定准期，庶权操自上，于大局有益。仅此据实直陈，伏乞慈鉴。谨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内政类奏摺》；引自孔祥吉：《张之洞劝慈喜速行立宪》）
李鸿章办洋务由“坚船利炮”始，进而工商，进而教育、人才，进而变法。其言“今当及早变法，忽令人笑我拙耳。第此等大计，世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作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已矣”（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1874年，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1896年，李鸿章致信吴汝伦谈及欧美行之感：“至立国政教，今人纂述中，郭、曾、薛三《日记》所言，颇得涯略。此行辙迹所经，视数君为广，而时日则太促。然详咨博考，已觉所见过于所闻。其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庞，而生财之法又不逮远甚。每于纵观之际，时增内顾之忧。”
戊戌变法后，慈喜召见李鸿章，“以弹章示之曰：‘有人馋尔为康党。’合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 册）
由上可鉴“中学为体”并非是不改政体；再洋务运动最终走到了国家体制的改革——君主立宪。如果没有日本的突然兴起及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洋务运动不会夭折，其会逐步发展，最终使中国实现工业化，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洋务运动由“坚船利炮”始，进而就要办工业；办工业就要学习西方科技，培养人才；培养人才既要办学校，引入西方文明；而这些均要钱财，因此要促进经济，鼓励民间工商；军事启动工业；官办带动民办；由是工商阶级、市民阶级乃兴起；工商阶级、市民阶级之兴起，政体的变革就有了内在的驱动力以及承担者。顺理成章，然而日本的侵略打断了洋务的进程。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外在原因之一。
如果大清朝不是满人统治，皇帝是汉人，那么其也不至于灭亡。满清一再拖延，拒绝改制立宪，主要是因为满汉民族之矛盾，满族统治集团不愿放弃大清江山及对汉人的统治，作为少数族群，一旦立宪，清皇丧失绝对权力，满族即丧失对汉人的统治。此阻碍了晚清的政体变革，也导致了满清的灭亡。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官僚集团及精英阶级兴起，而满族统治集团已没落不堪，前者必将要取代后者，这也决定了满清最终的命运。
终结满清的非革命党，而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新兴汉族官僚集团及精英阶级，而他们也正是洋务运动的主力。武昌起义仅是一次偶然的兵变，当时中央政权完全有力量将之镇压，然而其时汉族官僚集团及精英阶级已决心抛弃满清。因此，借武昌兵变，各省或宣布独立，或起义；而掌兵权的袁世凯半途终止对武昌的镇压，南与革命党谈判，北逼退满清皇帝退位。是汉族新兴官僚集团及精英阶级结束了满清，建立了现代国家中华民国。
从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到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北洋政府、再到蒋介石、蒋经国国民政府、乃至各自治军阀，广义而言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维护、继承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传统，同时广博学习、汲取西方。这是近代中国文明的主脉，也是近代中国的正途，一以贯之，并延续为传统。不幸其中断于“新中国”；唯“新中国”对这一历史全然抹杀、批判。
2016年12月28日于伊萨卡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