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人血不是胭脂——驳《中国水利电力报》程青一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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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不久前,《文艺报》曾发表消息说,刘宾雁又将写报告文学了。我们这里发表的《人血不是胭脂》,便是他重新执笔所写之重要文章。在这篇报告文学中,刘宾雁再次以犀利之笔,无情的揭露了西北方电力设计院原院长、党委书记魏荣章利用职权,逼害知识分子、排斥异己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实,而每件事实都血渍斑斑,在魏之把持下,西北设计院曾发生了一百多起冤假错案、“反共救国军”案牵连三百多人,动用了三十多种酷刑、真自杀和假自杀七人,这些,即使在今天读来还令人发指!

然而当揭露魏荣章的报告文学《古堡今昔》(刘宾雁作,刊一九八五年《钟山》杂志第四期)发表后,魏荣章及其同伙就在《中国水利电力报》以整整一版来回击,指刘宾雁“严重失实”。于是刘宾雁便写了这篇文章作更深入的揭露。

刘宾雁说:“我对于作为一个人的魏荣章并无多大兴趣。问题在于魏荣章代表着一种现象,一个倾向,一支力量;简言之,他是一个标本,剖析一下这个人,对于我们理解今年满二十周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过程及后果,对于认识我们面临的形势和前途,是不无裨益的。”而我们读了它,可以更清楚认识大陆各种阻力产生之原因所在。

本刊发表此篇文章,是得到刘先生同意的,特此致谢。

(0)前言

“失实!”“严重失实!”一九七九年以来报刊上几乎所有的批评报导,我的所有带有批评性的报告文学,都难逃这个指责(其他同志也大体一样)。第一篇见诸报端的对于我的批判文章,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八日的《黑龙江日报》(《北方文 学》一九八二年二月号),一整版篇幅,标题就是《评(人妖之间)的失实》。第二篇,就是《中国水力电力报》一九八六年二月七日这篇,也是满满一整版。两篇文章都代表一级不容小看的组织;都是署名文章,却又署的都是假名。不同的是,《黑龙江日报》并不否认我所写的主人公王守信,是建国以来全国最大集团贪污案的首犯,而《中国水利电力报》的文章则从根本上推翻了《古堡今昔》中对主人公魏书记的评价。因而,该文的副题虽然写的是“严重失实”,实则“完全失实”。关于“失实”的责难,大都以盖着一级党委公章的形式出现 ,而由于这种公章的权威性远远高于一个记者或作家,于是人们就形成一个印象,似乎当前报刊上开展批评以及报告文学发展的一大祸害,就是记者和作家的不负责任或不肯深入;好像党风不正者对于对他们的批评倒并不形成什么障碍,似乎需要保护的并不是敢于批评和揭露的人。去年冬季,一位同志又特别指出我的报告文学和新闻作品的 “失实”,与他人不同:别人出于无意,而我则是“有意”的,就不能不使我更加警惕了。 因此之故,剖析和回答《中国水利电力报》这篇文章,就有了另一层意义:究竟是我的作品“严重失实”,还是指控我“严重失实”的人严重失实呢?这种失实,又是什么性质呢?是刘宾雁“有意”地歪曲或颠倒事实以达到“搞乱”的目的,还是那几位化名“程青”的人有意地以伪乱真,包庇和美化一个犯有严重错误而又始终不思悔改的人,以达到他们“安定”的目的呢?

我还想借此机会,提出一个建议。“文责自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成果。在世界各国,评论性特别是论战性文字必须署上作者的真名实姓,这是对自己言论负责的一个表现。论争应该是平等的。希望今后《中国水利电力报》或其他报刊上批判文章的作者,都不必过于谦虚:只要您(们)是和一个真名实姓的人打交道,就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大光明地走到竞技场上来。这样,彼此也好平等地承担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责任,这才是“费尔泼来”。

(一)一个传统的开端

《中国水利电力报》说,第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就是《古堡今昔》“不顾历次运动中魏荣章被整的事实而把(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三年)这十六年(西方电力设计院)的问题硬加在魏书记头上。”

这里出现的头一个问题就是:魏荣章真的在“历次政冶运动中”都挨过整吗?我们不知道,《中国水利电力报》说这话时根据是什么?

假定魏荣章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被批斗”,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又“被波及”,那么一年多以后,魏荣章怎么会荣升为设计院的院长呢?一九六一年还没有对“被整”的人实行甄别。在那年头,能看中一个“老右”,提升为行政一把手吗?

五十年代起同魏荣章共事的人,没有人记得他一九五七年“被批斗”过。倒是有不少人记得经他发起批斗过别人,还远远不止于批斗。

比反右还早两年,西北电力设计院还没从华东电力设计院分出来呢,魏荣章就开始整人了。

在上海,一九五五年春季,学习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文件的时候,中专毕业的技术员陈祖澄无意中触怒了院领导干部魏荣章。陈祖澄对学习不大感兴趣,开会的时候拿起掸图纸的刷子刷了刷皮鞋,又翻看了杂志,叫魏荣章看见了。更不幸的是当魏荣章指责他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你这个同志是哪里来的?”魏荣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你连我都不认得?”这还了得!接着,便小会、大会连续开,一大串帽子飞来了:对抗反胡风斗争,对党不满,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一直发展到限制他人身自由:住处派人看管,上街派人随行。然后,就报送材料给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要求逮捕办法。只因公安分局认为不够定罪,陈祖澄才免于一难。关于整人,我们都很熟悉了。只因对政治运动不够积极或对领导人不够尊重而报请逮捕的情况,可以说实在罕见。

然而魏荣章却开创了这个新局面。在他领导的单位里,随意将人送进公安局,将成为一个行之久远的传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威慑力量。

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间,就是魏荣章“挨批斗”时期,一个人就曾被这种威胁吓得神经失常。当时西北电力设计院的团委书记袁坤,兼任反右办公室主任。有人在他办公桌一张名单上魏荣章的名字上划了一个红圈,半玩笑地说“这个人右倾”。此事被魏荣章查知,认定袁坤密谋要把他划为右派,雷霆大震,便向袁坤发动突然袭击,批斗不止。直吓得袁坤抱头痛哭,精神失常。

此时魏荣章的职务不过是个副院长,怎能有决定一个院级干部政治上生死存亡的权力呢?那袁坤也不是小孩子了,怎么会被一个如《中国水利电力报》所说的,非“政治首脑”人物、只“管生产”的副院长吓成那个样子呢?原因就在于魏荣章的实权超出了他的职位。当时任党委书记的安荣卿,是位文化不高的工农干部,人也老实,设计院的大事多是魏荣章一人说了算。一九五六年他曾是设计院的党总支书记,一把手,这种地位和实权他一直保持了下来。这就难怪人们提到魏书记就谈虎色变了。

秘书科长刘凤奎的遭遇,又是一个证明。

这个故事,是袁坤事件的一个延续。袁坤失去信任后,副院长命令秘书科长,制订一个乘小车的制度,意思是什么级别以上的人才能乘院裹的小车。按照这个旨意,袁坤就不能乘车了。乘不乘车,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本来是可以用小车的,忽然不能用了,这对于袁坤的声誉和情绪,自然是一个打击。但是科长刘凤奎不理解领导意图,提出了一个意见:“袁坤虽然级别不同,可是职务到了,他还是院级干部呀。这样吧,你和书记用车的时候,他不用。你们不用的时候,再让他用,怎么样? ”

从此,刘凤奎又失去了魏副院长的信任。 有一天,魏荣章把刘凤奎找到办公室,谈他的工作调动问题 ,说:“想把你调到市检察院去工作,当检察长,怎么样?” 这是重用,是提升嘛,刘凤奎怎能不欣然从命呢?他高高兴兴去上任了。谁知到那里一看,正检察长、副检察长一概齐备, 分给他的工作是每天骑着自行车去调查案情。也好,刘凤奎心想,反正在军队里我就是搞侦察的,叫干就干吧!但是心里总有点不通:你魏荣章为什么要骗我呢?心情不好,就容易出事。一次骑车办案,不慎碰破了手,伤了神经,加以心情更加沮丧,精神就不大正常了。在医院住了很久,又返回到西北电力设计院。 不久,魏副院长又找刘凤奎了:“未央区缺一个副区长,想调你去,怎么样?”刘凤奎是个苦孩子出身,十三岁上就参加了八路军,是个实心眼,就又去赴任了。谁知到末央区一看,正副区长都齐全着呢。这才明白又上了一次当!在共产党和八 路军里,他还从未遇见过这种事,心里能不窝火?手病还未好 ,心病又加重了。正要再次住院,魏副院长的一道命令下来:下放农村劳动。 刘凤奎忍无可忍,就给魏荣章刷了一张大字报。这可就闯了大祸。魏副院长的龙威可是触犯得的?于是只“管生产”的魏副院长一声令下,刘凤奎便乖乖地带上手铐,押送新城区公安分局了。人进了牢房,设计院里才来凑刘凤奎的罪状。罪恶总共十条,主要一条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魏荣章。在“半个调查组”和“一桩奇闻”一节里,《中国水利电力报》认为由调查对象魏荣章来宣读调查报告有理,因为“调查报告也应徵求被告一方的意见。不仅党内问题是如此处理,即使是对犯罪分子起诉前,也还是徵求他对起诉书的意见。这个道理是一般公民都知道的。”然而魏荣章这位公民却从来不讲这个“道理”。岂仅是“徵求”“对起诉书的意见”呢,起诉书借以成立的“罪行”,也还要在拘留或逮捕以后才去炮制。

关于魏荣章五十年代“不是‘政治首脑’”时期的政绩,我们还远远没有讲完。为了证明他对于专政手段的偏爱,只需再举一个事例。一九五八年,医师王继昌在医务室做试验时,容器爆炸,就作为“反革命破坏”逮捕了,后来公安局认为试验爆炸是常事,构不成犯罪,六个月后释放了。

(二)一场贯穿三个历史时期的惨剧

且说那个刘凤奎,被押送到公安局以后,那边发觉他精神失常,送回设计院。在宣布逮捕时,已经开除他党籍,并不恢复。直到一九六二年全国“甄别”时,才草草宣布恢复党籍,但当年带上手铐逮捕一事,却并不认错平反。可想而知,刘凤奎终日心情如何了。但厄运尚未完结。一次设计院中出现“反标”,又怀疑到他的头上来,再一次整他,他的神经体系终于坍塌了,精神分裂,疯了。怎能把一个疯子留在设计院使魏荣章不愉快呢?下放农村!刘凤奎一家老小便只好回到他妻子的家乡──广东农村。所有财物全部变卖一空,生活仍难以维持。当地政府得知刘凤奎是抗美援朝的英雄,便找设计院要求收回。设计院派了保卫科长李维珍去,不和刘凤奎见面,拿着盖有公章的介绍信到当地政府如此这般一说,以后人家就再也不管刘凤奎的事了。一家人无奈,只好分居。由刘凤奎带上双胞胎的孩子回湖北故乡,其妻张凤英则和另外两个孩子留在广东。刘凤奎这时已是生活自理都很困难的人,如何带得好两个孩子?加以半家人贫病交加,两个孩子整日啼饥号寒之后终于相继患病,因无力就医而死。这时,湖北方面又来电力设计院把人领回,后来乾脆派护士把刘凤奎送回设计院。张凤英也回来了。此时这家人穷困到什么地步?没有被子,没有饭碗,连裤子也是申请工会拨款补助的。食堂借给的碗,托儿所借给的被子。应该声明,这些救济措施都与魏荣章无关,因为此公这时已蹲在牛棚了。

按照《中国水利电力报》关于设计院精神病患者病因的分析,刘凤奎属于“朝鲜战争炮火震惊”那一类。奇怪的是,当年“震惊”之后,刘凤奎还能当侦察排排长,在战火停息、板门店谈判时,他还能执行警卫任务,怎么那时“精神病诱发原因”就没起作用呢?再说,他复员后来西北设计院工作,安排他工作,事前不能不看档案吧?档案上不能不写“一炮火震惊”的事吧?怎么还任命他当了秘书科长还兼任了党支部书记呢?魏荣章明知他“震惊”过,怎么还让他去当市检察长和副区长呢?

把精神病人统统归罪于“魏书记逼疯的”,确是不够精确。但刘宾雁却并没有“不顾事实”。

偌大的西北电力设计院,为什么刘凤奎偏偏看中了魏荣章,见了他就要打呢?《中国水利电力报》说了,魏荣章不是“政治首脑”嘛,那里不是有党委书记、副书记和别的副院长吗?你冤屈了,受害了,你苦,你恨,就去找“首脑”嘛,干么非揪住“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又只“管生产”的魏副院长不可呢?

可恨那刘凤奎硬是“不顾事实”,还早在刘宾雁之前九年就要“制造一起新的冤案”,也不讲“内外有别”,一见魏书记就破口大骂“地主院长!”甚至向人家扔砖头。

也是冤家路窄,有一天两人面对面在路上相遇了。那条路还真窄,魏书记再也无处可躲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场面──魏书记面上浮笑,说了一声:“刘科长,你好!”为什么说史无前例呢?因为魏荣章是三十年如一日,从不和人打招呼的。这一个“你好!”令刘凤奎吃了一惊,好像真的是“相逢一笑解前仇”似的,那老刘竟忘记打“地主院长”了。回到家中,对妻子大笑起来,说:“他妈的,我到设计院这么多年,还从没听见过这个老家伙跟我打招呼呢!”

过后,魏书记把保卫科的人叫来,厉声训斥说:“你不晓得那刘凤奎要打我?为什么还把他放在院裹!还不给我送走!”果然送进了精神病院,发病住院,也是应该的,可是病情好转了,通知说可以出院了,设计院也来人了,却并不接刘凤奎出院。是给医院送礼品锦旗来的,为的是不要让刘凤奎出院,久久地住下去,这才不至威胁魏书记的安全。

然而精神病院毕竟不是养老院,刘凤奎要取得终身居住资格仍然很难,怎么办呢?“为了照顾老干部”,给他建造一套住宅!先是在西北交大附近弄了块地,魏书记一听,不行,离设计院太近了,不利于“照顾老干部”。找来找去,发现本院职工冯某在黄雁村那边有一块宅基地,就找他订了个合同:建楼房四间,十二年内由刘凤奎居住,其后,产权便归冯某所有。刘凤奎那时候若还不死再延长三至五年,这就要向冯某缴纳房租了。原计划用一万元建成,现在已用去三万余元。这种投资和这笔交易,属于什么性质?是否违法?设计院的人们议论纷纷,原不奇怪。

(三)魏荣章在“文革”中及其后

《中国水利电力报》说魏荣章“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三年不是“政治首脑”的历史”时,有一个遗漏:一九七O年魏荣章就担任了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兼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仅次于军代表的第二把手。人们对一个问题不能不感到兴趣:从一九七O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这六年中,魏荣章做了些什么呢?在《中国水利电力报》的文章里,这却是一段空白。

在这六年间魏书记的政绩,对于驳倒“刘宾雁同志强加给魏荣章同志的罪名”,证明他不是刘宾雁所说的“左得邪乎”的“左派”,应该是十分有力的论据。“程青”们为何忽略了这段历史、并且隐去了魏荣章那三年“核心小组副组长”的历史呢?

我们写这几个字的时候,设计院宿舍裹住着一位中年妇女,整日要求她丈夫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五十三岁的水工工程师张兆平愁容满面,样子比他的年龄要老得多。

张兆平第一次遭难,与牛棚中的魏荣章无直接关系,但也不能说全然无关。钱玉庭,“文革”前西北设计院政治上的红人,党支部书记,水电部系统学习毛着的积极分子,据说是准备提拔为团委书记的。到了一九六七年,改朝换代了,他还是政治上的红人(这种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不足为奇),进了革委会政工组了。此人绰号“钱三张”,意思是他曾经以三张报纸铺地干了与学毛着积极分子身份很不相称的见不得人的事,而在这种事上他也是积极分子。一天,此人忽然失踪。革委会副主任李潮文立即认定此人是被张兆平谋害死了,把张抓去,打得死去活来。想不到钱三张第二天又毫毛无损地回来了!张兆平这才死裹逃生。

后来张的妻子到陕西省革委会把李潮文告发了。工宣队进驻设计院后,撤了李的职,还在全院批判过此人及打人凶手。但魏荣章当上院党委书记以后,却又重新起用了李潮文,官职还是实掌人们生死大权的政工组长!仅此一端,他对于一九七三年以后设计院发生的惨剧就有更加倍的责任了。

一九七四年,邻人施某写了个材料,交代历史上的问题,请张兆平帮他修改。张兆平已经懂得中国政治的章法,便说这种事办不得,谢绝了。若无外人插手,这种小事无论如何也不会使施X仇恨到去陷害张兆平的程度。

先是由施妻沈XX出面辱骂张兆平不止。继之,施子纠合一批孩子围打张兆平还在小学读书的孩子。出去一次,便殴打一次。张兆平去找魏荣章书记,讲明事情的原委,请求院党委查清、制止。魏书记只是淡淡地说了四个字:“我知道了。”他到施X家串了一次门,施某的胆子倒更大了。不久就发生了由施妻挑起的殴斗事件。施X跑到魏书记那里告状,说张兆平打伤了他。张兆平夫妇早有预感:是政工组李潮文挑动施X闹事,然后借机报复张兆平当年使他被撤职的一箭之仇。夫妇先后去找魏书记,提醒他注意。魏书记不理。

然而,夫妇俩再也想不到还有更大的灾难将落在他们头上。突然,设计院党委召开群众大会,由魏书记主持,宣布逮捕张兆平。这个会规模大得惊人:除一千余名全院职工和家属外,把张兆平小女儿所在的子弟小学的全体师生,他儿子所在的中学的教师也弄来了。张兆平的妻子当场昏倒,从此患心脏病,至今不愈。

就算是张兆平打伤了施,犯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犯得着由保卫科长李维珍到学校里对张兆平的儿子搞逼供信,提取假证吗?为了这么一起小小的邻里纠纷,党委书记、政工组长、

保卫科长倾巢出动,正常吗?

又是老章程:要求逮捕张兆平的报告都送到公安局了,罪证还没取呢。开大会前,新城区公安分局退回了设计院报送的材料,认为证据不足。为此,先弄到一张证明施X鼻骨被打折的透视片子。再由魏荣章亲自出马,让李维珍和水工室的支部书记朱广庆去找两家冲突时在场的技术员陆曾久,让他证明张兆平拿着某种凶器打伤了施X。陆曾久不肯诬陷好人。这时来人发话了:“魏书记都听见你说过,你还不写?”还不写,于是只好由朱广庆以支部书记身份写了一张旁证的旁证:他听魏书记说他听陆曾久说过他见到张兆平确曾手持凶器伤人。公安局的人一看这证言,笑了。陆曾久得知此事,又见张兆平被捕,便写了一张大字报张贴出来,公开郑重否认此事,还抄送公安分局一份。张兆平在公安局也再三质问:“究竟是什么凶器?鼻骨打折,能不肿吗?姓施的找谁看的病,吃的什么药?”公安分局局长一见又是一起错案,命令赶快放人,连说:“又上了设计院的当!”公安局通知魏书记去说清楚,他不去;张兆平拖他去,他仍是不去。按设计院上报材料,足够判刑的,你张兆平现在没事了,就算便宜了你,怎么还无理纠缠不休呢?岂有此理!

再看魏书记对于他蹲牛棚期间设计院发生、因而不能由他负责的事,他重新上台后是如何处理的。这裹是一封冤案死者、原西北院副总工程师、陕西省人民代表、蒋大荣之女蒋式弘同志的来信:

“《古堡今昔》无情地揭露了西北院长期以来处在极左势力统冶下所发生的一件件一桩桩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事实,把魏荣章,这个打击、迫害知识分子,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同党章要求格格不入,直至下台后还受到上级某些人庇护的典型人物描绘得淋漓尽致。”

“我从一九五七至一九七O年在西北院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在我心灵深处留下的是难以愈合的创伤。我目睹了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古堡裹所发生的世间最悲惨、最野蛮、最荒唐的一切。……

“我父亲蒋大荣‘文革’中被卷入‘反共救国军’假案,关押在地下室长达一七二天,受尽种种酷刑,于一九六九年遇害身亡。他是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个谜。只要看看一九七一年陕西省基建指挥部所作的初步结论就够了:‘据现有调查材料,蒋大荣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晓八时左右,在‘五O九’假案严重刑讯逼供、长期折磨情况下在地下室上吊自杀,发现后在地下室抢救无效死亡。末送医院,未经验尸,家属未看尸体,现场未作记录,带有血迹的遗物和材料被销毁。调查中未发现他杀的证据。’”

这个调查报告中的自相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但魏荣章此时尚未恢复工作,与他无关,可以不谈。问题是──……

“然而正如《古堡今昔》所说,在魏荣章当政期间,对于那些打手、那些使用酷刑不下三十余种的人,没碰他们一根毫毛。当时大搞逼供信、逼死四条人命的黄世仁式干部,非但未受到法律制裁,反而一个个被调到其单位继续当领导,尤其是胡思波(清队主任),亲自宣布揪出我父亲,亲自指挥专案人员对我父亲诱供、逼供,严刑拷打,扣压上诉书信,长期不许我父亲见阳光。我父死后,他又亲自去地下室破坏现场,烧毁有关衣物和材料;不让家属看尸体,于半夜十二点亲自将尸体送往火葬场烧掉。这样的人居然至今还在领导岗位上!打手陈祖茂被提升为工程师,朱德信被发展入党,刘刚明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在对蒋大荣死亡真相进行覆查期间,魏荣章不想查清死因,追查凶手来维护法纪,端正党风,而是迎合极左势力,搞走过场,欺骗上级。甚至原结论中几句反映事实的话──‘末送医院,未经验尸,家属未看尸体,现场末作记录,带有血迹的遗物和材料被销毁’,他都非要删去不可。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并不同意召开蒋的追悼会。这就得罪了魏书记,他便通过经济上的刁难来迫使我们就范。”

“我母亲没有工作,拖着三个孩子,两个大的在农村插队,我当时才十三岁,家又被抄卖一空,经济困难可想而知。一九七二年水电部同志给我母亲在西北院安排工作,但魏荣章拒不安排。同年,我母亲专程前往上海去见魏,要求增加生活费。当时西北院每月仅给我母亲和我三十二元生活费。魏说:‘你女儿不是上大学了吗?贫下中农的子女有几个能上大学的?’对我们所提的每一个微小的要求,他都能拖则拖,能欺则欺。”

《中国水利电力报》用了许多数字和上级机关的评语证明魏荣章对于平反冤假错案是积极认真的。案子确实平反了一些,但这还不足以说明魏荣章的态度。看看那张兆平一案是怎样平反的吧。那案子按照公安分局的本意,是一九七四年就应该结束的。但魏书记不肯丢面子。硬是不肯公开认错,还说“是公安局搞的”。于是张兆平就开始了漫长的跋涉。他向省、市公安局告。市公安局派了一位信访科长和科员找魏荣章,叫他落实政策,他顶住了。此后市、区公安局和省电管局党组多次派人让魏办,他又一一顶住了。一直拖到“四人帮”粉碎之后,进入了另一个历史时期。这时,新城区公安分局平反三案的领导小组,又发文给西北电力设计院党委,要求纠正张案,组长和组员先后几十人次找设计院领导和魏本人,这时魏荣章又硬起来了,乾脆表示不同意纠正张案了。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又批给区公安分局处理。于是分局又重新调查、研究张兆平一案,还派员去上海原西安陆军医院调查那张伪称是施X鼻骨打折的片子是怎么出来的。人归,又一次要求魏荣章纠正,这时魏书记又拿出一条理由来:“调查是公安分局单方面进行的,设计院未参加,无效。”只好双方出人,再去沪调查。第二次调查归来,魏荣章还是照顶不误。这时,中央已三令五申要平反冤假错案,公安分局局长也亲自找上来了,魏态度仍然不变。公安分局只好向中央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详细通报案情,要求早日纠正。这期间,规划院的领导.纪检组的同志和中纪委驻水电部的纪检组组长逯昆玉在魏荣章主持的党委会上指名道姓地要求魏荣章纠正张兆平的假案,魏还是依旧不办。

新城区公安分局的同志对张兆平说:“魏荣章这样的人真少见。我们还没见过这样的领导。”公安分局无计可施,只好下最后通牒,正告魏荣章了:“这个案子,你办也得办,不想办也得办。不然,我们就要移交给司法部门了。”这时,魏荣章才只好同意。但是,──(请读者们原谅,张兆平这一个案子的平反过程。我已写了六百多字了,还得请你们耐心地读下去)后来魏荣章又变卦了,不同意公安分局八三年四月的那个决定,还专门发了文件表示异议。于是(这是几个来回了?至少是第三个了吧?)公安分局又只好再上报市公安局。市局于八三年八月批覆同意分局的决定,可是架不住人家魏书记还是不同意。最后,市公安局只好对张兆平说:“没法子,你去法院起诉吧,我们提供材料。”

到了十月,魏书记才开了鸿恩,答应给张兆平平反了,但又只许“在档案里平反”,不能公布。张兆平抗议说:“逮捕我,是在你魏荣章主持的一千多人的大会上宣布的,按照中央政策,必须在同样范围里给我恢复名誉!”就这么个手续问题,魏荣章又顶了两年,直至西北电管局、陕西省委落实知识分子办公室、中纪委、《陕西日报》等部门和《中国水利电力报》的记者都出头支持张兆平,才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西北设计院中层干部会上和张兆平所在的科室会议上宣读平反决定,然后向全院公布。距公安局决定平反,已达十二年矣!

你以为张兆平是个特殊的事例吗?《古堡今昔》中关于张守明的平反问题已作交待(拖了七年),也和张兆平一样,是在魏荣章离休以后才解决的。如果说这两案有什么特殊,就特殊在二张的坚韧顽强。那些不那么顽强的人又怎么样呢?很简单 :结论上拖个大小不等的尾巴。

魏荣章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真是铁石心肠。对于各种以整人为乐事的政治野心家和小人,以及残酷殴打、刑讯无辜者的态度又怎样呢?《中国水利电力报》上郑重其事地写道:“…… 查清了……‘文革’中犯有打人错误的一百一十一个人的问题……分别作了严肃认真的处理。”严肃认真到什么程度?三个错误最严重的人,“给予行政记过处分,不予调工资”,‘ 重点清查”了的四个革委会里的造反派头头和两个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也无非是拿掉官职和受点纪律处分而已。这就是在一个发生了一百多起冤假错案、“反共救国军”一案就牵连三百多人、动用了三十多种酷刑、自杀和“自杀”七人(其实“文革”后自杀的四人也大都与“文革”有关)的单位里,那些罪魁祸首们所受到的惩罚! 应该声明,我们对于魏书记二十六年的政绩,还远远没有写足。但仅此一些,已经令人产生一个怀疑了:《中国水利电力报》笔下,西北设计院还是个“阳光明媚,欣欣向荣”的地方呢,那么不“明媚”和“欣欣”的时候,又将如何呢!老实说,我对于作为一个人的魏荣章并无多大兴趣。问题在于魏荣章代表着一种现象,一个倾向,一支力量;简而言之, 他是一个标本,剖析一下这个人,对于我们理解今年满二十周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过程及后果,对于认识我们面临的形势和前途,是不无裨益的。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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