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在北京第二机床厂当装配钳工，那时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我住在工厂的宿舍里，每天工作起码十个小时，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情。1976年我二十二岁，已经写诗有三年多了，经常与芒克、北岛、多多聚在一起，那时候我们的诗歌当然是不能亮给别人看的，只是互相鼓励，互相刺激，也互相学习的。1976年我看的文学书是文革前翻译的法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的经典小说，这些书是朋友间互相借阅的，有一些是我从工厂图书馆撬锁偷出来的，看完了再偷送回去，那时候单位图书馆基本上是上了锁的，因为理论上讲全是四旧。1976年我妈妈和妹妹从五七干校回来后，终于分到了房子，在三里河三区的科学院宿舍，我有时候回那里住几天，而我爸爸也是刚从隔离的地方放回来，他在1971年被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带走审查，一关四年，毫无音信，但是说回来就回来了，还带回了身上的肝炎疾病，拖了四年多后就告别了人世，这是后话。1976年文革的气势有所减弱，也是这些中央领导层的呼风唤雨者个个都年老体衰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中央显然开始各种洗牌的动作，再后来披露的情节中知道，毛泽东竟然没有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对汪东兴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所以，应该说其中的内幕有许多也许至今也不能完全让国人知道的。既然毛泽东是这种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为周恩来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向全国下达了一系列的规定：不许开追悼会，不许设灵堂，不许戴黑纱，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等，这就激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结果北京的数十万民众，在寒风中肃立街头向周恩来的灵车作最后的道别，形成了“十里长街相送”的悲壮场面。人们既是哭总理也是哭自己这些年来的扭曲。
于是，1976年1月至4月有不少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到了清明的前几天，人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献花圈并张贴诗歌，我曾在4月初的一天下班后特意骑自行车去过那里，人很多。纪念碑四周放满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因为天已黑了，有几个人在用手电筒照着抄写贴在那里的诗词，我挤在一边凑着亮光看了几首之后，记得当时心里还是有疑问的，这是组织起来的还是自发的？因为经过了那么多年总是有老毛指示的文革各种活动，这样的集会真有点让人觉得太突然。但是那种激情很感染人，心里痒痒的，想发出点什么声音的感觉很强烈，也还记得当天回宿舍就写了点什么，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因为还是有其他情节值得说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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