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任不寐《灾变论》

任不寐先生的《灾变论》终於在海外出版。这是作者历时十年,呕心沥血之作。在文字垃圾泛滥、一次性读物充斥的当今书市,捧着《灾变论》这本三十余万言书,格外感到厚重与珍贵。

不久前,网上出现一位署名“刘垒”者的文章,点评“中文互联网络五君子”。其评价标准有三个,第一是为”网络自由”做过贡献的,第二是网上的文章有水准并广有影响的,第三是网络语言很”君子”。作者把任不寐先生放在首位,我以为名副其实。

《灾变论》是一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专着。作者通过统计学上的资料分析,认为中国的自然灾祸远远比西欧来得频繁。作者并不认为西欧那里是绝对没有灾民的,作者强调的是为什幺中国是相对灾民的。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包括草原游牧民族的反复入侵),造成了被作者称为灾民文化或者灾民理性的中国文化,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所谓灾民文化或曰灾民理性,其核心内容是生存恐惧;而中国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就是灾民理性对中国社会的绝对统治。最后,作者提出,中国的解救在於“发现责任”,而责任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因而,作者把灾民社会的自由之路的起点重新设定在信仰之维上。

《灾变论》的副标题是“关于中国文化及其起源的地理大发现”。也许有人会批评《灾变论》是地理决定论。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对一种文化追根溯源,探求那些最初影响其性格形成的因素,免不了是要找到地理环境的(另一条可能的思路是研究不同民族的遗传密码,只是到目前为止,这后一条思路还缺乏自然科学的支持),否则,我们还能找谁呢?

任不寐试图引进信仰解救中国。这种观点或许会引起一些争议。我注意到,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持异议的知识分子)中,皈依宗教者不在少数;在社会其他阶层中,各种宗教信仰也以少见的规模和速度勃然而兴。在当今中国,信仰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现象。这本身就值得研究。

《灾变论》是这样一本书,一方面,作者力图使书中的各部分都服务于作者的基本观点,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许多部分又都可以拆卸下来独立成篇,有独立的价值。即便你对作者的理论体系有保留或有疑义,你也可以从这本书吸取很多教益。在任不寐这部书里,有很多过人的洞见和精彩的论述。作者的观察细致,阅读广泛,思考深入,联想丰富,有对历史的特殊感悟,有对生命的深刻体认,再加上冷峻锐利的文笔,这本《灾变论》实在是近些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要在一篇短短的书评中对《灾变论》作出全面的评介是不可能的。下面,我只谈几个小问题。

在谈到中国的地理环境时,任不寐提及北方草原民族反复入侵的因素。我以为这一点很重要。宋朝是中国古代最文明的一个朝代,是最有希望演变出良好秩序的朝代;可惜灭于北方草原民族之手。宋朝是仅有的不是亡于宫廷内斗、权臣夺位或民间反叛的大王朝。我们很可以想象,如果在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之间有一道天然的屏,从而使得草原民族难以挥师南下,中国很可能发展成另一番景象。

《灾变论》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相当尖锐。譬如谈到中国灾民文化的暴力性。作者写道:“‘不准杀人’是绝对命令;然而,‘应该杀人’却是中国‘政治’的本质。”读者不妨想想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想想张春桥的话“怎样巩固政权?杀人”,想想“六四”“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直到“六四”过后十四年,仍然有不少人反对为“六四”平反,因为他们认为一旦没有了杀人的威慑效应,中国就会大乱。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要维持中国的稳定就必须杀人。这就是说,“应该杀人”是中国政治的本质,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指出:“灾民英雄普遍是杀人高手而无一道德英雄。如基督这种通过道德力量获得敬仰的文化英雄在中国是陌生的。”譬如今天部分国人对毛泽东的神化与崇拜。说穿了,他们就是佩服毛泽东的“厉害”。他们张贴或摆放毛象,那和西方人张贴或摆放基督象显然是出於十分不同的心理。

在论及灾民文化的暴力性时,作者还联系到武侠小说,作者把武侠小说干脆称作武打小说以突出其暴力性。作者发现:“‘武打小说’显然是汉语文学。为什幺汉语世界有这样一种文学形式呢?首先,为了生存‘打人’成为事实,其次,文学为这一历史事实进行审美描述。此外,‘武打小说’也是私刑的文学抒情,是公刑的文学移情,是力量崇拜的文学模式。”作者指出,武打小说“是对‘棍棒统治’(孟德斯鸠)的文学适应。被奴役和攻击的人往往更喜欢奴役和攻击他人,如果他不能现实地奴役和攻击,他就想象自己的奴役和攻击。”文学是愿望的达成,“武打小说是被武力奴役者的‘精神胜利法’”。“‘武打小说’是典型的灾民文学,其基本思想也是陈旧的,它的基本道德观是善恶二元论,是‘好人打坏人活该’,它基本的方法论是‘打’,‘打’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在武打小说中,好人能胜坏人,不是因为好人更有道理或更得人心,而是因为好人更有武艺。

读任不寐这段分析与批评,我突然想到,英国很流行侦探推理小说。无独有偶,在日本,推理小说也很流行。两个都是岛国,一个在欧亚大陆之西,一个在欧亚大陆之东,都是在本洲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这中间是不是也有某种关联呢?从中国人爱读武侠小说和日本人(以及英国人)爱读推理小说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某种民族的或文化的差异呢?《灾变论》中就有一节专讲“岛国文化与帝国文化”。

任不寐对有些社会现象的批评很是精辟。例如作者对政治冷漠的批评。政治冷漠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有人说这是好事,因为它表明国人已经走出过去的空头政治,走出极权主义的泛政治化。还有人说这表明国人对现状心满意足,所以不再关心政治。有人甚至把现今国人的政治冷漠解释成“自由主义”的胜利,说什幺“国人最不关心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等等。任不寐指出:“我们所说的政治,不是和权力、强制、权威等概念同一的概念,而是指关于公共事务的思想和自由行动。”作者揭示道:“政治冷漠症的实质不是对‘政治’的厌恶,而是对权力的恐惧,它不是面对‘伪政治’的一种清高,而是面对‘政治’的受害者的一种自私,面对‘伪政治’导致的灭绝性危机的一种自杀式愚蠢。”寥寥数语,一针见血。类似这样的精彩段落还很多,我这里无法一一列举。然而,《灾变论》并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化进行散落的(哪怕是深刻的)批评,《灾变论》还试图对中国文化给出一套整体的解释。这反映出作者巨大的学术野心。如果你愿意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你一定能从《灾变论》这本书里获得很多刺激和启示。

《灾变论》,任不寐着,美国新泽西州成家出版社2002年出版,欲购《灾变论》者,请与 http://www.beauthor.com 联系。

《北京之春》2003年5月号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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