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

231、比赛革命:文革前与文革的比较

讲到比赛革命,那当然不是文革才发生的新现象。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不断地致力于整个社会生活的革命化。它成功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变成了全社会——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共同理想。按照这套价值观念,革命被视为唯一正确的人生目标。举凡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独立的价值,唯有从属于至高无上的革命才有意义。起码是在理论上,大家都承认,革命是一个人们应该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而被革命所排拒,甚至被认作反革命,那就比单纯的肉体死亡还更加痛苦。由于共产党垄断了全部社会资源,这就使得它所标榜的革命理念和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形成了极其紧密的复杂关系。照理说,革命是贬低个人利益的。革命要求你“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但是,既然革命党手握全权,既然革命被确立为人生的唯一价值标准,因此,当局又不可避免地会按照它对每个人革命程度的评鉴而安排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依据人们的革命程度而给予奖赏和惩罚。因此,革命又常常是(虽不必然是)有利可图的;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则必定是受剥夺的,是吃亏倒霉的。这在一方面鼓励了那些本来就追求革命的人更加革命,另一方面也迫使那些本来不追求革命的人也不得不尽量做出要革命的样子。于是到头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革命追求有多真诚或多不真诚,你都会卷入到比赛革命的革命洪流中去。

同样是比赛革命,文革前的情况和文革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文革前,同学们也都积极表现,努力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但是在那样的和平建设时期,虽然革命的口号叫得震天响,事实上我们却是无命可革,我们唯一能从事的“革命活动”无非是学雷锋做好事而已。不错,文革前学校里也经常开展各种政治活动,不过其内容、其形式都是事先明确规定好了的,例如学习“九评”,批判已被定性的文艺毒草,听老工人老农民作忆苦思甜报告。我们很难在这种程式化的活动中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我们很难显示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至于说为革命发奋学习,为革命锻炼身体,那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它们只是“为革命”而不是革命本身,因此并不能证明多少问题。换言之,文革前的比赛革命,项目较多样但焦点不集中;似乎一切都是,又似乎一切都不是。

文革一爆发,情况立刻大不相同,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大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几乎都成了职业革命家。在这种情况下,衡量一个人是否革命,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他在运动中的表现,看他是否表现出对伟大领袖的无比忠诚,是否坚决地投入对反动派和反动思想的批判斗争,是否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其余的一切通通无关紧要。

文革前,人们比赛革命,争取承认,主要是争取领导的承认。争取组织的承认。文革中,各级党组织差不多都陷于瘫痪,大多数领导干部不是被批斗就是靠边站。这样一来,争取承认就变成了争取群众的承认。争取最高当局的承认,这是前后两段时期的又一个重大区别。

232、关于宁“左”勿右

正像在体育比赛中,运动员最关心的不是炼好身体,而是取得优胜;为了取得优胜,有时不惜弄垮身体。同样地,在比赛革命的革命中,一般人最关心的不是革命而是比赛。一般人最关心的不是怎样按照革命的原则行事,而是怎样行事以显示自己革命。人们隐约感到,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地照革命原则办事,不一定吃得开,甚至不一定行得通。因此,为了在比赛革命的革命中出人头地或者是免于被淘汰,人们常常会做出许多不符合其革命理念的行为。

为什么老老实实地照革命原则办事有时反而会吃不开、行不通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参加文革的动机是为了争取承认,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性;争取承认,当然是争取别人的承认,证明自己革命,当然是证明给别人看。这就是说,我们在说话做事时,不能不考虑我们的言行会在别人心目中造成什么印象,得到什么评价;因此,我们自然会倾向于做出最容易赢得别人理解和好评的事情,努力避免做出那些可能招致别人误解和恶评的事情,而不是一味地坚持做出我们自己以为最正确的事情。有些事,我们自己认为是很革命的,可是却很容易被别人误会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所以我们就宁可不去做。另外有些事情,我们明知不正确,但由于它很容易被别人肯定为革命行动,所以我们就会违背本心地去做。

如众所知,文革中最流行的心态是宁“左”勿右。这里所说的“左”,主要是指态度,和内容没有太大关系;它是指那种故意把事情做过头,做过火,走极端的态度。一事当前,许多人总是宁可采取一种比他们真心认为正确的立场还要激烈几分的立场。这既是求胜的策略——左对了,证明你比别人更革命;这也是自保的策略——左错了,那只算认识问题,你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仍是得到肯定的。既然大多数人都宁“左”勿右,互相作用的结果,势必导致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极端的局面。本来,在任何一派政治力量内部,在任何一种政治运动内部,都存在着这种宁“左”勿右、越来越左的天然趋势;只不过在多元社会中,由于其它派别、其它运动的对抗和牵制,防止了这种趋势走向极端。整个社会有可能在各种对立的力量的相互牵制中获得一种平衡。一旦社会本身是高度一元化的,这种激进化趋势发展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也就不足为奇了。

233、不同的处境与不同的表现

在文革中,不同处境的人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往往不一样。这未必都是因为他们对文革的态度不一样,有时是因为他们考虑到自己的不同处境,从而考虑到自己的行为会在别人心目中造成不同的印象和评价,故而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为什么偏偏是北京几所中学里的一批高干子弟,最早贴出造反宣言,最早成立起自己的组织?那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最受旧体制的迫害,最遭校领导或工作组的压制,最被共青团组织所排斥;其实,当时有此非常之想的人并不限于高干子弟。只不过他们自恃根红苗正,深知自己的革命性是得到别人普遍承认的,坚信自己的行为一定能够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理解和支持,所以敢做敢为。其余的人免不了会顾虑重重,唯恐别人把自己为革命而做出的不寻常的举动误会为反革命,所以不敢贸然行事。说来也有趣,当时,一般群众在口头上都说无限相信党,相信党决不会冤枉好人;但在实际上,我们又都下意识地知道好人受冤枉实在是很可能的,也是很容易的。越是不被党信任的人越是担心被党冤枉,在行动上越是小心谨慎。譬如对那付对联,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心底里都不赞成,可是敢于公开表达异议者却寥寥无几。别人既然已经认定你是混蛋,你越是否认,别人便认为你越发地是混蛋;如果你承认自己是混蛋,别人倒可能认为你不那么混蛋。因此,为了争取别人承认自己还不是太混蛋,许多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只好违心地承认自己是混蛋。

上述这番说明看来是很重要的。现在,不少人在研究文革回忆文革时,常常夸大了当初人们参加文革的利益动机。按照这种观点,人们对一件事情采取或支持或反对的立场,主要取决于他们认为这件事对自己有利或是有害。这种观点未免把当时人们的心态过于简单化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最早的一批造反者大都并非原体制下的受害者而是其受益者,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大部份遭受迫害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是挺身反抗而是逆来顺受,甚至还曲意迎合。这种观点低估了“革命”二字对当时人心的巨大支配作用。我无意夸大当时人们的理想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当年的形势下,“利益”总是挂在“革命”的帐下。你在权衡一件事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时,你必须考虑的是这件事是被认作革命的还是被认作不革命反革命的。你必须选择革命,越革命便越有利。就算你发现革命对你不利,你也要选择它,因为那样做对你的伤害可能会小一些。如果你选择了看上去虽然对自己有利,但却会被认作反革命的一方,你就是选择了失败,那还有什么利益可言呢?

234、两报一刊与中央文革的角色

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自此以后,每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后来又加上了《解放军报》)都联合发表一篇元旦社论,一直到七九年才告终止。

在文革期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十分重要。它既是对过去一年运动的总结,又提出了新的一年的革命任务。不过,正像我们后来都知道的那样,在新的一年中,事态的实际变化情况总是超出了元旦社论的规定。

从文革一开始,中央的两报一刊就扮演了指导全局的角色。尤其是在六六年到六八年这三年期间,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其它各种官方报刊基本上都被查封;四川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改名《红色电讯》,除了照抄中央两报一刊外几乎再没有别的内容。在这种形势下,两报一刊就成了党中央领导全国运动的最主要的工具。连带着,两报一刊的记者,由于被认为具有“通天”的本事,一时间也都成了重要的人物。这些记者的行踪都很神秘。他们不像记者,倒更像便衣的情报人员。

两报一刊的文章固然重要,但毕竟显得不够具体,特别是不够及时。在六七年元旦社论中,专门有一段文字是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的;无非是重复陈伯达《两个月运动的总结》中讲过的那些观点,而陈伯达的这篇讲话早在一个多月前就以传单和大字报的形式广泛流传了。因此,除了认真读报之外,我们更关注的是市面上流行的中央首长讲话。从中我们可以更直接、更迅速地领会中央的意图。起初,发表讲话的中央首长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几位负责人;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全面展开,后者的声音日见稀少,前者的声音越益突出。在一般群众的心目中,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式发言人。

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共产党的理论家。过去,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相当有限。可是在文革发动后短短几个月间,他们一跃而居于权势的顶端,在群众中享有的威信甚至比那些内阁重臣与封疆大吏们还要高得多。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是以往十七年从未发生过的;不过,它看来又很合情合理。文化革命既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那么,意识形态的专家们理当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共产党的统治本来就是意识形态的统治,在这里,意识形态的权力高于传统形式的权力。精神的权力支配着世俗的权力,整个社会明确宣布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这就意味着谁被赋予毛泽东思想权威解释者的角色,谁就成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最高法官。换言之,中央文革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宗教裁判所。它由教皇亲自任命,由精通经典的教士而组成。文化革命一度造成了一种似乎是由掌握革命理论的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这看来更符合一般热忱的信徒们所想象的理想国。

235、保守组织的衰败

和意识形态权力的急剧膨胀构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权力的迅速衰落。

虽说到目前为止,被中央明令撤职停职的官员还很少,绝大部份当权派依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可是他们说的话再不灵光。他们还没有被夺权,可是他们的权力却已经自行消失了。

也许,这一现象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共产党社会的政教合一的性质。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正统性。不论你的职位是上级授予的还是群众选出的,除非你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是得到人们肯定的,你的权力才是有效的。一旦人们不承认你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他们就可以不再服从你,无需乎经过撤职或改选等任何程序,你的权力便不复存在。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被教导说要听党的话,要跟党走。可是,谁代表党?这在以前从不成其为问题,在文革中却成了最大的问题。文革中群众的派别分化,最初都源于对当权派的不同评价,准确地说,是源于对当权派所代表的意义的不同评价。被称为保守派的那部份群众,囿于旧习,把当权派视为党的化身,一见到有群众起来批评当权派,立即站出来坚决保卫,并把批评者扣上反党的罪名。殊不料党中央却宣布这些当权派并不能代表党,他们无权妄称为党的化身;这就使得他们的权力失去了依托。党中央进而表态支持造反派对当权派的批判冲击,当权派事实上陷入了不受保护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保卫当权派还有什么意义呢?众所周知,到了六六年年底,全国大部份地区的保守组织都衰败了下去。除开极少数继续得到中央明确肯定的当权派仍有群众组织出面保卫之外,在那些当权派被中央晾在一边任凭群众批判冲击的地方,先前保卫过这些当权派的所谓保守组织,由于意识到保的立场并不为中央所欣赏,纷纷失去了保的积极性;再加上得势后的造反派大举反攻,不久就都垮掉了。

236、当代英雄

随着“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一种新型的英雄出现了。我这里指的是造反派领袖,例如川大八二六的江海云,重大八一五的周家瑜,更不必说清华井岗山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北师大井岗山的谭厚兰。仅仅半年之前,他们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学生;如今却成了名震一方甚至名震全国的群众领袖。他们的赫赫名声,很少是靠着官方媒体的宣传报道,而是在群众之中不胫而走。这在我们的经验中也是一件新鲜事。

造反英雄的魅力,在于他们突破了以往单调刻板的英雄模式,向人们展示出另一种具有更丰富的精神内涵的英雄标准。过去十七年间,共产党为我们树立了许许多多的英雄范例,包括革命先烈,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自六三年学雷锋运动以来,雷锋及雷锋式的英雄更确定为和平建设时期人们学习的主要榜样。那时候,我们虽然也都承认雷锋是英雄;可是,我们又有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我们觉得,像雷锋一样,安心做好平凡工作,甘当小小螺丝钉,那好象并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热烈憧憬的英雄梦。有些人甚至感叹生不逢时,没能赶上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做不成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文革爆发,造反者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演出了一幕幕精彩壮观的革命戏剧。许多群众恍然大悟: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在这种叱咤风云的人物面前,雷锋式的英雄又怎能不黯然失色呢?

运动初期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许多过去的英雄人物典型都成了保守派。不少群众在下面议论说,要是雷锋还活着,一定也是个“老保”;因为这种人只知对上级领导一味顺从,缺少分析批判的头脑。文化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干革命,光有热情,光有忠心还不行,还必须要有见识,有水平,要善于分清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分清毛主席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英雄最令人佩服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高度的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具有高度的路线斗争敏感性。在以往官方规定的英雄标准中,认识水平或认识能力的高低一向无足轻重,如今它却变得至关紧要。过去我就有过这样的不满,看到那些连印度总理和苏联总理都分不清的同学居然被领导视为政治上的先进份子,而如我一类对天下大势有一肚子见识的人反倒不受重视。现在好了,爱思考、有见识终于被当作革命的美德。造反英雄的兴起,体现了这种观念的转变。依当时的我们看来,那无疑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事后我们当然不难认定,文革是一场反智的运动;可是这不应妨碍我们承认下述一个事实,那就是,和文革前盛行的驯服工具与螺丝钉精神相比,文革中的造反风潮一度起到了刺激思想的积极作用;和保守派群众相比,造反派的思想通常要活跃得多,也复杂得多。

237、特殊的勇敢

造反派领袖们能够赢得群众的敬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勇敢。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勇敢。正如一位忠勇的将军,他不惧怕血战沙场,牺牲于敌方的枪矢之下;却唯恐被自己人打成内奸,屈死于本国的冤狱之中。同样地,一般人纵然敢于冒着风险去革命,却不敢去冒当反革命的风险。我们参加文革,既是为了革命自身,也是为了证明自身的革命。当两者发生矛盾之时,也就是说,当其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听从内心的召唤去做一件我们认为是革命的、是正确的事情时,我们却很可能会招致党和群众的误解而被打成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是会放弃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造反英雄们显示出非凡的勇敢——为了革命,他们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他们敢于挑战党内大人物,敢于挑战党组织;尤为难得的是,当党组织把他们打成“右派份子”、“反党份子”时,他们毫不屈服,坚持反抗到底。不消说,这种人为数极少。比如在北京大中学校,起初,敢于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就只有“一小撮”;等到工作组展开反击,大抓“右派”、“反革命”,其中绝大多数人立即缴械投降。硬是顶住不动摇的实在屈指可数。这中间就包括清华附中的几个红卫兵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那几个红卫兵的情况还不大一样,他们有仗恃。凭着其优越的背景,他们压根不相信别人能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蒯大富却只是一个平民的子弟。由于他率先提出炮轰压制革命的工作组。提出要向工作组夺权,被工作组列为重点打击对象,遭到围攻批斗,开除团藉,甚至关押了半个多月。刘少奇亲自下令要对他实行专政。须知,在那时(六六年六月下旬七月上旬),毛泽东还不曾写下《炮打司令部》,刘少奇还是无可争议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和国家主席。

一位对文革深有研究的朋友告诉我,据说在蒯大富挨批斗期间,中央文革有人一说是周恩来)曾经找过蒯大富单独谈话。如此说来,蒯大富其实也是有后台的。事实真相如何,我无从断定。当年流传的叙述版本则是蒯大富孤身坚持反抗。如果我们联想到许多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干部,一旦被上级领导扣上“反党”的罪名,无不诚惶诚恐地认错检讨;那么,像蒯大富这样一个平民出身的普通大学生,却能够在极其沉重的压力下不屈不挠地抗争,其间体现的勇敢就不能不让人击节赞赏了。

其它那些造反派领袖大抵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英雄,意味着敢于反抗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一段完整的英雄故事,往往离不开冒险,离不开受苦受难。过去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既然生活在革命化的新社会,在这里,除了盲目的自然力量之外,干革命再不会遇到什么强大的对手,也再不会有冒险,再不会有压迫有苦难。造反英雄的故事改变了这种观点。干革命又成了一件既艰险又辉煌,既曲折又浪漫的事情。可想而知,这对于那许许多多渴望着当革命英雄的青少年,会是一种多么强烈而新鲜的刺激。

238、关于造反派领袖

十九中不曾有过反工作组的英雄。有关蒯大富一类造反先行者的种种故事,我是到后来才知晓的。我对他们当初反对工作组的具体背景和具体理由并不大清楚,所以在那时也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感想。

其实,最早提出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的人,十之八九是嫌工作组太“右倾”。按照当时人们对“右倾”一词的理解,那主要是指对敌斗争不够凶狠。这就意味着,倘若一开始就依了这批造反者,运动的打击面——包括对一般所谓有问题的群众的打击面——很可能会更宽,火药味会更浓。北大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六月十八日,北大发生了大规模的揪斗牛鬼蛇神的事件,四十多名校系干部和教师教授遭到粗暴的批斗凌辱。工作组急忙出面制止。聂元梓却声称这次揪斗是革命行动,批评工作组犯了右倾错误。至少在这次事件中,反工作组的一方实在要比工作组更恶劣。

当然,各单位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在其他许多学校,工作组一手“反干扰”,压制造反派;一手搞运动,在干部中揪黑帮,在群众中抓牛鬼蛇神。这就把造反者和其它受压制的群众打到一块去了。后来,造反者平了反。为了批判工作组和对抗取代工作组的校文革,造反者便与被工作组和校文革打压的其它群众结成了联盟,俨然成为受压群众的保护者和代言人,很难说这究竟是那些造反者的初衷呢,抑或是形势演变阴差阳错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者兼有并交互作用。

造反先行者在压力下不屈服,这一点引起我的共鸣。在十九中举行的三天半的“对联”辩论会上,绝大多数黑五类同学横遭污辱却不敢据理力争。看来,自卫也是需要勇气的。其实我那时上台发表异议,并没有怎么考虑过敢不敢的问题。我只是认为我们分明是革命的,不应该说我们是混蛋;我觉得自己受到别人的误解,所以我拼命想争辩清楚。有些同学比我世故些。他们认为你越争辩别人越来气,到头来对自己也就越不利。我却比他们更相信讲道理——这大概是我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以己度人,我想,那些不肯低头的造反派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正因为我以为我们有着相似的心理,我反倒不觉得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勇敢行为。

当然,我的情况和造反英雄们还是有所不同。他们不但相信自己忠于毛主席,而且还相信毛主席也一定支持自己。他们敢于对抗“大人物”,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有更强大的靠山,这与其说是勇气,不如说是信仰。我缺少这种感觉。这种区别在以后《出身论》的问题上表现得更清楚。

我对造反英雄的敬佩之心并不十分强烈。这一来是他们对我们也仍然有些歧视,二来是我对他们的观点和做法并不完全赞成。此外,那大约也和我自己的英雄理想有关。我心目中的英雄是科学家,虽然这种理想近几年已经有些黯淡,在运动中几乎被遗忘,但至少还没有被别的英雄类型所取代。不错,我积极参加文革,努力在运动中表现自己,证明自己很革命,对别人在革命中大出风头也很羡慕。不过,我的目的也仅只是想证明自己革命而已,我仅只是想证明自己在政治上、在革命中也很强很优秀,但是我的志趣并不在此。我还没有想到过要当革命家政治家。

239、“奉旨造反”与“反贪官不反皇帝”

文革中的“造反”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不妨顺便讲一讲。

我们知道,“造反”一词的本义是犯上作乱,是对现行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的否定和破坏。无怪乎红卫兵第一次在文章中用到这个词时,工作组立刻扣上了“反动”的大帽子——“干社会主义还造反,造什么反,造谁的反?”可是按照红卫兵的解释,今天我们讲造反,是指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依此说,“造反”便和平时人们讲的“革命”成了同义词。其实,“革命”一词本来也是指对现行制度的反叛、否定与改变。只是经过共产党多年的误用滥用,“革命”的含义在一般人心目中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许多语境下,“革命”非但没有反叛否定之意,简直成了反叛否定的反义词。因此,以“造反”取代“革命”,至少是突出了反叛与否定的意味。

文革中的造反无疑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奇怪的造反。它是广大群众在最高领袖的号召下进行的一场造反。有人戏称为“奉旨造反”。“奉旨造反”一语很传神;但严格说来却是不通,是自相矛盾。“造反”是以下犯上,“奉旨”却是以上制下。两者如何能结为一体?是造反必无旨意,是奉旨则非造反。然而在文革中,却好象实现了这种矛盾的结合。

原来,情况是这样的:毛泽东发出了造反的旨意,下面的群众积极响应。这是“奉旨”。但圣旨本身是抽象的、笼统的,它并没有明确告诉人们谁该反、谁不该反;下面的群众在造反时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这就是说,群众在每一次具体的造反行动中又是没有圣旨的,因而它确乎又像是“造反”。

“奉旨造反”既是自相矛盾,因而根本无法实行。因为群众的意见往往不一致。

你说张三该反,我说张三不该反,怎么办?若允许各行其事,愿服从者服从,不愿服从者不服从;其结果便是无政府,因为权力失去强制性便不再是权力——文革中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这样形成的。如果倒过来,愿服从者服从,不愿服从者强制服从;那就必须把不服从者打成革命实行专政,因为这是共产国家控制反对派的唯一办法——文革中一再出现的政治迫害就是这样发生的。显然,除开上述两种状态外,别无第三条道路。除非采用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实行言论自由、法治、多党竞争,定期开放选举,如此等等;否则只会出现专制加无政府,那正是文革。

文革中的造反活动,一方面维护最高领袖,一方面打击各级当权派。这看来和古代中国民众造反的一种常见方式很相似,曰“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两者大相径庭。

在古代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造反中,民众的斗争锋芒是指向民众不喜欢的官而非皇帝不喜欢的官,民众是为了给自己除害而不是为了给皇帝助威;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反对的乃是真正的贪官坏官。在文革的造反中,人们要打倒的是毛泽东不喜欢的干部而非自己不喜欢的干部,人们是为了强化毛泽东的权力而不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因此,受害最深的往往倒是共产党内较好的干部而不是更坏的干部。

倘着眼于干部问题,文革可粗分为三个阶段。

1、运动初期。文革以批判《海瑞罢官》揭开序幕。这就提供了一个样板,文革要打倒的当权派,应是邓拓、彭德怀式的人物。在这一阶段,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邓拓、彭德怀式干部一网打尽。有些人先前就已经因为“右倾”错误而遭到整肃,此时又被回锅处理,加倍惩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在运动初期当权派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群众唯恐被扣上“反党”的罪名而不敢妄加攻击;他们如欲立功表现,只有依据中央提供的标本去对照搜寻。当然,也有一些其它类型的干部,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打倒被批斗。但是,那些具有正统形象的当权派,纵然作恶多端,民怨很深,却都能够安然无恙,不受冲击。

2、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前阶段掌握实权的干部,中央指其大多数都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因此群众获得了正当的理由对之批判。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已昭然于世,凡当权派均可炮轰火烧,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绝大多数干部受到冲击。在这段时期,也只有在这段时期,群众才可能对他们真正反感的当权派施加报复。

3、“三结合”与解放干部时期。结合与解放的标准自然是毛泽东的思想与路线,异端份子决无翻身之望。由于结合与解放常常需要经过群众组织这一关,群众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自己的好恶去影响其结果;所以有些坏官一时间也难以出头。

以上概述固然简略,但给出了基本线索。由此看来,文革中的造反与古代的“反贪官不反皇帝”并不能相提并论。

240、在起伏的波涛中

文革进行了半年多,周围的一切,尤其是人们的地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以前绝难料想到的巨大变化。我们有如置身于汹涌的波涛之中。一些人被顶上浪尖,一些人被冲到水下。忽一会儿,各自的位置又打了颠倒。在浪尖者被压到水下,在水下者被送到浪尖。由于大家都缺乏经验,一旦变动发生,大多数人都以为那便是定局。于是,有人兴奋无比,有人压抑万分;有人得意忘形,有人彻底绝望。谁知新变动又不期而至。先前的得意者惊愕,先前的失意者惊喜。《十六条》早就指出文化革命会有曲折有反复。我初读时尚不明所以,现在重新想起此话(和许多人一样,这时候我已经不读《十六条》了),自以为有了深刻的领悟。

在十九中,王校长、冯主任仍在监督劳动。另一位秦姓副校长颇为幸运,没挨斗没打倒,但无声无息,似乎已被众人忘掉了他的存在。秦校长只在运动初期挨过几张大字报,批评他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种批评太寻常,每个管教育的干部都有这项罪名,因此差不多不算是罪名。秦校长一向谨小慎微。看来这是他免遭厄运的主要原因。不过依我之见,那也是因为在十九中已有王、冯二人被揪出充当靶子,满足了人们的斗争需要,秦校长才能躲过一劫。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在政治运动中,一个人是否挨整挨斗,那常常不取决于你的绝对状况,而取决于你的相对状况。在有老虎的地方狼等于是羊,在只有羊的地方狼就是老虎。

老师也展开了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担任校文革主任和委员的几个老师被人们在大字报上指名批评。有位年青的党员老师,大概是在工作组及校文革掌权时期特别积极;一些被整过的老师对他相当反感,又苦于他不算当权派而无法对之直接批判,于是刷出这样一条大标语:“某某是十九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当权的当权派!”这几位被批判的老师都帖出了“彻底检查”的大字报,看上去全是套话。不过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想,似乎他们也说不出更多更独特的内容。他们认错,是因为中央宣布他们错了。至于说他们自己还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他们不会写出来,甚至不会想下去。

在一次回家的路上,我遇见了前工作组的刘组长。几句寒喧之后,他就向我表示道歉,承认当初犯下的路线错误。我听了很高兴,又有些不安;因为他不久前已经向我们公开地作过检讨了。学校有几位同学执意把刘组长再度揪回十九中,批判起来真是声色俱厉。其实他们当初并不曾受过什么迫害,更何况工作组时期做下的坏事,比起后来的校文革与官办红卫兵时期不知要轻多少倍。过去召开控诉旧社会的会,也总是有些发言者声色俱厉。我怀疑他们有点装腔作势,但又想也许是人家苦大仇深,阶级感情比我强烈。现在不一样了。我很可以认定别人在装腔作势。不过也难说,万一别人就是好动感情的性格呢。

但是,当一些关过牛棚的老师在控诉批判会上表现激动,以至于声泪俱下,我却坚信其中毫无做作。事实上,我还相信他们在竭力控制。几个月的牛鬼生涯,肉体上的折磨尚在其次,精神上的凌辱令人没齿难忘。其创痛之深,甚至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很多人都不愿完整地讲出那段经历。

在批判血统论,批判谭氏人物之后,我班那位新支书明显地消沉了下去。这是一次很沉重的打击。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在政治上重新活跃过。文化革命的残酷,表现之一便是,它让一些不成熟的年青人一下子获得太多太大的做错事的机会与诱惑,从而也给后来的他们留下了极难克服的精神压力。鼎鼎大名的谭力夫,听说现在当上了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作为权势集团中之一员,他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得到种种他未必应该得到的好处,但是他不能摆脱当年留下的浓重阴影。他改换了名字。宋彬彬也改换了名字。有时我要想,如果生活果真能让人们重新开始,也许世界会变得比现在要好得多。□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6年9月号(总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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