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中苏农业集体化成败得失的比较
高王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 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注释】 中共建国后在农村强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实行人民公社化，随后造成了大饥荒，导致数千万农民非正常死亡。这种制度实践是中共自己的创新，还是模仿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的结果？中共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对20年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惨痛教训一无所知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中苏两国农业集体化的成败得失应该如何评价呢？这些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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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纪念马汉茂先生
我初识马汉茂先生（Martin），还是在1987年初的伯克利加州大学。 那时我作为路思学者（Luce Fello），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南加州洛杉矶，及斯坦福等地，来到伯克利。那时魏斐德教授（Wakeman）正在纽约担任全美学术委员会的主席，我们也约好，在我的演讲会上见面。 相隔二十多年之后，一次在清华大学的土地问题研讨会上，见到台湾的陈秋坤先生，还谈起那次小会，回忆起那些情景。当年我们差不多...
高王凌：杜润生是怎样指导我做调研的
噩耗从一早就不断传来，有学生关心他们的太师傅，有江湖上朋友问询追悼会消息，还有约稿的好几家…… 若论起我与杜润生杜老的个人交往，以至被称为他的“关门弟子”，甚至“千里传音”让我代领某一奖项……这一切，大概都始自二十五年之前。 杜老指示我做农民“反行为”研究 那时候杜老刚刚赋闲，大家都很关心。一天回到家里，弟弟小蒙——他是我推荐给领头大哥，后来成了粮食改革的专家——征求我的意见，我遂答以：“写书”...
高王凌：为什么说十八世纪中国处在“现代化中”？
一 近几年来，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或曰“处于其中”而“未曾完成”的现代化)，从《史林》(2006年第5期)，到小书《乾隆十三年》(2012年)，到最近的《中华读书报》(2014年9月24日)。我还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我的学术立脚点和切入点》)，然后就是天则了(《我的现代史观的前因后果》)。在清华听众虽然不多，但也来了三四所大学里相识不相识的一些朋友。在课堂提...
高王凌：忆黄仁宇
提起黄仁宇，大家自然是耳熟能详了。但我最早知道黄先生，还是因为那本明代财政，我和朋友也曾想把它译成中文。这似乎还是在读《万历十五年》之前。 以后我作为路思（LUCE）学者访美，1987年夏专程到纽约上州他家拜望，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来读到《赫逊河畔谈历史》，就想起当时乘火车沿河而上的景象，觉得像极了中国）。我也请他参加中国留美学者历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他果然如约来到哥大，并为我们作了热情的演讲。...
高王凌：《乾隆晚景》序言
当我提笔写这篇序言之时，就表明我的“乾隆三部曲”要出齐了。从《乾隆十三年》，到《马上朝廷》，到现在的这部《乾隆晚景》，一共三本。所谓三部曲，本应是一本书，是一齐写就（当然，也有个先来后到，一笑）。但我几乎从没打算把它们放在一起出版，叫做《乾隆》什么的。 明眼的读者一定早已看出，这几本书的篇幅前后长短不一，以致《马上朝廷》以三十年之久，不敌第一部之十三年。第三部从第六次南巡（乾隆四十九年）之后写起...
高王凌：衡量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因素
1 近几年来，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或曰“处于其中”而“未曾完成”的现代化)，从《史林》(2006年第5期)，到小书《乾隆十三年》(2012年)，到最近的《中华读书报》(2014年9月24日)。我还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我的学术立脚点和切入点》)，然后就是天则了(《我的现代史观的前因后果》)。在清华听众虽然不多，但也来了三四所大学里相识不相识的一些朋友。在课堂提...
高王凌：是谁改变了历史
集体化，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亿万民众经历过的一段生活，其代价不可谓不惨痛，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代价之一，是二三十年的饥饿和数以千万计人口的死亡；教训之一，是若没有这段历史，其后不定什么时候还可能再实验一次。因此它可谓“在劫难逃”，也终于“邪不压正”。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又是怎样改变的？在今天看来，有关的研究还是太少，也太薄弱了。与大多数研究不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是从农民...
高王凌、杨奎松、黄道炫、李里峰：土地革命七十年
原文编者按：5月3日东方历史公众日现场，举办了以“斗地主：土地革命七十年”为主题的思想论坛，发言嘉宾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系主任李里峰教授，点评嘉宾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高王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杨奎松教授。以下为发言嘉宾的演讲实录，标题为编者所拟。 关于土地革命的误解与真实 发言人：黄道炫（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发动土地改革的传统逻辑 今天讲的话题是“土地革命”，...
高王凌：中国历史的三大误读——人口负担、经济剥削、政治专制...
中国人口众多促进了经济发展 网易读书：高老师，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网易的专访，我听说您对最近的人口普查的问题做了一些研究，您能不能先谈一些您的研究？ 高王凌：我在人口的问题上算是代表一派意见，大多数人，包括现在比较有名的国内国外的一些学者，他们都比较相信官方的数据。所以他们提出，中国的人口早就已经出现了拐点，中国人口在减少。当然目前还没有到总量的减少，就是增长率在下降，他们估计若干年以后中国人口...
高王凌：不要忽视“农民欺负地主”
按：5月6日，由天则经济研究所领衔主办的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举行，历史学者高王凌先生应邀做在“历史学对经济学的挑战”阶段做主题发言。他说自己的独门暗器就是研究地租实收率。说包产到户是蔫拱、猫腻弄出的一个社会变动。他对于租佃关系的研究，对于“反行为”的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质是复兴传统因素 高王凌（历史学者）：要说到历史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也许应...
高王凌：新书《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
我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终于出版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太大的好消息，我和我的朋友盼望它好久了。 借用古人的说法，这本书即是“有一无二”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本，但这样子的著作，我恐怕是不会再有了。 也许，有这样一本就够了？ 我一生的研究，很是有限，就“学院式”的著述来说，是有三大块，一是“十八世纪”（包括乾隆），这是目前为止做的最漂亮的，但原本并没有这样看好它。二是...
高王凌：从清史对当代农村改革的一个解读
在历史学界，近三百年历史常常被分作三段：一．清史；一．民国；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兼修的学者很少。像我这样只修一头一尾的，也不多见（致为某些学者所讥）。比较多的，是从清代进入民国，或由民国转入当代。 至于学术的重心，在我经历所及，三十年间，也发生了由清入民（国），再入当代，热点迭次转移的过程。而我初到美国，当代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不算作“历史”的范围（这与国内情形不同）。 我的“一担挑...
高王凌：关于抗美援朝的博客
建国以来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 近日读到姚监复一篇文章:“建国以来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其中写道： 为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杜润生老人，在“六四”以后，对他的人生经历和党内斗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九十年代有一天，杜润生突然考我：“你说，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是什么？”我答道：“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决议中定的浩劫？”杜润生摇摇头后深沉地说：“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 杜老...
高王凌：治学方法一日谈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参加了若干学术活动，包括在几个大学讲学，见到许多学界的朋友。其间也不免“臧否人物”，一次对几位老同学提出批评：一，没有把自己的研究与“当下”打通（包括缺乏问题意识、题目似新而旧）；二，在研究方法上，没有什么创新，不足以代表新的一代。 说起来“大言不惭”，好像自己倒有几把刷子似的。于是不免扪心自问：小老高，你到底有什么“自己”的方法可吹？ 为梳理自己的想法，我想，也许可以从“法国...
高王凌：外国师爷和他的中国传人
两三年前，我写了批评外国师爷史华慈和他的中国传人的文字，发表在《读书》2009年第11期上。没想到过了这么长时间，还有人记着它，还写了反驳文章（《读书》2013年第3期），不是我的弟子说起，我也还不知道。 后来托清华的弟子买回来一本。据弟子说，这篇并不值得回答了。我读了读，确实淡不叽叽的。 当年在60天时间里（2010年11～12月），我连续发表近40篇短文，专门讨论所谓“天花板”问题。如今人家...
高王凌：这制度的病根儿是在哪里
“这制度的病根儿是在哪里”，此话似乎缺乏主语，说话的人是谁呢，就是赫赫有名的“两个局外人”，据他们说： Y：党内宪政体制设计涉及到一系列历史经验和常识。首先就是任何一个组织里面都有个最高权力，与此相应也有个最后责任。这里有条原理，那就是这个最高权力一定是不可分割的，最后责任一定是不可分担的，它一定要体现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我把这个称为党内权威的人格化。 但不幸的是，在国际共运史上，向来是重视平...
高王凌：回忆留美历史学会
在1980年代中期，我曾经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多时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事后，熟悉我的朋友把那段经历戏称为“一个国王在纽约”。除了专业上的收获之外，一个可以称道的事情，就是发起成立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了。它也给我留下了那么多的回忆…… 本篇中文本发表于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英文本发表于学会的刊物《The Chinese Historical ...
高王凌：我与发展组
我在清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但一个人是不是只有这一个“人生”呢，那就不大好说。譬如说我在插队时差点就“上梁山”，你相信吗？ 我的这一个人生，就跟清史关系不大，而且涉及时间很长，它始于1971年，距今有四十年历史了。与《求学偶得》不同，它还牵涉到许多朋友。 本篇初稿作于2010年，发表于《领导者》2011年6月号。 约翰·勒卡雷在他一部小说的开头写道，要想清点一段历史，必须知道“应由何处落笔”。写...
高王凌：杜润生与农村改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清史的时代”。整个九十年代，都与杜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包括反思农村变革三十年，“反行为”调查，以及帮他书写《自述》，大多数都属于“当代历史”（租佃关系研究在外）。在这个过程中，我向他学了很多，俨然成了他的“关门弟子”。其中有很多令人回忆的地方…… 本篇发表于《南方周末》2005.11.17。 回想起来，那还是在1996年，有一天杜老打电话来，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