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我赴台湾访问的时候，特意去参观陈文诚纪念馆，接待我的是在陈文诚基金会做义工的胡慧玲和林世煜夫妇。他们还邀请了老中青三代的学者和人权活动人士与我一起座谈。临别，他们送给我一册《白色封印：人权奋斗证言》。这是一本台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口述实录。
两位作者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出生在恐怖时期入口的年代。保密局、情报处、南所、北所、军法处等单位，侦骑四出：刺指甲、坐飞机、老虎机、老虎凳，严刑伺侯；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草菅人命，彼时，我们的父母怀了我们，那些如今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太太，正值青春。”这两位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年知识分子，选择了成为历史的忠实记录者。
英国作家奥威尔说过：“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历史的多数意义都在于过去，但是历史存在的目的却是为了今天。所以，这本《白色封印》比所有的时髦之书都更有现实意义，它应当成为中学生的历史课外读物。
他们不是国家的敌人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由“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随后，当局颁布涉及党禁、报禁等一百多项管制法令，并实行“保甲连坐”制度。戒严时期被称作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公民的参政权利与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当局肆意对政治异议人士逮捕、审判、囚禁甚至处决。
根据《中国时报》的描述：“那是一段头发不能留长、报纸不能乱报道、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那是一个充满‘禁忌’的时代，报禁、党禁，样样都禁。”
荒唐年代自然有荒唐事：台北曾经没有八路公共汽车，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因为作者姓“左”而不能出版，马克？吐温成了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被禁，甚至连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也因为暗合毛泽东的词句，而被迫改成《大漠英雄传》……
胡慧玲和林世煜指出，那个时代，政治狱像瘟疫，席卷全岛，成为封锁人心的印记。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总刑期超过十万年的空白，将使得这个岛屿，没有历史，没有传奇，没有典范。尽管如此，仍然有那么多的人权奋斗者们，以坚韧的生命力对抗白色恐怖，走出了一条泣血的道路。
这些受访者并不是国家的敌人，可是“国家”却刻意将他们贴上“敌人”的标签。
比如，卢兆麟是一个大学时代满怀社会主义理想的青年，仅仅因为传阅禁书，就判处无期徒刑，狱友们还恭喜他捡回了一条命，结果这个台大医学院的高材生整整坐了二十五年的牢；
比如，郭振纯从小就向往做维新志士，是最早持台独理念的“独侠客”，入狱二十二年，在狱中还受到左派狱友们的孤立，却坚持本土认同；
再比如，陈英泰本来是一个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仅仅因为跟朋友谈论时事，对国民党的独裁和反人道有所不满，就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四度逃过监狱的毒手。
如果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这些公民的言行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会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然而，在白色恐怖下的台湾，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死荫的幽谷中的青春岁月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谈到在狱中经受的酷刑。其中，尤以郭振纯的描述让人触目惊心：
“你去过川菜馆吗？”他们问。“不曾。”“有道菜很好吃，很有名，叫蚂蚁上树。”说完就拍桌子喊道：“叫打手来！”那人姓潘。“潘同志，来开始上菜。”奇怪了，要带我去川菜馆，怎么在这里上菜？我傻傻的搞不清楚。
潘同志一靠上来，把我的衣服剥掉，像捆死猪那样绑一绑，手被弯到后面，脚也绑起来，抬到散步场。散步场窄窄的，约三、四米宽，十来米长，杂草丛生；我被绑到那里丢下，然后泼糖水。
你想会发生什么事？蚂蚁来了嘛。很难过的，你若没有亲身体验，想像不到的。
我们念书的时候，先生教过：到野外玩，被蜂蜇、或蚂蚁叮，他们的毒液都是酸性，要赶快吐口水，在那个部位擦擦就好了。但全身被蚂蚁叮，不只是痛而已，要吐口水已经来不及了；那么多蚂蚁，哪有那么多口水。希望自己身体会出汗，却也都不流，想怎样都不能，只能滚来滚去，爬起来蹲着，又跳来跳去也没有用。蚂蚁一上身就不容易拨走，我整个人快发狂了。
但是，即便在黑狱之中，这些正当如花似玉的好年华的先驱者，并没有放弃人性的尊严和对美善的追求。绿岛上音乐风气很盛，囚犯们自己制作小提琴和吉他苦中作乐。
陈孟和用了一年的时间，采用解体的沉船的甲板等材料，制作了一个精妙绝伦的小提琴。难友们也积极发挥各自的专业才能，由于台大医学院有许多师生被捕，火烧岛上的“新生医生”阵容强大，足以操持一座教学级医院。甚至医务所的小开刀器材和药品，也都是由几位医师难友自己筹备。
最让人感动的是涂南山，一个赤贫的草地少年，从民族觉醒出发，穿越时代悲剧与个人苦难，展开波澜重重的认同之旅。他在满洲念大学，在台大搞学运，直到在狱中阅读到日本基督徒作家矢内原忠雄的著作，在生死关头猛然觉悟，十年的牢狱淬炼出全新的生命体验。
他说：“就是这本《耶稣传》支持我的意志。我总觉得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力量，逼得我非为那些自由民主而奋斗、却遭受苦难与迫害的人翻译不可。我在火烧岛一面挑水、挑粪、种菜，一面翻译《耶稣传》，每天感觉如在天堂，快乐无比。”他出狱以后与朋友们成立“台湾福音书刊编译基金会”，出版了凝聚四十年心血的《耶稣传》和《罗马书讲义》等译著，并期望中国读者也能读到这些书籍，因为“没有爱的民族主义，是非常可怕的”。
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
虽然台湾已经大步迈入民主时代，但历史真相的揭露和转型正义的实现仍然遥遥无期。作家柏杨曾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在九十年代偶然遇到一名当年折磨过他的情治人员，此人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富商，洋洋得意地拒绝忏悔。直到今天，台湾经历了政权二次轮替，但情治机构仍未与社会同步转型。
卢兆麟愤怒地指出：“我们出来之后被监视，连李登辉都没办法管。后来国安局、调查局要换人都很困难。他们是另外一股势力，另外一个系统，从大陆过来之后，就是我行我素的机构。除非你是自己人，第三者很难打不进去，干涉不了，到现在他们的经费还是独立的。”这是台湾社会的一块尚未被切除的癌症肿瘤。
正是在此背景下，胡慧玲和林世煜站了出来，还原历史真相的拼图，提醒民众关注转型正义的缺失。
胡慧玲说：“童稚时期常爬上老家屋顶，眺望太平洋海波远处的火烧岛，不知那里是台湾的古拉格群岛，不知日后将与二二八口述史和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人物志结下深缘，并改变了某些人生的样貌。”林世煜说：“成长于诸位前辈囚禁火烧岛或军人监狱的时代，日后加入当代政治运动，得识先进贤人志士的风范，深受启发，又蒙荫庇幸免于难，理当义无反顾更尽余力。”
在日益商业化、娱乐化、民粹化的台湾社会，他们的工作是寂寞而孤独的。
但是，这项工作意义非凡。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不仅台湾需要真相，所有存在人类社会的地方都需要真相。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三月二十四日设为“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以强调了解真相和伸张正义的重要性，及缅怀那些为揭穿真相、捍卫人权而奉献和牺牲生命的人。一九八零年的这一天，萨尔瓦多的人权倡导者和维护者罗梅罗主教在举行礼拜仪式时被亲政府的力量暗杀。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首个“了解真相权利国际日”到来之际，潘基文秘书长发表致词指出，真相在维护人权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了解真相有助于受害者及其家人来了结心事，恢复尊严，并为他们的损失取得一些补偿。揭发真相也有助于社会追究侵权行为实施者的责任。
因此，捍卫了解真相的权利是人权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也指出，时至今日，酷刑、强奸、性奴役、强迫失踪、法外处决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在许多国家仍一再出现，通过公开、独立和中立的调查来揭穿有关这些罪行的真相有助于实现正义，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以及防止今后继续出现类似的罪行。
因此，她呼吁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了解真相的权利，以及那些致力于揭穿真相的人。
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了解真相权利国际日”。其实，中国更需要成千上万本像《白色封印》这样的书籍，需要成千上万个像胡慧玲和林世煜这样的有心人。
历史学家米西列说：“我们要虔敬地保留故事中所有细节，包括人性的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其中动人却也骇人的故事。”
我们深信：有了真相，就有了正义；有了真相，才能终结任何颜色的恐怖与暴政。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