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即程朱理学，又名道学。这个学派自命为得孔孟真传，其实未能承传孔孟提倡民权民生主义、提倡实践至上的思想；相反，继承了儒家专制派（即荀董派）的专制等级主义思想，继承了老庄的与佛教的某些派别的好谈形而上学的思路，以形而上学的道理论证专制等级主义的合理性。学风上提倡读古书、注释古书，即提倡“博学”。结果千百年来，引成千上万的学子终身死读古书，死注古书，以充当“肉体书橱”为荣耀，日日夜夜耗大好精力于无用的故纸堆中，最终大多变成颜元所说的病人、弱人、无用人。宋学的坏学风引导了诸多学子以注释古书、撰写古籍评论为荣耀，其结果千百年来诸多学子平生大多精力耗于爬格子之中，往往著作等身，但品德不及常人，即使有许多人品德超过常人，也因其大好精力浪费在陈词滥调之中或文字垃圾当中，而不能造益于人类文明。尤其是专制极权强固之时，思想言论自由殆尽，成批学子更加埋首于读古书、注古书、论古书的无用功之中，明清此类例证极多。其中能从古籍中找到大同思想并极阐述宏扬之的人，像黄南雷、唐铸万、清后期的公羊派、康梁那样的人，首先是不多，其次仍以著作多为成标记。实质上，知识精英最大的成功是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或者说是以某种组织手段贯彻进步主张以增进人类或部分人类的物质的、精神的、行为的、体制的文明。仅仅多著书，往往耗掉诸多大好精力与时光，错过诸多客观良机，结果不能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实在的充足的贡献。这种以为著书就是有学问、有成就的败坏学风现在仍风行于学界，许多知识分子只把堆积文字作为谋取个人名利的进阶，忘掉了真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
知识精英的使命不是著书，更不是终身拼凑文字劣品，而是身体力行，深入到社会中与民众同甘共苦，共同奋斗，以实际行动除旧布新。试问华盛顿、拿破仑留下几多著作呢？大禹和戚继光的著又有多少呢？二战时那些拯救人类的英雄豪杰、英明领袖多数时间绝不是在著书。我们有责任改变现行的败坏学风，因为学风关系到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强弱。
《杨天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