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巫一毛呱呱坠地时父亲已当右派送北大荒劳改,她遭到十分残酷的迫害。估计在中国这样天生的小右派至少一百五十万人,他们何辜?又该向谁讨还公道?巫一毛有自传详述其痛苦经历,洛阳纸贵,广受欢迎。

●巫一毛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真情感人,已译成多种文本在全球发行。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这个月初,我重访了我出生的北京海淀医院,在“娘家”过了四十九岁生日.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权术,导演了反右这出悲剧,由此带来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

迟到了五十年的呐喊

文革结束后,中共官方为他们公开承认的五十五万右派进行了平反。根据丁抒所着《阳谋》(第十七页),全国实际上有“约一百五十万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识份子。”由于反右运动前台打手邓小平是最高决策者,当局仍然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错误仅仅是扩大化。为此官方还特意保留了五名右派没有平反。这是多么荒谬的独裁逻辑:五十五万人与五人,居然就能得到既平反又坚持定论的效果!

最近,一批老右派站出来,发出呐喊要求中共当局公开承认反右运动是完全错误的,并对当年的受害者给予道歉与赔偿。让我想起父母亲和我自己。一九五七年,虽然还未出生,我仍然成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可以说,我是在妈妈肚子里当上小右派的。

我的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详细讲述了我在反右、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中侥幸生存成长的惨痛经历,余英时教授称“真实而生动地重现毛时代史无前例的荒诞与残暴,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这本书的英文、中文、德文版已经出版,法文和丹麦文版即将问世,得到主流媒体多方好评并荣获加州图书馆协会二○○六年最佳作品奖。

父亲巫宁坤报效祖国却打成右派

反右运动开始时,父母亲正在为中共政权的第一批“将军大使”开办培训班,周恩来亲自批准建校的中共中央调查部干部学校,为培养外交人员的高等学府工作。

一九五一年,父亲巫宁坤放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的博士学位,应燕京大学聘请,回国任西语系副教授。当时,爷爷奶奶都过世了,伯父在台湾,姑妈在香港,他在国内并没有什么个人牵挂。他回国完全是为了爱国,可是等着他的,是当右派,多年无妄的牢狱之灾,监外的无期徒刑,并且始终累及妻儿。

当年他的同学和朋友李政道劝他不要回国,他不听,结果一九五七年,父亲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桂冠。

父亲的极右言论和定罪依据包括:

1、肃反运动肆无忌惮的违犯民权,明目张胆的官方私刑。肃反运动无非是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党运动已经被赫鲁晓夫揭发谴责了。

2、防民之口胜于防川,防知识份子之口胜于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份子少得可怜,十分宝贵,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种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掌握真理的政党,给予知识份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却可获得无价的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

3、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4、罗斯福总统四大自由(注:言论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自由、免受恐惧自由)是全世界的独立宣言。人不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来有言论自由的。不自由,毋宁死!

重读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反动言论”,作为女儿,仍然为他骄傲自豪。父亲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强调,使他无愧于极少数的先知先觉。

哭着出世时父亲已遣送北大荒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号我哭着出世时,父亲已经在七个星期前被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劳改。等在海淀医院产床边的,不是父亲的双臂,而是那顶紧箍咒般一生也摘不掉的小右派帽子。母亲因为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几乎失去工作、行乞街头。几个月后,母亲在漫天大雪中抱着繈褓中的我,牵着三岁的哥哥,踏上长达二十一年流放安徽的坎坷路。

一百五十万右派中,除了在校学生,大多数是为人父母的人。这一百五十万人中,即使按平均每人只有一个孩子计算,全国也有一百五十万个和我同命运的小右派。

我们的父母亲受迫害,我们跟着倒楣。他们是冤枉的,是专制制度、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替罪羊。但他们或多或少说了点什么,做了点什么,可能某些话冒犯了官方定调,也可能是得罪了某位领导同事,甚至仅仅是某个亲朋好友邻居告密揭发,就被定为政治贱民。而我们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么也没说、没做,什么人也没得罪,却受到和他们类似的身体灵迫害,种种凌辱和磨难给我留下终身难愈的创伤。我们在上学、就业、提职、分房、找对象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可思议的歧视,被贬低为社会渣滓。

孩子的身心是脆弱的,即使在祥和清明的境域也需要倍加关爱呵护。而我们这些小右派,刚刚出生就要承受成人世界的残忍,远未成熟就必须面对连大人们都难以承受的血雨腥风。如果说,一个不尊重人权的社会是野蛮的,一个不保护孩子的社会就是加倍地野蛮,那么,一个非但不保护孩子、反而还迫害孩子的社会,只能用人间地狱来形容。

我和弟弟遭受的非人苦难

毕竟父亲当右派是他选择爱国的结果。可我对我的小右派身份做了什么选择,有什么选择呢?没有!一百五十万小右派,我们别无选择地出生,又别无选择地变成小右派,仅仅因为作出选择的父母。我们看着父母受难,和他们一起承担苦难,忍受非人的折磨。我们用清纯无暇、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纷乱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会底层含屈忍辱咬牙活着。

幼稚园阿姨是成年人,她们的职责是照顾好孩子们。文革初期,这些阿姨却歧视和虐待带有政治贱民标记的孩子。她们每天把三岁的弟弟往墙角的小马桶一放了事,不许别的孩子和小右派玩。从此,弟弟变得沉默寡言。

几年后,一位经常来家里做客的医生问,“巫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希望你不在意。因为我是医生,或许我能帮上忙。”

“没关系,有什么问题就问。周医生,怎么突然这么客气?”父亲说。

“我想知道,”周医生还是吞吞吐吐地问,“你的小儿子,嗯,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哑巴?先天的很难治,后天的我可能有办法。”

在政治歧视的环境下,我们从小就学会了沉默盲从说谎,不再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说真话。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不当一个专制政府的驯服工具,如果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的下场将与我们的父母一样。反右运动不仅让一代知识份子成为后天的哑巴,也让他们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哑巴。

九岁时,目睹父亲在台上挂大牌子挨斗,我在台下簌簌发抖。一个多年经常来我们家,父母亲的同事朋友张定鑫看见了。他拉住我的手,小声说,“毛毛,这里不好玩,跟我来。”他把我带到他的住处,给我糖吃,跟我玩“争上游”扑克牌游戏,然后强奸了我。被强奸的,不仅是我娇弱的身体,更是我稚嫩的心灵。失去的,不光是我的童贞,更是我的童年。而那一百五十万小右派,又何尝不曾被强大的专制制度凌辱。

在学校里,我背诵革命诗句,“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人的身躯怎能从狗的洞子里爬出!”

每天上学放学,我不能和别的小学同学一样,从学校大门进出。如果红小兵发现我,他们轻则辱骂嘲讽吐唾沫,重则拳打脚踢揪头发。我只能从学校围墙上挖一个狗洞进出,还给它取了一个美丽浪漫的名字:月亮门。

一个小女孩、小右派,做人的尊严被剥夺,只剩下做狗的求生本能。与此同时,而父母亲都被关进了牛棚,成了比狗还不如的牛鬼蛇神。

我十岁时,爸爸还关在牛棚,妈妈带着哥哥弟弟下放到农村。我在百里之外的一个房间里自己过活。不知道多少天,我躺在草蓆上,高烧昏迷。等到我被偶然发现,已经病危。因为父母不在,别人冒充我的父母才能送进医院。医生说,“没救,通知家属办后事。”

我独自面对死亡,平静安详地告诉自己,“你要死了,你已经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鹹,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死就死吧。”这种本应是饱经沧桑后才能说出的话,该是出自十岁孩子的口吗?

什么样的祖国,什么样的社会

中共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通过独占话语权来伪造历史,通过强制灌输来制造遗忘,制造为我所用的历史和民族记忆的空白,使那些死于暴政的生命永远消失在黑洞中,也使中国人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历史原地踏步,恶性循环。再过五十年,别说当年的右派,就是小右派们也都将作古。如果幸存的右派、小右派再不出来为历史存证,历史的悲剧就完全可能重演。

退一万步说,即使共产党道歉赔偿了,对那些风烛残年的不足百分之一的幸存者,对那几十万、上百万逝去的冤魂,有什么意义?对那些失去的岁月、破碎的家庭有何补?

和其他右派家庭相比,我们家还算幸运的,我和家人都活到了今天,都在享有四大自由的国土上安居乐业。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就像当初我写自传,不是为了要活在过去,而是为了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瞭解真实的历史,为了汲取教训、争取民主自由的未来。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喜欢把祖国比作父亲或母亲。但什么样的祖国,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党,能够允许一百五十万亲生儿女无辜的灵魂长期受难,而且五十年过去了,依然不敢面对历史,毫无认罪忏悔之意?

我们这些小右派,向谁去讨公道、要赔偿?谁来为我们平反,向我们道歉?我们失去的童年、青少年、乃至生命,谁能够偿还,用什么偿还?谁能抚平我们心灵上永远滴血的创伤?

六月二十二日加州家中(此文为发言摘要)

《巫一毛文集》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