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班旦加措诞生在一个富裕的藏族家庭。父亲是地主，虔信佛教。班旦11岁时剃发为僧，在帕南的嘎东寺出家。后来进入拉萨附近的哲蚌寺的洛色林佛学院进修，接受了全盘正规的佛教义理教育，师从印度高僧仁曾丹巴大师。1959年3月，达赖喇嘛被迫流亡，西藏人民抗暴失败，中共开始大批逮捕康巴战士和平民，并将大量僧侣下狱。班旦因拒绝出卖师长，被捕入狱，判刑七年。他因忍受不了酷刑和饥饿而逃跑，逮捕后加刑八年。15年刑满后，又留场就业十年。1983他终获自由。三个月后，因张贴主张西藏独立的大字报，他再度被判刑八年。1992年，班旦在度过了33年牢狱生涯被释放之后，逃往印度。他以劳改营的幸存者的身份，现身说法，向世界指控中共政权的反人类、以及宗教和种族迫害的罪行。班旦喇嘛将他的一生经历，从童年、出家、入狱、反抗、逃亡的经历写成一本动人的传记》（Fire Under the Snow，London 1997），该书现已由劳改基金会出版，书名《雪山下的火焰》，班旦加措着/廖天琪译，2003出版，300 页，定价18 .班旦喇嘛现定居达兰萨拉。今年3月间班旦到华盛顿参加“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十五周年纪念庆祝会，笔者对他进行采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仁青塔西担任翻译。
问：你出身于富裕家庭，父亲是地主，跟班禅喇嘛的父母亲又是邻居，按书中的描写，共产党来之前，西藏的乡村生活悠闲有趣，你童年时代接触过贫穷的农民和牧民吗？他们的生活如何？
答：我家在拉萨和日喀则之间的山谷中。小时候我跟邻居家的孩子们玩，他们家比较穷，看见他们的房子和厨房的灶都比我家简陋得多。西藏历来是个不平等的封建社会，有穷有富，我曾经去过藏南穷困的地区。不过在“旧社会”中，并没有听说过有病死、饿死的人。而共产党来了以后，五十年代进行土改，一般人的生活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在实行公社制之后饿死很多人（书中提到连在八十年代还有饥荒的情况）。
以前人们生活自由自在，牧区比农区富有，但是农民有办法赚外快。早期，每次的法会，总有农民去帮忙，完了男人可以得到十八块大洋，女人十二块大洋。也有人到印度做生意，来回跑。
问：以前有钱人家作兴至少送一个男孩子去当喇嘛，这是小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机会，你家如何？
答：我十一岁时出家，还有个弟弟也当了喇嘛。我们家七个兄弟姐妹都会读书写字，也学过梵文。有钱人家一般聘请喇嘛（或普通人）当家庭教师。有钱人送孩子进庙要送很多“见面礼”，穷人家孩子去当和尚不用交钱。
问：你的祖母认为你是个高僧转世的。你信转世轮回吗？相信自己下辈子会变成什么？
答：我信奉佛教，自然相信转世轮回，我相信下辈子又会转世成为一个喇嘛。
问：回顾你一生的苦难经历，这和佛家一般说的生老病死相去甚远，你个人和西藏人民所受到的痛苦是人为的和制度性的残忍所导致的。你怎么从宗教和哲学上来解释？
答：人生的痛苦有两种：一种是普遍性的，人生在世，人人都要面对的生老病死，属于这一类。另一种是突发性的，这是人为导致的，非常规性的。像中共不断地发动各种运动，为人带来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中的痛苦”，是突发性痛苦所带来的结果。
问：藏人是大自然的子民，单纯而朴实，为什么遭受到这种灾难？
答：从佛教观点来说，不论民族、人类还是个人的命运都和因果轮回有关，因此要积善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是短暂的。积的“因”有时候累集了几百年才见“果”，而不是一代代就因因相报了。我相信西藏人民有一天会过好日子的。现在我当喇嘛积善德，而我以前受的苦可能是因为积了恶德。
问：佛教中的四戒：不杀生、不偷、不谎、守独身。监狱中很多以前的僧侣都自杀了，你也曾经想过走这条路，这算不算违反教义？
答：佛教里说自杀是最大的罪过，因为生命是最珍贵的，不可杀生，轻生更不好。在中国人的监狱中，每个人必须出卖、检举别人，这是出家人不可作的。有些僧侣在狱中自杀，这固然违反教义，但是却也避免了出卖他人。有些人神经脆弱，受不了折磨，而走上此路。
问：你在狱中的三十三年，经历了饥饿、禁闭、半年手铐、两年脚镣、吊梁毒打、电棒捅进嘴里。什么是你最痛苦的经验？
答：出卖和揭发别人最折磨我。党要大家表忠诚，要求每个人检举他人，这就造成有些人对难友上线上纲的指控，和子虚乌有的诬陷。我最怕这种批斗和奖惩大会，说了假话害人，不说假话害己。但是一开始害人，害了一个，就会再去害一百个，精神就堕落了。挨打可怕，但是一个人的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打伤了（如果不死）还能痊愈，精神一旦崩溃，就永远失落了。
问：你恨不恨中国人？
答：西藏发生的悲剧，是制度造成的。汉人也有好的，我也遇见一些有同情心的监狱管理人。大饥荒的年代，有一个专门给军营送水的年轻汉人士兵，他有时给我一点吃食，让我免于饿死。他被调走时，我哭了。最让人害怕的是监狱里的审问员，但是连这种人里面也都有好人，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问：你始终对中共的统治抱有深度的怀疑，认为只有当西藏成为独立的国家时，人民才能从痛苦和压迫中解脱出来。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你的看法不是和他的政治主张相左吗？
答：我的确主张西藏独立，但是这和达赖喇嘛的主张没有冲突。达赖喇嘛认为在一国的框架中，西藏应取得真正的自治，他把藏人能过幸福的生活这一点放在首位，如果这能够做到，独立也就不是必须追求的。但是中共政府往往是不能信任的，它的宗教和民族政策说变就变，至少以往的几十年是这样。我不了解汉民族的文化，只知道中共政府坏事作尽，瞄准西藏，就像一把拉满了的弓，西藏人一有动静，箭就应声而出。现在我们只能在无奈中寻求妥协，通过国际的监督和国际协议来解决西藏问题。
附：西藏监狱有史以来首次犯人的示威行动—摘自《雪山下的火焰》
1990年冬天，当局和政治犯之间的对峙发展成为正面冲突。12月15日发生在一名青年政治犯拉巴次仁身上的事激怒了犯人，我们于是组织了扎奇监狱的首次抗议活动。拉巴是拉萨第一中学的学生，由于在学校成立了一个叫“雪狮”的主张独立的组织，就被判刑三年。拉巴被逮捕后，关进嘎扎看守所，在那儿受到残酷的刑求。到了扎奇之后，又被一名叫白玛仁曾的警卫毒打，白玛的名字就是残暴的代号。毒打所造成的严重内伤，使拉巴几乎不能行走，他的整个身体象老人那样弯曲着。他一再说胃部非常疼痛，我们给他一些藏药，洛桑建议他去医疗室看病。
每次去看病，拉巴都被医生赶回来，说他装病。有一天夜里隔壁宿舍传来呻吟声，大家都开始喊叫，“拉巴！拉巴！”喊声越来越大，但是警卫那边毫无动静。其他宿舍的犯人也开始参加呼救，不久整个宿舍都淹没在一片“有人要死了！”的喊声中。
一辆三轮救护车开进大门，拉巴被送到医院去。那天晚上我们得知他被送到拉萨警察医院，但是当天晚上又被送回监狱，医生说查不出严重的内伤。晚上他的情况恶化，再一次被三轮救护车拉走，拉巴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
第二天早餐之后，我才听到这个消息，一个在医务室工作的犯人走进我们的宿舍，把消息告诉了洛桑丹增。洛桑僵立在那儿，眼泪从他的面颊流下来。我们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作什么。拉巴死亡的消息在政治犯中间很快传开。在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扎奇发生了。
洛桑丹增把他床垫上铺着的一张白床单撕成两半，在一边他用很美的西藏文字写着“我们哀悼拉巴次仁的逝世”，在另外一边他写下“我们要求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然后我们象举旗帜一样将这两条床单举在身前，慢慢从屋内走到院子中去。
第七组犯人发动一场示威游行的消息象野火一样传遍整个监狱。洛桑丹增和白玛拿着第一面旗帜走在前面，格桑次仁和嘎丹加塔拿着第二面旗帜跟在他们后面。当我们走出院子的时候，激动地发觉分队其他小组的犯人也排成四行站在我们后面。我的监狱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抗议活动，大家都沉醉于自己的大胆和勇气之中。
分队大约有一百五十名犯人，全部加入了抗议的队伍，唯一的例外是一名几个星期内即将被释放的犯人。队伍向行政大楼走去，其实这离宿舍不到一百米，短短的距离走起来好像有几里路那么远。
通常在早餐之后和出工之前，中间有九十分钟时间留给大家做个人的事，所以我们作的准备工作没有引起注意，队伍穿过院子时也没有警卫看到。直到我们走到行政大楼前面，才有一个站在楼前的中国青年士兵发现，他立时满脸通红，显然非常害怕。队伍在他面前几步之遥处停下来。他匆忙奔进办公大楼，门砰的一声在他身后关上。我们站在寒冷的空气中，十二月中旬的气温很低，但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寒意，内心的激动使得周身暖和。突然有一个小门被推开了，警卫们冲出来迅速把我们围在中间，有人拿着武器，有人手持长电棍。在远处的一堵墙上，机关枪已经架起了。“你们干什么？”监狱长大声叫道。
洛桑丹增用中文向他说了一些话。
“昨天夜里有一个犯人死了”，科长说，“他叫什么名字”
大家同时开始大声喊着：“拉巴！拉巴！”
“谁是你们的领导？”科长问。大家喊道，“我们没有领导”。
藏人科长是精明的人，知道要舒解目前紧张的情况，最好的办法是让每个人都发言。犯人们慢慢地平静下来，原来内心的愤怒逐渐舒缓，因为第一次能够自由地被允许发言。科长答应会彻底调查拉巴的案子，所有失职的人都将受到惩罚，也宣布会调查犯人被殴打和虐待的情况。
《观察》（11/17/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