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

196、并非“敢怒不敢言”

对联的观点迅速蔓延。尤其是在中学生之间,出身好坏成了衡量本人好坏的第一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学业成绩的优良,三好学生的荣誉,现在统统变得无足轻重,而且它们还常常被视为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深的标志。就连共青团员这块金字招牌,此刻也失去了往昔的光彩;因为共青团已经被批评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早在运动之初,工作组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对家庭出身的考虑便已经置于首位,团组织已然遭到冷落。红卫兵组织的建立,更进一步把共青团抛置一边。事实上,学校中的团组织已经在无形中解体。班上有一两位出身不好的老团员,虽然没有受到红卫兵的直接攻击,但也被归入“混蛋”之列。所有这一切,未必都是出自党中央的明确指示,但很少有人敢于正面反对。毕竟,共产党推行出身歧视政策由来已久且日甚一日,眼下发生的种种现象,看来只不过是这一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引向极端,所以它们具有一般人不敢质疑的正统性。尽管不少人暗中抱怨红卫兵的做法“过火”,但那也是以承认其“大方向正确”为前提,故而不足以构成有效的抵制。

两个月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兴起,我们把先前这段时期称为“白色恐怖”,把自己在这段时期的心态描述为“敢怒而不敢言”。其实这种描述并不准确,因为在当时,至少是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连怒也不敢。所谓怒,是建立在不仅认定自己正确正义,而且认定对方错误邪恶的认识之上的。当时的我们却并没有这种认识。我们感到委屈,但并不感到怨恨;我们痛苦,但并不愤慨。在辩论会上,我努力为自己的革命性进行辩护;可是我没有、也不可能去否定对方的革命性。由于我们预先就肯定了对方的革命性,所以我们就只能把他们对我们的打击看作是一场不幸的误会。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还能怒呢?至于其它黑五类出身的同学,许多人已在沉重的打击下失去了自信,那当然就更无从怒起了。这大概是运动初期受迫害者的共同心理。

197、令人困恼的被动处境

正象后来遇罗克在《出身论》中写到的那样,辩论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

辩论会后,我感到十分困恼。问题在于,我之所以遭受批判,并非由于我提出了或做出了某种与众不同的、从而暂时不为别人所理解的观点和行为,而仅仅是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因此,我不可能用诸如“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和“光荣的孤立”一类道理勉励自己。我不可能具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另外,这幅对联虽然在后来被陈伯达宣布为血统论,但其实它强调的并不是血统。如果真是讲血统这种先天生理遗传因素,那倒省事了,因为那表明个人在主观上对其缺陷不负有责任。一个人天生矮个子,但那不是他的错。出身歧视的出发点是强调家庭对本人的思想影响,其落足点却是对当事者自身进行道义指责。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文革前,共产党讲“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讲“重在表现”。这看来还比较合情合理。可是在实际上,既然党首先就根据你的出身对你作出最坏的估计,然后又根据这种估计去解释你的所有言行,正所谓疑人偷斧,越看越象;到头来还是歧视有理。如今有了对联,连“重在表现”四个字都染上了“修正主义”的嫌疑;歧视愈加显得理直气壮,我们要为自己申辩则愈加变得困难。最让人困恼的一点是,在这场争论中,我们无端地遭到粗暴的攻击,但却找不到任何可以反击对方的思想武器。那时候,我们没有权利平等的观念,没有人格尊严的观念;我们没有不同于对方的单独的立场。这就使我们陷于极端被动的境地。

198、震荡与迷乱

在缺少单独的立场的情况下,一个人要抵抗来自他所认同的那个社会的巨大压力实在是太困难了。首先,被孤立的滋味就非常难受。仅仅几天之前,你还和同学们一道说说笑笑;转眼之间,人人都和你拉开了距离。有些人一见到你,不是视若无物,就是故意显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即使在原先的好朋友中间,彼此的交往也变得十分生硬和尴尬。我试图打破孤立。在班上的讨论会中,我竭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积极发言。可是我的发言,不是无人理会,就是招致一番横眉怒目的批判。出身歧视和种族歧视或等级制度不同;在种族歧视或等级制度下,被歧视者或下等阶级的成员们,相互之间至少还可以保持正常的来往。然而,在出身歧视下,连许多黑五类同学们自己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彼此之间太接近。因为那会被别人指责为臭气相投、同流合污。黑五类同学当然更不可脱离集体,因为那等于是脱离革命。我们被集体所排斥,但我们又必须生活在这个排斥我们的集体之中。单纯的离群索居固然寂寞难耐,严密的集体生活固然压抑紧张,我们的痛苦却是两者的相加;因为我们被孤立于集体之中。

存在的孤立导致情感的焦虑。人是如此地渴望有所归属。我们当时所知道的唯一的归属就是归属于革命,而革命的唯一体现者就是眼前的这个集体、这个社会。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黑五类同学宁肯承认自己是“混蛋”、是“狗崽子”的原因,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接纳,哪怕是在集体中充任一个可怜的角色也胜过被集体完全拒绝。换句话,当这些同学承认自己是“混蛋”、是“狗崽子”时,他心里反而会好受一些,因为在这时,他好歹总算是被集体接纳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巨大的物理压力一样,它会使人疲劳、衰弱,以至于崩溃。你要否认外部世界的攻击,你就使自己的心灵处于与整个外部世界对峙的紧张状态。这是很累人的。时间一长你会支持不住。到头来你很可能会发现,与其辛辛苦苦地和外界对峙下去,还不如干脆屈从放弃来得轻松。我相信有不少出身不好的同学就是在这种心力交瘁的状态下才屈服的,有如卡夫卡笔下的那个小公务员K.我始终没有承认那幅对联,可是我不止一次地萌生过屈服的念头。

巨大的精神压力也会导致理智的迷乱。在封闭的环境下,在周围一片否定的舆论中,一个人越是努力地反省,他就越容易对真正的自我失去信任,失去把握。诚如古人所言:“久观则熟字不识,注视则静物若动。乃知蓄疑者乱真知,过思者迷正应。”在这种情况下,别人强加给你的种种罪名,往往能起到心理学上的暗示作用。曾经有过这样的夜晚,我反侧难眠。我顺着别人的批评反省下去,疑心生暗鬼,越想越不安,我觉得我似乎真有几分“反动”,或者说是“问题严重”。在略为平静一些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开导自己:群众的批评其实是正确的,即便过火也是正确的,因为它能促我猛省,鞭策我痛下决心脱胎换骨。我不应该对群众的批评心怀抵触,而应该真诚的欢迎和感谢。哪怕是受了点委屈,那也是难免的,而且还是必要的、有益的。“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我有什么个人利益、包括所谓面子,是不能舍弃的呢?想到这里,连我自己都感动了。倘若在这时,有谁前来诱供,我恐怕是会屈从的。

和后来我受到的几次批判相比,这一次批判并不是最严重的,但因为这一次是我的第一次,所以它在我心中引起的震荡与混乱是最剧烈的。

199、多数与少数的陷阱

对联是支兴奋剂。绝大部分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都为之欢欣鼓舞,有些人不赞同对黑五类同学辱骂打击,不过他们对于对联加在自己头上的那份特殊的荣耀似乎也并不拒绝。那些原先就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热衷于“阶级斗争”的红五类同学,此时不消说更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言行举止,处处表现出一付重任在肩严肃无比的神态。我班一位红卫兵,过去在学业上不甚努力,课堂上常常打磕睡。班主任在评语中说他在课堂上“常处于半睡眠状态”。其他同学免不了拿这条评语向他取笑。这次在辩论会上,他郑重宣布:“我打磕睡是因为我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满!”此话当然未见得有多少人真的相信,不过那倒生动地说明这些同学的自我感觉良好到了什么程度。非常有趣的是,一些红五类同学,有的是天性腼腆,有的是一向缺少自信,往日在课堂上被老师叫起来答问时总是低着头,声音小到别人都听不见,如今当上了红卫兵,却能够大大方方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我还遇见过几位初中同学,原先在班上是淘气鬼,或者是平庸得默默无闻。由于出身红五类,也都成了英姿飒爽的革命闯将,有的还成了红卫兵头头。那份自信,那份骄傲,那份当仁不让的气概,不由得你不刮目相看。记得在初中时我曾经纳闷,那些表现平平、一无所长的同学,干嘛还天天到学校来呢?现在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也想出人头地呀!

看到广大红五类同学朝气蓬勃的新面貌,我不禁想,对联或阶级路线是不是也有它的道理呢?它在压制和打击了少数黑五类同学积极性的同时,不是也有效地刺激和调动起多数红五类同学的积极性了吗?过去,我们青少年学生统统被称为新中国的主人。正因为大家都是主人,所以没有谁格外觉得自己是主人。现在有了“混蛋”作衬托,红五类尤其意识到自己是“好汉”,所以做起事来分外带劲。那时候人们讲话写文章,常常引用两句古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作为被损害的少数。我当然对这种状况深为不满。然而,面对着多数的得意洋洋,我既感到自己软弱无助,同时又感到自己在道义上似乎也有几分理亏。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对当时的我们而言,多数简直是个神圣的概念。多数不仅意味着力量,而且还意味着真理,意味着道义。少数人无辜受压看来是不合理的,但如果它能给多数人带来好处,是否就合理、就正确了呢?我不能接受这个观念,可是我又很难拒绝这个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为这个问题而困惑不已。

以多数的名义压迫少数。这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理论基础。按照共产党的哲学,什么社会公正,什么权利平等,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压迫和专政也不可避免,问题只在于谁压迫谁、谁专谁的政。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是多数压迫少数,多数专少数的政,因此它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许多人才会对形形色色的政治迫害表示支持赞同,或者是不以为非。直到今天,这种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一讲到人权,共产党领导人就振振有辞地反问,是多数人的人权还是少数人的人权。撇开其中对人权概念的肆意曲解不提,那分明是表示,只要被迫害者是少数,那么迫害就是必要的,合理的,正确的。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既然现在的共产党政权使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因而对它对于少数异议份子的迫害便无关宏旨,未可厚非。有人进而指出,自由民主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迫切需要,并非多数普通老百姓的当务之急;因此少数知识分子若执意地全力推进自由民主便是违背了多数人的意愿,从而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多数”“少数”真是一个陷阱,它使得多少罪恶理直气壮的发生,并培养出一种精致的自鸣得意的冷酷无情。

200、边缘者的幸运

我先前讲过,作为一个严肃的思考者,我在思考那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时,总是力图排除个人遭遇的特殊因素,力图站在一种更全面、更普遍的立场(见第22节)。这就是说,我对某一问题的思考,通常并不受限于我的特殊境遇。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的特殊境遇,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对问题的选择。举例说,如果我不是出身于所谓黑五类家庭,也许我就不会对出身歧视问题进行如此深入的思考。第一次读到《出身论》,我就猜想作者大概也是个黑五类。这并不是因为《出身论》对黑五类青年特别有利。《出身论》观点的严谨周详,时至今日,连当年提倡对联最力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服。我作此推论的根据主要是,只有那些深受出身歧视之苦的人,才最可能写出这样透辟的文章。

由于个人的特殊境遇,从很早起,我就对我身处其间的社会萌生了一种游离感或曰边缘意识(见第88节)。随后,这种感觉几乎是与日俱增。文化革命风云变幻,“你方唱罢我登台”,好象应了那句西方谚语“每只狗有它的好日子”。然而在我的记忆中,纵然是在形势于我辈最有利的时刻,在自己心情相对而言最舒畅的时刻,我也不曾有过那种如鱼得水的自在感和水乳交融的一体感。我很难把自己完全彻底地摆在“多数”、摆在“主流”之中。并非我天性孤僻,或是天生反骨,或是生来爱标新立异。平心而论,我以为我是个很随和的人。我从小循规蹈矩,现在也变化不大。我固然不乏表现欲,但在如何表现的问题上,我总是宁取正道而不愿意杀偏锋——这多少可以从我写文章的风格得到印证。仅仅是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受歧视受排斥的遭遇,才使我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游离感。基于长期的边缘地位和被孤立的少数状态,我或许比别人更容易地挣脱前述那个“多数”“少数”的陷阱。换句话,我不得不比别人对社会中少数者的命运,单独的个人的命运寄予更多的同情与思考。当某些人心安理得地为多数压迫少数的现象作辩护,为少数者被排斥、被遗弃的现象作辩护时,显然,他们是把自己摆在了多数的一边,或者是选择了多数;而我却不能不替少数者着想,哪怕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关切少数者不等于关切弱者。因为少数者不一定都是弱者。有些少数者在意志上和能力上反而较强。一味地关切弱者往往导致社会主义,导致父道式的专制主义。关切少数者,依我之见,则更易于导致自由主义。少数的极点是一。关切少数意味着关切个人,关切个人意味着关切每一个个人,从而也就意味着关切全体。所以,个人主义并不否定集体主义,既然完整无缺的集体就是包括每一个个人。然而集体主义却常常要否定个人主义,因为所谓集体主义,实际上往往是指多数主义。

在出身歧视下,我遭受了一系列打击和挫折,但我从不曾为自己的出身而产生过抱怨。在辩论会后那段难堪的日子里,我曾经幻想过出现奇迹:突然,有关方面提出新的材料,证明我的父亲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军人(我们家不是原来还当过“光荣军属”吗),那该多好。这样,我就能轻而易举地赢得大家的信赖,我就能更有力地为所有受歧视的同学大声疾呼,一如马克·吐温小说中变成王子的贫儿。我并不想在保留歧视的前提下改变个人的遭遇,我要改变的是歧视本身。

事后回顾起来,我有时会想,长期受歧视的境遇是否于我竟是一桩幸事?因为它很可能对我产生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一个强大的诱因。当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比方说,那几个协助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北京四中的同学就不是什么黑五类。可见,一种思想的产生并不一定总是和某种特殊的个人境遇有关系。诱因不是原因。我这里所说的,只不过是我自己的经验和思想轨迹而已。

201、大学生造反风潮

在三天半的辩论会临近结束的时候,校文革主任走上台去,宣读了一份题为《揭穿一个大阴谋》的传单。传单落款是重庆市沙坪坝区区委,内容是揭发重庆大学八一五兵团“一小撮暴徒”的“反动暴行”。校文革主任是一位年青的数学老师,平素温文尔雅。此刻,他竭力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讲话的声音、姿势都颇带夸张,想来是在模仿戏剧电影中的革命英雄,让人觉得很不自然。我们的艺术并没有真实地模仿生活;可是在真实生活中,却总有不少人要去模仿那套浮夸的艺术。政治运动一来,很多人都表现得不象平日的自己。这或许要归咎于往日生活的刻板拘谨,归咎人们从小从缺乏真正开放自由的公共交往;所以,一遇到群众斗争的大场面,有些人的举止便失去了分寸。当然,这也要归咎于他们的不真诚,因为刻意地显示真诚所以变得不那么真诚。

从八月底九月初开始,大学生逐渐取代中学生,成为文革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角色。在中央文革的鼓励下,大学生展开了对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的批判。顺藤摸瓜,这就牵涉到中央某些部委和省市一级党委的若干领导人。围绕着对原工作组和校党委的不同观点,大学生红卫兵出现分化。前阶段受压制的那部分学生成立了单独的组织,这就是人们后来说的造反派。本来,红卫兵都是造反起家,“造反有理”是各派组织共同的行动纲领。文革自始至终,没有哪个组织不以造反者自命。不过在习惯上,“造反派”一词专指在反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产生的那种政治势力。大学生造反组织兴起之初,人数不多,但冲劲很大。他们和各级党组织频繁发生冲突,这些冲突经由双方互相指责而搞得沸沸扬扬,远近皆知。上段讲到的那个谴责重大八一五的传单仅为其中之一例。在各地大学生的造反风潮中,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无疑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他们带来了北京造反的先进经验,还带来了中央——主要是中央文革——关于运动的最新指示和最新精神。这给予地方造反派极大的鼓励。

十九中和四川大学是近邻,只相隔一道锦江。我们花一分钱便可乘摆渡进入川大校园。川大校园里大字报琳琅满目,同学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前去观看。也有一些川大的学生和首都红卫兵来我校串连,大部分同学对大学生的光临是非常欢迎的。同学们倾听着串连者的高谈阔论,既感到新奇,又感到兴奋。文革开始以来,大事件、大变化层出不穷;原先的按步就班、结构森严的社会秩序受到震撼,本来就已经让同学们够兴奋的了;更重要的是,这些事件、这些变化,差不多都是年青人自己主动干的,而且还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因此,许多同学都怀有一种热烈的期待,期待着再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跃跃欲试,随时准备着再投入什么新的行动。

校文革对串连者很不满意,尤其是讨厌那些来路不明的所谓首都红卫兵。他们觉得这批不速之客扰乱了本校的秩序。他们指责串连者象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就咿里哇啦乱讲一气;违反了《十六条》中关于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教导。可是,串连者并不把校文革的权威放在眼里。这并不奇怪。此时,许多大学的校文革都已遭到造反派的猛烈攻击。校文革这个在运动中诞生、并被“十六条”明确肯定的权力机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其权威性便被大大地打了折扣。虽然说迄今为止,十九中的校文革还不曾遭遇到校内的挑战;不过,在校文革方面与前来串联的大学生展开争辩时,不少同学明显地站在后者一边。有一个夜晚,校文革方面终于动员起足够的力量,将一位煽风点火的首都红卫兵逐出学校。当那位大学生走出校门时,一大群同学紧紧跟上,前呼后拥,似乎在保护一位英雄。说来有趣的是,在十九中,群众之间第一次观点分化,不是由其它什么问题,而是由对串连者的不同态度所引起的。

202、“炮打司令部”

大学生的造反风潮很快地波及全社会。除了针对本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大字报外,街头上还出现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大标语。

“炮轰”的口号显然是从“炮打司令部”一语中脱化而来。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写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但这张大字报并没有公开传达。现在,它只是以红卫兵传单的形式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因此一般人并不完全相信。再说,街头上同时还流传着另一种传单,说的是一些红卫兵走访国务院(或中央办公厅)接待室,询问是否有这样一张大字报,对方含糊其词,未予证实。不过倘若深入想一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于伪造如此一段最高指示呢?如果它确系伪造,中央又如何会听任它到处流传而不加追究呢?这层道理很简单,只是在当时,大部分人恐怕不会想那么多。既然这张大字报不见之于党报党刊,也不见之于中央的正式文件,一般人便不会贸然表示响应。

《炮打司令部》篇幅短小,风格怪异,初读之下令人摸不着头脑。那时候,一般人对党内斗争的内幕所知极少,象大字报中提到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究竟是指什么事、什么人,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多并不明白。在前阶段听取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的传达报告中,我们并未被告知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刘少奇说那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就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发生。大字报的措词极其严厉;但正因为它的严厉,一般人反而不知所从——万一弄错了怎么办?

其实,即便是对于知悉内情者,事情也是很不清楚的。“炮打”当然只是个比喻,它究竟意味着“打倒”,抑或意味着批评?“司令部”究竟是比喻还是实指?整个大字报的笔调是文学式的,因而其含义模棱两可。过去,毛泽东在批评其它高级领导人时也讲过一些很重的话,但通常只要对方检讨认错就算完了;有的被批评者会贬低职位,但也到此为止。如今,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刘少奇又认错又遭贬。依照过去的经验,事情似乎已经了结,起码是告一段落。由于刘少奇是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为派工作组这一错误而承担了责任,那么这就意味着其它各级领导人不会再被进一步查究。我敢说,当时绝大部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定是这样想的;相当一批北京红卫兵也是这样想的。依据惯例,犯错误的干部在经由党内的检查和处置后,他们的问题便不再扩散到社会上。为了维护党组织的权威,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依然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当造反派发起“炮轰”、“火烧”的攻势时,他们都以为那是错误的,并且习惯性地认定那是一小撮人向党进攻。谭力夫就振振有辞地质问那些造反派:“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什么?”

203、围绕“炮轰”口号的争论

那么,在造反派方面,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不消说,造反派对“炮打司令部”的号召是深信不疑的。从毛泽东那尖锐的措词中,他们相信斗争决不会到此为止。这当然也和中央文革的若干明示和暗示有关。我们有理由推测,北京的造反派分赴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并不是一桩纯自然的行为。我们知道,造反派中的核心份子都是运动初期反对校党委或反对工作组而遭受压制的学生。尔后,中央下令撤销工作组,给他们平反。这就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不过,直到九月中旬为止,由于中央的意图不够明确,造反派的处境并不顺利。

“炮轰”、“火烧”的口号一出现,立即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应。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反对者宣称,西南局、省市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炮轰”、“火烧”就是反党。赞成者一方调子不一致。有人说西南局、省市委是修正主义,所以要轰要烧。另外一些人则声明,“炮轰”、“火烧”是指要扫除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是真金就不怕火炼,怕火炼就不是真金。按照这种逻辑,是黑帮、是修正主义,固然该轰该烧;不是黑帮、不是修正主义,轰一轰、烧一烧也并无不可。双方争执不休。

这场争论也传进了十九中。应该说,在起初一段时期,大部分同学只是被这场争论所吸引而已。我们并没有想到要为自己选择一个立场,因为那好象不是我们份内之事。不少同学在私下有过热烈的讨论,但很少有人作出公开的表态。只有校文革和红卫兵的几个负责人在公开讲话时,表达过反对造反派的观点。

和大部分同学一样,我的态度最初偏于保守。对我们来说,象西南局、省市委这种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其存在是遥远的、抽象的,因而是概念化的。我既不可能主动地想到要对它们“炮轰”、“火烧”,初听到这些口号时也觉得很刺耳。文革进行了好几个月,各种充满暴力意味的语汇早已比比皆是,但我仍然感到不习惯。如果换上“揭发”、“批判”一类字眼,于我或许要容易接受得多。另外,我又觉得造反派们口号虽提得激烈,但讲出的事实却并不充实。譬如说,《人民日报》登出了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重新题写的刊头,《四川日报》在转载时,把其中的一处沙笔没印清楚,这便引来造反派上纲上线的猛烈抨击。不过,对于反对者一方把“炮轰”“火烧”口号称为反动,我觉得更难接受。我发现自己有些左右为难,既不能完全站在这一边,也不能完全站在那一边。

204、关于“怀疑一切”

和各种围绕具体问题的争论相比,我对理论性的争论怀有更大的兴趣。大学生中一下子冒出了很多理论家。他们并非都出身文科。这倒不奇怪。文革前,人们普遍推崇数理化,第一流的学生大部分都投在理工科的门下。

川大校园里,几篇宣扬“怀疑一切”的大字报引起了我的注意。这里所讲的怀疑一切,自然不是笛卡尔式的怀疑一切。它无非是主张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怀疑一切。因此,它看上去和官方的口号“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没有什么差别。《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明确指出:“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十六条”号召人们“敢”字当头,“敢”的第一条是“敢想”,敢想意味着敢于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运动以来,很多出人意外、令人震惊的事都发生了,这本来就给一般人的思想造成巨大的冲击。如今,大学生们干脆从马克思传记中的一段对话中,直接提出“怀疑一切”的口号,不禁使读者为之一振。

读到这些大字报,我颇有感慨。记得以前上政治课,老师讲到要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我曾经表示疑问:万一领导是错的呢?不过那时候我没有把这个问题深入思考下去。红卫兵运动兴起,“造反有理”的口号流行天下,那已经促使我对此进行新的思考。现在读到了别人滔滔雄辩的大字报,我更有获遇知音之感。从怀疑一切的前提出发,我对“炮轰”的口号变得比较容易接受了,尽管我仍然觉得它未免刺耳。

如前所论,文革中提出“怀疑一切”,其本意只是指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这在当时倒不是出于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策略考虑,而是出于我们的真心实意。从逻辑上讲,怀疑需要找出一个不容怀疑的前提或依据。对当时的我们而言,那只能是所谓毛泽东思想。可是这又引出新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判定什么是符合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不符合呢?换句话,我们如何才能确信我们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准确无误的呢?“怀疑一切”意味着把判断的权利(姑且用权利一词)赋予个体,因而它造成了一场宗教改革式的思想解放。但是,既然它是以肯定毛泽东的最高权威为基础,因而它同时也是一种严厉的思想禁锢和思想压迫。不过在当时,我们仅仅是感受到了它的第一种意义。

205、造反派声势大振

进入十月,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造反派的重大变化。林彪在十一庆祝大会上讲话,宣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两天后,《红旗》杂志发表了著名的第十三期社论,明确号召人们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由最激进的一派大学生组织的第三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宣告成立;其后不久召开了由三司主持的万人群众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全数出席以示支持。地方造反派声势也随之大涨。成都各高校造反派成立了全市性的联合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并在成都市的运动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原先的红卫兵此刻可被称为保守派,其规模、其影响力都迅速地下降。

在十九中,倾向于造反派的同学显著增多。其中既有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也有一些校红卫兵的成员。假如说在前一类同学中,许多人由于先前受压抑而在感情上比较容易站在大学生造反派一边的话;那么在后一类同学中,则不乏在前阶段揪斗老师和辱骂黑五类活动中都十分活跃的人。后者之所以被造反派吸引,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不安分、好刺激的个性。造反派矛头向上,看来有几分风险,但同时也让人兴奋。因为他们出身好,不担心别人会给自己扣上什么政治罪名,反而很容易对冲冲杀杀的造反活动发生兴趣。更何况到了现在,造反派得到了中央的支持,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此时的心情仍然很矛盾。大体上,我是倾向于造反派的,但对于他们的某些行为又不能完全赞同,总觉得有些事做得太激烈。比如说,在批判当权派或由前工作组作检查的大会上,他们总是根据一些在我看来并不要紧的理由起来造反,到头来几乎让每一场大会都不能接着开下去。事后还要大肆宣扬“×××的造反行动好得很!”在大学中,对联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保守派一方显然比造反派更强调出身纯正,并且对后者的“成份不纯”大加攻击。这自然使我更同情造反派。然而,造反派也同样地歧视黑五类,虽然其程度稍轻。我们依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方之地。□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5年5月号(总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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