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任不寐《灾变论》
任不寐先生的《灾变论》终於在海外出版。这是作者历时十年，呕心沥血之作。在文字垃圾泛滥、一次性读物充斥的当今书市，捧着《灾变论》这本三十余万言书，格外感到厚重与珍贵。
不久前，网上出现一位署名“刘垒”者的文章，点评“中文互联网络五君子”。其评价标准有三个，第一是为”网络自由”做过贡献的，第二是网上的文章有水准并广有影响的，第三是网络语言很”君子”。作者把任不寐先生放在首位，我以为名副其实。
《灾变论》是一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专着。作者通过统计学上的资料分析，认为中国的自然灾祸远远比西欧来得频繁。作者并不认为西欧那里是绝对没有灾民的，作者强调的是为什幺中国是相对灾民的。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包括草原游牧民族的反复入侵)，造成了被作者称为灾民文化或者灾民理性的中国文化，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所谓灾民文化或曰灾民理性，其核心内容是生存恐惧；而中国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就是灾民理性对中国社会的绝对统治。最后，作者提出，中国的解救在於“发现责任”，而责任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因而，作者把灾民社会的自由之路的起点重新设定在信仰之维上。
《灾变论》的副标题是“关于中国文化及其起源的地理大发现”。也许有人会批评《灾变论》是地理决定论。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对一种文化追根溯源，探求那些最初影响其性格形成的因素，免不了是要找到地理环境的(另一条可能的思路是研究不同民族的遗传密码，只是到目前为止，这后一条思路还缺乏自然科学的支持)，否则，我们还能找谁呢？
任不寐试图引进信仰解救中国。这种观点或许会引起一些争议。我注意到，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持异议的知识分子)中，皈依宗教者不在少数；在社会其他阶层中，各种宗教信仰也以少见的规模和速度勃然而兴。在当今中国，信仰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现象。这本身就值得研究。
《灾变论》是这样一本书，一方面，作者力图使书中的各部分都服务于作者的基本观点，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许多部分又都可以拆卸下来独立成篇，有独立的价值。即便你对作者的理论体系有保留或有疑义，你也可以从这本书吸取很多教益。在任不寐这部书里，有很多过人的洞见和精彩的论述。作者的观察细致，阅读广泛，思考深入，联想丰富，有对历史的特殊感悟，有对生命的深刻体认，再加上冷峻锐利的文笔，这本《灾变论》实在是近些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要在一篇短短的书评中对《灾变论》作出全面的评介是不可能的。下面，我只谈几个小问题。
在谈到中国的地理环境时，任不寐提及北方草原民族反复入侵的因素。我以为这一点很重要。宋朝是中国古代最文明的一个朝代，是最有希望演变出良好秩序的朝代；可惜灭于北方草原民族之手。宋朝是仅有的不是亡于宫廷内斗、权臣夺位或民间反叛的大王朝。我们很可以想象，如果在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之间有一道天然的屏，从而使得草原民族难以挥师南下，中国很可能发展成另一番景象。
《灾变论》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相当尖锐。譬如谈到中国灾民文化的暴力性。作者写道：“‘不准杀人’是绝对命令；然而，‘应该杀人’却是中国‘政治’的本质。”读者不妨想想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想想张春桥的话“怎样巩固政权？杀人”，想想“六四”“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直到“六四”过后十四年，仍然有不少人反对为“六四”平反，因为他们认为一旦没有了杀人的威慑效应，中国就会大乱。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要维持中国的稳定就必须杀人。这就是说，“应该杀人”是中国政治的本质，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指出：“灾民英雄普遍是杀人高手而无一道德英雄。如基督这种通过道德力量获得敬仰的文化英雄在中国是陌生的。”譬如今天部分国人对毛泽东的神化与崇拜。说穿了，他们就是佩服毛泽东的“厉害”。他们张贴或摆放毛象，那和西方人张贴或摆放基督象显然是出於十分不同的心理。
在论及灾民文化的暴力性时，作者还联系到武侠小说，作者把武侠小说干脆称作武打小说以突出其暴力性。作者发现：“‘武打小说’显然是汉语文学。为什幺汉语世界有这样一种文学形式呢？首先，为了生存‘打人’成为事实，其次，文学为这一历史事实进行审美描述。此外，‘武打小说’也是私刑的文学抒情，是公刑的文学移情，是力量崇拜的文学模式。”作者指出，武打小说“是对‘棍棒统治’(孟德斯鸠)的文学适应。被奴役和攻击的人往往更喜欢奴役和攻击他人，如果他不能现实地奴役和攻击，他就想象自己的奴役和攻击。”文学是愿望的达成，“武打小说是被武力奴役者的‘精神胜利法’”。“‘武打小说’是典型的灾民文学，其基本思想也是陈旧的，它的基本道德观是善恶二元论，是‘好人打坏人活该’，它基本的方法论是‘打’，‘打’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在武打小说中，好人能胜坏人，不是因为好人更有道理或更得人心，而是因为好人更有武艺。
读任不寐这段分析与批评，我突然想到，英国很流行侦探推理小说。无独有偶，在日本，推理小说也很流行。两个都是岛国，一个在欧亚大陆之西，一个在欧亚大陆之东，都是在本洲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这中间是不是也有某种关联呢？从中国人爱读武侠小说和日本人(以及英国人)爱读推理小说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某种民族的或文化的差异呢？《灾变论》中就有一节专讲“岛国文化与帝国文化”。
任不寐对有些社会现象的批评很是精辟。例如作者对政治冷漠的批评。政治冷漠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有人说这是好事，因为它表明国人已经走出过去的空头政治，走出极权主义的泛政治化。还有人说这表明国人对现状心满意足，所以不再关心政治。有人甚至把现今国人的政治冷漠解释成“自由主义”的胜利，说什幺“国人最不关心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等等。任不寐指出：“我们所说的政治，不是和权力、强制、权威等概念同一的概念，而是指关于公共事务的思想和自由行动。”作者揭示道：“政治冷漠症的实质不是对‘政治’的厌恶，而是对权力的恐惧，它不是面对‘伪政治’的一种清高，而是面对‘政治’的受害者的一种自私，面对‘伪政治’导致的灭绝性危机的一种自杀式愚蠢。”寥寥数语，一针见血。类似这样的精彩段落还很多，我这里无法一一列举。然而，《灾变论》并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化进行散落的(哪怕是深刻的)批评，《灾变论》还试图对中国文化给出一套整体的解释。这反映出作者巨大的学术野心。如果你愿意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你一定能从《灾变论》这本书里获得很多刺激和启示。
《灾变论》，任不寐着，美国新泽西州成家出版社2002年出版，欲购《灾变论》者，请与 http://www.beauthor.com 联系。
《北京之春》2003年5月号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