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中秋节，全家人四年来头次团聚了。孩子们都长高了老大一截。老大高高兴兴说：“今天咱们可得圆圆月了！”没想到这句话把母亲给说哭了，因为有一句老话：“家缺一人月缺半。”她想起“月缺半”那几年流的眼泪了。
（13）可谓“复辟”，却难说是什么主义
一句话，人家这个朝廷是坐定了。让位，可以，得交给“自己人”，哪怕是一个铁皮疙瘩脑袋呢！
傅贵这些天也有些感伤，可为的都是别的。一回来，到村中四处走走，一眼就看见了村当中那两个大坑！真是“山河依旧”啊。为这两个坑，当年他跟刘少春叨叨过多少回！那坑是社员们取土打坯什么挖的。就不能指定个村外什么地方？越挖越大。一个足有三亩见方了。几年不见，那两个坑又大了不少。“这就是黑通的穷窟窿！是他们执政多年政绩的展览。等着别人来填呢！”──傅贵心情沉重地想道。到四队看看，简直成了一片废墟。傅贵在村中伫立良久，思绪起伏，感慨不已：我六年的心血哪里去了？我那青石水泥地面的队部砖房呢？没了。我那小工厂一般的仓库呢？空了。我那砖瓦结构的猪圈呢？没了。我那财源滚滚的粉坊呢？没了。还有，那些上好的木料、砖瓦。那些我为它们蹲了三年多笆篱子的汽车和拖拉机呢？统统没了！房倒屋塌，家底儿精光，还外欠六十万元饥荒！傅贵心痛不巳，气愤地想道：“抓我关我，一条罪名还说是我把四队搞成了”空壳队“！现在倒真成个空壳了！怎么造成的呢？就是那帮人，在他们治下，除了自己不顾老百姓死活拚命划拉以外，那套人马也是一样──”打更的睡觉，喂马的偷料，保管员监守自盗“！
黑通这时候穷到什么份儿上，得看这年的年是怎么过的。新上任的沿江公社党委书记刘广才由公社秘书周谭（就是傅贵称为“周大哥”的）陪着，春节前夕带上一千九百元去访贫问苦。不到两小时，两条街没走完，钱没了。赶忙打发人回去取。那一天总共付出了四千多元钱，九千多斤面粉和三百多斤猪肉，才算让全大队的人过年都吃上一顿饺子。那天看到的惨象，刘广才一辈子也忘不了。到了董真家一看，窗子上钉着一张塑料布──那是中国极北地区的三九寒天哪，炕上没有炕席，和对面屋两家共使一个耳锅，还连碗筷都没有！又到徐玉琢家看看，爷儿俩连床被子都没有，全部家财就是两个盆子和两双筷子。这家人懒是懒点，可是他们为什们懒呢？不懒的人又怎么样呢？四队有个小陈，是个有名的勤劳人，到分配的时候也得倒贴。全大队百分之八十的人欠债。
就这，还得“年初五死个驴，不好也得说好”。“四人帮”时代说“大好形势”，那是胡吹：“四人帮”一倒，形势又“大好”了。
再看那以十五年不倒的“太平官”刘少春为代表，年年报喜不报忧的大队政权，现在又是什么状况呢？中国农民的忍耐，也有个尽头。它的表现就是：继长期“放挺儿”（怠工）之后，现在更进一步，大队党支部说话都没人听了。人称“不喝酒不干活儿，一喝酒就仰瞌儿（卧倒睡觉）”的大队副书记范某，还是一天到晚醉眼朦胧，叨个“木什多克”（烟斗），一开会就说：“这可是上边的精神。不讲，是我们的问题，反正我们是讲了，至于听还是不听，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他就知道他讲了也没用，人家照旧不听。总之，已经到了政令不行，政权瘫痪的程度了。那么请问，诸公是否可以下台让贤，把那几张椅子腾一腾呢？那得看让给什么人。人家早就说定了：“你就是一块铁疙瘩，我要用你，也能让你放光；你就是一块纯金真玉，我不想用你，也要就地埋你三尺，让你永世休想发亮！”一句话，人家这个朝廷是坐定了。让位，可以，得交给“自己人”，哪怕是一个铁疙瘩脑袋呢！一九七七年刘广才到沿江公社就任党委书记那时候，郊区区委书记李杰就对他说：“黑通大队这样下去，我看没个好儿。那班子非换不可了。还越快越好。选人的时候要掌握一条：要使龙，别使熊！”黑通这地方，熊倒是不缺，可就是难找一条龙。这可怎么办呢？后来李杰还催过，批评过。无奈各个层次上刘少春式人物多年执政的结果，好像硬是把龙给绝了种。再说傅贵，从监狱一回来，他就在家织起鱼网来，就像他决心以捕鱼了此一生似的。心里头呢，还不住想着黑通的事。这些王八蛋可把老百姓给坑苦了，就这么穷下去了？一想到这儿，他那网就有点织不下去了。
但再一想，刘某人还给我留了个“贪污分子”的尾巴。连党籍还没着落呢。算啦，谁能用你！
可是真还就到了非用他不可的时候了。
李杰书记从上边催黑通大队换马，从下边社员群众的呼声也早就叫个不停了。公社书记刘广才急得不行。可是黑通这么个重辕，谁能驾得了呢？秘书周谭把傅贵推荐给刘广才，说只有这个人堪当重任。刘广才对傅贵已有所闻，见面一谈，印象很深，心里说：这人脑瓜子果然不简单，是能干大事情的人。拿到公社党委会上一讨论，问题来了。头一条，此人问题还未查清，再来个胡吹乱卷，打骂群众，老毛病重犯可咋办？也有人说，咱们怕摆弄不了，他骄傲得很，目空一切．来个横踢马槽，把大队班子给踢黄了可怎么办？前后讨论了七八次。公社党委委员七人，赞成起用傅贵的只有书记刘广才一个。算了秘书周谭（他那时还不是党员呢），也不过一票半。一征求大队党支部的意见，更是一致反对，好像傅贵一来，这个班子就非黄不可。
郊区书记李杰，这时表了个态：傅贵是无罪释放的，可以到群众里调查调查，只要群众拥护，这人可以用。刘广才说：“我刚来，还得观察观察。”李杰说：“还观察什么！我都观察十几年了。”他早就认为这个人应该起用了。一九七四年他就在四队主持过一次现场会，见过傅贵，也看过他种的一垵四株的大苞米，觉得这人是个人才。后来听说他在监狱里表现挺坚强，也曾暗自佩服；因为“文革”那时候，有些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一被打倒，还告罪求饶流大鼻涕呢。那时候他就想过：“这小子是个硬汉子。打游击的话，我非用他不可！”傅贵没放的时候，他就去找过市法院隋院长，打听他的案情，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一九七九年年底，又是一年一度“磙子响，换队长”的时候了，黑通开了个社员代表大会。傅贵尚未出场，他的身影已笼罩了大会。会下，慷慨激昂的指责和窃窃私语的议论，主题常常就是傅贵。会场和住地内外，极力排除傅贵的串连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刘广才和周谭都有点担心傅贵可能落选。没想到六十七名代表，选举结果傅贵竟得票五十七张；十三个候选人中名列第二！傅贵当上了黑通大队的第一副大队长，第四次登上了中国这个农村的政治舞台。可是这时候傅贵本人还不知道呢。
傅贵纯粹是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吹起的那场扫遍中国大地的春风给刮到那个台子上去的。可是话说回来了，傅贵若是躺倒不干呢？那风再大，能吹得动吗？十四年来二上二下，加上三年多笆篱子，罪遭的还不够咋的？何苦再扯这个呢？带上那张渔网，自自在在闯荡江湖，既省心，又安全，比什么不强？
可惜咱们没机会听那冬天傅贵的巡回演讲。不过即使没听，也能猜到一点他为什么非出山不可。只须知道：他在九个小队连续讲了九场。每场三个小时。昏暗的灯光和迷蒙的烟雾，本来就催人欲睡，加上多年来催人入睡的演讲家也实在太多，这就使人养成了这种一进会场就打哈欠的习惯。需要相当强大的魅力，才能把人掩住，不打瞌睡。傅贵这些次演讲，听众没一个人溜号或者睡觉的。他不用讲稿，没有提纲（有了也白搭，看不懂），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傅贵平时说话，嗓门儿就比人家作报告还大，到真作起报告来，就可想而知了。九场下来，他说不出话来了。讲的是什么呢？题目是三中全会制定的农村政策；内容呢，还少得了他本人几十年来对农村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他的决心和施政纲领吗？光靠嗓门大，睡着了也把你震醒，那是不行的。透过他的话，人们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确实开始了，起码是瞎吹、穷批、胡斗、乱整要稍停一段时间了。这些年不都是叫这几个字搞穷的吗？傅贵的形像像一员武将，他的经历，他灌注到语言里的强烈感情，都跟人们已经熟悉了十几年的那个刘XX形成一个对比。有人说这人天塌了他能托起来，地若是有个把儿他能提起来。就算这是夸张，但他为了干成一件事可以豁出命去，倒真是不假。而现在他要办的事，是让黑通富起来。这穷日子还熬得下去吗？黑通需要的，就是这么个人！
这裹得附加一笔，不然就有拔高傅贵的危险。上任之前，他向公社书记刘广才请了个假，说是“这几年蹲笆篱子，家里欠下很多饥荒，得想法儿还还。”他带上大儿子和在笆篱子里设计的三星网（一般只能捕小鱼，他改造的这种，可以同时捕大鱼）上同江县去了。过二十天，爷俩儿回来了。打了五千来斤鱼，送人一千多斤，还卖了三千多元，还清了债，傅贵这才走马上任。
可见，傅贵并不是没有私心的。
（14）执意发财，不怕新帐老帐一起算
“一定要办个砖厂，还得干它个大的！”傅贵来劲了。
大队部已经好几冬没有煤烧了。那个冷清和晦气，倒和大队的财政状况以及人们的心情很配套。傅贵十二月末上班那天，当年的分配方案还没拿出来呢。外债欠了五十四万元，“三角债”（私人欠队，队欠国家）四十四万元。上次李杰来，向他汇报说九个队里有三个队今年分配得“倒找”──平均一个劳动力每天倒找两角钱！（这也算是一个创造，一种奇迹，还给经济学家出了一个难题：不是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吗？那么几百个大活人一年三百多天干下来，怎么非但一无所得，反倒要掏腰包为自己的劳动贴钱呢？多少年来，年年如此，还找不到一个人负责。没有一个人为此写“忏悔录”，就像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似的！）李杰说：“不行，今年说什么也不能再倒找了。照这样，不干活的不是倒占便宜了吗？今年先由大队贴，明年争取一个好年成再补上这个窟窿。”大队按这个方针把账整平，算下来每十个工分可以分到两分钱，相当于黑市上一斤粮票价格的十五分之一。口粮呢，一人三百来斤皮粮。一个种菜的大队，春节包饺子连白菜都供不上！
这天开会是研究一九八O年怎么办？怎么扭转这个局面？傅贵新来乍到，本该听听老手儿的高见。可是老手儿只顾叭哒哒抽烟，都很谦虚，让他说。说就说！
光靠务农行不行？不行，学大寨把人坑苦了。这点大家是一致的。可是慢着，咱们还是得算算账，好让心中有个数。“种地，那是一本死账，”这账，傅贵在笆离子里不知道算过多少回了，“地那玩意儿，它也不长个儿，老是那么大。就算上纲要，一垧苞米也就打六千斤，一斤打它一毛吧，才不过六百块钱。八百垧地，才四十八万元。还得去掉种子、化肥、农药呢？还得提留呢？能拿来分配的，有二十万元也就不错了。三千人，平均才六十多元，低标准吧？这点钱活不下去。专种地是不行了。办工业呢？咱们能干的不来钱，来钱的咱们又干不了：投资大，缺技术。”
大队办了翻砂厂，赔钱。办了机械加工厂，还是赔钱。都得关掉，马上关掉。那么怎么办呢？
“一定要办个砖厂，还得干它个大的！”傅贵来劲了。想了好几年，就等着这一天呢。“头一个，它不愁没原料，土和沙咱们有的是。再一个，不愁没销路。光说咱们大队，土屋都得拆，将来都得盖砖房。还有佳木斯呢？现在人住的多挤，都快转不过身来了。按咱们现在的政策，不得大盖其房？听说没有？咱们黑龙江还到外省买砖去呢．真是笑话！”
傅贵见有的听众嘴角上露出了讥讽的意思，眼睛倒还笑着。别人也半信半疑，像听神话似的。他明白，人人心里都有一个问题：你说得倒挺动听，可是钱呢？大队欠一屁股饥荒，你还扯什么建厂，还要干大个儿的呢！
“资金，我有办法。放心。这个砖厂的生产规模呢，一年一千万块，盈利五十万元。”
这个数儿，把人吓住了。今年大队总收入才六十二万八。一千万块砖？这小子又吹了！
大队长赵子秀这时说了话：“我看这砖厂得交给傅贵办。只要是傅贵办，这一千万块砖不但能完成，我看还得超额昵！”
傅贵一听，这话味道不对呀。分明是讥讽嘛。这个茬儿能不接吗？他说：“不信就看一看嘛。这厂长，就由我来当。到年底我要是生产不出一千万块砖，你搿掉我这个手指盖儿！”
也不怪别人不信。傅贵在干事的雄心和能力上比他周围这些人高一大截儿，所以他提出个什么，总是叫人吓一跳，说他吹，说他狂。另有一点，也是相差一截儿：他设想个什么东西，都是经过计算的。今天在座的诸位，假大空，他们熟悉，也能接受，自己就干了多年嘛。真大实，倒没见过。岂不知傅贵心里那本账几乎都翻烂了：建砖厂得用多少钱，钱从哪儿来，有多少把握？先干哪项，后干哪项？砖机能力，人工多少，一天可产多少坯？去掉冰冻季节，一年能生产多少天？还得把下雨的天气刨出去……多少个数字，不能动笔，全靠心算，又全得储存在他那个圆周六十厘米的土电脑里。容易吗？所以难怪人家一讽刺，一说他吹牛，他就发火，觉得冤枉了自己。自这次会议以后，他还发过两次誓：“不信，你砍掉我手指头！”“你砍掉我这只手！”那是听到群众中有人说他“吹大牛”的时候说的。
大队干部巴不得让傅贵当这个砖厂的厂长，──谁愿意去受那个累和冒那个风险哪？傅贵本人呢，也巴不得当厂长，原因很简单：别人干，他还不放心呢。这是难得的一次双方满意。
傅贵精心遴选出几个人担任未来工厂的领导职务。开完首次“厂部”会议．傅贵说：“明天咱们去定定地点吧，”那天气温是摄氏零下三十度。大家扛着家伙，就向新厂址进发了。那是傅贵相中的地方：有土岗，交通方便，水源充足。到了一看，地面冰冻一米八。得看土层深浅哪，不刨开冰冻层能行？举起洋镐就刨呗。奸不容易把冻块儿揭开了，一钻探，土层还可以，可是地势洼，电源远，交通条件也差。明天接着干！那天刮起“烟儿泡”来了，对面不见人，站立都困难。傅贵得拽着他那顶狐皮帽子，歪着脖子顶风走。又刨了一处。把一个车间的地址定下来了。一连五六天，傅贵领着一伙儿人，在那片荒野上绘制砖厂的蓝图。他先说，大家定：“砖机摆在这儿，行不行？”“这块儿作坯场，怎么样？”办公室放在那儿，车库、卫生所、食堂你么安置，都定下来了。
可是钱呢？建厂资金到这时候还没着落呢。
先到银行试试贷款。找人民银行的熟人顾科长。他说这事儿现在归农业银行管，“黑通人，秦X在那儿呢，正好他管贷款，那还不好办！”傅贵笑了。秦X是造反派，老孙家的亲戚，当年在四队一直整他，便对老顾说：“他管贷款呀？那得了，一分钱也不行。”顾科长还说：“不至于吧，他还找我办事呢。”“不信你就试试。我看是‘二条不叫二条，两说着’，别人行，我就不行。”老顾真去了。一提傅贵，那秦X把嘴一咧，说：“我说二哥呀，你咋扯这个呢！跟姓傅的扯还有个好儿？他纯粹是扯王八犊子。他今年要是能出一块砖，你就把我这个秦字儿倒着写！”“我担个保，行不行呢？”“不行。”这就把姓顾的弄得出不来进不去了。回来见傅贵，忍不住扑哧一笑：还真叫他说中了。
傅贵本来就没把主要希望放在这上。转身他就去找老“关系”他跑到第二建筑公司，找张科长，问他今年需要多少砖，告诉他黑通大队的砖厂（还连个影儿也没有呢）可以供应多少，请他们预付订款，他按时按质交货。妥了，五万元到手了。又去跑一建、住宅公司和铁路。一概用这种“指山卖磨”的办法筹集了十七万元钱。砖，是热门货；交情也起了作用，跟傅贵不错的人，愿意帮他争口气。他又想起第二砖厂欠黑通大队翻砂厂三万多元钱，一直在扯皮。而那个砖厂正好有台制砖机准备出售。“不好把账‘抹’一下吗？”傅贵想。一办，果然成了。
建窑的资金还是不够。傅贵把自己从前为盖房子烧的一万块大砖（一块顶三块）捐了出来，又向社员借了十五六万块砖，先干起来，同时用四队原先那个旧窑烧了些砖。建筑队伍也不用化现钱，从几个生产队凑起了九十多人。能有几个技工？顶多是个土瓦匠，也就是盘个炕、抹个房、搭个墙的，够得上二级工的也就是三两个人。两个打头的，也得全由傅贵摆布，其中一个是半拉瓦匠，也就是看过别人建窑，可是脑瓜儿爱钻，懂点图纸，能照葫芦画瓢。就这样，一九八O年正月初七，三十六个门的大砖窑破土动工了。傅贵百分之六十的时间钉在工地上，其余时间还得继续跑钱跑料。他既是工程总指挥，又是工程师，施工员，会计师，还兼着个供应科长。大队那边，他还管着全大队的生产，真够他忙呵的。这么忙呵着，他脑袋还不闲着，不住地在那个窑身上打主意。为了省煤，把砖烧透，他放大了烟道，又想，为什么一般砖窑建成后那四个角都慢慢崩裂了呢？哦，因为填充的土里有水份，一着热就膨胀，把窑樯给撑裂了。多难看。再说，那四个角不用，也是浪费。这么着，干脆用上它，在四角各建一间房，从远处看，像个塔楼、堡垒似的，又好看，工人冬天也有个避风和休息的地方，既美观又实用，多好。改！二月动工，五月，制砖机开动了。到七月，嗨，红砖上市了！第一窑砖能这么快，还因为傅贵在烧窑工艺上来了个革新。一般大窑，建成后先得烤窑，得用好多木料烧呀烧，把窑身烤乾。傅贵想：“为什么非烤不可？一边烧砖一边烤就不行？”别人没这么干过。可是前人没干过的事情太多了。不烤窑了，直接烧！
大队的摇钱树，就这么栽起来了，当年就结了果儿。一九八O年大队总收入达到一百四十万元，比前一年增长了将近一倍半。人均收入从三十六元增加到一百四十多元，主要靠这个砖厂。
天不作美，这一年本来生产了一千一百五十万砖坯，烧出一千万块砖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十月一日突降一场大雪，铁路、公路阻断，高压线压断，而砖厂未作准备，把坯棚全打开了，一下子毁了二三百万块砖坯。再造坯，天气已不允许了。眼看傅贵许下的诺言要告吹。急中生智：拉砂子去！一家伙就补过来了。砖厂全年收入仍然达到了五十万元。
（15）建纪念碑
这些善良忠厚、不怕吃苦的人，在这块黑得像煤炭一样肥沃的土地上为什么要受穷呢？从今往后，无论如何，不能让大家再受穷了！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O年这两年里，在中国土地上继续了二十余年之久的无声的辩论还没有结束。一些偏爱好看、好听而不计较是否好吃的人，好像仍然看不见辽阔的三江平原黑得冒油的沃土为什么喂不饱为数不多的居民这个问题。“口粮田”（一种生产责任制）还是禁品。羊身上有多少资本主义？还是个重大政治问题。在佳木斯市，也还有入主张全部砍掉社办企业。
傅贵是在这个时候为医治穷黑通而第三次站起来的，这就难免使人为他、也为自己担心。他会直接或间接听到社员这样的议论：
“傅贵这小子，叨钱是真能叨，可是整不好咱们也许就跟他进了‘小号儿’。”
“‘小号儿’他蹲是蹲了，可不是又放出来了吗？”
“放是放出来了，不是还留着个尾巴吗？”
有时候，他就得出来说两句：“放心。万一政策变了，我个人蹲笆篱子，也不会连累你们。”
话说到了一九八O年年底，又是“磙子响，换队长；杀年猪，选支书”的时候了。这回开会有点特别，党员来得特别踊跃。老党员来得最早。孙增海，那个当年把五队治理得很好的人，现在六十三岁了，半身不遂刚好点，今天头一个来了。八十五岁的老隋头儿，也拄着拐杖来了。
这次支部改选，提出五个候选人，出席党员二十八人，傅贵得票二十七张！他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黑通大队支部的书记。
大家请傅贵发表讲话。望着下边几十张皱皱巴巴的脸（多少年不发展党员了，所以大部份是五十开外的人）和一双双友善的、寄予期望的眼睛，他现在心里的千思万绪都化为一个念头：这些善良忠厚、不怕吃苦的人，在这块黑得像煤炭一样肥沃的土地上为什么要受穷呢？为什么还迟迟不能摆脱挨饿受冻的日子呢？从今往后，无论如何不能让大家再受穷了！
他说起他的打算。黑通的潜力大着呢，现在有了好政策，他相信变化会很快。今年这一年，不过是个小小的开头。今年平均收入一百四，还是太少了。要达到一千元！不要叫这个数儿吓住。五口之家，一年收入五千，还不算家庭副业，这比城里老高的高级干部都高一大截是不是？可是只要干，不出几年咱们还就真能做得到！五年之内，还得让大家都住进瓦房……
他说到黑通的“八大怪”，八大爷。说是“群众惹不了，干部管不，警察抓不了”，他们真就那么邪乎？今后试试看，咱还就硬是要治治这个邪！一切不劳而食、侵吞别人劳动果实和骑到人们头上称王称霸的，都得叫他们规规矩矩，服服贴贴。
他最后提出三句话：一年摘帽（穷队的帽子），二年伸腰，三年拔高！
他的讲话，有四五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好几个老人过来跟他握手，好像是道谢，又像是鼓励，其实在那两只紧握在一起的手里，还有些别的东西，比如：庆幸那漫长的“白受累、白搭工、辛苦一年还受穷”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就在春节前夕，电灯亮了，喇叭响了，电磨转了。怎么过去会没有电的呢？因为大队欠人家一千四百元电费，叫人给停了电。社员晚上摸黑，白天得跑到别的大队去磨面。这笔债还了，才重见光明。
这年春节前夕，傅贵去慰问贫困户，都说今年过年面也有了，肉也有了。不少人，给钱不要。傅贵说：“不管咋的，还是穷！”分送一千多元救济款，傅贵的眉头总是拧着，好像一肚子怨气。他是有点怨：这些年是怎么搞的！可是他心里主要还是急。
傅贵从监狱一出来，就跑到学校去看了看。校舍四面是水。教室里非常潮湿。地上堆着些土坯和砖块儿。连整砖都很少！学生们面对面坐着，大概是为了节省“桌子”吧？光线很暗，准得都变成近视眼！傅贵不由得一阵心酸。“这还叫个学校？还不如我小时候上过五十三天学的那个教室呢！”傅贵吃了几十年当文盲的苦，他不明白，为什么就舍不得几个钱用到教育上去？他想起蹲笆篱子了，可是恋爱总得谈吧？难道那时候还得请别人给念情书不成？
他一直记着这个教室的形像、气氛和他当时的心情。没办法，大队没钱哪，等等吧。
不到三年，一九八二年，他把这问题提出来了。造个三层楼的小学，建筑面积一千八百六十平方米……
赵大队长就没听说过农村有盖三层楼的，还是个学校！这回说话了：“这么大，搁啥盖呀？钱呢？料呢？还有技术呢？”
傅贵讲清财和物的来源，技术也有办法，他可以请双鸭山退休的老师传来指导。
“你是一把手，你说干，你就干去！这时候盖学校，扯蛋的事，这得多少钱呀？”
傅贵说：“我说干，就能干。这么着吧，你不用管，由我来。”
一百天，三层楼的学校起来了！十月一日剪彩的时候，市长都来了。城建局的人说，这样的速度和质量，是佳木斯市建筑史上所没有的。
明亮、宽敞的教室里，是一排排固定在水泥地上的铁木桌椅。傅贵建造什么，都喜欢搞得坚固、牢靠、耐久。砖厂的坯棚，别处都是木柱、草棚，他呢，弄成水泥柱和石棉瓦顶的。村里的厕所，也是保险一百年塌不了。大家还注意到教室里有一个新鲜玩意儿：教室前方，离黑板不远的地方，墙上设有电插销。这也是文盲傅贵的主意：得为将来的电化视听教学作准备呀。
可是有些事就是客人们看不到的了。施工时秩序井然，地上连块碎砖头儿都看不见。一天也没窝过工。建筑物是内外一齐施工，砌二层楼时，一层室内已在抹墙、安装桌椅和暖气了。
总指挥加施工员，还是傅贵。他少睡了多少小时觉，也是在建筑物上看不出来的。就从这座学校的出现起，傅贵同赵大队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因为对傅贵的每一句褒扬，都刺痛一些人的自尊心。大队和公社里，还都有这种人在。
其实，赵大队长的自尊心应该说已经得到超量的满足了。这么多年，他是市劳动模范，哪年那朵大红花都由他戴（那还是一床绸子被面呢）：“创业有功，成绩卓着”的金匾和五百元奖金也是他的；市里“光荣榜”上挂着的也是他的大照片。按说，比劳苦，比本事，比贡献，感到不平的本该是傅贵。可是天下的事情就有这么怪的，偏偏是干啥啥不行、啥事也不干的赵某人反而感到他受了委屈，他的自尊心发疼了。
（16）铁腕人物，这可不一定是褒词
为了打人，他吃过多少亏！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早晨醒来的时候时针若是指在四点上，傅贵就会浑身一悸冷：“糟糕，起晚了！”晚上呢，十点钟以前没躺下过。在十一点到三点钟之间，大队支书也并不全是在睡觉。
一个星期里，至少有两个晚上他得起来，出去巡视一番。在八十年代初期，他不那么“相信群众”，后人也许可以原谅吧。比如，他走到九队，见打更的睡觉了。天亮时，打发人把这人叫来，问他：“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值班，守夜呀。”你照照镜子去！“一照，没话了，原来有人在他脸上画了一个小王八。
更不放心的是砖厂。他踏着月光走去，躲在暗处观察。然后走到明处，故意转上一圈，让大伙儿知道，偷懒是不保险的。
问题也就出在他的这种过于认真上。一天深夜，他看见往车上抬坯板的人把一板砖坯扔到地上了。他还以为是失手呢。可是那小子又扔掉一板！傅贵压着心头怒火，心想：“看他还能作践多少！”那人竟接连扔掉六板砖坯，一板是十九块，他毁了一百多块！傅贵几步快跑，站到那人跟前，上去就是一个耳刮子，嘴里说着：“你是中国人吗！你给自己家干活儿也这样吗！”可是临到砖厂领导要罚这个人款的时候，傅贵心又软了，说：“他家六七口人，还得过日子呢。”
为了打人，他吃过多少亏！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继他之后担任砖厂厂长的夏成有，当年在四队保他有功，该算是他的亲信了，可是也照样叫他训得鼻涕眼泪的好几回。学校工程由于砖厂供砖失时而停工待料那天，他也免不了挨傅贵一耳刮子。傅贵的“干部路线”是不用亲友。用夏成有，是因为他人正，人能，但是傅贵的方针是：“你不是跟我不错吗？那你就得比别人干得更好。想找点俏活，胡搞八搞什么的，没门儿！”
每见人干活哄弄事儿，把好好的庄稼、树林或建筑材料糟塌了，平时在傅贵胸中平稳地跳动着的火苗，这时便立即爆发为一片烈火，燃遍他全身。当年，他制服难以负担的重载、难以驾驭的烈马和难以忍受的饥饿、寒冷和劳累时养成的那种对自己和对自然的狠劲，那种使他敢于临危不惧、遇难不屈的野性，这时就不听从他理性的制约了，立时进发出来，转化为暴力──在那一瞬间，他本人和他那双长长的胳臂就成了那种力量的工具。这种力量是六亲不认的。二儿子不听家教，赌钱了。那天晚上，傅贵把铁砂子装进火枪枪膛──就像俄国的伊万雷帝杀子时一样，狂怒战胜了他心中的一切。
这毛病改起来很难，很费劲。先是学会了事后赔礼道歉，然后才学会了控制住自己。
难怪在让不让傅贵担任副大队长和支部书记的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反对的一方论据之一就是：那小子上台，对过去反对他的人能不打击报复？报复起来能不下狠茬子？
傅贵若是记仇，他头一个收拾的就该是前任黑通大队支书刘少春。听刘少春说说吧：
“我从大队下来，公社让我管了一个时期工厂，也叫我整黄了。老傅主动找我说：‘回去吧。这么多年，你在黑通没有功劳还没个苦劳？这么大岁数了，老跑也不是个事儿。’让我当保管员了，挺好的。这人心胸大。我以为他回来得把这些人整一下，没有。一般人可做不到。老孙家的人整傅贵都整红眼了。现在傅贵对他们好，也不相信了。”
各生产队原先的队长，都是刘少春的人。这些人走一个队败一个队，没一个给他争气的，还老不下台。现在下台了，怎么处理？咱们不知道傅贵是不是有一个赎买政策，反正一个个都给安排了新差使。吕XX，吃喝嫖贪，还欠生产队“三角债”五千多元。傅贵让他去当大粪队队长了，这回再想吃喝是困难了，可大小还算是个队长。三队前队长钱XX，派他去打更，是个闲差。那个杜X，运动一来就夹着个小本专门整人的。这回用了他另一种专长，让他当大队兽医去了。总之，各得其所。
是不是一概宽大呢？也不。“八大爷”里头有两个大爷还闹呢。这个邪，能不治吗？
秦才，人称秦二爷，是秦家兄弟四人（都不是好点的蜡）中的一个。二十年的电工了，是当地的电霸。傅贵一当大队支书，就接到群众的检举信：“大队党支部能不能管管老爷电工秦才？可把我们整苦了。我家房子盖上二年了，还没点上电灯呢。不请他喝酒，就是不给接电！”“党支部：秦才这个电老爷，能不能拿下来换换？说卡就卡，我们一家人就得摸黑……”
大队的粉房，从前秦才吃粉条随便拿。烧柴，磨米磨面，吃豆腐，豆油，也一概免费。一九八一年，粉房包给个人了。也不是没给他粉条，就是没敞开供应就是了。秦才掏出钳子就把人家四根高压线给掐断了。人家去报案，还以为是有人破坏呢。秦才也来了，还装模作样地说这案情得分析分析。傅贵对秦才麻搭着脸说：“还分析什么，这案子好破。靠你一个人就能破，交给你了！”秦才还想争辩，傅贵说：“你说黑通老百姓谁有这大胆子？你说黑通有谁懂这个，能掐高压线？我看就是这个社会主义把有的人供的、惯的，粉条少给几斤就不行了。不就是这个吗？──秦才你说？”后来他只得悄悄给接上了。他们兄弟几个都在七队分粮分菜。那年白菜长得不好，有些没心的。他跟队长说他要挑点。队长说，等给社员分完了再给你弄点。当天他就把七队的电给掐了，说是“安得不合乎规定，于防火不利。”队上喂马都没个亮儿了。傅贵找秦才来质问，他还反诘说：“电跑了火谁负责？”傅贵说：“都由你负责！不合乎，也是你安的。你安了二十年了，怎么那时候合乎，到分菜的时候就不合乎了呢？”大队有上百户被他掐过电。今天掐了，明天请他喝一顿，又接上了。就是这些酒，把他灌成个酒疯子。不喝正适度，一喝就醉了。
这回修建学校大楼，一个电闸正好在校门的位置上，必须挪动。校墙也完工了，那边变电亭也造好了，他光说来，可就是不动弹。傅贵把他找来，录音机往桌上一放，谈判开始了。“知道我找你干啥吧？”“知道。”“知道就好。快两年了，那电闸早就叫你挪。到底能不能挪？”“玩意儿不全。”“缺什么玩意儿？”“没线卡子。”“那是多大东西？有多难整？怎么两年还整不来呢？你说一句：到底能不能挪？”“我不能干了！”“你再说一句！是这工程不能干，还是电工不干了？”“这电工我不干了。”“好，这可是你说的，听明白没有？”叭，关上了录音机。傅贵从小队抽了两个懂点行的人，把电闸挪了。
从此，秦才就一天到晚宣传黑通怎么黑。今年春天种地的时候，他喝醉酒，在黑通街上从东到西、又从西走到东来回走，嘴裹喊着：“操他妈的，昨天晚上我别着斧子找傅大官人去了，找他没找着！我还得到大队找他去，我跟他没完！”傅贵听人说他腰里真别着把斧子来了，出去一看，没人。告诉民兵，他再到大队闹，就把他绑起来。那秦才听说傅贵下茬子了，他也不来了。有一天他没醉，和傅贵碰上了，傅贵说：“以后你再喝醉酒，在家老老实实呆着。我明白对你说，再闹我可就要收拾你！你不是人称‘黑通一根棍’吗？我要撅折的就是你这根棍儿！”
过了很久，秦才的媳妇到傅贵家来了，说：“大哥，现在秦才挺后悔的。全家人都说他呀，他醒过腔来了。上我家去吧，你们哥儿俩喝点酒交换交换……”傅贵去了，一进门，那秦才就放声哭了。鼻涕眼泪地说：“大哥，你说这黑通我服谁呀？我这秦二爷是出了名的。我心思是拿你一把，吓唬一下子，没想到吓不住，拿不了。这两年算算账，我少挣好几千块钱哪，后悔死了……”傅贵一看一听，这是真心话。他就怕别人软，再一听人说真心话，不管多大的火儿，心就软了。他说：“冲你说这话，这杯酒我也能喝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秦才你说，打我执政起算。我哪一点对不起你？……”老伴儿也插嘴了：“孩子也说他呀，这个死玩意儿！喝点酒就耍酒疯。那赵XX老来，一来就喝酒，就说道你……”这时秦才也杀了回马枪，说赵XX如何如何。傅贵喝罢杯中酒，站起来说：“那好，明天你就来上班。你可不要以为是我傅贵惧你秦二爷。有毛病．能怨你自己不怨我就好……可是不能让你管全大队的电了。把南砖厂交给你管好不好？”“那敢情好。想不到的事。大哥，以后你让我咋干我咋干！”
那些天，正赶上南砖厂安装电，那秦才干起来还真出力。他还跟别人讲：“别人谁敢说我？只有老傅，别看他说我，我不生气。”
（17）威严的政治信号，又来和经济打架
穷那么多年，也没人舆论，怎么才富这么一点儿，就老是舆论我，没完没了呢？超过别人就不行？好事只能少干，干多干大了不行？
同我们国家的通讯条件相比，在谣言的传播速度方面，咱们是可以自豪的。咱们平均多少人才有一部电话？私用长途电话和电报至今还属于奢侈品，所以神经衰弱的人一接到那玩意儿就可能受不起它的惊吓：“别是老爷子（或老太太）出事了吧？”是不是咱们人口稠密、时间充裕、好奇心盛这三条弥补了物质和技术上的不足呢？反正我在佳木斯期间足不出户，就可以收听到很多有关傅贵的传闻。几乎每一个走进我房间的陌生客人都能带来一两条消息：“傅贵欠银行的贷款有一百多万元呢。”“他那个大队富的富，穷的穷，有人都上吊了。”“傅贵还搞破鞋呢”。
后来我人都到了二百里外的双鸭山，还有一位思想并不保守的同志告诉我：“什么人喜欢傅贵？地主富农。”
高潮是在去年。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一开始，沿江地区联营公司一位经理在职工大会上作动员报告的时候就说：“那傅贵，不是就因为有问题没交代，给抓起来了吗！”
这才是解开谣言传播速度之谜的关键所在，在咱们国家，什么事情不依靠组织和领导是很难开展的。那些当年整过、抓过傅贵的人，那些不相信三中全会以来政策“长得了”的人，以及黑通以老孙家为首的那股势力在佳木斯市各级机关中的三亲六故，怎能不密切关心傅贵的命运呢？一九八二年春天，在这些人的想像中，连支持傅贵的人都面临垮台的边缘了，说是“傅贵抓起来了，李杰吓跑了，刘广才吓蔫了。”
追根究源，傅贵本人也要负相当责任。他老是把事情办得太大，叫人一听就吃惊，一看就眼晕。怎么一个务农的社员的收入都赶上十四五级的干部了呢？城里平均每人住宅面积才多少啊，黑通三年新盖的砖房、新增加的居住面积又是多少啊？佳木斯通向黑通的路至今坑坑洼洼，黑通却铺建了四千多米的砂石路！大拖拉机、小拖拉机和大拖车增加了两倍，还买了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中型脱粒机和十五个大油罐。除了两家砖厂，还办起了锹把厂、白铁厂、冰棍厂……大队的公共积累三年翻了三番。这不是跟变戏法儿一样吗！准是有点鬼名堂！钱一定不是好来的！
那阵子，不断有人到傅贵家来。有的是看看虚实，有的是来慰问又一次遭难的家属的。多的时候，一天达到八起。
这就难怪，傅贵也有点毛了。一九八O年首次报导傅贵（“用了一个人，富了一个屯”）的作者陈恩复和李洪仁一来，他就问：“上边的政策变了没有？变的时候，千万打个电话来，你们消息灵通。”后来谣言越来越盛，省报记者采访三次，报上迟迟不见文章。他感觉出这是一种不祥的征象，就对陈恩复说：“你看，整我的人上下里外都有，我还有个好儿吗？……老弟，你得支我一杆子呀！”意思是希望在报纸上再给他来一篇报导。
可是他并没灰心。老伴儿的“见好儿就收吧”的规劝也没起作用。不过他还是不能不准备一手儿。首先，对全队社员的广播讲话，他每次都事先录下音来，放上一遍听听，涂涂改改，再听听，“可别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然后才拿去放。不能说一句错话，这玩意儿本来就难，可是别看傅贵是个大老粗，他还挺讲究独立思考，不愿意炒冷饭，连语言都得是他自己的，这不就更容易犯错误了？对于政策可能变，他早就有了提防。建房，从砖瓦砂石木料到窗子上的挂钩儿，全部单据都保留起来，为“永久和牢靠”起见，还找来一个大炮筒子，小心收到里头。他叫这是“防变天账”。就差准备炸药了──邻县一个农民盖了个两层楼的猪圈，施工时就准备好放炸药的地方，一旦政策变了，就炸它个片瓦不留，“销脏灭迹”。
“黑通穷那么多年，也没人舆论，”傅贵暗自纳闷儿，“怎么才富这么一点儿，就老是舆论我，没完没了呢？超过别人就不行？好事只能少干，干多干大了不行？”越想越气，干脆大声对自己发表起声明来了：“我就不信那一套，不信中国人生来就是受穷的命！你不是舆论吗？我还是照样干。无非是再进一回笆篱子吧？咱们体验过那生活，没啥了不起。”
有一次，他还真对后事作了安排，和老伴儿研究过他被捕后一家人生活怎么办。
但是中国毕竟变了。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周文华上任不久，便特地到黑通大队来，肯定了傅贵的经验。郊区区委书记李杰始终坚定地支持傅贵，多次劝说沿江公社的有些干部．对傅贵要一支二帮。他本人也不断鼓励傅贵，批评他的缺点和错处。一九八二年秋后，合江地委书记兼专员孟传生还到黑通大队住了一个星期，系统地总结了那里的经验，向全地区作了介绍。
傅贵是并不孤独的。他幸运，因为他活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18）雄心勃勃，可是得提防有人下绊子
下绊子和放暗箭的人，总是比骑马的人安全。前者一事无成，可以饱享清福；后者马失前蹄，便前功尽弃。
像一些省、市、县的党政一把手一样，傅贵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没有想事的时间。尽管命运使他节省了读书看报的时间，还是没有功夫坐到一个地方想想问题。时间这东西若是能调拨一下多好！不是有好多人躺在沙发上发愁没法儿打发时间吗？能出钱买一点来用用也好。
于是，走路便成了他能够专心想点事情仅有的机会了。他老是低着头走路。迎面来人向他打个招呼，他赶忙抬头应一声，连那人是谁都没闹清。俗话说：“仰头老婆低头汉”是难以对付的人，但傅贵的心计却是任何人都不必提防的。
上天把他写字的时间也替他节约下来了。他便在地上写──把头脑中设想、分析和计算好的事情，直接变成地上的作物、建筑或人的组织。这倒像从美国引进了电脑办公室，完全节省了纸张！
要建个温室。也得搞永久性的，砖瓦、钢筋结构，三角铁扣玻璃，不必年年维修。别处都用火墙取暖，他用暖气。专家说不行，可实践证明温度均匀而持恒，比老办法强得多。
砖厂运坯的车子，别处用的多是人推车，他用四轮小拖拉机。亲自设计，一车能放三十二板，每车一趟就运六百多块砖坯。原设计砖机一次切坯十七块，他一鼓捣，变成十九块了。
这是技术。他想得更多的是制度，是想什么办法把人身上的潜力最大限度地挖出来，砖厂他搞了一整套的承包和严密的定额管理。你在砖厂就找不到一个人有闲功夫。按各种工种，有的工种还按不同季节规定了不同的报酬。他的砖厂规模跟国营第四砖厂一般大，可是第四砖厂用三百六十个工人，他只用一百八十人。第四砖厂管理干部用了三十六人，他只用五人。每烧一万块砖，他只用煤一吨，这也是佳木斯的最佳纪录。
一九八一年，当许多地方在把生产队分小的时候，他却在筹划并队了。为了便于搞大规模的专业化，他把九个生产队并成四个，分别搞粮食、蔬菜和养殖。收入悬殊怎么办？头一个，他办砖厂时已把农业的三费（水电、机耕的费用和大队干部工资）负担起来；再一个，他采取以高价收购方式由大队补贴粮食队的办法，使四个队得到平衡。
傅贵的目光始终向着未来。他想得很多，唯有一件事他却想得最少：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在填充那些十几年来恨他、整他、陷害他的那些人和那种社会势力掏出来的那个大窟窿！从大处看，这几年，他为那些人偿还了二十来万元外债。从小处说，那些人不仅把他十几年前建造的那个好端端的砖厂破坏掉了，至今那死于非命的砖厂还欠着外边一些单位十万元钱和几万块砖呢。原先的付砖员是刘文山，卖几千万块砖一块也不带少的。老孙家把他拿下来了，换上了孙维林。他一年付二百万块砖，就少了三十万块，全拿去换羊和卖钱了。
傅贵没功夫感伤。眼前的烦恼就够分心的了。
“什么事，计划、张罗都是我一个人。你赵子秀，身为大队长，却在一旁看热闹，反过来又说我骄傲。几年了，两个新砖厂建成了，外边的人都来参观，可大队长就没留下过一个脚印！温室嘛，倒是去了一趟，是挑毛病去了。这黑通大队，要是有一个厕所是你赵队长出了主意或是出了力的，也叫我佩服！”他哪里知道，人家赵大队长在忙喝别的大事昵。一九八三年春天，他跑到公社和郊区区委汇报：大队五百垧耕地，有二百垧还没翻。大队既缺种籽，又无马料，眼看种不上地啦！……他企图给人制造一个印象：傅贵光抓副业，不管农业！
上边一听，着急了。正好整建党工作队也在，队长和区里、公社的领导干部就到黑通来看地了。每走一块，就说好。粪上得多，地头地脑也耕耙得整整齐齐。公社书记田禄对傅贵说：“这一走，和汇报的不一样呀！数你进度快，质量好！”过了四天，地种完了。一位公社干部说：“老赵这两年在我跟前就没说你一句好话。把个黑通说得一片黑。”
是因为中国人爱静不爱动吗？下绊子和放暗箭的人，总是比骑马的人安全。前者一事无成，可以饱享清福；后者一旦马失前蹄，便前功尽弃。
今年全大队小麦空前丰收。赵子秀队长又该到市里披红，领回一张大红被面了吧？可是去年秋翻，他到地里来过一趟吗？是傅贵带着拖拉机去的。他专找洼地，踩着湿得陷脚的地，走在前面，拖拉机在后面跟着，把每块地先耕了四边，说：“就照这么干啊！”九十万斤小麦的基础是这么打出来的。傅贵凭他的观察，小麦吸水和蒸发的能力强，果然，今年春天四十天无晴日，小麦地却没涝，还取得了空前大丰收。黑通人每人分得麦子二百多斤。
老天爷对傅贵并没照顾。四年执政，倒有三年遭灾。两年大旱，一年大涝。今年继春夏持续低温多雨，瓜地全部遭灾，赶忙毁了，种上秋菜。又来了四十天无雨。秋菜倒还是长得很好，不料后来生了黑斑病；九月又来一场雹子。由于今年基本建设收缩，红砖的市场又不景气。傅贵心中那张今年人均收入预计表上的数字，便连续下降。本来估计可以达到七百元，这个数字很可爱，因为正好是去年的两倍。现在却降到五百余元.
这个数字，也比去年多出一百余元，相当于一九七九年的十五倍。但是傅贵的目标是每人平均千元，还差一大截呢。他盯住的是这个。
（19）他是一个问题，答案也在里头
一些干部，出一点错儿，几十年翻不过身、抬不起头来。不干事的人，成天哼儿哈的当“太平官”‘倒平安无事，按年头儿辈份往上升。
出远门的时候，傅贵总要想法找一个靠近窗口的座位。他喜欢乘火车，那“突，突，突”的劲头就挺合他心里的节拍，再说，火车的车窗还能把宽阔的景致收入眼底。这人缺少点审美眼光，“那山坡，撂着多可惜！种一片松林，不是比野草强多了？……”铁路两边的庄稼，他都要看看，都要品评品评，一见地里的野草高了，心里就不痛快。火车过桥了。他望着溢出两岸的江水，心里又发痒了：“今年江水大，鱼头儿不错。现在正是敢条鱼上网的时候。一条三十来斤重呢。……为什么夏天打不着狗鱼？牙马哈、折萝夏天也不出来，都到哪儿去了？这，值得研究。”
因为他喜欢这个世界，他才同大自然和人生有那么广泛的接触面呢？还是因为接触得多，才更爱世界和人生呢？反正他看个没够儿。可是七几年两次进关，他走的都是直线──办事，买车，没去一个多余的地方。带儿子进关那次，路过天津时，儿子苦苦哀求父亲，一起到北京看看。傅贵硬是无动于衷。这些年，他也一直没看电影。老是像有一场火灾在前头等着他去扑灭似的。
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走过这样一条曲折而坎坷的路程，仍然不畏脚下的荆棘和前面的艰险呢？
他身上印着四处伤疤。右颊上至今残留着四十年前那匹小黄马的齿印。右手上，被于白毛子咬伤的拇指上伤痕犹在。右脚上，是七十年代岭南开荒时同荒草的粗根搏斗在踝骨上留下明显的印记。头部正中，是八十年代他在砖窑带头取出滚烫的砖时窑顶上一个可疑人物丢下的一块红砖留下的伤疤。
然而他生活道路留下的这些记载，仍不足以使人相信他是他实际上是的那个人。十几年来围绕他争议不休，就因为他这个人很难放进我们长年惯用的那些框框里面。
跟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刘秀霞，也不大理解他：
“跟他一起过这大半辈子，真老像是在半空中悬着似的。外边一吵吵，我脑瓜子就轰地一下子：是不是我那老傅又跟人家唧唧啦？他这人，别的我不操心，就是那个脾气，嘴冷。明明是好心，比方说那柿子不太好，你可别吃坏肚子呀。他一说，就两样了：‘你他妈怎么搞的，那柿子能吃吗？给我撂下！’人家还想，我吃个柿子都不让。其实，让人吃东西他还怕人嘴小呢。平时千好万好，一句话就把人得罪了。‘工作好干，伙计难搭’呀。他跟谁吵了一架，我就得偷偷到人家赔不是去，低三下四地：‘我那老傅呀，就是狗脾气，他就是那体性，嘴黑。千不是万不是，都看在大妹子身上，原谅点吧。’”
“有时候他还动巴掌撇子的。一出事，我紧忙就得上门去道歉。我恨不得给人家跪下。回来我再劝他：‘你再动脾气，手痒的时候别动手，自己把手掰两下子行不行？人家正找缝儿下蛆呢。你不骂不打，他能挑咱啥？’”
“人家当干部的，两边不得罪；他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再加上嘴臭，能不结仇吗？我常说他，各扫门前雪不得了？这碗水非得你替人家去泼岈？咱们人单势孤，‘好虎架不住群狼’呀。我真怕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前头走，后头‘梆！’一下子。他倒不在意，半夜回来门也不插。
“别看他会捞钱，可从来不管钱叫爹。家裹的钱，归我管。他从不问一句，三队队长吕XX，人家盖三间新房，往账上一记，现在还欠队里六干元钱呢。他倒好，队里净亏咱的，老是往队里贴钱。进笆篱子前不久，还想方设法从我手里弄走九百元钱借给四队了。我一说。他就骂：‘你他妈这人就是两样！钱拿出去，将来不照样还吗？’队里少个啥，他总说：‘我家有，去拿去！’建砖厂没钱买木料，家里的木头扛起来就走，可是大儿子盖房，门窗的料还整不上呢。前天捆葱，没绳子，我这才想起几大卷草绳也叫队里拿走了。一百四十元新买的小水泵，也说没就没，一用多少日子，还是我取回来的。我到队里买个菜呢，他倒认真了，嘱咐说：‘可得泡泡称呀，该算多少给多少！’
“不管谁到家来，我就是心里有事儿也得装着乐呵呵地笑脸相迎。四队那个副队长孙维森，常来吃喝。我不心疼，人得有情有义有来有往嘛，可是人家把我们当三孙子，当冤家了，像应该应份似的。后来整老傅，他心多狠，手多毒！
“前天还骂你祖宗呢，遇到难处了，找上门来了，咱们还照样出钱出力。老孙家娶媳妇、死人、盖房子，哪回少得了我们？那孙维林的媳妇是我介绍的。他媳妇生孩子不落胎，是我大雪荒天抱个褥子一步一个跟斗陪送去的──连陪了几天。可是后来他反过来整我们有多狠！都是些吃虱子拉不下大腿的人哪。
“出笆离子，公社的人又让他当干部，我劝他别干，‘你爹就是为你当干部死的，将来你老婆子也得死在这上。’不听。
“后来我又劝他见好就收，不然挨整那天可就晚了。听说他那砖厂一年要出一千万块砖，我吓得呼悠一下子，咋那么多呢？能行吗？话说小点不好吗？从此，一下大雨我就一宿睡不好觉。坐起来往外看。心里祷告：可别再下了，把砖坯都浇堆了，多大损失呀。还跑去问保管：坯架子上都苫上席子了吗？一刮大风，我从路上看大棚（简易温室）呼达呼达的，就想：大棚那边有人看着吗？压上了吗？又一想，我这不是胸坎子上挂笊篱，多捞这份儿心吗！
“人家都不显山、不露水的，蔫古冬地把钱挣了。他可好，老说他有多少钱。我说，包子好吃不在折儿上，你尽装大爷，人家不勒你大脖子呀？他说：‘也不是偷的，光明正大，’唉，‘一家有了千家怨’哪。
“有的钱，他借给队里买汽车了。有的钱，他借给私人盖房子了。人家一要赊砖，他就说，‘赊不好，还是买吧，我存摺上有，先垫上。’赵子秀一家就借了两千六。人家说你好吗？那回大队开会，和老傅吵起来，拿起凳子就打，多少人拉不住。后来还跑到我们门口儿来，一骂骂到晚上十一点。那人手狠着呢，那年在五队，把打头的杨振和（老实巴交的人）的一条腿都给打折了。
“老傅不认识杨振和，去年过年，听说他困难得很。老傅打发小二拿上洒、苹果和蛋糕送去了。全家人都哭了。公社管宣传的高友，一人上班，四十来元工资，挺困难。腊月二十九老傅到刘广才家喝酒，到老高家看了看。回来就让我拿一百元钱送去了，说是给孩子过个年。
“值不当的事儿，也来找他。有时候大年三十儿的坐到这儿哭，我心裹真不乐意。不吉利呀。一个人说他爹要死了，没钱发送。老傅借给二百。人走了，还不知道那人姓什么！
“我真不服他，可是他的道道儿又都实现了。那天赵松林来，对老傅说：‘你在笆篱子里想的那些事儿，都办到了。你胜利了！’可是谁敢说将来怎么样呢？”
九天九夜，我听傅贵讲述他的生平。心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是：他是个人主义者吗？不是。他是个先进人物吗？是。他付出的代价和作出的贡献还超过很多先进人物呢。
可是听他的自我介绍．很容易使人想到他二十年来所做的一切，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表现他自己。
“这些年我和那些人斗，为的是什么？我要证明我没错。我要让大家看看，我是真的为大家办事，我有本事把事办好。”
他甚至不讳言他还有更多的个人动机。
“名利二字，我重名。那座学校楼，五十年内倒不了吧？我活不了五十年。等我死后，要是有那么两个学生想起来，说句‘多亏那老傅贵……’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对自己的估价，是不是太高了呢？
“说我骄傲，我有点。你在黑通找找，有没有第二个人！连我那老伴，别看几十年了，她也摸不透我。归根是我想出来的事跟她太悬殊。她老是说不到我心上。怕我干大了，张了脚，得罪了人。老是说，楼不盖不行吗？砖厂不盖不行吗？能听她的？那就什么也干不了。指望几句话劝解得了我？指望我泄气？没那事！我就是觉得我高明。我有把握。我也真的一次也没失败过。
“我不谦虚。我看我有五个优点：一，不自私，打记事起没爱过小，当干部必须手脚干净，这才有本钱，有说服力。什么叫威信？我看要有信才能有威。你先使威，那就叫威吓，不叫威信，是不是？二，我健康，干什么能出大力。三，我业务熟，我爱琢磨。四，我能吃苦，劳累、辛苦不在乎。五，不但能吃苦，还能和那些坑害集体的王八蛋们斗！”
有这样自我宣扬自己优点的中国人吗？可是话说回来，他说的这些，你可也驳不倒他，因为是事实。综观他一生，这些话并无夸大之处。问题是这话不该他自己说，由别人来说就好了。
他要表现他自己；他要实现他自己；他不停地鞭策自己一定要超过别人。然而他又全靠自己的劳动，靠实干，靠扒地皮和动用各种有用的因素，而不是靠剥削他人、践踏他人，不是靠整人和害人去表现和实现他自己的。这个从小儿要发财、又很善于找钱的人，现在却视家财如流水；别人有难，挥金如土。干这种好事又像流水一样自然，泥土一样朴素，正如他显示和夸耀自己的才能和成就一样，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目的，用不着半点勉强，他没法儿写日记，但即使他写，大约也不会把每天干的好事记下来，再写下些豪言壮语。
他也承认自己有缺点和错误，但是──
“应该打盆说打盆，打罐说打罐。人有一百个好儿，有一个过，就全给麻撒了，这合理吗？我见过一些干部，出一点错儿，几十年翻不过身，抬不起头来。不干事的人，成天哼儿哈的当‘太平官’，倒平安无事，按年头儿辈份往上升。我看这个不改，中国好不了。”
他是不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呢？
“我崇拜人。有能耐的人，出大力的人，有作为的人，我敬重。”
这是事实。他说过他尊重和喜爱的很多人。但是，看来他也很欣赏他自己。
“自古雄才多磨难。这些年的刁难、谣言和攻击，把我的精力和心劲儿给削弱了三分之一。今后要是不整我，我还能做很多事。我心里还有好些花骨朵儿没开放呢。”
一个目标，是使黑通大队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千元（家庭副业不计算在内）。那以后呢？
“我有个汽车。我把全家人放到大篷车上，到全国去旅游！”
傅贵，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想，他是个武将的材料。他若早生三十年，会是个马占山式的人物。他会被穷困和压迫逼上梁山。他会劫富济贫。他会成为一位抗日将领。
然而他又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人。只要给他中学以上的文化（天哪！在祖国土地上众多的新老文盲里．埋没了多少可以跻身世界名流的英才！），他可能成为一个发明家，一个出色的组织者，甚至一个诗人。
怎么评价这个人呢？有些规范对他是不适用的。他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他是一个问题。或者说，他的一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可是明白人也不难从那里悟出一个答案。
（完）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