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两件政治大灾难——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肆虐人类社会,造成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受到严酷摧残的人类心灵,在痛定思痛之后,却绽放出了艺术和文学的奇苞。从时间的跨越上来看,上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消亡时间不算长,其席卷的地域面积也相对来说不算广被,从它发端的老巢意大利,到德国纳粹和亚洲日本,法西斯真正荼毒人类的规模和时间都远不如共产主义来得深远。然而综观它对人类精神上所撞击出来的火花,确实是空前灿烂的。不提二战之后关于纳粹罪行的文学作品可以车载斗量,时至今日,当代文艺的创作中,以纳粹法西斯罪行为背景描述受难者的作品还源源不绝。像刚刚问世的美国作家尹迪安那的《通往厄尔尼的桥》(L. E. Indianer,A Bridge to Elne:Epic Novel of French Resistance to the Nazi Occupation)就是以一个法国南部家庭在纳粹占领时期,勇敢对抗的真实故事为背景的小说。这类的文学作品,其受欢迎和接受的程度,时值法西斯已经消亡了半世纪的今日,还历久不衰,证明这个主题已成为人类普世的、痛苦却又丰富深蕴的宝藏。

反观以共产极权制度对人类所造成的伤害为题的文学作品,从质量和数量上来看都远远落后于前者。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政治“解冻”,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5日所发表的鞭尸斯大林的“秘密讲话”,揭开了苏联内部的破除偶像、批判斯大林暴政的序幕。这个秘密讲话保密时间极短,它迅速传到西方世界,共产阵营的内部已经开始墙角松动的讯息立刻不胫而走。

接着不久帕斯特纳克的《齐瓦格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若说该书由于也涉及了战争主题,不完全是鞭鞑斯大林暴政的话,随之而来的索尔尼辛的巨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症病房》、《第一圈》和稍后的《古拉格群岛》可就是名副其实的揭发苏联劳改营中真实情况的纪实文学了。索尔尼辛因此于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些文学迅速大量地在西方世界发行流传,对于瓦解专制体制起到了精神上的鞭策作用。

暴君毛泽东死后,中共内部有一场恶斗,1977年随着邓小平的再度上台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说法被提到台面上,中国的“解冻”比苏联虽晚了二十多年,却毕竟姗姗而来。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提出为文艺“松绑”,这就带来了八十年代在中国一般被称为“小阳春”的较宽松的创作氛围,有了从维熙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描写前所未有的有关监狱的所谓“大墙文学”。后来又有张贤亮的描写劳改生活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作品为“劳改文学”打下了基础。然而中国半世纪以来的劳改制度下所制造的百万千万受害人,他们的痛苦和无助,实在不是这种以小说体裁的文学创作所能表达万一的。

《黑色文库》创建于2001年,这部以劳改犯人的传记为主体的出版系列,为在中国的劳改炼狱中活着出来的人提供了一个记录个人悲剧生涯的平台,它所反映的却不仅仅是个人命运中的悲欢离合,而是整个时代光怪陆离的侧影。人类历史有时很难以捉摸,共产主义这个怪胎很早就被人识破,它被世界绝大部分曾经沧海的国家摒弃也有十来年了,其幽灵却依然徘徊于世界各地,十三亿中国人至今摆脱不了这个梦魇,而支撑这个制度的镇压工具——劳改制度也还依然存在。浏览《黑色文库》中的每本书,读者心中都会产生无尽的疑问,这些故事怎么可能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它的受害人也都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父母辈甚至同龄人。反右、大饥荒、文革固然是历史的遗迹,但是六四却是活生生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血的事实,奥斯威辛在中国是现在式,不是过去式!

历来人们把一切政治运动、整党整风、滥杀滥捕的恶行都归罪到中共政权的残酷本质,往往把人性的阴暗面、甚至中国传统劣质文化中的因素忽略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赤海飘零记》所叙述的是早期的农村土改、反右整风和四清等运动。作者曾石荣刻意要表现中共制度和政策的非人性,却从字里行间清晰地将中国农村人民的真实面貌展现在读者眼前。中国农业社会的纯朴、勤劳、节俭自爱的面具被戳穿了,愚昧无知、贪婪好利、欺软怕硬、助纣为虐是农民们的另一种素质。这种狭隘的地方宗族主义和共产党文化里强调的政治仇恨和阶级斗争互为表里,一拍即合,把人性阴森角落里面最卑劣邪恶的部分释放出来,恶之华席卷中国大地,生灵涂炭,万劫不复。

作者曾石荣1938年出生于广东的九连山区,父母为家道中落的农民,靠着一些生意头脑和刻苦辛勤,以生产米粉丝的小本买卖攒集了一点儿产业,遭到同族一些赖人的眼红。共产党一来,赖民流子跟政治土匪一结合就把个和平宁静的乡村搅得鸡飞狗走。曾石荣家被划为富农,从此成为政治贱民,一介草民却连一个养家糊口的最基本的生存空间也被剥夺了。

很多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被禁锢封口了二十年,于七十年代末获得平反之后,犹对党的“宽大为怀”感激涕零,重表对党的忠心说:“五十年代共产党来时,我们可是敲锣打鼓欢迎的。”其实,共产党夺取政权、进入农村后,就开始了铁血镇压,滥杀无辜。所谓的“土改”、“镇反”都是血流成河的一笔笔烂帐。不知这些老右派们是牢底坐穿后成为软骨动物,以为谄媚权力就能为自己换取一只金饭碗和一张护身符呢,还是真老糊涂了,血色的记忆已经退色。作者在书中以平实的文字描写共产党如何进行绑架勒索当地大湖乡的乡长二人,并将失去利用价值的人当废品处理,读来令人认为是什么描述土匪作案的小说,事实上这是“伟光正”的共产党干的事儿:

“雁初父子被绑到青州白坭坑之后,没多久,当局认为在他们身上所要勒索的钱粮已弄到手,再榨也没有多少油水了,留着他们已经没有价值,只有白赔米饭,而且还要派人看守,很不合算。因为他们是地主恶霸,又是当权者,所以决定处死他们。如何处死?枪毙的话,当时子弹紧缺,很金贵,故不想浪费几粒子弹。于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山边挖个深坑,夜晚把他们绑好,蒙上眼睛,把他们父子押到深坑边,用锄头把他们打死,推下坑,就让他们父子同埋在一个坑穴中。”

要说斯大林的暴虐统治阴森恐怖,让人们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中,那么中共的统治方式刚好相反,在中国杀人要明火执仗、锣鼓喧天,老百姓要围观鉴赏,甚至直接参与。中共统治者善于绑架人民,大家都在贼船上,从道德上和精神上先让人们缴械,成为党的同谋共犯。难怪到今天“忏悔”“反思”这类词汇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依然没有任何分量,人们只承认自己是受害者,绝不承认自己也是帮凶或加害者,原因就这此。让我们来看看共和国下一代的孩子是如何接受党的阶级教育的:

“四月,在绣缎墟公开宣判曾守正与曾培其等五名‘反动恶霸地主’时,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去参加了宣判大会。枪毙他们时,我也站在街口观看公安人员在对面的小山岳上枪毙那几个人,我感到有些害怕。接着在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又在绣缎宣判‘反动恶霸地主’曾保权等七人死刑,并立即执行。我们学校也停课去参加了宣判会。我们远远地看着县公安人员把带着脚镣并双手靠背绑着的犯人押到小山丘上,喝令他们跪下,然后开枪将他们打死。公安人员走后,一个中年大汉,手里拿着大刀,凶狠狠的走到已经被打死的犯人身边,认定那个叫保权的死尸,将死尸翻正仰天,手抡大刀,将死尸剖开,挖出一付心肝来,大声说:‘这下子我可报了你的仇!我要把你的心肝取回炒酒吃!’接着又将保权的头割下,将手和脚斩断,大声骂着说:‘我还要叫你死无全尸哩!’然后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取出的那副心肝,飞也似地跑回家去。”

这是1951年在广东县城乡下所发生的事。“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青少年在启蒙时期受到的是这种教育,他们稚嫩的心灵早早就被暴力、不公和恐惧所盘踞。今天中国社会上的贪官腐吏、大款富豪、作奸犯科的暴民,绝大多数是成长于这样的无序、无法、无礼、无德的生态环境,我们还能寄望这些同胞们成为“胸怀世界”、“热爱和平”的世界公民吗?才十来岁的作者曾石荣才在惊魂不定,又听到对面山上的枪响,原来是九名“反革命分子”被处决了,其中包括他很喜欢的一位青年老师。事实上,这些人都是冤枉的,在镇反的乱抓乱杀中,往往随便什么人怀有私仇的指控,就能置人于死地。事实上,1987年这九名死者都得到了所谓的“平反”。毛泽东当时的确说过,杀人不能像割韭菜,韭菜割了可以再长,人头落了就长不回来了。这种土匪哲学和思维比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更恶劣,其造成的影响更坏。因为人们死得莫名其妙,死得毫无意义,因此不成为悲剧,凝聚不了哀思,悲情被稀释冲淡了,像清晨的薄雾,太阳一出来就散开,不留下踪影痕迹。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杀害六百万犹太人令人类至今犹有余痛,不断反思,而中国人在共产极权统治下死了几千万,但是中国人自己并不在乎,还居然能高声唱和共产党的“盛世和谐”歪论,这不是一出荒诞绝伦的闹剧么?所有忝为演员的中国人,谁能笑得出来?谁又能哭得出来?

作者在书中作了一个推演,“一个小小的乡,在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被杀掉了二十多人。连平县是一个小县,有十多个乡,就被杀了三百多人。若以中等县来计算,平均每个县被杀的按它四百人算,一个广东省有一百多个县,全国大约有三千多个县,加上各大中小城市,则全国在这次运动中被杀的人就有百万以上。”除了滥杀无辜之外,霸占民房、抢夺民财也是新来的政权的“政绩”,这些土匪做法都是结合了地方上的一些痞子无赖完成的。到了农村推行农业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时,这种抢夺强占的政府行为就更是名正言顺了。结果是杀鸡取卵,造成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全国性大饥荒。

作者的家庭几经折腾,已贫困不堪,却依然支持他学习,虽然因出身不好,考试不公平,曾石荣还是考入广州师范学院物理系,他于1964年毕业后,天真地听从了党的话,回到家乡的连平山区,原以为可以当一名教师,却被卷入四清运动。在往后的几年里,他辗转流离,外出打工,跟一些同乡的青年人在一起,由于生活无着,前途渺茫,愤而写信给台湾的国民党,诉说个人受到的迫害和歧视。这样一来就被判刑七年,先关在看守所中,后分派到英德劳改农场。在狱中他亲见难友被折磨成残废或冤屈而死,自己也被铐上脚镣,苦不堪言,苦病交加,曾经一度神经失常。他忍受不了折磨也尝试越狱逃跑,但是天网恢恢,又被送回。

当作者刑满出狱返回家乡时,发觉父亲已逝,母亲靠着弟弟一家吃饭,他回去之后,没有家,连个锅碗瓢盘的吃饭家伙都没有,生产队也不给他分配工作。他竟然哭着要求重返劳改队去就业。然而劳改队不接受他,曾石荣于是往返于家乡和劳改队之间,只希望找到一个栖身之处,结果兄弟反目成仇,他流落到看守所,当了小偷,在看守所中进进出出,直到毛泽东于1976年死亡,两年后全国的平反潮把他从社会的最底层又翻了上来,他先在生产队当了无线电修理员,1986年终于得到“平反”,并当了一所中学的物理教师。

曾石荣的一生平凡卑微,性格软弱,缺乏主见,这就注定他的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连在农村平安地当个农民,过上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淡生活也不能够。一辈子被共产党欺骗,受尽邻里小人的算计和排挤,到了晚年他竟然再次上当,亲手把自己的儿子送入公安局的虎口,以为行为不端的十八岁青年到了警察手中,吃点苦头就会改好,结果孩子被栽赃为吸毒犯,不但被公安当局敲诈了许多钱财,还差点断送了孩子的小命。

作者曾石荣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农村家庭中的一员,他经历的时代虽然在历史长河中算是非常时期,但是他的性格和行为模式却很能代表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他虽然没有特殊的天赋和才能,却是个勤劳诚实的公民,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都可以拥有平静安逸的生活,然而在故乡中国的广东省,他这辈子却走过一个一个看不见曙光的暗夜,生存的标准跌落到了人所能忍受的底线,被乡人排挤,受亲人遗弃,任何一个政府的干部可以驱赶遣散他,随便一个狱吏就能鞭打侮辱他,饥饿、疾病、无奈、绝望缠绕了他的一生。曾石荣是中国当代一介草民的缩影。中国的13亿人口中,曾石荣至少能代表那几亿农村贫苦的人民和他们所走过的炼狱。为此这本朴素无华的自传就有了它的分量,作者所受的苦难也因此有了代价。

曾石荣著《赤海漂零记》已经付梓,将于9月问世,是继廖亦武的《中国冤案录》第二卷之后,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所出版的最新的第十四集。本文是作者为《赤海》一书所作序言。

──《观察》首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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