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

222、是对文革的最早抵制吗?

现在,有些人把六六年底这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事件称为对文化革命的最早抵制和反抗,并视为十年之后那场“四五”天安门运动的先声。我以为这种评价过于牵强,至少是失之笼统。

且以“联动”为例。不错,“联动”公开提出了反对中央文革的口号;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反对的内容是什么,依据的理由是什么,坚持的主张又是什么。譬如说,“联动”反对中央文革批判“对联”,继续坚持极端的出身歧视,这莫非也算是对文革极左路线的“觉醒”?“联动”声称他们“反对乱揪乱斗老干部”,然而正是这些人自己,最早投入批《海瑞罢官》、批彭德怀、批《三家村》、批前北京市委、批彭罗陆杨反党黑帮的斗争;尔后,又最早揪斗校领导、批判工作组、砸烂“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王伟)的修正主义团中央。可见,在所谓“乱揪乱斗老干部”这一点上,“联动”和他们所反对的中央文革与造反派们相比,充其量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联动”保护他们心目中的革命老干部,其逻辑仍是把这些老干部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他们仍然把群众批评这些老干部的行为认定是“右派翻天”,是“阶级报复”;在保护一批当权派的同时又力主压制一大批群众。显然,这样的“保护”并不比对方的“造反”更高明。

“联动”因其先前的种种暴行而招致一般群众的反感。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当中央下令打击“联动”时,它主要不是针对“联动”犯下的不法暴行,而是针对“联动”提出的反中央文革的政治观点;因此它同样具有以权力压制思想的性质即政治迫害的性质。问题是,在当时,人们普遍地缺乏言论自由的概念。我们不懂得在言论与行动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不懂得采取那种“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话的权利”的立场。相反,连许多受压制的群众也以为,只有依仗最高当局的权力,从政治上打倒对方,自己的安全才有保证。这就导致了今天你支持中央压我,明天我支持中央压你的反复循环。在这种反复循环的过程中,基本人权一再遭受践踏,绝对权力则左右逢源不断强化。如此说来,等到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我们非但没有得到我们希求的民主,而是得到了更严酷更全面的专制,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223、“打倒李井泉!”“打倒刘少奇!”

伴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深入,造反派对各级领导的攻击迅速的升级。

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成都市人民南路广场举行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大会。在主席台上,既有西南局、省市委的负责人,又有一大批群众组织的领袖。会开到一半,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所属的川大支队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头头们就和红成的其它头头们发生了争执,八二六一派宣布造大会的反,并率先喊出了“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大会在混乱中草草收场。接下来的几天,成都市街头出现了很多大字报。八二六指责红成总部犯了右倾的错误,红成方面则指责八二六是极左派。围绕着“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这个口号,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本来,红成也主张对李井泉在前阶段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进行批判,他们只是不赞成贸然提出“打倒”的口号。至于“解放大西南”这个口号,反对者说大西南已经解放了十七年,因此现在再提“解放”就是错误的。支持者声称大西南在李井泉的控制下,已经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是在照搬毛泽东批判前北京市委讲过的话),因此必须再次解放。这场争论并没有持续很久,很快地,红成方面也有人喊出了“打倒李井泉”的口号。

我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事后观看两派的大字报,一时间也无法确定哪一方更有道理。不过我对于李井泉们是没有好感的。我认为他们应当为前阶段血统论的猖獗负责,因为据说在八月底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南下串连鼓吹“对联”时,曾经得到西南局省市委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和支持。我想,像李井泉这样的高级干部,难道会真的看不出“对联”的错误吗?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几位同学回到学校,告诉了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刚刚参加了一场在市体育馆召开的造反派的集会。会上,一位首都三司的红卫兵悲愤交加,点名批判刘少奇。和许多同学一样,我对这件事并不感到很意外。虽说到目前为止,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没有在官方报刊上正式发表,但是,略有头脑者都不难确认这张大字报的真实性:既然那些四处传抄这张大字报的人都没有受到追究,既然那些引用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和词句对当权派展开猛烈攻击的人都受到了中央的鼓励,那么这张大字报的真实性也就不证自明了,市面上早就贴出清华井岗山写的揪出政治扒手王光美的大字报,单单是那醒目的标题就会让人想起刘少奇。如果说在八一八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刘少奇排名顺序的后移尚未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说在十一国庆的报纸上没有像往常一样登出刘主席的照片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猜想,那么到了现在,几乎人人都感觉到刘少奇“出了问题”。只不过在公开场合,我还没见到有人直接点出刘少奇的名字。如今听到了这位清华井岗山红卫兵的点名批判,对我们来说,那只好比是说破了一个大家早已猜到的谜底。

第二天,第三天,校园内外都没有什么异样的动静。知情的同学纷纷议论此事,但没有人刷大标语写大字报。至少是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又过了几天,我们终于在街头上见到了一份北京动态,清华井岗山兵团在蒯大富率领下举行了一场大示威大游行,高呼和张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紧接着,成都的一些造反派也贴出了同样的口号;没过多久,打倒刘邓的口号已经贴满了成都的大街小巷。或许有人惊诧不解,不过我不曾见到有谁贴出反对的大字报或提出相反的口号。倒是有一份新的北京动态,讲的是全国劳动模范、一年前被刘少奇光荣接见握手拍照的陶粪工人时传祥,带领着他领导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一干人马,坐着一辆辆大卡车游行,高呼“保卫刘主席”、“打倒毛主席”。这次活动随即被说成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有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称时传祥是工贼,粪霸,是现行反革命。

224、幕前幕后

其实,直到“打倒刘邓”的口号响遍全国之际,官方报刊上也没有登出任何公开点名批判刘邓的文章,甚至于也还没有出现诸如“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或“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类的代名词。可是,造反派们个个都相信“打倒刘邓”的口号是正确的;而这里的所谓正确,不是别的,那就是相信这个口号一定能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人们有此信心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根据就是中央对反刘邓活动的默许,包括对毛泽东那张大字报的默认。清华井岗山发动的打倒刘邓的大游行能够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进行,这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的暗示;它以间接的方式告诉人们,打倒刘邓的行动,中央是支持的,甚至是鼓励的,最起码也是允许的。在这次大游行之后,中央文革的江青、姚文元亲赴清华,对井岗山兵团赞许有加,虽然对打倒刘邓一事绝口不提,但它透露的讯息却是明白无误的。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可犹疑的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文革中打倒刘邓的行动,好比一场双簧表演:群众在前台,中央在后台。根据蒯大富后来的交代,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在中南海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宜,讲到要对“党内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痛打落水狗”,“不要半途而废……”由此才引出了一周后的打倒刘邓的大游行。当时我们自然不知道有过这样一次秘密会谈,我们可以说被蒙在鼓里。不过,倘若我们因此便断言这次全国性的反刘邓行动无非是中央文革个别人玩弄阴谋的产物,广大群众无非是“受了蒙蔽”,那却不尽然。因为广大群众本来就宣誓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党中央,因此,不论是他们先做出一件他们自以为符合中央意图的事情而后得到中央的肯定,抑或是他们先获得中央的某种指示而后采取相应的行动,他们都同样会认为那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你可以批评说,在这次打倒刘邓行动中,造反派只不过是充当了中央文革的工具,可是,当时的造反派难道不正以能够充当中央文革的工具而为荣吗?

更重要的一点是,打倒刘邓口号的提出,确实得到了许多群众的真心拥护。尽管说在此之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前阶段遭受压制的群众已经陆续得到解放,执行过反动路线的各级领导——包括刘邓——也都纷纷认错检讨,因此,我和周围的人们一样,原先并未料到对刘邓的攻击还会升级;不过一旦这种攻击迅速的升级,我仍然觉得很高兴。那些先前挨过整或造过反的成年人们更是兴奋异常。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就算当权派在上面的压力下向挨过整的群众认了错或者是表示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意见,但只要他们还继续当权,他们就很容易寻机报复,秋后算帐;因此这些群众还是会感到压抑和不安全。当初谭力夫就讲过“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威胁之意,几乎不加掩饰。当时,一般人既缺乏权力制衡的概念,现实权力结构又不具有权力制衡的机制;群众和当权派的冲突很难摆脱“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格局。一般人对领导要么逆来顺受,不敢提意见;要么一反到底,必欲把对方赶下台而后安。文革中批当权派运动的升级,除了中央的支持鼓励外,大约也和人们一旦卷入旋涡,便会情不自禁地将之推向极端的既定态势有关。虽然在造反之初,绝大多数人肯定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这次打倒刘邓运动的兴起,当然和中央的暗示诱导分不开,但那并不等于说广大群众的行为纯粹是揣摩上意、心领神会的闻风而动。这就和几天后的打倒陶铸的行动很不相同。六七年一月初,中央文革在接见首都造反派学生领袖时公开点名批判陶铸,会后造反派马上就喊出打倒陶铸的口号;紧接着,成都市街头也刷出了打倒陶铸的标语。我颇感意外,因为我对陶铸毫无恶感。前些时候读五花八门的首长讲话,其中也有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几段讲话。他说要砸烂各种束缚群众的旧框框,我很是赞同。现在,陶铸被扣上“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罪名,可是我分明记得,陶铸曾经宣称,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外,其余的人都可以怀疑。新贴出的北京动态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还揭发陶铸在《人民日报》刊出的照片上搞了“换头术”(把陈毅的头像换成邓小平的头像);但这些材料仍不足以使我对陶铸产生反感。看来别人的反应也和我差不多。打倒陶铸的行动,是在中央明确表态后才展开的,然而一般群众的参与并不那么踊跃;打倒刘邓的行动,群众充其量只得到了中央的某种暗示,但是大家的投入却相当积极。原因很简单,刘邓推行反动路线确实激起了广泛的不满。

225、造反派与保守派

文革进入现阶段,群众中的派别分化已经略具雏形。继学校与文化单位之后,党政机关、工厂企业,乃至于街道辖区,最后还有广大农村,都出现了各种群众组织,也出现了一些跨单位的、全市性规模的组织。几乎每一个单位内部都分成对立的两派。人们把其中的一派称为造反派,把另一派称为保守派。不过两者的界线却并不截然分明。

首先,在文革中,没有一派群众肯自己承认自己是保守派。在中共辞典里,“保守”一向是贬义词。谁承认自己保守,就等于承认自己错了,所以自然不会有人主动认这个账。保守派的帽子照例是由对立派扣上的,而被扣的一方则照例不承认。有趣的是,被扣上保守派帽子的一方通常并不以相同的帽子回敬对方。这说不定倒是一种鉴别保守派的办法。有时候,中央要直接表态,裁定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但中央的标准显然不一贯。照理说,保原党委一把手的一般都被称作保守派,但是所谓北京三军无革派,由于他们保的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得到林彪的强力支持,因此又被封为响当当的革命派(即造反派);广西保韦国清的联指派也不被中央视为保守组织,只是造反派仍称之为保守派。

导致两派界线不清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派别在不同的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或者说在不同的阶段,其存在显示出不同的意义。例如北京的老红卫兵,他们最早反对校领导,反对工作组,应该算作造反派;后来被指控执行了反动路线,又被视为保守派。这与其说是老红卫兵的行为本身发生了变化,不如说是人们对其评价重点从一个侧面转到另一个侧面。起初,人们肯定它倡导“造反有理”;后来,人们批评它推行血统论。其实老红卫兵从一开始就是两者并举的。

再有,不少群众和群众组织对本单位领导的态度和对上级领导(如省市委)的态度不一致。有的反前者保后者,有的反后者保前者。又由于在运动中,各级领导都七上八下,屡经变换,很少有人一概反,也很少有人一概保。这无疑使得造反与保守的区分变得更加纠缠不清。

十九中的文革史相对平淡无奇。不过要对其中的两派作出清楚的划分也不是那么容易。有不少同学,一方面热衷于打骂老师,欺侮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另一方面又较早地参加到社会上的“炮轰”“火爆”活动,你说该算保守派还是该算老造反?

既然存在着上述种种混乱不清之处,那么,两大派的区分又是以什么作为标准的呢?大致上说,两派区分的标准是对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同态度。抵制和批判反动路线者是造反派,支持或执行反动路线者是保守派。按照这个标准,老红卫兵被归入保守派,尽管他们在运动初期是最早的造反者。像红成这样的组织,由于抵制和批判反动路线而被公认为造反派,虽然它在六七年二月逆流中一度支持过成都军区压制八二六,但并没有因此而失去造反派的头衔。

还需一提的是,如众所知,反动路线又称刘邓路线。不过在成都以及全国大部份地区,被指为保了反动路线即刘邓路线的那些组织却并不曾公开地保过刘邓。这并不表明他们只关心地方上的当权派而对刘邓漠不关心。真正的原因是,当造反派公开提出打倒刘邓的口号时,批判反动路线的大势已然相当明朗,人人都能察觉到中央对反刘邓行动的默许和鼓励态度。这时候,保守派唯恐被别人指责为和刘邓划不清界限,如何还肯站出来保刘邓?毕竟,保守派也是唯毛主席党中央之命是从。只有在中央不曾明确表态或给出明确暗示的问题上,他们才会采取保的立场。不说明这一点可能会给后人造成误解,以为当年的保守派果真在反对毛路线坚持刘邓路线或坚持保刘邓。实际上,所谓保守派支持反动路线维护反动路线,那只是发生在中央尚未点明反动路线是反动路线之前,只是发生在中央对某些人和事尚未作出明确的裁决之前。一旦圣意昭昭,保守派立即转向,起码是在外部行为上。

226、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成员构成

无需乎进行周密的调查统计也可以发现,造反派和保守派在成员构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保守派中,党团员多,红五类出身的多,被官方视为积极份子的人多;在造反派中,非党团员多,出身中间家庭和黑五类的人多,被官方视为中间份子和落后份子的人多,过去犯过所谓政治错误的人多。注意,后者的几多只是相对于保守派而言。譬如黑五类出身的人和犯过政治错误的人,半数以上没有积极投入运动,只不过在投入运动的那小部份人中,绝大多数属于造反派。我们知道,在两派对抗时,保守派每每以队伍纯洁而自傲,攻击造反派“成份不纯”;在纯与不纯的争辩中,造反派通常处于守势。当中央宣布造反派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时,最让保守派们想不通的一点就是,“怎么他们这伙乌合之众倒成了革命路线的代表?”

在一场号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中,无产阶级阵营里有着较多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阵营里都有着较多的无产阶级。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从一开始就有人试图对此作出解释。

在一篇流传全国的大字报《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中,毛远新讲到了他从保守转变为造反的认识变化。毛远新说,他本来也对许多造反的同学看不惯,认为他们从来是落后份子,不听话,爱捣乱;后来他意识到那实际上表明了这些同学善于独立思考,不满意修正主义清规戒律的束缚,富于造反精神。这张大字报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何谓先进、何谓落后的标准提出修正。它论证了某些过去被视为不听话的中间份子落后份子其实更具先进性革命性。以毛远新这样一个特殊身份者出来现身说法,此观点的影响之大不难想见。我很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我早就对文革前官方宣传的那些先进典型和先进标准不以为然了。

毛远新这番见解看来是针对大学生的情况有感而发。它只讲到先进与落后的标准问题,并未涉及家庭背景和历史背景。在大学生中,黑五类出身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在北大、清华和哈军工一类重点大学;个人历史上有所谓污点者更谈不上。可是,随着中学生造反派的兴起,再加上社会其它行业造反队伍的壮大,它们都吸纳了不少在家庭背景和历史背景上有问题的人员,这就超出了毛远新大字报的解释范围;于是又出现了另外的一种解释,曰“受压造反”。

自批判反动路线以来,受压造反论开始萌生。既然前阶段的运动被宣判为执行了反动路线,因此前阶段遭受批判的人们便纷纷起来造反。一时间,受反动路线压制和迫害差不多成了一段光荣的经历。据说有中央首长也讲过受压制的人更可能成为造反派。成都有个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叫红教工。其成员主要是运动初期被打成三、四类(即犯有严重错误者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份子这两类)的中小学教师。有些红教工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三四类最革命!”这个口号当然遭到保守派的反对,看来它在造反派中也没有得到多少呼应。显然,包括造反派在内,对受压造反论还是有保留的,起码是有歧义的。

227、受压与造反

在十九中,我曾为解放关入牛棚的老师大声疾呼。不消说,我对红教工这样的组织是十分同情的。可是,对“三四类最革命”这个口号,连我也觉得难以接受。我完全理解,由于他们受反动路线压制最深,因此他们批判反动路线的愿望最强。在我看来,这只说明他们最想革命,最要革命,那和“最革命”好像还不是一回事。我依然感到,最革命应该是表明一种品质,而不是表明一种处境。最革命意味着最高的革命觉悟,最高的毛泽东思想水平和最高的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精神;而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为了改变个人处境的最强烈的愿望。不少被打成三四类的老师以前确实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本来是不够革命的,怎么能因为受过压就变成最革命的了呢?不错,我自己也是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我认为自己是很革命的;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因为受压深故而才很革命,我认为我本来就很革命,只是长期未被承认。根据我的观察,当时大多数人对受压与造反或曰革命二者之间关系的看法,大致也是如此。

保守派自然要反对受压造反、越受压越革命的理论。他们坚称,新中国是无产阶级的天下,无产阶级压迫的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是革资产阶级的命而不是革无产阶级的命,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我们知道,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造反派与保守派可谓针锋相对;但平心而论,两者在更基本的问题上其实是相当一致的。造反派何尝不承认新中国,何尝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造反派不爱使用“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一类的口号,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发现这种口号太容易被保守派利用,作为打击自己的手段。八二六高呼“解放大西南”,但他们并不打算去解放大西南的地富反坏右。都说文艺战线教育战线十七年来让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文艺战线教育战线的领导一概被批斗,十七年的红人即领导倚重奖励之人每每也被殃及,但是,那些单位的右派份子、右倾份子们却并没有因此而翻身。

所谓受压造反,只是对文革初期而言。即便是对于文革初期的受压者,一般人也总是把因受压而造反和因造反而受压这两种情况区别开来。有些人由于自身的问题(如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散布过落后言论,等等),在运动初期遭到压制,而后起来造反动路线的反,这是一种情况。有些人则是先造当权派的反,而后遭到压制,这是另一种情况。后一种人大抵出身不错,其中还不乏党团员或积极份子。通常,他们构成了造反派的核心。

228、从“不准革命”到造反

造反派容纳了很多在文革前政治地位低下的群众。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以为这些人加入造反派是出于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并进而推论道,文革中的造反运动具有反对现行体制的意义。

这种观点并非毫无道理,不过依我之见,它仍不够真确。应该说,政治地位低下的群众投入造反阵营,常常不是出于对现行体制的不满,这对于广大青年学生而言尤其如此。

且以我自己为例。文革前,我由于家庭问题而深受歧视,心中确有不满。但是,我并非不满于共产党,而是不满于自己的革命性不为党所承认。文革爆发,我把它看作是表现自己革命性、证明自己革命性的大好机会,因此积极投入运动。尔后,校文革、红卫兵大力推行血统论,我横遭打击;然而在此时,迫害并未直接导致反叛心理,它首先倒是强化了忠诚的意愿。我甚至比以前更强烈地认同共产党,认同现体制。我抗拒“对联”,是因为我抗拒被革命队伍所排斥;那非但不表明我反对体制,恰恰相反,它只表明我固执地认同体制。批判反动路线的号角吹响,我自然成了造反者;那并不使我感到与体制更疏远,而只是使我感到与体制更靠近。其它类似境遇的同学,心态与我大同小异。我们当初没有加入到后来被称为保守派的一方,主要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而是我们被选择的结果。这和阿Q“不准革命”的故事很相似。事实上,当时我们批判反动路线的理由之一,正是批判它“不准革命”。

很多成年人的情况看来也相差不几。在十九中,运动一起来,有些过去犯过政治错误的老师也表现得很积极,他们响应工作组的号召,写出不少批判前校领导的大字报。可是,正像我先前讲到的那样,积极份子并不是谁想当就能当得上的。工作组早就暗中把老师们排队归类。倘若你在工作组的心目中属于三四类,想积极也不行。如果你跳得很高,工作组便会假借其它老师同学之手,贴出大字报揭你的老底,非压得你抬不起头来不可。若说工作组是执行了反动路线,那么对于这些老师而言,他们实在是被剥夺了加入反动路线一边当保守派的资格,而不是他们从一开始在主观上就站在对立的一边。

造反运动自展开之日,保守派便攻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结束后,中共当局在否定文革的名义下,宣布造反是反动是反革命。与此同时,一些当年参加过造反派的人士在回首文革往事的文章中,又往往不经意地把后来才有的反体制意识或情绪加诸于当年的行为和动机之上;或者是夸大了当初那些少量的确有反体制意义的事情在整个运动中的份量。这就导致了那种认为造反意味着反共反体制的观点广为流行。既然大家都知道许多文革前政治地位低下的群众纷纷加入到造反的一方,上述观点便显得顺理成章。它隐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假定:越是在现行体制下处境不利者,越是对现行体制不满,越是倾向于参加到反对现行体制的运动。这一假定看上去如此合情合理,难道还可以挑剔怀疑吗?可是,经验却一再提醒我,事情决非这般简单。

229、对“不满”的分析

在这一理论假定中,“不满”是个重要的中介,一方面,不满被视为处境不利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被视为反抗体制的原因。前溯后推,似乎都无懈可击;然而在我看来,偏偏是这个概念最需要细细分析。

不满是相对的。人的不满感等于他预期的状态与他现实的状态二者之差。你的现实境遇不佳,但倘若你的希望也低,那么你并不会有多少不满。你的境遇很好,可是如果你的期求太高,你反而会十分不满。欲壑难填,照理说人的希望应该无穷大;其实不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的期望都是有限的。我们希望得到什么,那往往取决于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得到什么以及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得到什么。

在文革前的中学里,由于政治挂帅,批判白专,强化阶级路线,再加上乔装打扮的权势崇拜,高干子弟可谓最大的受益者。按照一般人的想像,他们应该是那套教育体制的最大维护者。然而恰恰是他们,却成为这套体制最早的造反者。其中道理并不复杂。我读过一篇卜大华(原清华附中学生,红卫兵创始人之一)的讲话,那多少反映出这些人当年的心态。正因为他们在当年倍受宠信,所以才养成了他们的骄狂自大;正因为他们由于根红苗正而受到校领导的格外重视,所以他们才对有些非红五类的好学生居然也得到领导的称许而觉得忿忿不平;正因为他们被告知负有接班掌权的优先地位,所以他们才对眼下还要接受校领导和老师的管教而忍无可忍。整个社会的政治潮流既然是越来越左,这就使得那些随着潮流而上升的人们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反过来他们倒觉得那个潮流太慢太右。又由于近水楼台之便,他们比其它学生更早地感到或猜到一场更大更激烈的政治风暴,所以他们第一个发出造反的宣言。

无独有偶,我又从周舵(当年也是清华附中的学生)的一篇文章中了解到另一类人当时的状况。周舵说:“红卫兵一造反,我就紧跟‘修正主义’的校党委大造红卫兵的反,写了许多大字报挖苦他们,是个‘铁杆保皇派’。”这就怪了。作为学习优秀、出身于“资产阶级旧知识份子”家庭的周舵,在原有的教育体制下分明属于倒霉的一批,为什么他不但不去反对体制还要热心地维护它?周舵的解释是:“我的逻辑倒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只内心的良知告诉我,这种革命狂热、造反疯癫未免太过份了。文革前又是四清,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阶级路线’,又是学雷锋、彻底革命论,已经把人的神经绷得不能再紧了,如果这还叫‘修正主义’,那么到底还让不让人活了?”由此可见,一个在体制下境遇不佳的人,即便他有所不满,当倘若对事情朝好的方向变得没信心,他就不会去造反;又如果他感到事情很可能变得更恶劣,那么他倒宁可站在保守的一边。

此前我不止一次讲过,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许多受压者并非“敢怒不敢言”,而是连“敢怒”都谈不上。他们的处境极其恶劣,但他们力图让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有益的,至少也是难免的,因此是决不应该抱怨不满的。他们不断地提醒自己务必要“正确对待”自己所遭遇的状况。也就是说,他们竭力压抑自己的不满,竭力把自己的遭遇合理化,拒不承认自己有什么不满。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样的事例不是太多了吗?

其实,就连“处境”这个概念也需要分析。一个人的处境如何,这是一回事;他对自己的处境怎么看,怎么理解,这是另一回事。人基于自身处境而产生的思想和行为,与其说取决于处境本身,不如说取决于他对处境的理解或曰他所理解的处境。过去,我们全生活在毛泽东的暴政之下,可是我们却以为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幸福的时代。文革中,各派学生都大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查一查当年的批判文章和改革方案,不论出自何派之手,有几篇不是在把我们本来就不好的处境变得更坏?

“造反”的概念更需要分析。文革中流行的造反一词,显然和其本来意义大不相同。这放在以后再谈。

230、比赛革命的革命

文化革命是一场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参与的政治运动。因此,如何理解这种广泛的群众参与,就成为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有人说,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并非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群众的参与只不过是在绝对权力的胁迫和操纵下的产物。这种观点无疑道出了部份的真理,可是它无法解释在这场运动中群众表现出来的自发性热情。无可否认的是,当年我们投入运动确实抱有相当的真诚。

于是又有人说,文革中的群众参与,是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为了反修防修,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这种观点的困难是,它无法解释运动中出现的大规模的、尖锐对抗的群众间的派别斗争。如果大家都真心诚意地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怎么到头来会彼此对立,甚至搞到誓不两立的地步呢?

所以有人指出,文革中的派别对立,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的深刻矛盾。这种观点颇具洞察力,它多少可以解释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然而它却很难解释造反派之间的内战。众所周知,在全国大部份地区,造反派之间的内战不仅持续的时间更长,而且斗争的方式也更烈。如果我们硬要从对立的造反派身上找出什么不同的社会根源来,那总是极为牵强的。例如北京大学生的天派地派之分,你总不能说北大、清华、北航的造反派和北地、北师大的造反派有着不同的成员构成。就算你勉强找出几条细小的差异,你绝对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细小的差异会导致那般巨大的冲突。

在我看来,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参加文化革命的基本动机是为了争取承认,为了争取声望,为了证明自己革命,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对他们而言,文化革命就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6年5月号(总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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