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且说宽容
世界历史中的宽容 翻开历史来看，凡是人类组合成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地方，在对待他人、管理公共事务和处理国家、民族的相互关系方面，都存在着宽容与狭隘、宽容与严酷、宽容与刻薄这两种态度的分歧和斗争。而文明程度越高的个人、群体和社会组织就越富有宽容精神。在这个问题上，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大同小异的。不过，社会历史并不象庸俗进化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直线发展，而是有进、有退、有反覆的。尤其是...
标签归档: 林牧
林牧：且慢告别
世纪之末吹来一阵告别之风，有人要“告别主义”。有人宣布“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要告别意识形态，王蒙先生提出“不争主义”。那是要同一切争论告别。李泽厚、刘再复先生写了一本《告别革命》的书，提出一系列必须和如何告别革命的论点。这样看来，在近代次第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主义、争论，意识形态以至革命，都要随着本世纪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了。那么，下个世纪人类是否会进入一个无意义、无理想、无争端的太虚幻境呢？到了那个世...
林牧、党治国：强化民主国家的国际联盟
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初期，前苏联集团解体，东欧、中欧、中亚20多个国家建立民主制度以后，民主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文化学家塞缪尔·亨延顿在1990年断言：“现在是建立民主国际(Demintern)的时候了。”进入21世纪，享延顿的理想变成了现实。2001年，全世界民主国家在波兰华沙发表了《华沙宣言》，建立了“民主共同体”（the Cumunity of Demo...
林牧：评李泽厚的“乐感文化”
近年来，李泽厚先生在国内外都发表了一些抨击中国民主运动和宣扬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性言论。本文作者在《中国知识份子的病态》一文中曾经浅尝辄止地揭露了这位哲学大师的“人格依附症”。其实，稍微研究一下李先生的学术著作，就不难发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一脉相通。他的一度脍炙人口的学术观点，例如：“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等，是粉饰历史，为统治者开脱责任和唱赞美诗的。这里先对他...
林牧：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共同妥协”
传珩君： 7月25日来信收到。看来，我们的讨论还需要进行下去。因为我对现 在讨论的问题并没有弄清楚。还需要在讨论中，在对方的启发下来解 决自己认识上的矛盾和含混不清的地方。 我这个人，既执着又不太固执。在维护大的政治信念和维护个人独 立、尊严这一方面是执着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 杀不可辱。”在具体观点上是不固执的，是易变的。这可能同我的出 身有关系。我的政治观点，不是在学院里形成...
林牧：马克思反对文化专制主义
据传，有的领导人杀气腾腾的抨击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政治问题一旦出现，就要严厉打击”。他还谴责前苏联领导人“背离乃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等等。 起先，我不相信，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曾经寄以良好期望的领导人会讲出多年没有听到的“文革”语言。近来，中共中央宣传部规定了20几个“不准”，湖南长沙市国安局跨省拘捕了著名的网络作家师涛...
林牧：论生存权
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次强调：“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这个命题，可以成立，无可非议。《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国际公约，也把生命权或生存权摆在首要地位。因为人类总是先要生存，然后才能享受到其他权利和自由。不过，一九六八年的联合国《德黑兰宣言》和一九七七年联合国《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又指出：“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互相依造、不可分割的。”生存权同其他人权的关系，自然也是如此 同生存权直接依存的人权包括： ...
林牧：论人权与国家主权
中国政府的《人权白皮书》提出：“人权问题本质上是属於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认为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於人权问题的主张，实际上是要求主权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放弃国家主权，这是违反国际法的。” 上述论断到底对不对？让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人权与国家的关系： 就国家的起源和功能来说，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国家学说，即：国家主义（包括党高於国家的党权主义）和民主...
林牧：论发展权
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反复强调“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的同时，又一再强调“发展权”。中国政府的《人权白皮书》指出：“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察访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最重要的人权。”处於发展中的国家强调发展权，这是完全必要的。一九八三年，联合国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就已经确认了发展中国家特别关注的“发展权”。不过对於“发展权”也要正确理解和正确执行。 首先，人民追求的发展权，主要不是本国经济、...
林牧：两进两出
两进两出，指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两进两出。第一次出来，是被打倒扫地出门的。第二次出来，是政见不合，被迫出来的。 “四人帮”覆灭之后，华国锋提出“抓纲治国”的方针，就是要抓住“揭发批判”“四人帮”这个纲来治理中国。邓小平，胡耀邦主张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赞成“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他们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方针，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和搞乱的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返...
林牧：“历史是人民写的”吗？
刘少奇在受到残酷迫害时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个话，又对又不对。 写历史，可以有3种含义：1种是创造历史；1种是用文字书写历史；第3种是评价历史。 人民创造历史，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1条原理。它的根据是：人民群众是物质资料的创造者，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可是，生产力决定论并不完全正确。政治权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就连物质资料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方式，也是由政...
林牧：立足中国说人权
人权（human right），就是一切人都有的权利。最先提出“人权”这个词的，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意大利杰出的诗人但丁（1265-1321）。他和他所代表的文艺复兴运动，猛烈地抨击了以神权和皇权为中心，压抑人的地位、价值和欲望的欧洲中世纪的传统观念，提出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自由与权利。1628年，英国议员通过国会向国王递交的《权利请愿书》中，首次在官方文本中使用了“人权”一词，并在167...
林牧：宽容的对象和条件
宽容是民主的要义，但不象胡适先生所说”是第一要义”。现代民主的第一要义是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为了在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实行多数裁决又不伤害少数的民主制度，自然需要人与人之间在平等条件下的互相宽容。如果没有宽容精神，就可能发生民主防害自由，或者人人各自坚持其个人的特殊权利和意见，而不能形成多数人共识和多数裁决的局面。 由此可见，宽容精神是以人人平等为...
林牧：教训中宣部
中宣部罗织罪名 二○○六年一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通过《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命令国内闻名的、多次获奖的《冰点周刊》停刊整顿，不久又决定该刊于三月一日复刊，但却撤了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的职务。李大同被撤职的罪名是：在《冰点周刊》发表了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此文在肯定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满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前提下，批评了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歌颂义和团杀洋人、反洋教、烧教堂的...
林牧：恢复“保障人权”的神圣地位
“ 9·11”事件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人权，似乎不兴时了，被漠视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反恐的战争和战斗中侵犯本国和外国平民的人权；另一方面，对于恐怖主义以外的人权问题，很少关注。以中国为例，自2003年以来，维护人权的活动如火如荼，遍及中国大陆的各个阶层：农民在维护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并争取同城市居民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城市失业、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在争取工作权、劳动报酬权和社会保障权；城市...
林牧：胡耀邦思想初探
胡耀邦，不是一个学术理论工作者，他并没有构建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或学说。他是一个好学深思、勇于实践而又能够不断革故创新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改革家。特别是在他的政治生涯的最后十年，思想和实践趋于成熟，在“拨乱返正”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他运用了前人积累和自己创造的先进思想和战略策略。这一笔精神财富，不仅在第一个十年改革中起了重大作用，在中国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和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的水平和我...
林牧：“反右倾”戏中有戏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五）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明确提出要克服缺点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首先肯定了1...
林牧：暂时的缓和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四） 1958 年11 月2 日 至10 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11月 21日至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接着又于 11月 28日至 12月 10日，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以上两次会议统称“武昌会议”。 1957年 2月 27日至 3月 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
林牧：在“大跃进”运动中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三） 我这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是在“大跃进”时期。我有责任对历史作出如实地交代。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 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首次提出“在生产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在关于这篇社论的一个批语中说：“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12月4日，国家计委传达毛泽...
林牧：反“右派”斗争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二）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像一场倾盆大雨，浇灭了我仅仅燃烧了七年的共产主义革命狂热，唤起了自由民主思想的复苏。当时的老干部，有不信的，有半信半疑的，有相信而不赞成赫鲁晓夫加以揭露的，总之，反感的占大多数。我毕竟是新党员，迷信不深，而且有自由民主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渊源，没有反感，反而有如释重负之感。对于随之而来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我都是欢迎的，...