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何故鞭尸？
《中国水利电力报》把西北电力设计院“四人帮”垮台后，四名自杀者的死因归结为：一个是因为偷窃、畏罪自杀，一个责任在公安局，两个死于精神病。四名死者，设计院和魏书记都没有半点责任。
让我们看看技术员陆曾久同志遗孀写给《中国水利电力报》的信吧。
“我叫郑立芬。一九七五年(按：魏荣章担任核心小组副组长的第六年，当党委书记的第三年)我为逃避西北电力设计院的白色恐怖气氛，怕再次被打成反革命，在我三十八岁时，藉口青光眼(被打成反革命受摧残的结果)为理由提前病退。……不幸由于你们的作用，使我们孤儿寡母三人一夜之间又变成偷铜畏罪自杀(者)的家属，而且在全国水利电力系统示众。”
“陆曾久去世八年之后，被你们拿出来鞭尸示众，不知其居心何在？”
陆曾久明明是探亲后回设计院以后半个月才死去的，为什么说“在家中自缢死亡”？她说，陆曾久死亡的真实原因是：当年郑立芬打病退报告时，设计院政工组、组织组组长安愚勤曾答应她病退后立即为陆曾久联系调往苏州市。可是一年多后当陆向安要商调函时，安忽然变卦，要求陆曾久必须写出他亲眼见到张兆平打施的证明。陆说不能写，安愚勤说：那你就不能调走。我们要解决的是夫妻长期分居，你们分居才一年，等分居十年八年以后再说！陆曾久回家探亲时一直说上了安愚勤的当了，受骗了。现在不让我走，反过来要整我了。使其精神受了很大刺激，一直处于精神恍惚状态。……这是他致死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魏的主意，安愚勤绝不可能如此大胆行动的。
有没有别的原因呢？有。陆曾久探亲前确曾从工地上拿了二、三斤废铜料，为的是给母亲换一个取暖的小铜壶。如果他妻子不是被打成过反革命因而患了青光眼，若不是在魏荣章重新掌权之后五年她还被设计院的恐怖气氛吓得怕再次被打成反革命，她就不会三十几岁上病退，家庭经济生活就不会非常困难，以致陆曾久买不起一把小小的铜壶。这把铜壶，既是尽孝心，也是为了缓解因经济困难而发生的妻子与母亲间的不和。区区几斤铜料，为什么会使陆曾久怕得自杀呢？他自己死前曾对妻子说：“我拿了玉门电厂三、四斤铜料，现在开展‘双打’运动，我要坐了牢就活不成了。”如果不是西北院中魏荣章长年以来动辄把人送交公安局的作法造成的恐怖气氛，陆曾久会为这小小的错误而担心要坐牢和活不成吗？
工程师鲁鸿仪之死，同他对公安局无罪释放的结论中“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个写法不满有关。但第一，这句话是根据西北院的意见写的；第二，更重要的是鲁鸿仪出狱后要到的西北院的现实：1．出狱后，院方还向他索取冤狱期间的伙食费；2．当年诬陷他唆使孩子们写反动口号的保卫科长李维珍，不仅毫无悔愧之意，还扬言：“鲁鸿仪是放在仓库裹的反革命，任何时候抓他都是没有什么错的。”鲁鸿仪还看到“时髦的娄阿鼠李维珍仍是趾高气扬，吐气扬眉，还办什么专案呢。”
鲁鸿仪死后，其妻汪建喜曾质问魏荣章：“公安局要给鲁鸿仪平反恢复名誉，你们为何不肯．直到他死后才平反？”问得魏荣章哑口无言。汪说：“如果鲁鸿仪能在七九年一月三日经覆查后写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他是决不会死的！”此言有理。当然，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如果魏荣章追究李维珍的诬陷罪，哪怕拿掉他保卫科长之职，鲁鸿仪的恐惧心理也会大大的减弱。但魏某却把李某提拔了！
即使从鲁鸿仪死后魏荣章的态度和感情中，也不难查出鲁鸿仪何以会自杀的原因。魏荣章不准开追悼会，理由是那就是“鼓励人们自杀”。后来，不得不开了，又把规格降到最低，还不许悼词中写“含冤而死”，只许写“不幸而死”。一位同志写了挽联：“坎坷一生，忍辱负重；无名小卒，虽死犹生。”不许张挂，一个死于车祸的人，三个遗孤全由院方抚养，每月生活费十八元。鲁鸿仪的三个孩子却只能补助两个，每月十二元！联想鲁鸿仪在遗书中写的“我的生命就是如此的轻微价值，微不足道？”的悲叹，就会理解他轻生的另一个原因了。
再看工程师文传琏(女)之死。一九八二年七月九日她与该院“文革”中有名的打人凶手王开庭(打过四人，一人已死)在施工中发生争执，被王打得鼻青脸肿，口流鲜血,精神上受极大的刺激。院方派人调查，反说文群众关系不好, 是她先动手，更使她感到完全是颠倒是非，西北院有冤无处诉，因而精神第二次受到极度刺激，九月间精神分裂。四个多月后跳楼身亡。魏荣章一口咬定文传琏“过去就有精神病”，“程青”也说她“死于精神病”，但同她长期共同生活的爱人、设计总工程师、中共党员邓其贵同志却从未发觉她精神失常，“被打的初期精神也没有什么异常反应。”
业务能力极强的语文教师楼炳球，也是“文革”中被批斗造成精神失常，于一九八O年自杀的。他为什么不死于“文革”期间，却死于全国政治形势根本好转的三中全会之后呢？楼本人自杀前曾几次找魏荣章谈话，而魏又是知道楼曾经自杀未遂，一位政冶工作的老手，就不能以安慰、勉励来引导楼放弃轻生之念吗？我们不知魏对楼谈了些什么，但从他几次拒绝楼和他妻子的哭诉，不准楼住院治疗，从设计院取消对楼的每月三十元生活补助并且病假也要扣工资看，即使魏说上几大斗甜言蜜语也终归是无效的，缺乏同情和爱，政治思想工作对于心的撞击只能是冰冷的。虚伪的说教此没有说教还要坏。
陕西省科委名义呈送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西北院领导“对以往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没有感情，政治上不于彻底平反，工作上不信任，生活上有刁难；致使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气不顺，心不畅，疑虑重重，忧心忡忡，以致知识分子无权、受压的状况至今不能得到根本转变。”碰认为这是导致三中全会后该院仍有四名知识分子自杀的根本原因。
这，同时也是西北电力设计院知识分子中患精神病的人数多的根本原因。《中国水利电力报》把精神病的诱发原因分解为六种。但这些原因在全国各地都存在，为什么别处有家庭矛盾、失恋、业务差而焦虑完不成任务等情况的人并没有都得精神病呢？
（五）是谁之功？
《中国水利电力报》那篇文章，一上来就摆开了西北电力设计院三十年来的巨大成绩。我记得《古堡今昔》似乎并没有说那里的工程设计人员都是懒汉；文章的主题不是论设计院业务工作的成败。《中国水利电力报>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为魏荣章辩护的。那么这样一篇文章一开头就大摆成绩，用意何在呢？
那里说的是：“六百八十七名勘测设计人员付出了艰辛地(的)劳动和心血，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可惜没有写明，魏书记在这中间起了何种作用；他对于瓦、公里、伏特、图纸、电厂、线路、科研项目奖的数目，起的是加号还是减号的作用呢？对于“生动景像”、“政冶热情”、“入党志愿”和“英雄”的出现，起的是促进、还是促退的作用呢？
我们可以断言的是：魏书记每把一位工程师或技术员送进公安局、每使他们中的一位长期不得平反、每使一个打人或杀人凶手逍遥法外，每使西北电力设计院的恐怖气氛、沉闷气氛、政洽上的消极不满气氛延续一天，都会使瓦、公里、伏特、图纸、电厂、线路和科研项目奖等等有所减损，“政治热情”等等有所削弱。可惜这一切都是无法计算的。
创造那全部成绩的，是我们的民族可以引以自豪的中国知识分子。试看工程师鲁鸿仪，就在冤狱不平、自危难解，魏荣章的冷若冰霜和李维珍的阴险毒辣常使他不寒而栗之时，就在这种险恶残酷的环境中，他每月只拿七十六元的菲薄工资，负债累累，却仍能出色地承担该院第一设计室水工工程师和专业负责人的任务，夜以继日地把他高超的业务能力和满腔心血无保留地倾注在工程上。他一九七八年十月去甘肃连城电厂工地，春节都没有回家。那时水工工程面临一大堆他无法解决的问题。他电告设计院派人处理，那边却始终无人过问。在洪水期来临之际，鲁鸿仪担心水工建筑物会被冲毁，将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他即将告别人世时，还不忘在留给研究室同志的遗言裹写上：“施工单位乱堆土，将造成洪水季的特大灾难，请速要局处理(因施工问题国家为当地群众一季粮食损失赔偿四十二万元)……取水枢纽是II级建筑物，标准高，施工质量难办！……我离开您们是精神上实在受不住。”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认为鲁鸿仪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技术水平高，业务能力强，又有高度的责任心与事业心。在宝鸡秦岭电厂、四川江油电厂、青岛四方电厂和甘肃连城电厂等电厂发出的电力中，应该说都有鲁鸿仪生命和智慧的因子在。同志们认为他的死是该院水力专业的一大损失。
然而魏荣章却认为他连一次追悼会和一小幅挽联都不值！这能不使西北电力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寒心？
早年留英、上海市“二．六”轰炸中因抢修发电机三次受到《解放日报》表扬，几十年如一日献身电力建设事业的副总工程师蒋大荣和主任工程师张广“文革”中被逼身亡后，至今开不成追悼会，原因又是魏荣章包庇凶手和刁难遗属，这能不使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寒心？
不说那些已被逼死的，仅因要求出国而被魏荣章送去劳教的瑞士留学的工程师袁顺炎，魏荣章若能开恩平反，大难未死的工程师袁振锋和周序源，右派问题改正后若能像全国各地一样恢复其原来的工资，工程师张兆平因告魏荣章的状而被卡掉一级工资后受到的损失若能补偿，可以断言，他们都会使瓦、伏特、线路等等的数字有所增多的。
陕西省科委一九八三年七月六日的调查报告上写道：“西北电力设计院的广大知识分子，精神上、政治上始终未得到解放。”该设计院的成绩，又全赖这些知识分子“艰辛地(的)劳动和心血”，既然如此．能不使成绩受到影响吗？魏荣章在精神上和政冶上倒是得到充分的解放，可惜正是他的自由妨碍了别人的自由。《中国水利电力报>>既然对于“古堡”的这个决定全局性的秘密极力否定，却在那里侈谈西北电力设计院的成绩和知识分子“空前高涨”的“政冶热情”，怎能不令人觉得虚伪和滑稽呢？
（六）顽强的意识形态战士
综观魏荣章三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我们能得到点什么启示呢？
贯穿魏荣章三十年政冶生涯(“文革”初期那四年是一个特殊时期，是个例外，因为他暂时被剥夺了领导权)的一条线，就是整人，是中国式的“左”。
“文革”期间几乎所有干部都受到冲击，但远远不是所有干部都能有魏荣章那样的福气，不久就当上二把手和一把手。当许多老干部还陷身囹圄或得不到公民资格时，魏荣章却发迹了，当上了二十年来没当上的一把手，大权独揽了。这是因为他一直“右”吗？当然不是。魏荣章从粉碎“四人帮”后到他离休这八年里，他继续坚持实行“左”的一套，也并未危及他的官运。
一定的利益总是表现为一定的意识形态，并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保护。魏荣章不是理论家，但他享之已久的利益使他形成一种政冶本能，能够顽强地坚持有利于他的意识形态，同时警觉地反对一切危及他那伙人利益的思想和观点。一九七七至七八年他同张守明之间的那场斗争，就属于这种性质。
《中国水利电力报》在二月七日那篇文章里为魏辩护说，他对于批斗那张守明是被动的，不积极的。我们姑且假定是实。可是这家报纸怎么不说说当批斗一经开始后，魏书记如何秣马厉兵、御驾亲征、气势轩昂的劲头呢？诚然，对张守明的审查是因他与一个帮派分子的关系引起的；也不是由魏书记最初发难的（《古堡今昔》在这一点上，确有失实)。但是《张守明专案大事记》上写得明白，审查（总共十七个月)进入第三个月，重点就转到意识形态问题上来了。查他关于“老派”、“新派”的思想，审他“攻击毛主席和华主席”的问题，继之“开始明显地谈‘剧本’裹的问题；谈和于小红认识的经过”了。正是从这时期，火力加剧，决定对张守明隔离审查。第二天，迫使张“承认剧本中“开天的神”、“teacher”是指主席。此后便在各科室直至子弟小学的群众大会上轮番巡回批斗张守明。为了“贵族子弟”一个词，就批斗他八次。
显然，魏书记对于张守明情书中流露的、只能对一个人产生影响的思想，比对于一百多起冤假错案制造者给几百名受害者及其家属造成的不幸、痛苦、伤残和死亡，兴趣要大得多。不能说魏荣章糊涂，因为后者与他属于同一思想体系乃至政治营垒。“文革”期间的野心家和打手们所干的事，无非是在手段和形式上同他魏某人五、六十年代干的那一套有所不同而已，就整人而言，并无二致。张守明呢，就是异端了──他反对“文化大革命”并不仅止于反对夺魏荣章的权和送进牛棚，而是从根本上反对导致“文革”的那一套“左”体系，这不就等于既否定魏书记的过去．又限制以至危及他的现在和未来吗？
这里，《中国水利电力报》文章中的下列一段特别值得玩味：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刘宾雁同志在引用‘剧本’和‘信’时，单单抹掉了下面两段文字：即《钟山》第四期十二页十行‘少犯点错误’？后面的一些话：‘那位开天的神，不是由于这一点，不是因为想当Teacher而最后干了不少荒唐’事？接下来第二十九行‘不是中国的希望’后面的一句话‘邓小平上台并不是革命就此完结了。’刘宾雁同志不惜笔墨引了七、八千字的原文，为什么偏偏省略这四十七个字呢？是否怕戮穿他为张守明设计的张守明拥护邓小平’的幔子呢？”
我们也想问问《中国水利电力报》的执笔者同志：你们对这四十七个字为什么格外感兴趣呢？是否想重新追究张守明的政治问题，给他定个“反对邓小平”的罪名呢？
事情太明显了，不可能有其他的目的。但是由于过份热心追寻这个目的，就忘记了你们本身也有被戮穿“幌子”的危险。你们当然是自称拥护邓小平同志的了，但是，似乎并不拥护小平同志主持下通过的我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也并不认为小平同志复出后主持下制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其后推行的改革具有革命意义。你们是否认为“邓小平上台”就是革命的完结呢？
《中国水利电力报》的领导人忘记了一件大事：就在中国水利电力部一九八三年派出的调查组所写的调查报告附件(三)中，关于张守明问题就曾白纸黑字写着：清查运动“不是清查思想认识错误问题。剧本和信实际上都是张写给女友的不同形式的恋爱信，属私人间的书信来往。从这些材料中查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并写入报告，是不适当、不必要的(按：岂止如此，这是违反宪法、侵犯公民权利的犯罪活动)。就《报告》(指关于张守明问题的报告)认定的几点错误来看，在叶剑英同志发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以后，特别是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有的已经明显不能成立，如影射攻击问题”。
《中国水利电力报》却在两年多后的今天，还要依据私人书信追究张守明“影射攻击”毛主席和反对邓小平的罪责！在本文上述所有问题上，《中国水利电力报》和魏荣章都是完全一致的，这里也不例外．就在“程青”起草这段追查刘宾雁掩盖张守明“反对毛主席和邓小平”这个新问题时，在西安，已经离休的魏荣章正偷偷派出原张守明专案组的负责人，拿着盖有设计院公章的介绍信，也在内查外调，追查张守明的新问题。他们的“调查提纲”上列有：张守明在文革中打过哪些人？张守明把哪位老师两次打成反革命？张守明把哪位老师戮过五刀？等等，并以此诱导被调查人揭发张守明的问题。
这并不是魏荣章第一次表现他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请看他在一次院党委会上批判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张学斌的发言：“张学斌同志说现在民主太少了，这个看法他一直没有改变。而中央(？)强调在当前重要的是集中，我看对西北院是适用的，我拥护。当前主要是集中不够。在我印象中张学斌对自由主义思潮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如行政一九八O年工作规划中提“反对个人一意孤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这话由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单位说，也许就不会这样滑稽可笑了。一个专横跋扈、唯我独尊、一意孤行，权力已经集中到可以肆意抵制中央的政策和随意排挤打击设计院内包括张学斌在内的任何人的人，竟还有脸说他那里民主太多，集中太少！
但是魏荣章也不是唯一一个这种人。蒋大荣同志的遗孤蒋式弘同志就在致《钟山》编辑部的信中写道：“西北院党委的(纪检委书记！)安愚勤，当我要求惩办杀人凶手时，他竟说成这是“资产阶级人权主义”，妄图用反对人权主义的盾牌为犯罪分子辩护。在他们眼裹，哪里还有什么宪法，哪里还有什么公民的基本权利呢？”
在他们眼里，宪法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不是没有的，那要看是什么时候。当他们被造反派打倒、被抄家、坐“喷气式”和蹲牛棚的时候，可能想过：看来宪法这东西还是有点意义的，怎能这样胡来呢！人总是人嘛。可是那个时候一过，宪法什么的就又成了“资产阶级人权主义”了。它碍事，它不利于魏书记特别欣赏的“集”呀。
意识形态和人的感情血肉相连。这就会使人对事物的态度与行动像生物的本能那么自然。所以，也不要以为魏荣章同志所做的事，都是自觉地逆历史潮流而行，和恶意地要损害他人的利益。应该承认，在很多时候，他并不是希图谋取私利。在党委会一次讨论一个科长的人选时，他曾说过：“我这个人基本上是大公无私的，公正的。”这话不是没有一些道理。
何锐，一九五六年是西安电业局会计科副科长。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二十年后，设计院财务工作显得相当薄弱了，一直物色不到一个胜任财务科长的人才。何锐的右派问题改正后，院长张学斌便去交涉，跑了几次，请求电管局和火电公司把这个人调到西北院。火电公司慨然允诺，支援设计院。电管局干部处也下了调令。想不到张学斌向党委会汇报时，魏书记冷冷地抛过一句：“你找那些麻烦干什么！”张学斌费了很多唇舌来解释院裹实在需用这种人才，这才勉强收下。但是魏荣章特别声明：这个人不能当科长，“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是地师级单位！”张学斌解释说，当年西安市电业局就是个地师级单位，“况且这些受冤屈的同志，还有个落实政策的问题呢。”这时老魏不耐烦了：“那我不了解。反正不能在我们这里落实政策。正科级干部不能叫这种人当！”张学斌只好退让了。
魏书记和何锐有什么私怨吗？没有。何锐当财务科长会给他造成什么损失吗？不会。那么他何以要激烈反对呢？这里就是某种信念和感情在起作用了。明明需要一种人才，但对方是个右派，就不必找那个麻烦了。明明有能力担任科长，还符合党的政策。但他是右派，就绝对不行了。
对于属于同一思想体系，又一道“战斗”过、“胜利”过的战友，感情就不同了。戴克武原是西北电业学院红卫兵司令，曾带头冲砸电管局档案室，还当过那个红卫兵组织的驻京代表，和电力部的造反派一起，强占过刘澜波部长的办公室。算起来，那时候魏荣章应该正“被揪斗、毒打、抄家、关进牛棚，实行专政”呢。那个“右派分子”何锐，日子也不会比老魏好过多少。按理，魏荣章对于戴克武的反感和憎恨该比对何锐大多少倍吧？怪着呢，恰好相反，正如同他坚决反对何锐当科长一样，他坚决保护戴克武。上级党委多次追查、督促，他才把戴调离政工组，但还是让他当大庆办主任。到了一九七八年，上头又来追查了，才勉强同意他停职检查，但还是不让他回原单位劳动。一九八O年安排到知青办，一九八一年又调到资料档案室工作。
周恩来同志逝世那时候，设计院的人们自发举行追悼会。魏书记极力阻挠无效，就在开追悼会的时刻召集全院的党员和干部“学习毛选”，你看绝不绝？学毛选，你敢不去？这不就把追悼会给弄吹了！
可是对于另一个人的追悼，他热情可高着呢。戴克武的老娘死了，魏书记亲自送花圈表示哀悼！
至于魏书记对自己的感情，那就不用说，强烈到压倒一切的程度。还在五十年代，工程师萧赋成批评他几句，冒犯了龙威，下放了。后来抓住一点小事批判不止。到了七十年代，这种感情又有发展。管理人员薄尚学顶撞了他，下场是双开除，至今党籍还没恢复。
魏书记离休了，自我感觉仍和在职时一样。去年到北京告刘宾雁的状，像过去出差一样，回来如数报销全部旅差费，连出差每日一元多钱的伙食补助也未漏掉，总额八一九元。这就唤起了许多因挨魏荣章整而进京上访的同志的灵感；既然魏荣章能报销上访费用，我们的为什么不报？这些同志头脑太简单了，这难道是可以攀比的？你们中间那一个人的冤屈能够在《中国水利电力报》表上一表呢？人家魏荣章却可以享有足足一万字的版面。 不过，本节既然是谈意识形态问题的，就不能不补充一点：在一次党委会上，当张学斌院长提出给一部分工人每天增加两角钱伙食补贴时，魏荣章书记曾斩钉截铁的反对，说：“这不是马列主义！” 而魏前书记上访期间每日的伙食补助费是一元七角人民币。
（七）刀枪不入，所向无敌
在《古堡今昔》里，我说过魏荣章的“强大性格”。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会有更深的感受：此人三十年多行不义，怎么就一直刀枪不入，所向无敌呢？ 西北电力设计院那八百多名知识分子，不去说它，因为魏书记老是嫌集中得不够，这些人除非冒“资产阶级人权主义”的危险，就很难保护自己。可是张学斌应该与众不同，论资历论地位，他和魏荣章不相上下．他坚持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他在设计院很得人心 。怎么他就硬是斗不过那个“失道寡助”的姓魏的呢？
《陕西日报》是省委机关报．为了设计院徐家军受压制的事 ，以十分显著的地位揭露和批评过以魏荣章为首的设计院领导 。怎么经魏一告一闹，就沉默下来了呢？陕西省纪委和省科委，是很高的领导机关了。发现设计院有许多严重问题。省科委多次向上级打过报告。可是触不动魏荣章的一根毫毛。《钟山》杂志发表了刘宾雁的《古堡今昔》只揭开设计院盖子的一道缝，魏荣章便四处告状。院党委发公函，自称是“中央水利电力部党组的机关报”的《中国水利电力报》以一整版篇幅批判该文“严重失实”。 我在这里有意漏掉了水利电力部在一九八O年至一九八三年间向西北电力设计院派出的三个工作组。据省科委的报告，第三个工作组的组长和副组长曾“几进几出西北院，是‘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和副队长。鲁鸿仪就是那时被打成反革命的…… 它没解决一个问题。” 西北电力设计院的同志们说：魏荣章是很善于化险为夷的人 。确实如此。那么说，难道对于这个人就再也没有办法了吗？他究竟为什么这么硬呢？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留给读者去思索了。 现在能够报告读者的只是：刊登《古堡今昔》的那期《钟山》一到西安，便在西北电力设计院引起强烈反响。由于杂志零售额有限，设计院复印机又多，这篇文章的复印件已经达到几乎知识分子人手一册。二月七日的“中国水利电力报”在西北设计院也引起强烈反响。强烈到什么程度呢？找党委书记马克从同志提出质问和抗议的人多到排成了队。两位含冤自杀者的遗孀(郑立芬同志还是看了报纸从苏州一路哭泣赶来的)哭声连天，更使设计院不得安宁。据说，马克从同志的回答是：“无论口头或书面，我们都没有这样汇报过。不知《中国水利电力报》是怎么汇总的。反正谁写的文章谁负责！”
《古堡今昔》发表后，有一位读者谈到他的感想时说道：
“魏荣章虽然下台了，但是古堡幽灵(根深蒂固的极左体系)，还在徘徊：坏人仍然逍遥法外。我们能眼看着不管吗？我们曾经无数次投书中央，水利电力部，陕西省有关部门，但……我曾一度丧失了信心。但我从你们这儿得到了勇气，使我又一次提起笔来。”
信心和勇气，都是极可珍贵，又是一旦丧失就不易挽回的东西，应该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脊梁。如此说来<<古堡今昔》的社会效果还应该说是积极的罢。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凌晨于南京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